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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这一时
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老子、庄子等。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强调人性的善良和修养的重要性；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不争斗；庄子则提出了“自由自在”、“逍遥游”的观念。
2.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行动，儒家学说受到了压制。
然而，汉朝时期重新重视儒家学说，并将其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此后几个世纪里儒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学说。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是
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转折点。
道家、佛教等思想逐渐兴起，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冲击。
荀子和王充等儒家思想家反对佛教的来临，而道家思想与佛教形成了一些契合点，并出现了新的哲学理论。
4. 唐宋明清时期（公元618年-1912年）：这一时期，儒家学
说再次成为主流，程朱理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朱熹的理学成为主流，并影响了明清时期的政治和文化。
同时，佛教和道家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哲学思想体系。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儒家的创立和兴起、
道家、佛教等其他思想的兴盛以及程朱理学的盛行等多个阶段，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哲学传统。
"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阅读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
很难说这些人说的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
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不能说这些人说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
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不能说它是入世的，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
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
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
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
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
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
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
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
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
照柏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
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
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
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
正如金岳霖指出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
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1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对于宗教的认识是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即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等。
可以看出任意一个伟大的宗教内核必定有一个哲学体系的加持。
现实中对于宗教的贬低化应该是片面地只看到了宗教的迷信层面而未注意到它的教义、礼仪和体制。
因此冯先生描述哲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系统性，其二是具有反思性的。
人作为思考主体进行思考的时候，经常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限制和影响，特定的生活中，体悟生活和生命便会有特定的方式。
所以在哲学中会有一定的强调、一定的省略，组成了哲学的特点。
而中国的哲学之所以发展至今日，与其中国的背景因素不无关系。
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背景，冯先生在第二章开篇引用了《论语》（《雍也》第二十一章）里的孔子的一段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冯先生引用此话将中国文明与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来）做对比，希腊文明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身处于地中海，扼守连接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咽喉。
因此从古希腊从开始至雅典时代，对于商业十分看重，除了有北面的山区，其中有马其顿人、色雷斯人，雅典的城邦面临大海，有着海洋民族的特性。
而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只有一面靠海，而且从古至今中国人下远洋的次数并不多，例如徐福东渡到日本为秦始皇求丹药，还有作为中国远洋团队上的创举郑和下西洋。
因此东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是土地式文明，而非海洋式文明。
开篇的山和水是不是有可能分别暗指的便是中华文明比做乐山，更为静态，西方的动态的海洋文明比做乐水，更为动态。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
因此在古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在中文里，“普天之下”和“四海之内”都是表示“世界”。
但是对于希腊人，一直处于海洋国家会不明白，居住在“四海之内”（比如说，住在克里特岛上），怎么就是住在“普天之下”。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
