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乡下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一个仅有小学文学程度，刚开始写作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的乡下人，最后居然成为著名作家，其声名还从边城走向了世界，如果天假以时，沈从文将是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一个军旅家庭，原名沈岳焕。
沈从文在兄妹九人中排行第四，在男孩子中排名第二，因此同胞弟妹全叫他二哥。
沈从文的祖父参加曾国藩的湘军，25岁就官至贵州提督。
沈从文父亲和叔伯辈都是军人。
由于沈从文的家人长期存在“再出一个将军”的梦，沈从文从13岁就做了预备军人。
15岁正式参军，当了5年兵。
沈从文本来走的是“修武”而不是“从文”的道路。
他仅仅上过小学，而在上学时也并不用功，常常逃学在外撒野，后来“从文”时，连标点符号也不会使用。
不过，沈从文在当兵期间，读了一本内容丰富充实的生活大书。
他随部队流荡于湘西各地。
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于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湘西地区的风俗景物和人事哀乐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中获得了不少见识和经验。
沈从文后来说：“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像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
”湘西地区的风景非常美丽，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瑞士”，对于湘西地区的风景，沈从文著名的小说《边城》有这样的描写：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
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
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
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
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耳目。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酉水中游如王村、保靖、里耶和许多无名山村，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
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
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人的劳动的成果，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
湘西地区的民风也相当独特。
沈从文的《边城》中有这样的描写。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遇不相识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
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
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各在分上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顶远远的一个人。
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地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
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哪个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
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
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就更近乎胡涂一点罢了。
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人不觉得如何下流无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
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情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
当然，湘西民风除了淳朴，也有强悍，甚至可以说野蛮的一面。
凤凰县处于湘西边鄙之地，那里苗、汉、土家族杂居，历史上常常发生血腥的冲突和仇杀。
沈从文在《边城》中写到：地方的风气，既为“对付仇敌必须用刀，联结朋友也必须用刀”，到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它失去那点机会。
沈从文还回忆说，他们那个地方的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稍稍站开点儿罢了。
”杀人、流血这一类事情，在湘西人眼中，一如无可规避的生老病死，人祸天灾，万物皆遵循自然淘汰之法则。
如果说，湘西的河流、山川给予了沈从文美的熏陶，赋予他的作品一种牧歌情调，那么，湘西地区既淳朴又强悍的民风，也给予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他对人生有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并决定了他的文化选择。
1922年夏天，受“五四”余波影响，沈从文脱下军装，弃武从文。
他跑到了北京，不愿意依附湘西老乡熊希龄。
先是报考燕京大学。
不料国文竟考了零分，燕京大学把报名费也退还他，不知是可怜他还是鄙夷他。
但是，沈从文并不气馁，他一边在北京大学旁听，一边刻苦练习写作，试图当一名作家。
但是，沈从文最初写的稿子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怀有偏见的编辑当作调笑的资料。
在饥寒交迫中，沈从文曾经向郁达夫写信求助。
两天后，郁达夫寻访到沈从文，请他下馆子，并把结帐剩下的三块多钱以及身上的羊毛围巾给了沈从文。
这使沈从文非常感激。
第二天，郁达夫多愁善感的心难以平复，提笔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自供状》，信中郁达夫说自己太无能，不足以赈济身处涸辙穷途的朋友，可贡献的惟有几条建议，上策是当土匪，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及早回家，下策是偷窃，“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做起”，先试试去偷那位熊善人的家财，反正他那厚产也是用别样的手段从别处偷来的。
郁达夫此论当然是愤世嫉俗之词，不能当真看待。
与沈从文结识后，大力推荐沈从文的作品给京城各大副刊。
1924年，沈从文迎来命运的转机。
他的作品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
当时徐志摩是《晨报副刊》的编辑，因此沈从文非常感激徐志摩，并加入了徐志摩的圈子，成为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外围成员。
在北京期间，沈从文结识了丁玲和胡也频，三人成为好友。
他们一起租房子住，做起了文学梦。
从1924年到1928年，沈从文写了大量小说，不过这时期的很多小说还不算成功。
由于缺乏文学上的训练，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很松散。
苏雪林曾经中肯地指出，沈从文当时的小说，“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
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字，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不失。
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象。
”1928年，沈从文迁居上海，和丁玲、胡也频等一起创办《红黑》杂志，但杂志没有支撑多久就停刊了。
之后，丁玲和胡也频思想变得激进，加入左联。
沈从文则受到胡适的提携，于1929年被胡适推荐到中国公学教书。
沈从文从此结束了文学青年的流浪生涯，并与左翼分道扬镳。
不过，他仍然与胡也频和丁玲保持着友谊。
后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还乡。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
沈从文还写了《记胡也频》和《记丁玲》，赞颂这两位朋友。
在中国公学第一次登上讲台，沈从文的表现非常紧张。
他面红耳赤，沉默了大约有10分钟，才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到：“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之后才开始说话。
中国公学的教书生涯，使沈从文收获了爱情。
沈从文注意到班上有一个叫张兆和的女生。
张兆和与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妹妹张充和都是大家闺秀，号称“合肥四姊妹”。
其中老三张兆和人长得非常漂亮，人称“黑凤”。
按说，在纯洁美丽如天鹅的张兆和面前，沈从文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头撞南墙的倔强劲。
“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
”（梁实秋《回忆沈从文》）既然口才不济，又十分害羞，沈从文便发挥自己的优势，给张兆和写情书。
可是情书寄发以后，都入泥牛入海，丝毫未得佳人的赏识。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印象并不美妙，这位“乡下人”平时不讲究仪表，课也上得磕磕巴巴。
她还担心师生恋的风波会累及自己的清誉。
可是在沈从文看来，张兆和的不回应可算是一种默许，或者说是在考验他的耐心，于是，情书攻势更为猛烈。
张兆和吃不消了，拿着这些情书去找校长胡适告状，他可是父亲的好友，请他出面制止沈从文这种玩火的纠缠，应该不成问题，她特意剔出沈从文情书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证明对方出言不逊，粗鄙无礼，殊不知，胡适听完张兆和愤怒的陈述，竟然对她说：“据我所知，沈从文可是顽固地爱你啊！”张兆和涨红脸声明：“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以长者温和的语气说：“事已至此，我劝你你嫁给他。
”张兆和万没料到胡校长竟然站在沈从文一边作说客，急转而下地收拾好那包罪证回去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如愿以偿地和张兆和结成了夫妻。
张兆和是《边城》中翠翠的三个模特儿之一。
沈从文从张兆和身上取得了翠翠“性格上的素朴式样”。
1930年，沈从文又到国立武汉大学教了一个学期书，1931年又到青岛大学任教，1935年，回到北京，后来在北京大学讲课。
在此期间，沈从文写成了《边城》、《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著作，步入了作家、教授和社会名流的圈子。
不过，沈从文的名流道路并不平坦。
虽然在1930年代中期，沈从文已经成为京派重镇，但在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一直有人瞧不起沈从文，1940年代，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是件，还只是一名副教授。
而沈从文也发现，自己和都市文明始终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阂。
他将这种隔阂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阂。
沈从文的小说，按题材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是乡下题材，一是城里题材。
两类题材的主题也很鲜明，就是歌颂赞美乡下人，揭露讽刺城里人。
沈从文曾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
”沈从文还说：“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中印出，个性与特性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一切皆显得又庸俗又平凡。
”他认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
”他还批评，在城市里，“所有值得成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
”1沈从文还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