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古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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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文字与书法研究

日本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文字与书法研究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三册是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的原图彩印资料汇编。

该书于2005年由二玄社出版发行,但仅在内部流通,因此,现在的研究成果零星分散,直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

笔者以三年时间完成对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原典图录的初步校录整理工作,本文涉及到的相关字形、题记、印章等皆是第一手资料。

全文以日本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228件我国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写本和日本传世写本作研究对象,从文字学与书法学两大角度着手进行系统研究。

本文共分六章。

绪论部分就中村不折先生本人和他的藏品出版情况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同时就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

第一章就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的基本内容、研究价值,已出研究成果做了综述性研究,同时就写本的真伪性进行了讨论。

第二章结合俗字理论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所抄写本中俗字的使用具有共同性,且“能”、“经”、“从”、“色”、“随”、“冥”等等字形的俗字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正字。

同时,笔者考证出了(?)、(?)、(?)、卞、(?)、(?)、(?)、(?)等疑难字形。

第三章以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的书法研究为中心,将所有写本的书体分成了隶楷兼并型、楷书、行书、草书四类；通过南北朝写本书法风格的比较研究,发现南北朝早期写本的书写风格差别大,直到南北朝中后期,两地的书写风格才慢慢趋同；通过对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中的官方写本和官方抄经机构的研究,证明“写经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价值。

第四章是以笔者校录整理的全部写本题记为基础,分成古人题记与今人题记两大类,探讨古人题记的类型、题记和经文的关系,今人题记的研究价值等。

第五章通过阐述中村不折藏品中印章的使用情况,分析了古代写本钤盖的印章与今人题记钤盖印章；辨析了学术界存在争议的“瓜沙州大王印”,并且把160枚印章进行了完整释读。

第六章主要探讨了中村不折旧藏墨书的文献类型,同时就中国西域出土写本与日本传世写本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

敦煌吐鲁番出土《本草集注》残卷研究述评

敦煌吐鲁番出土《本草集注》残卷研究述评在六朝著名医学家中，陶弘景大概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多才多艺，除了医药学之外，举凡天文、地理、历算、占筮、经学、史学、兵学、炼丹、导引、诗文、书法、琴棋、器物，无不精研，一生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颇有政治抱负，渴望为世所用，却时运不济，仕途坎坷，后倦于俗务，隐居山林，寄情山水，养性息心；却又因名满天下，虽布衣之身，皇帝往往以国事相咨，故而博得“山中宰相”的雅号；他出入释道两教，对黄老和佛学均造诣极深，并企图调和二教之矛盾，他所创作的道教典籍，奠定了他作为道教上清派大宗师的地位，在中古道教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就医药学领域而言，陶弘景对本草学有重大贡献，尤其是他撰写的《本草经集注》，全面总结了本草，使本草学系统化，发展了本草药性，并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科技史资料，在编写体例上也堪称足为后世师法的典范。

因此，该书被学界公认为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但是后来因为《新修本草》的颁行，《本草集注》就逐渐湮没无闻了，只是在《太平御览》和《证类本草》等书中保留了一些佚文。

所幸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和吐鲁番相继发现《本草集注》写本(此书学界或称《本草经集注》，或称《本草集注》，前者较为通行。

然敦煌写本自题《本草集注》，似应以此为正确书名。

不过，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涉及前贤成果处，则一仍其旧，不强求统一)，虽然均是断简残篇，但其本来面貌由此得以重现天日，使中国本草学和文献学研究在一些千载难明的悬疑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可谓弥足珍贵。

本文拟先对前贤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介，然后就一些遗留的难点提出自己的管见，并对未来有待进一步开拓的富于研究旨趣的方向作一些前瞻。

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是所望也。

敦煌写本系莫高窟藏经洞所出，1914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从王圆鲡没录手中购得，并携往东瀛。

