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形象

论沈从文小说的农村人视角沈从文一辈子恪守对农村人角色的认同，这是出于他自己本身比较理性的个人信念。

在沈从文的乡土画卷里，刻意描述一幅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同时也不失适当的人文关怀。

因为在我们眼下的世界里，人们应该有一种坚守的性格和应有的底线。

标签：沈从文；农村人；视角；湘西社会0 引言作家中，尤其是眼下的当代，以乡下为突破口进而打入城市的人数很多。

他们的作品中都保留着原有的乡土气息，并且把这种乡村情怀在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这当中能够坚持农村人信念的不多，沈从文可以说算一个。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探索沈从文对农村人角色的认同。

1 农村人的自我定位沈从文作为一个纯粹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和反思农村的一切，这种强烈的反思正是构成了沈从文的批判式写作的源泉。

在部分研究者的眼中，沈从文很在乎自己农村人的这个角色，说明这是沈从文内心作为农村人自卑的表现，而战神这种内心自卑的过程，让沈从文彻底成为了闻名遐迩的作家。

笔者认为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做法本身并不妥当。

当然，沈从文头一回离开农村的时候20来岁，来到繁华的京城读书学习。

这个时候城市也给沈从文上了一堂关于人生的大课，因为此时的沈从文面临着资金的匮乏和精神的痛苦，沈从文就这样在城市中痛苦着。

沈从文一辈子重视自己作为农村人的角色，这其实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此种定位是沈从文内省之后的结晶，这种结晶包含了很多他自己对世俗和人生的追索和反思。

他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時间在老家农村生活的，农村的生活给他打下来烙印，这种烙印被他带到了城里，带进了他的小说里。

尽管后来他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化思想，这种西方文化思想不仅没有冲掉的他烙印，反而加深了他对这种烙印的思索和重新审视。

在沈从文的内心里，唯一值得去敬仰的只有生命本身，当然他的作品里面只供奉人性。

来自湖南农村的小伙子沈从文，他自己湖南生活了整整人生的前20年，在这个不同寻常的20年中，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生和死。

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双重性通过沈从文在作品中的自述，我们不难发现，他总是将自己归为一个“乡下人”。

例如“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 “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

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

虽然沈从文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他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唱者。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等以表现乡村世界的作品中，以活泼、优美、奔涌着内心激情的文字抒写着真挚、大胆、热烈的原始的人生形式。

这种原始的生命形式是依靠人物的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形态获得它的定性的。

在处于原始状态的封闭的山村环境里，青年男女们演出了充满活力的爱情场面。

《龙朱》里的男女，“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

方法不是钱。

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

有时，语言也成为多余，爱的交流似乎全在于无言，在《神巫之爱》里，惟独那个天生哑巴的美丽白衣少女，她的眼睛流露的无言的爱赢得了年轻神巫的心。

有时。

这种爱消弥了人物气质上的差别，《雨后》中的青年女子虽因四狗不识字而感到一种轻微的惆怅和遗憾，仿佛“总有什么不够”，但这并没有成为爱情的障碍，在相互“深深的爱”的陶醉中，她“所读的书全忘了”。

这种爱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为着信守爱的选择，维护爱的尊严。

《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傩佑与他的年轻情人，心甘情愿地“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

同时，沈从文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安天乐命、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

《柏子》《萧萧》《丈夫》《贵生》《会明》《灯》《巧秀和冬生》等作品构成了一个系列，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再现了20年代初至30 年代湘西山村儿女的苦乐人生，塑造了柏子、萧萧、丈夫、贵生、会明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浅析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形象【摘要】沈从文站在湘西“乡下人”的立场，用湘西“乡下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

他所塑造的“乡下人”形象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认识价值，是“乡下人”的写真。

在他们大多数人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关键词】沈从文；“乡下人”；湘西；形象由于湘西美丽的面貌及纯朴的风俗民情，使沈从文对这里充满着爱意和眷恋。

他自称为“乡下人”，并且用独特的手法塑造了湘西社会中一系列极富有个性的“乡下人”形象，他们是沈从文湘西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所谓作品中的“乡下人”指的就是这些善良的普通人，他们他们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

但他们的主体精神蒙昧，对命运缺乏具有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使他们的人生命运悲惨而痛苦。

