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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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知识100问(一)一、方志是什么?当代人们对方志是什么可归纳为四种说法,即笔事说、文本说、事业说和著述说。
笔事说对“方志”一名大都作这样解释:“方”者地方也,“志”者记述也。
“方志”者地方之记述也。
文本说以直观感觉为依据,认为方志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本。
例如,《中国地方志大辞典》在“方志”辞条下写道: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各方面的书籍。
”事业说是萌芽于民国,形成于当代的新观念。
例如,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新编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思想建设事业”,“是一项新兴文化建设事业。
”著述说认为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
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给地方志下的定义是:“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科学文献”。
以上四种说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道理。
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即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地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个地域人类活动的总体史。
二、毛泽东同志怎样重视地方志工作?在战争年代,每解放一个县城,毛泽东总是要找当地的县志看。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自己调阅了大量的四川方志,还精选了部分方志,推荐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
同时,毛泽东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
此事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全国各地的响应。
三、江泽民同志怎样重视地方志工作?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地方志工作,他曾对修志的重要性作过全面的阐述,他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
【内容摘要】我国编修地方志延续了2000多年,据统计,历代存下来的旧志书达9000余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
从秦汉发轫以来,唐宋大体定型,至清而称极盛。
这是我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编修地方志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新编地方志在更加开阔的领域将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本文以山西为例探讨编修地方志的历史和新编地方志在当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地方志历史当代作用一编修和使用地方志历史悠久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的地方性百科全书,它以丰富的资料和特殊的价值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格外重视。
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曾视方志为“博物之书”。
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典籍,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称其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被誉为“一方之全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还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
古代的地方志,源于记载考察各地的历史、地理。
秦代以前偏重于历史,唐汉时期偏重于地理,宋以后史志合一。
历代存下来的旧志书达9000余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
这是我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精神财富。
田智红方志历史渊源和新方志的作用———以山西编修地方志为例山西博物院学术文集(2011年)我国地方志发轫于秦汉,成型于唐宋,造极于元明,到清代中后期形成编修地方志的鼎盛时期。
纵观古代编修地方志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
秦统一六国后虽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但仍下令各地官员上报地情资料。
汉魏六朝时编修地理志、郡书、都邑志已有较大的发展。
到隋唐,编修地方志成为官方的一项要务,强调“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书成为各级当政者必读的典籍。
清朝时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曾亲自过问修志、用志大事。
当时的统治者,视地方志为“资治之书”、“致用之书”。
论方志的著述性摘要:加强志书著述性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志书科学性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志书阅读性的可靠保障,是志书不断创新的有效措施,是增强方志学术性的重要手段。
志书缺少著述性的主要表现是缺乏著述意识,对“述而不作”理解不够;缺少总纂意识,对志书总纂不够;缺少学术意识,对志书的学术性理解不够;缺少“科学的资料书”意识,对方志是“资料书”的观点理解片面。
增强志书的著述性方法很多,一是加强科学性,提高志书科学水平;二是加强学术性,提高志书学术品位;三是加强资料性,提高志书史料价值;四是加强可读性,提高志书应用价值;五是加强地方性,提高志书地方特点。