简述中国哲学观——章平平中国哲学并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洋溢着科学的智慧，更多的是人文思想。
而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它始终依附于政治而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哲学思想是脱离政治而存在的。
这点在很大方面区别于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在很多方面是在治学和科学实践方面的。
像检验论，心理学等。
当然，他们也不缺乏政治方面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部强有力的政治哲学。
而今天，我要讨论的，还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简要发展史。
中国哲学萌芽于夏殷周时期，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在夏殷周时期，所谓的中国哲学只是一种神权统治观念。
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说是一种哲学，只能说是一种意识，但是他确确实实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像商朝，便设有“巫”这种职位，君王在做重大决策前都需要请巫来占卜。
还包括一些图腾的出现，都是神权统治观念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九家十流，百家争鸣，其中最为提出的便是儒墨法道。
我只是稍微讲解一下儒法道。
春秋战国儒家学说仁：仁在中国是一种含义极为广泛的道德范畴。
而我想要明白的是，它到底是属于哪种范畴，究竟是内心情感还是一种人格塑造，是道德意识还是一种人伦纲常？再通俗点说他是一种心理学还是一种社会文学？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就是有多种的。
首先，仁本指相互爱人，例如“樊迟问人。
子曰：‘爱人’”。
而在爱人方面，就我个人而言，可能与当时的殉葬制有关。
在频繁出现活人陪葬的时代，孔子能提出仁者爱人，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当然这种爱人也是区别于墨家的兼爱。
兼爱是无差别的爱，而仁爱是种有差别的爱。
兼爱不分亲属厚薄，不分贵贱贫富，不分任我彼此，爱人就是要远施周边，尊卑长幼都要互相爱护。
而仁爱，它建立在长幼尊卑顺序上，涉及君臣上下，亲疏有别等关系上。
这是种有等级的爱。
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是平的了，那就没有尊严，没有敬畏，那就没有秩序了。
再有他也是一种道德行为意识，最有名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中国哲学的七个发展阶段
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1. 先秦时期：这是中国哲学的起源时期，包括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等。
这个时期的哲学主要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了伦理、政治、道德等问题。
2. 汉朝时期：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国家采用儒家经典《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并通过科举制度将儒学教育普及到全国各地，进一步巩固了儒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3.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中国陷入动荡的分裂局面，各种思潮纷纭涌现。
佛教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道教也开始兴起，成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体系。
4. 唐宋时期：这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儒家思想在这个时期迎来了复兴，并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如程朱理学。
同时，在佛教与道教的影响下，出现了禅宗、心学等新的思想流派。
5. 元明时期：元朝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期，儒家思想受到重挫。
明朝建立后，儒学再度复兴，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思想流派，如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朱子学等。
6. 清朝时期：这个时期，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
但西方的科学与哲学开始传入中国，给中国哲学带来了新的冲击。
7. 近现代时期：中国哲学在这个时期面临了更大的冲击和变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思想自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思潮与学派，如新儒家、新文章等。
这七个阶段标志着中国哲学从起源到现代的发展历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与成就，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中国哲学—搜狗百科综述据先秦史料记载，上古中华祖先们创造了“河图洛书”，表达对宇宙世界的认识。
伏羲氏继承和发扬了河图洛书包含的哲学思想，创造出八卦图形，表达万事万物的时空和阴阳之道，成为中华哲学的源头。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
先秦即始于夏代止于秦代以前的中国哲学。
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
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
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重要一页。
天道观即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
因其围绕着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不同理解而展开论辩，故称天道观。
先秦各派哲学都依自己的天道观立论。
商统治者将天人格化，视为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
祭祀、征伐、田猎、行止等都以占卜的结果行事，表现出唯心主义世界观。
《尚书·洪范》记载殷代贤人的言论，一方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观念，同时认为五行为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
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及万物间的联系和变易，在神秘的形式下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西周灭殷后提出“天命”观念，主张敬德保民以顺应天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为的作用。