原为探险队组织者大谷光瑞收藏，保存在其神户郊外别墅“二乐庄”，现存龙谷大学图书馆。

对于古籍修复工作中“划栏补字”的几点思考

在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复简论 ” （《敦煌研究》２００６第６期）一文中我们可
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残破的写经常常缺栏短字，读起来颇为不便。如果从使用的角度来说，缺栏的地方要照样划齐补全，新补的栏应与原卷上的栏粗细完全一致。缺字的地方也应根据经文，仿照原书字体补全。敦煌写经中有很多写卷修复后并没有划栏补字，而划栏补字的写
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ｌ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ｖｉｅｗｆ“ ｏｄｒａｗｉｎｇａｌｉｎｅｄｏｗｎ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ｎ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ｄ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ｌ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ｃｉｅｎｔ
当代图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１２２期）
‘ ‘
对于古籍修复工作中划栏补字 ’ ’的几６１
【摘要】我国是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源地，书籍的刊行史也源远流长。留存于世的大量古籍因使用和保护不当，往往破
卷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写卷即利用裱补纸上的乌丝栏，
修复时裱补纸上的乌丝栏与原卷上的乌丝栏并没有对齐，
上下左右错落。补字的字体与原卷字体风格相去甚远，多稚拙，而且还有错字，彰显出修复者文化素养较低 ” 。由此可见 “ 划栏补字 ” 在我国古代应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修复手法。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六页手抄经书考

K1（b）正面抄经书系《大乘入楞伽经》卷二《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二》及卷三《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三》的部分内容，记叙佛与僧的对话，从不同方面论述、例证佛理。

六页经书编号中的正、反面与经书实际正、反面相反。

编号K1（b）反面、K1（b）正面、K2（b）反面、K2（b）正面为连续段落。

七卷本《大乘入楞伽经》，为唐武周时期于阗僧人实叉难陀译成。

《宋高僧传·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记载，实叉难陀，又名施乞叉难陀，汉意为“学K3（b）正面K3（b）反面 K4（b）反面K4（b）正面K5（b）反面K5（b）正面K6（b）反面K6（b）正面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

天后明扬佛日，崇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

叉与经夹同臻帝阙，以证圣元年（695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

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

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成八十卷。

圣历二年（699年）功毕。

至久视庚子，驾幸颍川三阳宫，诏叉译大乘入楞伽经。

天后复制序焉。

……长安四年（704年），叉以母氏衰老，思归慰觐，表书再上，方俞，敕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阗。

暨和帝龙兴，有敕再征。

景龙二年（708年），达于京辇，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

公元710年10月12日，实叉难陀圆寂于大荐福寺，圆寂时身体呈右侧侧卧，双腿双足迭起，为佛教著名吉祥卧。

稳健大方。

每页6列，每列24—29字，格式统一。

楷书在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官方推崇和重视，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要求必须以楷书书写，如《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伴随楷书艺术的空前发展，出现了以欧阳询（欧体）、颜真卿（颜体）、柳公权（柳体）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

编号K6（b）反面文书中，“善哉善哉汝哀世间”中，“愍”写作“” ，当为避唐太宗“民”字之讳，刻意少一笔。

汉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汉唐经济法律制度

新发现的汉唐经济法律资料研究郑显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唐时期的古代文书，它包括1900年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遗书，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汉代遗址中发现的简牍，20世纪60～70年代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的吐鲁番文书，197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发现的2万多枚竹简，1981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诏令》，1983年12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竹简，1991年在敦煌悬泉发现的汉代诏书律令，1996年在湖南走马楼仓井出土的三国时期东吴的文书，200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王莽登基诏书残简和律令，另外还有许多迄今尚未公布的出土法律文献。

这些汉简和文书的发现不仅弥补了历史学研究的空白，也为法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教授《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自秦汉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发现以来，学术界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由于这些新出土的资料涉及内容广泛，发现的时间前后相差甚远，加之分散于全国各地，为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