关键词:方志著述性学术性随着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不断深入,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方志的著述性日益引起方志界的重视,《黑龙江史志》《方志天地》《陕西地方志》《天津史志》《中国地方志》《福建史志》《河北地方志》《广西地方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方志的著述性、学术性方面的论文。
仅苑广才先生一人就相继连续发表了3篇有关加强和提高地方志著述性的论文。
方志的著述性已成为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的重要标准,成为衡量志书体现学术性如何的重要尺度。
一、什么是方志的著述性欲明方志的著述性,首先要明方志的体例。
关于方志的体例,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就已分为著述和纂辑两派,形成著述体、纂辑体两种体例。
著述体“即撰述体,是志书撰写方法之一种。
志书和史书均有撰述和记注(比类式编纂)两个体系。
著述体主张修志要根据资料撰写志书,不以广征博采为贵。
它有别于编次资料的编纂体(即比类之法)。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主张修志立‘三书’,其中之‘志’即用著述体撰述。
”(《中国方志大辞典》董一博主编,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杜出版)纂辑体,亦即记注体,它是“按照一定体例和要求,将材料分门别类编纂起来。
对引据之书,录原文,不另作注”的一种编纂方法。
(同前)著述体主张方志记述,无一语不出于己,即全部以自己的语言编纂志书,对资料进行分析,锤炼成文,系统地重点地反映事物发展的情况。
地方志的性质、功能、特点地方志的性质、功能、特点1、性质:资料性著述。
2、内容: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既反映历史发展,又呈现现实状况。
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灾异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称为一方之百科全书。
3、取材范围: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如《祁县志》即记祁县现行区划范围的事情。
驻在祁县的国家、省、市管单位,行政上虽不属祁县管理,但处在祁县地域,应在记述范围。
4、功能(作用):古称存史、资治、教化,今引伸为存史、资政、育人。
存史就是记载当地历史并传之后世;资治就是帮助当政者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并以次作为主政的历史借鉴和制定决策的参考依据。
因为自从隋朝实行地方官吏回避制度后,一直到明清都是不让当地人在当地做官。
地方官到一地任职,必定要翻阅地方志了解当地情况;教化即教育,就是通过阅读地方志,自觉不自觉地会受到爱国、爱乡的教育。
今天,又有学者提出了交流的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要实行经济全球化,国家要实行对外开放,从地方上来说,要加强开放力度,引进外资,扩大交流,要走出去。
地区之间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志书可以让外地人全方位地认识本地、了解本地,提高知名度。
所以,志书的功能今天越来越多样化。
有关志书在各地政府招商引资中所起的作用的例子已经很多。
5、记事时限:即志书的时间界限。
如这次《祁县志》就是从1978年1月1日记起,到2010年12月31日结束,不能超越时限。
6、目的:地方志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即通过记载自然、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变化,反映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当今状况,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服务。
历史变迁:写清某一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起伏,反映事物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历史轨迹。
当今状况:各项事物在志书下限,如祁县2010年底呈现的状况。
例如:记祁县1978年起的行政区划变化,必须反映1978年时实行的是社队制,有多少个公社多少个大队,各自的隶属关系,之后有什么变化,即调整、增减情况;到1984年改乡镇村制,有多少乡镇多少个行政村多少个自然村,各自的隶属关系;之后有什么变化,即调整、增减情况,特别是2001—2002年的撤乡并镇之后乡镇的重大变化情况,移民并村后,行政村、自然村的变化情况以及隶属关系等;最后交代清楚到2010年底的乡镇村变化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前言本稿拟对前近代中国史的后半部,即宋至清中期约九百年间的研究现状与课题试作一综述,其中不仅叙述日本方面的研究,亦就管见所及,言及国际性的研究动向。
从时期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又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政治状况及“近代相对化”的文化潮流中,研究者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以这20年来的动向为中心,同时亦涉及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的长期展望。
还有,我是专门利用汉语文献进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而本稿应涵盖的研究范围,无论从时期来说,还是从使用的语言来说,都大大超出我的能力。
凡超出我能直接把握的那些部分,则参考了各领域专家所整理的研究动向①,当然,本稿论旨之责由我来负。
一史料状况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
宋至清史研究的史料状况,可以说这20年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其变化之一,尤其是有关清代的庞大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
所谓档案,狭义来说指官文书,广义来说也包括契约文书等地方私文书,而不论哪一方面,研究者所能利用的史料数量都有飞跃性的增加。