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之气的运行说明地震现象；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这都表明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末年的孔子肯定天命，但同时少言天道，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战国初墨子反对天命，但主张天志。
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尽管学术界对老子“道”和“无”的含义至今仍有争论，但老子的观点毕竟将中国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哲学发展详细脉络
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原始社会时期：古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等。
2.先秦时期：中国哲学的形成时期，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派。
儒家主张仁爱、礼法，强调个人修养；道家主张无为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强调公正正义；名家主张辩证方法，强调实用主义；法家主张法治，强调政治权力。
3.汉魏时期：儒家逐渐成为主流学派，形成4种经典：《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从此儒家的学说进一步体系化。
4.唐宋时期：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形成中观、成唯心派、华严宗、禅宗等。
此外，道家也逐渐发展出全真道、碧霞洞、五斗米道等。
5.明清时期：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兴起了理学、心学、气学、真理派等。
其中，理学强调爱国、修身和忠诚；心学强调“知行合一”、“格物致知”；气学强调阴阳五行、术数等；真理派强调实证、实用主义。
6.现代时期：自19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开始与西方哲学接触，形成了许多新兴学派，如大陆学派、新儒家、新庄学、民族学派等。
其中以大陆学派最为著名，
该学派主张批判传统知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实践第一”的观念。
总之，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充满启迪、丰富多彩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宇宙和人类自身的思考，同时也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导读一1、胡适对哲学的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2、胡适对哲学的界定（1923年修订）：“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可普遍适用的意义。
”3、哲学应包含几种大的问题：①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②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③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④怎样才可以使人有知识⑤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⑥人生究竟有何归宿4、哲学史学科的任务：①明变，弄清古今哲学思想变迁的线索，这是哲学史的“第一要务”②求因，不但要弄清哲学思想变迁的线索，还要弄清发生这种种变迁的原因（1）个人的才性不同（2）所处的时势不同（3）所受的思想学术影响不同③评判，明变、求因之后，还要对各加学说做出评判，使人了解其价值所在学说的效果大概有三个方面：（1）对同时代和后来的思想发生何种影响（2）在社会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3）可以造出怎样的人格来5、世界哲学可分东西两大支：①东支：中国、印度两系②西支：希腊、犹太两系6、中国哲学史分期：古代哲学、中世哲学和近世哲学7、哲学史史料的范围：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其哲学思想的真面目8、史料的“原料”与“副料”：①原料：哲学家本人的著作②副料：他人著述中提供的相关材料9、寻找证据的几个方面：①史事的真伪②文字的特点③文体的特点④思想的鉴别⑤旁证10、整理史料的方法：①校勘②训诂③贯通11、建立中国哲学史科学的必备条件：①搜集资料②审定史料的真假③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④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二1、蔡元培称赞此书四大长处：①证明的方法②扼要的手段③平等的眼光④系统的研究2、书中体现的方法：①证明的方法②剪裁的方法③分析的方法④系统的方法（最根本）3、全书的系统的结构：作者非常重视考订作者生平，依据考订的结论，定其时代先后，在指出各家各派哲学与其对应时代的关系的同时，又指出前后递嬗和互相影响的关系三1、名学方法2、名学方法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固有的内容，被看作是古代各家各派哲学的中心问题3、由于把名学方法视为各家哲学的中心，视为古代哲学发展的主线，书中往往将古代哲人的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人生哲学也都与其名学方法挂上钩，以其名学方法统贯起来4、胡适过于重视知识论和逻辑的内容，从此角度切入其他，这种方法会发生主客关系倒置四此书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1、它标志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2、实证史学的奠基之作3、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此书的不足之处：1、认为以知识论为中国古代哲学之“唯一的观察点”，忽略了中国古代哲人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不免失之偏宕狭隘2、对各家各派哲学思想的来源，其思想的背景交代不够充分和不够正确3、以实验主义为基准来研究中国哲学，常有强人以就我的毛病实际上，此书最大的不足是没有真正突出中国古代哲学自身的特点第一篇导言1、哲学的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中国哲学”能成立吗？黄玉顺这本来是一个老话题了，可是迄今为止还远远不能说就已经解决了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哲学’，始终是萦绕在国际学坛的一个大大的疑问，而国内学术界亦多有附和者”；这是一个“关涉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
[i] 这就严重了，严重到了要砸掉我们这些以研究中国哲学为职业的人的饭碗的地步！一我们当然是不同意这种论调的。