本文依据现已公布的古代简牍文书，拟对汉唐间的经济法律制度略作分析。

新发现的汉代经济法律资料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得到了巨大发展，其中汉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

自1901年以来，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相继在尼雅、楼兰、敦煌等地发现了一批汉晋时期的木简和文书，王国维、罗振玉著《流沙坠简》，对其中发现的竹简作了详细的考证。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发掘出了一万多枚汉简，劳干撰写了《居延汉简考释》，成为研究居延汉简最重要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发现的汉简越来越多。

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东汉墓中出土了514枚竹简，主要内容甲、乙、丙三种《仪礼》九篇。

敦煌文献的历史价值

浅论敦煌文献的历史价值摘要：被誉为“百科全书”的敦煌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敦煌文献文化历史价值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汉唐之间的写经书法——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中心

汉唐之间的写经书法——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中心
汉唐之间的写经书法——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中心
毛秋瑾（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摘要］本文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例，探讨“写经体”如何形成和发展，强调“写经体”这一概念的原因，如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分析写经书法，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域写经书风的异同。

【期刊名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年(卷),期】2012(000)003
【总页数】13
【关键词】［关键词］敦煌；吐鲁番；写经；书法
引论
写经书法在中国书法传统中渊源有序，古人将其称为“写经体”或“经生体”。

譬如明代李日华（1565—1635）《六研斋三笔》卷四中记载：“唐文皇令三馆诸生写道释诸经，以其楷正，名经生体，士大夫不为也。

……鸭头狸骨擅雄奇，不数银钩虿尾齐。

请看贞观写经手，品流虞褚隔云泥。

”[1]以羲、献父子书风之姿媚风雅去批评写经书法之法度，对后者而言并不公允。

而经生书法与虞、褚等人的水平果真如云泥般悬殊吗？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

传为唐代钟绍京（659-746）所书的《灵飞经》，据启功先生考证，应出于唐代开元年间写经生之手。

此作书艺水平与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中国传统书论、画论中的品评，一向注重名家效应，拥有良好家族背景及一定社会资源的士人，才有成为名家的可能。

写经生以佣书为业，社会地位并不高，写经书法也因此不受士人重视。

然而敦煌吐鲁番大量写经的存在，使我们必须对历史上存在的这类书体重新加以检视。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写经体”如何形成和发展，强调“写。

冯国瑞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叙录

冯国瑞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叙录
５５
作，非出经生手者。 ① ２、敦煌石室晋人写经笺记
禹卿先生所藏此卷，真稀世之宝。写《道行品法句经》，凡八章，完整。长卷
尾有 “ 成安三年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十七字。东晋简文帝至成安三年即卒，晋高僧无净明，意者净明诵习《道行品法句经》起始，所写此卷，即藏
冯国瑞（字仲翔）先生是陇上著名学者，也是著名收藏家，其藏品凡陶瓷、金石、书画、彝器等应有尽有，还有相当数量的敦煌写经及吐鲁番文书，解放后捐赠北京图书
馆、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敦煌学大辞典》收荣新江撰 “ 冯国瑞旧藏”条目，有
收买唐经近百编，几经浩劫未能全，
回思往事增怆感，过眼沧桑欲问天。
色相空空静悟禅，菩提一卷忆千年。
碧纱笼护传佳话，争羡羲之写玉笺。
兰林山人贾缵绪甘三年九月下浣。 ④ ”
３、胡宗珩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残卷题记晚近以来，西北发现古物甚多，聚沽穷搜，膺品充斥。往往辇来自东，籍名发
跋”对相关的研究工作及追寻相关文物流传踪迹自有意义。兹据现有资料将冯著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
题跋１一并辑录，以为研究者提供方便。１则
关键词：冯国瑞；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６１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 —６５（０８３— ０４一ｌ０１２２２０）００５１
岂易言哉，亦视乎时会如何耳。胡君楚白，近得唐人写经一页，郑重珍藏，视若拱壁，

