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初探_以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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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档案材料证明，总体上说，担任群众团体 组织领导人多是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生活较为富裕 的人。 工作中，虽然多数干部能履行职责，配合、支 持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 但也有部分人员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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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3 期
照顾贫困家庭，或是在工作中持应付态度，甚至许 多群众团体干部不知本组织是做什么的。 他们虽是 少数，但也影响了党的乡村政策的实施，给群众不 良印象。
一
抗战初期的晋西北， 存在两种政权并存的局 面。 一方面，由于晋西北各县先后受日军攻击，旧县 长纷纷逃亡，中共经阎锡山同意，派中共党员以牺 盟会特派员身份担任县长等职，发动群众，改选县 政权；另一方面，是阎锡山所属部队控制的地区，政 权多掌握在旧式官僚手中，即使是以牺盟会名义改 组的政权，行事也处处受羁绊，开展工作受到重重 阻力。 而且这一时期受形势影响，工作重心在县区 级以上，乡村依然是阎锡山统治时期的编村制。 主
进一步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整合。 乡村社会被彻底发动起来了。
关键词：抗日战争；晋西北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劳模英雄；权威
中 图 分 类 号 ：D231
文 献 标 识 码 ：A
文 章 编 号 ：1671－8402(2010)03－0078－07
抗日战争中，中共在各地农村建立了广泛的抗 日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不仅是抗战的后方基地，同 时，也是中共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模式的“民主实验 场”。 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讲，它也是国家权力向 下延伸，努力把乡村社会纳入到正式政权体系的尝 试。 但是，对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的调整、改革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 在新的政治体制建立、调整过程中，体 制外人员如何进入新体制，换句话说，根据地内农 民阶级怎样登上乡村政治舞台的？ 本文以晋西北根 据地为例，试加以概述。
牺盟会还与战动总会合作， 发展农村农救会、 妇救会、青救会、自卫队等组织，在发展这些组织时 培养干部。 晋西北牺盟会、战动总会深入乡村底层 发展各组织是在1938年下半 年 充 分 展 开 的。 当 时 ， 各种团体的建立过程是比较简单的，上级派人到自 然村开会，登记村庄相关人员，组织就算成立了。 在 “晋西事变”后，虽然进行了整顿，多数也只是重新 登记会员，选举干部。 而且，这一段时期内，作为各 组织本身的活动是很少的，主要的工作是配合政府 部门工作。
根据地基层政权组织与群众团体的创建与发 展，相应的要求有大量组织干部来领导工作，干部 建设成为基层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了能最大限度的动员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 中共必须训练、培养本土的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 使其充分发挥各自能力和在乡村社会的影响 力。 这不仅可以使中共降低政治成本，也使乡村民 众易于接受中共领导。 本土干部既是“公家人”，也 是 “本 地 人 ”，所 以 群 众 对 他 们 “比 对 于 一 般 ‘公 家 人’还更亲近些”。 ［8］干部可从群众中了解许多村内 事务及群众内心认识，群众也想通过这些干部了解 政府部门的政策、信息。 任家湾村长任步德由于“在 乡 里 主 持 公 道 ， 办 事 认 真 ， 群 众 对 他 很 崇 敬 ”， 普 通 群众“特别想从他嘴里‘打听’一些公家的消息，如 征粮、扩兵、村摊款、敌情等。 因为群众觉得他是公 家人，见识广、脑筋开，同时这些群众也肯把他们自 己的一些想不开的事情同他商量， 由于他是自家 人，好说话”。 ［9］
了三次训练班，“第二期和第三期学员大部分分配 到各区、村担任牺盟秘书，另有一部分留在县级机 关担任牺盟分会和各群众 组 织 的负 责 人 ” 。 ［11］ 在 各 团体建立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团体也从乡村选出优 秀人员，组织训练。 接受训练的干部，生活上并不富 裕，多数是中农、贫农，但个人能力较强、交际较广、 社会影响力较大。 受训之后，学到了更多处理问题 的方法，提高了自身办事能力，对普通村民来说，他 们是见过世面的人，尤其是在行政村级以上各政权 组 织 与 群 众 团 体 工 作 的 人 ， 被 视 为 “ 公 家 人 ”， 这 些 人在村中是有一定权威的。 但他们也有许多缺点， 如工作专断，不愿听他人意见，经济上有贪污行为， 自私自利，不关心群众利益等等。