何以见得？因为当人们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样的问题时，他们的提问本身就存在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哲学”概念，其实往往就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况且西方的哲学范式本身也不是那么单一的，而提问者所认同的往往只是西方的理智主义传统的哲学观念。
然而这样的理解是远不足以概括“何谓哲学”这个问题的。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们知道，胡适是一个西化派；但当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显然是肯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的。
关于“何谓哲学”，胡适在该书中开宗明义便界定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ii] 哲学的定义之多难以记述，胡适的这个定义今天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根据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思想中当然是不乏“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的。
但是，在“今天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这个问题上，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一种常见的情形就是以为：假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选出来，用现代哲学的理论系统的形式来叙述它们的内容，似乎这就是“中国哲学”了。
所以冯友兰先生就说过：“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iii] 其实这仍然是一种“以西律中”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做“从根本上着想”？这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
按冯友兰的提法，“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
[iv] 这个“道理的道理”的说法却很别致，但也颇费猜详。
是否“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便是说出“道理”，“从根本上着想”便是说出“道理的道理”？这仍然不能解释我们对“从根本上着想”的疑惑。
不过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思想是来自西方新实在论的，按照这派哲学，“说出道理的道理”其实就是逻辑。
[v] 可不是吗？讲任何道理，都得用逻辑这个道理。
这当然未必符合胡适心里所想的“从根本上着想”的意思，胡适所推崇的哲学方法被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不过这“求证”的途径却有两条，一条是经验证实，另一条就是逻辑证明。
所以，把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提出来，似乎哲学的标准确实就是逻辑。
我们姑且承认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那么“中国哲学”还能不能成立？显然，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不是有逻辑性，是不是“合乎逻辑”的东西。
无可否认，中国人自己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逻辑学那样的玩艺。
但如果据此就断定中国古人的思想不合逻辑，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就等于说，在最早建立西方逻辑学的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人的思维是不合逻辑的。
这显然很荒谬。
打个比方，告子说过：“食、色，性也。
”[vi] 吃和性都是人的本性。
难道在没有出现食谱之前，人都不吃食物？在没有建立性医学以前，人都没有性生活？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
”思维是心（脑）固有的功能，也是人的一种本性，我们也可以说，思者，性也。
而思维就有逻辑，因为所谓逻辑也就是思维的客观规律，它是客观存在的，是思维所固有的。
而逻辑学不过是对思维规律的理论总结，而非人所固有的思维规律本身。
因此，难道没有逻辑学就没有合乎逻辑的思维吗？如果说中国古人的著作没有逻辑，那么甭说外国人、甚至现代中国人也都不可能理解它们了。
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能够理解它们。
其原因很简单，我们跟它们的作者有同样的思维逻辑。
二更何况我们大可不必接受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因为今天的人一说到“逻辑”，心目中所浮现出来的还是西方的逻辑学范式。
我们可以对“从根本上着想”有我们自己的另外一种看法：这种“根本”的东西，其实就是中国所谓“形而上者”。
所以，通过对“形而上学”这个短语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对更高层级的中、西哲学的共通本质有所把握。
“形而上学”本来是地道的中国货，出自《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用它来翻译西方最根本的哲学，是再精确不过的了。
中国哲学就是研究那形而上的“道”的。
那么，什么是“形而上者”？“形而上学”是对Metaphysics的翻译。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把他关于“第一哲学”的著作编在一起，名为Metaphysics，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亦即编在自然科学著作之后。
显然，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看来，“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所以，我们可以把哲学跟科学相比较而加以理解。
通常认为，“形而上”指无形之道（抽象道理、规律、本质），“形而下”指有形之器（具体器具、事物、现象）。
例如孔颖达讲：“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
”[vii] 这样说来，科学研究的是有形的东西，而哲学研究的则是无形的东西。
其实这是不对的，科学同样要研究无形的东西，哲学同样要研究有形的东西。
这里“形”是一个中介，形上、形下都要从“形”开始，由有形而至于无形，亦即由具体（事物）而至于抽象（道理），科学、哲学莫不如此。
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无形的，“形而上学”（哲学）与“形而下学”（科学）都要寻求无形之“理”，而且都要由“形”出发，由“形”而后“上”，由“形”而后“下”。
所以，哲学与科学之区别不在对象上，而在“理路”上：一个是“往上说”，一个是“往下说”。
这是“真理”在向度层次上的区别：科学所知之理，是往下说；哲学所知之理，是往上说。
这“上”与“下”的区别，我们可以拿科学的“公理”（axiom）来作为一条中间的基线。
对于科学来说，经验的归纳层层提升，但始终在公理以下；逻辑的演绎级级下推，当然更始终在公理以下；而对公理本身以及公理以上，科学采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
但哲学则不然，它恰恰要从公理往上说，也就是说，它就是要追问公理本身。