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

度。不过，若从前瞻性的角度考虑，吐鲁番文献潜在的蕴藏量则大得多，众多的古城遗址及数以万计的古墓葬，给今后不断的发掘、发现和新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首先，从文书的时代看，吐鲁番所出文书的时限长，上至西晋北凉，如ＴＡ５Ｍ３号墓中出有
《晋泰始九年（７）大女翟姜女买棺约》西２３，写在一木片的两面上：
其次，从出土文书的质量而言，敦煌藏经洞是为避灾难有计划的入藏，故文书完整的较多。吐鲁番所出社会文书，大多出自墓葬，且大多被剪成靴、履、冠、带形状和其他图形，破碎断残者多，须要做大量的拼接缀合或考订，才能句读成文、明白其内容，因而也增加了文书研究的难
理出来的前凉至北凉的社会文书有１０２余件；高昌王国时期文书近５０件，唐贞观至大历年间文０书１０３０余件。其中有官府的诏敕、符、牒、辞、启；也有私家的书、抄、契、帐、疏，较多地
反映了公元４至８世纪的社会生活。敦煌所出社会文书，涉及这一时期者则少得多，而比较多的则是８至１１世纪间，即吐蕃占领时期和沙州归义军时期的文书。就民族文字文献而言，敦煌所出以吐蕃文者居多，吐鲁番则以回鹘文献居多。

从敦煌吐鲁番写本看佛教信众与写经书法

从敦煌吐鲁番写本看佛教信众与写经书法
毛秋瑾
【期刊名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年(卷),期】2009(000)006
【摘要】敦煌藏经洞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佛经写本,绝大部分出于四世纪至十一世纪之间的写经人之手.从有题记的写本来看,写经人的身份可以分为僧尼、信众和职业写经生三种.本文重点探讨佛教信众与写经的关系,分析不同时代、不同
身份的信众写经的目的,并指出由于书写者身份的差异和书写地点的不同,在写经书
法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总页数】7页(P13-19)
【作者】毛秋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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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古写本萨仁高娃柴剑虹作者简介：柴剑虹，男，1944年生，浙江杭州人。

历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编辑、《文史知识》副主编、汉学编辑室主任。

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人民大学国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此前，除日本外，各国藏敦煌、吐鲁番出土古写本图集皆已问世。

而最近，日本方面内部刊印了三卷《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尽可能展现了中村不折藏中国出土墨书文物的原貌。

本文介绍卷中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卷中84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卷下155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卷下166号六朝时期写本《金光明经卷第三》。

前两者为敦煌出土，后两者则吐鲁番出土。

卷中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末有尾记“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封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与英藏敦煌文献S.4268尾记完全相同。

付增湘旧藏中也有一件尾记相同者，只是其中有武周时期所造新字。

S.523和S.3870首残尾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末也有相同题记，前者中亦有武周新字。

就同一年款而言，这些经卷或其底本为同时所抄。

另外，敦煌本中，有最早题记者为P.4506《金光明经卷第二》，其年款是“皇兴五年”（471），而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卷第二》的题记为“庚午岁四月”（430）。