受过去经验影响， 普通民众把自然村政权、群 众团体领导人看作是支 差 的 ， ［13］ 都 不 愿 参与 。 而 上 级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也没有认真进行宣传、 指导， 来提高百姓认识水平和参与热情，某些做法恰恰强 化了乡民的经验性认识。 中庄村农救会会长选任充 分证明这一点。 中庄自然 村 农 救 会组 织 是1938年7 月在牺盟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成立时虽然是在群 众 大 会 上 通 过 的 ， 但 实 际 上 “ 先 就 准 备 好 了 ”， 由 刘 康车担任。 “群众当时认为当农会会长主要能当 兵”，1940年刘果然当兵走了。 新会长人选是由村长 “在黑峪口街上与刘效玉谈好了， 次日在召开干部 会决定的（刘效玉担任会长）。 ”［14］
从1940年2月初到同年9月， 期间是新政权建立 时期。 “这一时期， 由于政策不明确， 在工作上有 ‘左’的现象，只是在建立专署、县、区、村，配备干 部”，［4］村政权在此期间，虽然也进行了一次村选 ，但 “因为这次村选并未在村政权机构上有所改造，又 因为选举的不民主不庄重，因此在健全村政权上所 发 生的 作 用 不 大 ”［5］，只 有 部 分 村 长 经 过 撤 换 ，闾 邻 长大部分依旧。 部分自然村“则于闾邻长之间添一 代表，事实上即是副闾长”［6］。 不过，“由于这次选举， 村政权中一部分地主豪绅分子被清除出去，一部分 群众领袖进步分子参加了村政权”。 ［7］在1940年9月 第二次行政会议后，晋西北根据地政权建设才走上 正规化道路。
根据行署颁发的 《村政权组织条例》，“行政村 最高权力机关为村国民大会，村代表会议为国民大 会闭幕后之村政最高权力机关，由各自然村公民选 举 之 代 表 组 织 之 ，行 使 村 国 民 大 会 全 部 职 权 ”，村 公 所为村政权执行机关，设村长一人，“村长领导各委 员会工作，总理全村政务，并在行政上领导主任代 表，为全村行政首长，对上级政府、国民大会及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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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根据地的群众团体是在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的领 导下建立起来的。 这两个组织名义上由各方依统一 战线原则成立，实际领导权都掌握在中共手中。 牺 盟会是1936年成立的，经过改造 后 成 为中 共 与 阎 锡 山统一战线行的组织。 抗战爆发后，牺盟会通过合 法手段派出大批人员到游击区担任县长等职，为根 据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牺盟会也深入乡村，建 立自己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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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会负责”。 ［17］ 但实际上，“各自然村的村民代表是 经过选出了，但关于村民代表会议则还是一个没有 定型的东西，形成目前只有代表，而无代表会议的 局面，以至只有各自然村代表受村公所领导，向村 公所负责，而无村公所受代表会议领导或村公所向 代表会议负责的现象。 ”［18］区对行政村、行政村对自 然村的领导，多是通过扩干会议来实现的，真正“决 定一切大问题的权力机关， 不是村民代表大会，而 是村干部的扩大会议 （即 扩 干 会 议 ）”。 上 ［19］ 级 机 关 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工作布置，一般名之为“中心 工作”或 “突击工作 ” ， ［20］ 在工作开 展 后 ，首 先就 是 区 上 的 或 工 作 团 派 来 的 同 志 们 的 “传 达 ”，“传 达 ”方 式 就是到行政村召开扩干会议。 列会人员按条例规定 是“由村长、各委员会会长、各自然村主任代表组 成” ， ［21］ 但实际参加会议的人员 是 十 分 广泛 的 ，包 括 “村公所全体脱离生产的干部，各委员会主任委员、 武委会各部长、抗联秘书、各救秘书及部长、各自然 村的主任代表、合作社主任、会计以及过去做过干 部而现在不做干部了的干部、村中较为活跃的人物 以及个别较为活跃的党员都参加”［22］。 “传达” 好之 后，这些代表和主任代表就回到各自然村去，如上 边下来的工作团人多时，这些工作团的人就随着各 村的代表们到各自然村去“帮助”工作，如人少不足 分配时，则由这些“上面下来”的同志或工作团同 志，将要传达的大纲写好，交于各行政村干部（如村 长 、武 委 会 主 任 、 抗 联 秘 书 等 ）， 村 干 部 再 带 着 提 纲 来各村“帮助”工作。 ［23］