因为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第一种是以水为生的男人。

沈从文笔下的水手的种类比较多。

年轻水手们的聪慧、好学、肯吃苦；中年水手“雄强”、富于活力，理解生命的真正含义，他们不畏强暴，充满爱心，生命的真谛被诠释得熠熠生辉，如《柏子》中水手柏子，《湘行散记》、《湘西》中很多篇幅专写他们；老年水手也以多种面孔出现：有的恬淡自守，丰富的水手经历已经把他们变成了一本书，如《边城》中的老爷爷，《长河》中的老水手满满；有的迫于生计利用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社会抗争，他们在以一种悲壮的形式诠释生命，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那位“又老又狡猾的东西”。

水手们的表现各不相同，有高尚者，有龌龊者，也有市侩者。

《边城》里七十岁的老船夫忠实勤恳,撑船摆渡,五十年如一日。

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他却出于责任,不离渡船,“因为过节,明白一定有乡下人从城里看龙舟还得乘黑赶回家乡”。

过渡人心中不安,掷一把铜钱到船板上,老船夫必然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老人的热诚和负责,得到过渡者的由衷感激,但他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平常得很。

现当代文学浅析沈从文“乡村人”的形象——以《萧萧》《边城》为例蒋乐璇湖南师范大学摘要：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表现者与反思者，其关于乡村题材的书写既唱出了他的理想生命之歌，同样寄予了他对乡村人生的反思。

本文将以《萧萧》《边城》为例来探讨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人”形象。

关键词：《边城》《萧萧》；沈从文；乡村人一、乡村人生的反思——《萧萧》(一)身处悲剧地位而不自知《萧萧》叙述了古老湘西文化中的童养媳的传统。

萧萧做媳妇时年纪才十二岁，嫁给的小丈夫还不到3岁，丈夫比她年少九岁，断奶还不多久。

在萧萧试图逃跑被发现以后，按照本族的传统，要“沉塘”或是“发卖”。

这些湘西古老有些落后的传统自然是导致人物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身处悲剧地位而不自知。

即便伯父不忍把萧萧沉塘，萧萧也是“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

”“这处罚好像也及其自然。

”丈夫不愿意萧萧被发卖，萧萧自己也不愿意去，“大家全莫名其妙，只是按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

”萧萧一家在大儿子十二岁时也为他接了亲，而这一天萧萧“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文中有现代新思想的象征即女学生们，然而当地人的印象中，“一想起来就觉怪可笑的!”即便此处的人们身处不幸，却浑然不知。

他们好像都是“不得不做”，或者“好像就应该这样”，却从未思考过原因，或者有所反抗。

萧萧作为童养媳习俗下的牺牲者，最后却成为了这个习俗的遵从者。

(二)保留着的源于古老传统的善良，纯朴尽管在《柏子》《萧萧》》《贯生》等沈从文众多的小说中，乡村人虽然身处悲剧地位置而不自知，但是在他们身上，还一律保留善良，纯朴，诚实的品性。

在小说最初萧萧还是一个12岁的小女娃，天真，单纯，“她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

”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心尽力的像对待弟弟一般的照顾着自己的小丈夫。

她常常一个人爬到草料上面去，抱着已经熟睡的丈夫，轻轻的轻轻的随意唱着自编的山歌。

摘要沈从文代表作小说《边城》以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边城》，以“乡下人”视角，用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特点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原始自然的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以摆渡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邻里和睦友爱的生活琐事为次线，从风景美、风俗美、人性美三个方面展现了湘西地区的生活形态，寄托了沈从文内心蕴含的乡土情结。

“边城”意象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缩影，具有地理、文化等多层意蕴。

它是一个充满神性和诗意的世界，作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文字描绘了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呈现出神韵与诗意的结合，完成了传说与幻想、历史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边城”诗意建构。

这一诗意构建的来源是沈从文浪漫抒情的叙事传统，他在继承文学先辈们提供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传统。

他倡导自然的人性观，追求舒缓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具有诗意的审美意境，构建了一个引人神往的湘西乡土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乡土情结；人性美引言乡土文学是指通过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和哲学视野审视特定的乡土历史文化，表达人类普遍的乡土情怀的民族文学形式[1](P16-17)。

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其中一种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村叙事传统，另外一种是以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乡村叙事传统。

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模式趋于成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他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成功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安乐的湘西“边城”。

这里不仅是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乡，也是沈从文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书写的理想故乡，是所有乡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期待的理想境界，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审美理想。