20世纪明清史研究中,以一直被广泛利用的《实录》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官方编纂物及地方志、文集之类,当然现在仍未失去其重要性,而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档案的利用,近年来惊人增加,说清史研究迎来了“档案时代”亦不为过。
紫禁城内所保存的明末至清末的中央档案,渡过了民国初年散佚、毁灭的危机,20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开始整理,后来主要由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负责的整理出版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70年代后半期以来,北京和台北双方陆续出版了奏折、起居注、上谕档、题本等大型系列。
以特定的专题为主汇集相关档案而印刷的资料集,亦出版很多种②。
用缩微胶卷和数字光盘也可得到这类资料。
除中央政府的档案之外,近年来进展迅速的是地方衙门档案的利用。
台湾的淡新档案早已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陆开发的四川巴县档案和北京的顺天府档案等府县级别档案亦引人注目,经过整理为研究者利用成为可能。
地方志的发展简史及属性特征与功能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文献形式,记录着特定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地理等各个方面的信息。
它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同时也是了解一个地区的重要途径。
地方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当时已经有地方志的雏形。
然而,地方志的发展真正起步是在明代,明代的地方志首次以“志”作为刊名,并体现了自编者对于地方史料收集、整理、编纂的一种完整、系统的观念和方式。
地方志的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志是一种地方性的文献,记录的是特定地区的情况。
地方志一般以一个地方的名称作为书名,如《山东通志》、《安徽通志》等,清代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以省或道为单位编纂。
再次,地方志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性文献,记录的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学科领域,因此它既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
最后,地方志还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它记录了大量的地方性信息,包括地名、人物、事件、制度、风土人情等。
因此,地方志在社会调查、学术研究、文化保护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地方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志是一种以实物为凭据的文献,它是通过对实物的观察、采集和整理而形成的。
这些实物包括建筑物、图书、地图、碑刻、文物等,通过对这些实物的研究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
其次,地方志是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文献,它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情况。
因此,地方志的编纂和内容都会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再次,地方志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个别性的文献,它既反映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经验,也反映了具体地区的特殊情况。
因此,地方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还可以帮助我们解答一些具体问题。
最后,地方志是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文献,它通过对各种实物和情况的整理和分类,呈现了一个地方的全貌。
因此,地方志不仅是一种地方特色的文献,也是一种整体化的文献。
地方志的基本特征与纂修方法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很早即誉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既然被称为文明古国,就要有文明古国的标志,长城、大运河、故宫、秦始皇兵马佣、三星堆等都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除了上述中外闻名的古代建筑和遗存之外,代表我国古代文明的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
我国是世界上古代文献保留下来最多的国家,有说十余万种,有说二十多万种。
不管多少,这些典籍都是我国的巨大财富。
之所以我国能将大批古代文献完整的保留下来,应当归功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而我国正是这两项对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国。
我国传流下来的古代典籍内容丰富,种类繁冗,其中既有史书、地理书、兵书与农书,也有政书、类书、天文书与占卜之书。
除上述典籍之外,在我国的古代文献里,还有一种特殊体裁的书籍——即倍受瞩目的地方志。
在我国现存的古籍当中,有人估算府志、州志与县志约占我国现存古籍总量的百分之十。
我国现存古籍有十万余种,就是根据现存记述府州县的地方志书数量推算出来的。
但这种统计仅限于府志、州志、县志,如果算上其他各种专志,地方志在我国现存的古籍当中所占比例将会超过百分之十五。
什么是地方志地方志到底是一种什么书,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属史书之流,有的认为应入地理书之列,也有的认为地方志乃“史地两性,兼而有之”。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修志以来,对地方志的属性,出现了很多新观点。
有的认为是“地方百科全书”(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有的认为是“行政管理科学的书”(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的认为地方志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方信息学”,为“地情之书”(刘伯伦《方志与信息》);而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说“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