在“村选”政权运行中，也存在许多缺点。 为充 分体现民主和顺利实行选举，晋西北行署第二次行 政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村 选 条 例 》和 《村 政 权 组 织 条 例 》。 但规章制度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在于制度本 身，更重要的是实施制度的人。 选举结果表明，区村 政权中大量旧政权人员和中共提拔的人员被保留 沿用，而县级政权领导干部们又多是无实践经验的 革命青年，他们的结合不能不影响政权的行政效率 与实际效果。 这无论是在工作方法上，还是在工作 内容上都有明显表现。
由于初创时期中共组织力量有限，乡村基层干 部选任上也有深受过去传统任职方式影响的一方 面。 传统中国，国家正式权力机关只延伸到县级，县 以下由宗族、士绅统治的。 民国以降，上层由封建专 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 但乡村的政治形态变化很 小，各地区还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强化了传统乡村 统治模式— ——保甲制、闾邻 制 。 晋西 北 地 区 在 阎锡 山村治改革时期实行编村制度，村长、闾邻长都是 由上级指定的，长期浸淫在此种政治环境中的乡民 们，没有民主选举的观念和意识，只是冷漠的应对 而已。 抗战爆发后，乡村社会各团体相继建立。 然 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上级部门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作风，底层社会团体建立也是很不正规，登记了村 民，指定领导人，团体就算成立了。 ［12］
总之，由于诸种因素的存在，使乡村基层的政 权组织和群众团体在建立和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存在各种缺点。
二
如前所述， 抗日政权建立之初存在诸多缺点， 影响中共开展乡村工作。 所以，中共希望通过村选， 彻底改造基层政权，通过民主选举，发动民众，实行 民主政治。 同时，通过村选，将孤立散漫的民众组织 成为以小团体为基础的有机社区，以“好人”领导乡 村，防止“坏人”当权。 但是，何谓“好人”、何谓“坏 人 ”，在 干 部 话 语 与 民 众 话 语 之 间 是 有 一 定 差 异 的 。 中共为了能选出满意人选， 以各种方式控制选举， 用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 不过，“在乡村内部，寓于 乡 村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的 阶 级 统 治 关 系 要 模 糊 得 多 ”［15］， 阶级斗争没有被底层民众广泛认同与接受。 这样， 就产生了代表政府的领导干部、候选人、民众三者 的复杂关系。 如果干部与民众目标选择一致，选举 就比较容易；如果发生偏差，就会产生矛盾，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政权系统的运行和民众 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给根据地各项事业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这在村选中已有所体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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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贫困家庭，或是在工作中持应付态度，甚至许 多群众团体干部不知本组织是做什么的。 他们虽是 少数，但也影响了党的乡村政策的实施，给群众不 良印象。
一
抗战初期的晋西北， 存在两种政权并存的局 面。 一方面，由于晋西北各县先后受日军攻击，旧县 长纷纷逃亡，中共经阎锡山同意，派中共党员以牺 盟会特派员身份担任县长等职，发动群众，改选县 政权；另一方面，是阎锡山所属部队控制的地区，政 权多掌握在旧式官僚手中，即使是以牺盟会名义改 组的政权，行事也处处受羁绊，开展工作受到重重 阻力。 而且这一时期受形势影响，工作重心在县区 级以上，乡村依然是阎锡山统治时期的编村制。 主
进一步完成了乡村社会的整合。 乡村社会被彻底发动起来了。
关键词：抗日战争；晋西北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劳模英雄；权威
中 图 分 类 号 ：D231
文 献 标 识 码 ：A
文 章 编 号 ：1671－8402(2010)03－0078－07
抗日战争中，中共在各地农村建立了广泛的抗 日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不仅是抗战的后方基地，同 时，也是中共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模式的“民主实验 场”。 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讲，它也是国家权力向 下延伸，努力把乡村社会纳入到正式政权体系的尝 试。 但是，对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的调整、改革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 在新的政治体制建立、调整过程中，体 制外人员如何进入新体制，换句话说，根据地内农 民阶级怎样登上乡村政治舞台的？ 本文以晋西北根 据地为例，试加以概述。