所以卷下155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更能真实反映北凉昙无谶（385－433）本刚翻译后不久的情况，可见以上虽为残卷，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金光明经》中村不折旧藏On ancient copies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in the Nakamura collectionSaren Gaowa and Chai JianhongBiography: Chai Jianhong, male, born in 1944, from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Editor of literature section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Zhonghua shuju), deputy edito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series, director of Sinology section. Currently serving as senior editor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Dunhuang & Turfan studies, visiting professor at Zhejiang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visiting researcher at the Dunhuang Academy.Abstract:Apart from in Japan, Dunhuang and Turfan collec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long been 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Recently, 3 volumes of manuscripts from the Nakamura collection in Tokyo, Japan have been published, revealing the manuscripts to scholarly circle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number 77 in volume 2,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84 in volume 2, the sixth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166 in volume 3, the third juan ofa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first two are from Dunhuang, the last two are from Turfan. Number 77,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has a colophon dating it to Chang’an year 3, and the text of the colophon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of Or.8210/S.4268. In Fu Zengxiang’s old collection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colophon, 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new characters created in the Wuzhou period are used. Or.8210/S.523 and Or.8210/S.3870 also have similar colophons. With the same dates, it seems these manuscripts were copied around the same time. Furthermore,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earliest recorded manuscript of the sutra (2nd juan) is P.4506 dated to “Huangxing 5th year” (471 AD), and the 2nd juan of the sutra from Turfan at the Xinjiang Museum is dated to 430 AD. Thus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can reveal much about the period just after the translation by Dharmaraksha (385 AD -433 AD) during the Northern Liang, showing that although the above are fragments, they have great research value.Keywords: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akamura collection本次座谈会关于《金光明经》古写本的专题研讨，主要是着眼于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藏品，很少涉足日本藏品，而本文所要介绍的恰是日本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写本，希望对学者们的研究会有所帮助。

上世纪6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下简称《总目》）“散录”部分所列“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燉煌遗书目录”内曾著录了三件《金光明经》古写本，由于未见有图版刊布，我们一直不知其详。

最近，日本方面已经内部刊印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简称《集成》），四件敦煌、吐鲁番所出的《金光明经》正在其中。

由于日本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的中国出土墨书文物，以前从未完整结集影印出版过，而其目录，也仅由中村不折的长子中村丙午郎根据其父所做的工作，油印过一份《经卷文书类目录（中国及本国部分）附解说》，但那只是靠丙午郎手写而成的简单目录，发行量很少，也就极少有人知道那些藏品的具体内容。

而此次出版的《集成》，不仅是在原有《经卷文书类目录》的基础上，补全了原目录未收者，而且将文物原件经高清晰度摄影后全部彩印，尽可能展现中村不折旧藏中国出土墨书文物的原貌，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集成》所收的四件《金光明经》古代写本。

1、卷中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集成末尾作为叙录附入的《经卷文书类目录》中，这样描述本卷：“隶书，卷首缺损，十五纸。

幅八寸二分，长十九尺六寸，乌丝栏。

唐周则天武后长安三年（西历703年）写。

跋文二行‘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文字’。

”，看具体经卷，尾题末应是“缀文正字”，第二个“文”字系丙午郎误植。

而《总目》的著录是“敦煌出（唐）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封制于长安寺新译，并缀文正字”i，又丢了“长安西明寺”的“西明”二字，但已指明了此卷为敦煌出土。

经文首残尾全，乌丝栏，尾题“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

卷首残破部分背面有古代裱补，并且裱补纸正面有乌丝栏，现通过破损处，露在经卷正面。

卷尾有近代裱补纸以做拖尾。

部分纸张未能衔接好或者乌丝栏不齐，导致两纸交界处的文字和上下栏错位，如二、三纸衔接线歪斜，三纸第一行文字以及上下栏明显低于二纸末行和上下栏。

根据现存部分内容，此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之首残的“序品第一”和首尾全的“如来寿量品第二”。

残损的第一行为“（残）通。

逮得总持。

辩才无量。

（残）”。

此卷虽为敦煌出土，但根据此残损的首行，翻阅其他敦煌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未发现与其能够缀合者。

敦煌本中，有几件《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第一》前有《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而此件前是否有《圣教序》，由于首残，不得而知。

据《总目》，傅增湘藏敦煌卷子目录中有一件武周长安三年的《金光明经》，见其说明应是十卷本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题款“大周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月壬戌玄藏法师义净奉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ii，与所述经卷题记如出一辙。

惟一不同的是前者题记中多了十六条参与译经工作的人员名单及译场列位。

所述经卷在尾记之后又有两个空白乌丝栏，故其后无其他信息。

另外，英藏S.4268是首尾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其末尾亦有与此卷完全相同的年款题记，文后所附音义字也相同，只是每行所含字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