”这些观点或标新,或立异,各执一词。
关于地方志的科学性问题的研究与探讨1、地方志作为系统记述经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纽带,是展示当代中国风范的载体,其科学性是勿须置疑的。
诚然,什么是志书的科学性?有人说“科学性就是利用现代科学观念,反映最新科学成果”;也有人说“科学性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
这些说法固然不能说错,但太笼统,不够贴切。
学术界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其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
据此,我认为“科学性就是客观实在性”的理解是较准确和贴切的。
2、这样,就把科学性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因而也就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一般说来,只要将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各要素横陈出来,再以时间顺序叙其变化,将观点与规律寓于记述之中的资料性著述,都应视其为地方志。
有了这种科学的理论指导,新编方志就会在实践中突飞猛进地向纵深发展。
3、如果这样来认识科学性不为不当的话,我觉得当前有些新编地方志中,存在一些对科学性注意不够的顷向。
为了提高志书的质量,就必须象注重思想性和资料性那样,充分重视科学性。
这里要特别注意和强调的是:一要注意客观事物的全面性,防止地方志书的片面性;二要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防止把地方志书编成流水账式的“资料汇编”。
这样做,就冲淡了志书的科学性,那就毫无意义了。
4、众所周知,源远流长的地方志堪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它与国史、家谱一起,共同传承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成绩显著,在各地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们需要加深对地方志科学性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编纂地方志这一科学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挥地方志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5、从客观存在的事实来看,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无不披荆斩棘,同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作斗争,遭遇过艰难险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
中国历代方志概述(二)作者:黄燕生明代明代建立初年,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明史·艺文志》)洪武六年(1373),又“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明史·太祖纪》)洪武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今言》卷一)洪武十七年(1384),再“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同上)。
据史籍记载,洪武间成书的全国区域志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3种。
《大明志书》修于洪武三年(1370),参修者有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6人。
主要内容是“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
”(《洪武实录》卷五十九)共记述当时12行省、120府、108州、887县,其区域“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
”(《今言》卷一)同年十二月成书后,朱元璋命秘书监印行。
这是明代编纂的第一部地理总志。
惜久佚于世,卷数亦无从考知。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传世明初刻本题刘基等撰,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记古今建置沿革之由。
”(《洪武实录》)是书曾于南雍刻印,并颁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
明永乐间,修《永乐大典》,于诸府州郡县每引该书,条叙建置沿革,可见是书专志沿革,是一部专志体的全国区域志。
《寰宇通衢》1卷,成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撰人不详。
据郑晓《今言》介绍:“书分八目。
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路;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
为驿九百四十。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
为驿七百六十六。
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作者:程方勇提要: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对方志性质的界定由传统方志学的属性认识发展到定义概括, 虽由《地方志工作条例》作出结论但仍持续进行学术性研讨。
参与研究的人员, 早先主要是学者, 之后逐渐以修志专家为主。
方志性质的研究推动了方志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
关键词: 方志性质方志定义概述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大致有四个重要阶段, 分别为启动期(约1981~1989 年) 、发展期(约1989~2003 年) 、成果期(约2004~2006 年) 、持续期(2006 年至今) 。
启动期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