牺盟会还与战动总会合作， 发展农村农救会、 妇救会、青救会、自卫队等组织，在发展这些组织时 培养干部。 晋西北牺盟会、战动总会深入乡村底层 发展各组织是在1938年下半 年 充 分 展 开 的。 当 时 ， 各种团体的建立过程是比较简单的，上级派人到自 然村开会，登记村庄相关人员，组织就算成立了。 在 “晋西事变”后，虽然进行了整顿，多数也只是重新 登记会员，选举干部。 而且，这一段时期内，作为各 组织本身的活动是很少的，主要的工作是配合政府 部门工作。
根据地基层政权组织与群众团体的创建与发 展，相应的要求有大量组织干部来领导工作，干部 建设成为基层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了能最大限度的动员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 中共必须训练、培养本土的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 使其充分发挥各自能力和在乡村社会的影响 力。 这不仅可以使中共降低政治成本，也使乡村民 众易于接受中共领导。 本土干部既是“公家人”，也 是 “本 地 人 ”，所 以 群 众 对 他 们 “比 对 于 一 般 ‘公 家 人’还更亲近些”。 ［8］干部可从群众中了解许多村内 事务及群众内心认识，群众也想通过这些干部了解 政府部门的政策、信息。 任家湾村长任步德由于“在 乡 里 主 持 公 道 ， 办 事 认 真 ， 群 众 对 他 很 崇 敬 ”， 普 通 群众“特别想从他嘴里‘打听’一些公家的消息，如 征粮、扩兵、村摊款、敌情等。 因为群众觉得他是公 家人，见识广、脑筋开，同时这些群众也肯把他们自 己的一些想不开的事情同他商量， 由于他是自家 人，好说话”。 ［9］
了三次训练班，“第二期和第三期学员大部分分配 到各区、村担任牺盟秘书，另有一部分留在县级机 关担任牺盟分会和各群众 组 织 的负 责 人 ” 。 ［11］ 在 各 团体建立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团体也从乡村选出优 秀人员，组织训练。 接受训练的干部，生活上并不富 裕，多数是中农、贫农，但个人能力较强、交际较广、 社会影响力较大。 受训之后，学到了更多处理问题 的方法，提高了自身办事能力，对普通村民来说，他 们是见过世面的人，尤其是在行政村级以上各政权 组 织 与 群 众 团 体 工 作 的 人 ， 被 视 为 “ 公 家 人 ”， 这 些 人在村中是有一定权威的。 但他们也有许多缺点， 如工作专断，不愿听他人意见，经济上有贪污行为， 自私自利，不关心群众利益等等。
受过去经验影响， 普通民众把自然村政权、群 众团体领导人看作是支 差 的 ， ［13］ 都 不 愿 参与 。 而 上 级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也没有认真进行宣传、 指导， 来提高百姓认识水平和参与热情，某些做法恰恰强 化了乡民的经验性认识。 中庄村农救会会长选任充 分证明这一点。 中庄自然 村 农 救 会组 织 是1938年7 月在牺盟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成立时虽然是在群 众 大 会 上 通 过 的 ， 但 实 际 上 “ 先 就 准 备 好 了 ”， 由 刘 康车担任。 “群众当时认为当农会会长主要能当 兵”，1940年刘果然当兵走了。 新会长人选是由村长 “在黑峪口街上与刘效玉谈好了， 次日在召开干部 会决定的（刘效玉担任会长）。 ”［14］
从1940年2月初到同年9月， 期间是新政权建立 时期。 “这一时期， 由于政策不明确， 在工作上有 ‘左’的现象，只是在建立专署、县、区、村，配备干 部”，［4］村政权在此期间，虽然也进行了一次村选 ，但 “因为这次村选并未在村政权机构上有所改造，又 因为选举的不民主不庄重，因此在健全村政权上所 发 生的 作 用 不 大 ”［5］，只 有 部 分 村 长 经 过 撤 换 ，闾 邻 长大部分依旧。 部分自然村“则于闾邻长之间添一 代表，事实上即是副闾长”［6］。 不过，“由于这次选举， 村政权中一部分地主豪绅分子被清除出去，一部分 群众领袖进步分子参加了村政权”。 ［7］在1940年9月 第二次行政会议后，晋西北根据地政权建设才走上 正规化道路。
根据行署颁发的 《村政权组织条例》，“行政村 最高权力机关为村国民大会，村代表会议为国民大 会闭幕后之村政最高权力机关，由各自然村公民选 举 之 代 表 组 织 之 ，行 使 村 国 民 大 会 全 部 职 权 ”，村 公 所为村政权执行机关，设村长一人，“村长领导各委 员会工作，总理全村政务，并在行政上领导主任代 表，为全村行政首长，对上级政府、国民大会及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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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3期