举例来说，科学研究这个客观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本身的客观存在它不问的，这是作为科学的前提的“存在公理”；然而哲学却要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在？何以在？我们知道，康德就是把这个世界归结为不可知的、只是作为逻辑假设的“物自身”。
再如，科学和哲学都研究所谓“人性”，但是它们的理路截然不同：科学只是解决人性“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然”；而哲学则更进一步解决人性“何以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所以然”。
比如《中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天命之谓性。
”所以，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科学的规律就是“道理”，公理就是“道理的道理”；科学追寻规律就是“说出道理”，哲学追问公理就是“说出道理的道理”。
当年张东荪说得好：“我以为科学好像芭蕉一样，一层一层皮叶长大起来，自然一天一天肥厚了。
而哲学则是对于已成的芭蕉来一层一层剥下来。
所以科学是顺进的，而哲学是逆进的。
科学是经验的堆积与知识的开拓，而哲学则由开拓而逆探其原始，由堆积而返窥其起点。
”，“即以科学的假定而为向后退的返省……这种剥蕉是愈剥愈赤裸，愈赤裸则愈直接”。
[viii] 这也就是“从根本上着想”了。
这使我们想起老子的话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科学便是“为学”，哲学则是“为道”。
中国哲学正是“为道”——天道，地道，人道。
《周易·系辞传》说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就是这个意思。
三以上所谈的其实是中国哲学的内容方面，现在还有个形式的问题。
我们且回到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说法上去。
所谓“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其实也还是用西方哲学的形式来规范中国思想的内容。
这样一种做法，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我们“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ix] 有人说中国无哲学，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不符合西方哲学的标准、尤其形式方面的标准。
按此标准，所谓“中国哲学”至多只有“中国现代哲学”而已：迟至1902年，《新民晚报》一篇文章首次用“哲学”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1914年，北京大学首次设立“中国哲学门”（后来蔡元培把它改为哲学系）；1916年，谢无量首次出版了一部《中国哲学史》；1919年，胡适出版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更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
当然，此所谓“更名副其实”，也只是“副”的西方哲学的形式标准之“实”。
但我们好歹总算有了自己的哲学，虽然未必堪称“中国哲学”。
所以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出现关于有无“中国哲学”的质疑，“其主要原因在于混淆了哲学思想、观念与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理论之间的界限。
我们民族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的民族，但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哲学’，却是中西方思想接触交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阐释传统思想的结果。
”[x] 这似乎等于是在说，我们有哲学的思想内容，但没有哲学的理论形式。
我们的问题是：形式和内容是可以分离的吗？如果说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内容，难道它没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吗？西方哲学的形式，难道就是一切可能的哲学的形式吗？我们的回答还是否定的。
本来，“内容和形式”这样的对立划分就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产物，它出自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那时叫“形式（form）和质料（mater）”。
这种划分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把两者的对立绝对化就肯定是不对的了。
例如把张三和李四拿来对比，张三必有他张三的内容和形式（即个性和外貌），李四也有他李四的内容和形式，他们各自的形式跟各自的内容是符合的，否则，我们怎么能够一眼就把他们两个辨别开来？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相随心转”，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外貌会随着心理的变化而发生某些改变。
这确实是事实，因为身心是具有统一性的。
文化、哲学亦然，西方哲学必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中国哲学也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我们想起严复说过类似的意思：“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腑四肢；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枝叶华实。
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垄之功又废也。
”[xi] 用西方哲学的形式来规范中国哲学的内容，正如将马蹄放在牛身上一样不伦不类。
其实，关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内容及其形式，人们已经谈论颇多了，其主要表现为特别注重三大关系的探讨：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
它们其实很类似于西方哲学对于人与自然界、个人与社会、肉体与心灵的探索。
可见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其实有很大程度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大致对照如下：中国西方天人观存在论/人性论知行观认识论/知识论义利观价值论/伦理学名实观逻辑学/政治学群己观伦理学/社会学当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为《天演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为《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为《群己权界论》，《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为《穆勒名学》等等，都是这种对应关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