当时, 首轮修志实践已经展开, 方志理论研究呈现出复苏的态势。
此时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老一代方志学者, 他们对方志理论的整理也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方志理论的总结, 尤其表现为对方志基础理论、基本概念的梳理与研究, 作为方志理论基本问题方志性质的认识与总结自然是他们下功夫较多的方面。
考虑到新编地方志的时代背景与编纂实际, 他们在厘定方志性质时, 并没有完全沿袭前人的观点, 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 对前代方志学家有关方志性质的认定作一定程度的否定, 其批判重心则主要集中于方志属性的确定, 及其与临近学科的关系界定。
1981 年,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及其成果———《中国地方史志论丛》①的结集出版堪为此阶段方志及方志性质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与代表性实绩。
在此次会议上, 谭其骧对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方志是一方之史‛、‚志即是史‛的看法展开批评, 认为这种观点是‚迂阔之谈, 并不可取‛, 指出‚自古至今, 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 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
‛强调方志横陈门类, 人与自然并重, 注重现状记述等特性。
②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一文从现代学科划分角度出发, 指出方志学和历史地理学可能有‚孪生的关系‛。
他系统探讨了方志演变的历史过程, 指出唐以前方志以述地为主,宋代之后, 随着述地记人两种功能逐渐融合于一书, 方志更多地记载典章制度, ‚史书的意义就更为浓厚‛, 其地理书的性质似乎有所削弱。
明清之后, 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由此, 他强调方志应该注意增强地理性, 首先应该揭示一个地区的本来自然面貌, ‚也就是方志所开始论述的那个时期的自然面貌‛③。
朱士嘉综合地理说、历史说, 重又阐述其于1935 年《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二》中为方志性质所作的论断, 即方志‚无异一有组织之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也。
‛④当然, 朱氏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成果的归并与调和, 他进一步指出: ‚地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著述。
它等于地方百科全书, 也是一门边缘学科,涉及8 中国地方志2009 年第 3 期①②③④此书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 中华书局1984 年出版。
此书所收论文分上下编, 上编为此次会议论文, 下编虽曰为解放以来全国报刊发表文章中之挑选者, 实则多为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作品。
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8 页, 中华书局1984 年版。
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 第1~20 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 年第2 期。
范围非常之广泛, 既反映了各个行政单位的天文、气候、地形、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以及动植物、飞禽、水族的生长、迁移、灭绝的过程, 又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 尤其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①此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将方志从简单的地理书、历史书之争议中解放出来, 从学科上谋求方志的独立, 大大扩充了方志的内涵。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还收录其他发表于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一些文章, 也论及地方志的内涵, 涉及方志性质, 但对于方志性质的判断皆以朱氏论断为基础, 或扩充, 或简化, 大多没有超越朱氏的论定。
如王燕玉《方志刍议》认为地方志与地方史、地理志不同, 是为‚囊括载记一区域的自然社会全貌者‛, 可以包含地理志、地方史②。
宋挺生《从我国的地方志谈我省的地方志书》认为: ‚地方志简称方志, 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书, 又不同于一般的地理书, 乃是综合记述一个地区自然面貌和人文历史全面情况的书。
‛③魏桥《谈我省修志工作中的几个关系》认为:‚方志, 又称地方志, 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典籍, 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
‛④黄炯旋《谈谈广东的地方志》认为: ‚地方志, 简称方志, 是记载一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文献。
‛⑤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指出: ‚地方志就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地区史地著作。
‛⑥来新夏《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一文定义地方志为: ‚记载一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纵横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的一种著述体裁; 是对地方情况进行综合性反映的百科全书; 是撰述历史借以取材的资料宝库之一‛。
⑦此定义认定了方志的著述性、综合性, 与朱士嘉的定义基本相吻合。
与此类似, 还有黄苇‚方志乃一方古今总览‛⑧。
董一博‚中国的地方志是一个地方性的百科资料宝库‛⑨等观点。