北根据地的群众团体是在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的领 导下建立起来的。 这两个组织名义上由各方依统一 战线原则成立，实际领导权都掌握在中共手中。 牺 盟会是1936年成立的，经过改造 后 成 为中 共 与 阎 锡 山统一战线行的组织。 抗战爆发后，牺盟会通过合 法手段派出大批人员到游击区担任县长等职，为根 据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牺盟会也深入乡村，建 立自己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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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会负责”。 ［17］ 但实际上，“各自然村的村民代表是 经过选出了，但关于村民代表会议则还是一个没有 定型的东西，形成目前只有代表，而无代表会议的 局面，以至只有各自然村代表受村公所领导，向村 公所负责，而无村公所受代表会议领导或村公所向 代表会议负责的现象。 ”［18］区对行政村、行政村对自 然村的领导，多是通过扩干会议来实现的，真正“决 定一切大问题的权力机关， 不是村民代表大会，而 是村干部的扩大会议 （即 扩 干 会 议 ）”。 上 ［19］ 级 机 关 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工作布置，一般名之为“中心 工作”或 “突击工作 ” ， ［20］ 在工作开 展 后 ，首 先就 是 区 上 的 或 工 作 团 派 来 的 同 志 们 的 “传 达 ”，“传 达 ”方 式 就是到行政村召开扩干会议。 列会人员按条例规定 是“由村长、各委员会会长、各自然村主任代表组 成” ， ［21］ 但实际参加会议的人员 是 十 分 广泛 的 ，包 括 “村公所全体脱离生产的干部，各委员会主任委员、 武委会各部长、抗联秘书、各救秘书及部长、各自然 村的主任代表、合作社主任、会计以及过去做过干 部而现在不做干部了的干部、村中较为活跃的人物 以及个别较为活跃的党员都参加”［22］。 “传达” 好之 后，这些代表和主任代表就回到各自然村去，如上 边下来的工作团人多时，这些工作团的人就随着各 村的代表们到各自然村去“帮助”工作，如人少不足 分配时，则由这些“上面下来”的同志或工作团同 志，将要传达的大纲写好，交于各行政村干部（如村 长 、武 委 会 主 任 、 抗 联 秘 书 等 ）， 村 干 部 再 带 着 提 纲 来各村“帮助”工作。 ［23］
在“村选”政权运行中，也存在许多缺点。 为充 分体现民主和顺利实行选举，晋西北行署第二次行 政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村 选 条 例 》和 《村 政 权 组 织 条 例 》。 但规章制度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在于制度本 身，更重要的是实施制度的人。 选举结果表明，区村 政权中大量旧政权人员和中共提拔的人员被保留 沿用，而县级政权领导干部们又多是无实践经验的 革命青年，他们的结合不能不影响政权的行政效率 与实际效果。 这无论是在工作方法上，还是在工作 内容上都有明显表现。
由于初创时期中共组织力量有限，乡村基层干 部选任上也有深受过去传统任职方式影响的一方 面。 传统中国，国家正式权力机关只延伸到县级，县 以下由宗族、士绅统治的。 民国以降，上层由封建专 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 但乡村的政治形态变化很 小，各地区还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强化了传统乡村 统治模式— ——保甲制、闾邻 制 。 晋西 北 地 区 在 阎锡 山村治改革时期实行编村制度，村长、闾邻长都是 由上级指定的，长期浸淫在此种政治环境中的乡民 们，没有民主选举的观念和意识，只是冷漠的应对 而已。 抗战爆发后，乡村社会各团体相继建立。 然 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上级部门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作风，底层社会团体建立也是很不正规，登记了村 民，指定领导人，团体就算成立了。 ［12］
总之，由于诸种因素的存在，使乡村基层的政 权组织和群众团体在建立和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存在各种缺点。
二
如前所述， 抗日政权建立之初存在诸多缺点， 影响中共开展乡村工作。 所以，中共希望通过村选， 彻底改造基层政权，通过民主选举，发动民众，实行 民主政治。 同时，通过村选，将孤立散漫的民众组织 成为以小团体为基础的有机社区，以“好人”领导乡 村，防止“坏人”当权。 但是，何谓“好人”、何谓“坏 人 ”，在 干 部 话 语 与 民 众 话 语 之 间 是 有 一 定 差 异 的 。 中共为了能选出满意人选， 以各种方式控制选举， 用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 不过，“在乡村内部，寓于 乡 村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的 阶 级 统 治 关 系 要 模 糊 得 多 ”［15］， 阶级斗争没有被底层民众广泛认同与接受。 这样， 就产生了代表政府的领导干部、候选人、民众三者 的复杂关系。 如果干部与民众目标选择一致，选举 就比较容易；如果发生偏差，就会产生矛盾，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政权系统的运行和民众 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给根据地各项事业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这在村选中已有所体现。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