仓修良《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一文针对谭其骧、史念海的观点, 指出章学诚提出‚志乃信史‛乃是针对当时认为方志是地理专书的理论,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并非‚迂阔之谈‛。
并说: ‚地方志不等于地方史, 更不同于历史地理。
总的来说, 它虽然具有地方史的性质, 但内容却比地方史来得丰富, 记载的面远比地方史来得广阔, 而地方史的内容又比它来得专与深, 两者虽有相同之处, 却并不等同。
因此, 地方史既不能代替地方志, 地方志也代替不了地方史。
方志就是方志, 有它自己的特性, 决不能以地方史的尺度来要求, 否则编写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地方志。
‛他认为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风土、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著作‛, 具有‚亦地亦史的著作特点‛。
同时, 他也指出章学诚所说的方志就是地方史,‚但是时至今日, 当方志已经称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时候, 他的有些说法显然就不合时宜了, 特别是方志就是地方史的理论, 在今天看来就不太确切, 尽管方志仍具有地方史的性质, 属于史的范畴, 但决不能说是地方史。
‛还说: ‚我们今天也不应当再用章学诚的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来指导今天方志的编写。
‛•瑏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9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 年第2 期。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75 页, 中华书局1984 年版。
版本下同。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495 页。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516 页。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476 页。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392 页。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357 页。
黄苇:《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方志论集》, 第152 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董一博:《要重视编修新方志》,《人民日报》1982 年8 月23 日。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第324~330 页。
此外, 有学者仍然坚持传统方志学家对方志性质的论定, 如张舜徽指出, 方志是一种采用‚横的叙述方式‛的史书, 也就是古人所谓史书的‚旁文‛。
当然, 他也承认方志的‚地域性‛,认为方志‚以地区为中心, 专详于某一地区的风俗、民情、方言、古迹, 以及疆域、人物等等,其中又依时代先后叙述各事物的发展变化‛①。
再如刘光禄、胡惠秋定位方志为‚以地(行政单位) 命名、以地域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性史书。
‛而‚方‛ (即区域, 或行政单位) 和资料性是地方志书的基本特征。
但他们同时认为方志只是地方史书中的一种, 有自身特点, 不能等同于史书②。
可见, 他们并不完全拘泥于章学诚之学说。
葛剑雄则强调方志的地理属性。
他认为, 有人过于强调地方志的历史学属性, 重视社会现象, 轻视自然现象。
他指出, 古人的‚地理‛与今天的地理学的概念不完全一致, 当今地理学的成果已大大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 今天, 历史学者已不可能具有记载研究复杂地理现象的能力,因此, 地方志应包括科学的地理内容③。
还有少数学者如吴天骥既不赞成‚方志属地理‛, 也不赞成‚方志为国史羽翼‛。
他根据现代学科划分理论, 认为方志以一地区之整体为调查研究对象, 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 因此, 属于社会学④。
此一阶段为新方志修纂的开始时期, 很多方志工作者对什么是方志, 方志的性质是什么, 以及方志与历史的区别是什么等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缺乏了解, 老一代方志学家非常适时地对传统方志学加以梳理, 同时结合新方志编纂的时代特点, 介绍、分析方志性质, 方志与史、与地理书的关系等起到了普及、推广方志知识的作用。
基于此, 他们并没有就方志性质进行专门、深入的系统总结, 更多的是在谈到方志问题时, 通过下定义,或比较其他学科的方式, 一鳞半爪地论及方志的一些性质。
但是, 他们的论述无疑影响和推动了方志工作者对方志基本问题, 包括方志性质的思考与总结。
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下, 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彻底展开了。
1984 年, 薛虹在其《中国方志学概要》一书中回应于乃仁、黄苇的观点, 赞成地方志是‚一方古今之总览‛。
1985 年于希贤在《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一文中提出, 方志是‚政书‛, 修志的目的在于供地方官施政参考, 方志内容无论古今都是‚行政管理知识的总结, 是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的‛, 所以方志学属于‚行政管理学的独立分支学科‛。
同时,主张方志为资料书的有梁耀武、穆恒洲等⑤。
主张方志为信息书的有刘伯伦⑥。
刘辰、刘宜年等则认为方志是地情书⑦。
强调方志为资料性著述的不少, 除前述的已提到来新夏等, 王复兴、刘10 中国地方志2009 年第3 期①②③④⑤⑥⑦张舜徽:《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 载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总论》, 第99 页, 吉林省图书馆1981 年版。
刘光禄、胡惠秋:《〈方志学〉讲座》,《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 年第7~8 期。
葛剑雄:《编纂地方志应当重视地理》,《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3 年第5 期。
吴天骥:《论方志的性质、体例及编纂》,《江海学刊》1982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