在沈从文构建的乡土世界中，其中《边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成就最高的乡土文学作品：它用简单的文字以及平实的语言再次向读者展现了在茶峒小镇中悠闲生活的村民，以及关于船女翠翠的亲情与爱情。

《边城》：“乡下人”的固执成就了沈从文的诗意文学文｜沁说看《边城》一定要先看完沈从文先生的题记。

《边城》虽然被归类为乡土文学，但沈从文强调它“不是写给农民看的，不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也不是写给评论家看的，是写给没有进到体制的、没有读大学的、但又关心中文文化命运的人看的。

”沈从文真正关心的是人性的返璞归真，湘西的边陲小城，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朴素的的叙述基调下，浸透着作者的人格与感情，他是一个乱世之下格格不入的寻梦者，在自己理想的精神之地构筑起一个远离尘嚣的梦。

法国批评家丹纳认为：“最大的批评家，一是时间，一是人民。

”《边城》写成于左翼文学为主要思潮的背景之下，文学作品被赋予了工具和阶级的属性，需要传递严肃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气氛，多试图用城市先进文明的思想，改造乡村封建落后的糟粕。

《边城》写偏僻的小城里淳朴的民风和纯美的爱情，田园牧歌的叙事完全背离了主流文学深刻的时代意义，因此他的作品被斥评为“反动文艺”，引来批评无数，沈从文为此事甚至两次试图轻生。

当我们以时间为纵度再去审视《边城》，它已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浓墨重彩的一席之地，成为现今人们所推崇的经典著作。

香港《亚洲周刊》于1999年公布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名列第一，沈从文《边城》第二。

历久弥新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会失去时间的公允和读者的公正。

平淡清新的唯美叙事之下，隐伏着对人生命运哲学高度的无声哀戚《边城》的笔调充满了诗意抒情，恬然静谧，读来如一场蒙蒙细雨中的漫行，浑然不觉下已身心透湿。

湘西边境的小山城“茶峒”，城边一条小溪，溪边一座白塔，塔下一户人家，这人家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条黄狗。

像一个不断推近的电影长镜头，从广角到特写，极简、极静的田园画面便在脑中铺呈开来。

茶峒人的生活同样波澜不起，如静潭幽篁，明山秀水般朗然入目，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存在着。

人与人之间的淳善是浑然天成的，人们既重义轻利又守信自约，人文与环境互为滋养孕育，亘固的“静”像是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将外界的纷乱杂沓区隔开来，形成一个空间与时间上的错位，小城茶峒仿若遗世一方的大同世界，人性的至善、至美便如同纯净的空气一般存在着。

沈从文与乡下人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的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绝然不同。

”“乡下人”，就其字面来看，已经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他对都市的距离,对时代主流和现存政治的自觉疏离。

沈从文作为一个乡下人，看人情冷淡、繁华堕落、红灯酒绿的城市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同样地，作为一个乡下人，看乡下又是一种既是局外人有局中人的恍惚感。

一．乡下人与都市从沈从文的生平看，初来都市，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和创伤。

为了维持生活，他在一件“窄而霉”的小公寓里伏案写作，在饥寒交迫中学习不懈，以在向西学到的坚韧来应对生活的艰辛与困窘。

都市在沈从文的心目中曾是一个新奇、神秘的、令人神往的地方，然而文化的差异、理想的受挫、生活的困顿、生存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灯红酒绿背后的空虚无聊、都市世故和虚伪的冷漠使这个从民风淳朴的向西冒然闯进都市的青年茫然若失，对都市充满了怨恨和激愤。

他对都市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难以弥合的对抗心理。

这些早年的遭遇，便直接导致了他的都市小说，对都市人充满讽刺和丑恶的描写，甚至那些都市人的形象只有职业，沈从文连名字也不愿意帮他们取，都是用王XX来替代。

作为乡下人，他带着一个局外人的目光，深刻地看到物质化的都市人，金钱和欲望已经将他们的思想侵蚀，人性完全埋没在污秽丑陋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在小说《知识》中现代教育“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做人”。

沈从文笔下的城里人无不带着伪善的面具却做一些下流的勾当，在沈从文眼中这些都市人都是都市文化的畸形儿而非是活生生的人，在《腐烂》中作者感慨，“那么复杂的种类，使人从每一个脸上望去，皆得生出‘这些人怎么就能长大的’一种疑问……并不是人人都顽强健康，但差不多人人脾气都非常坏。

沈从文：朴素天真的乡下人2014年12月11日作者：活字文化【编者按】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他也确实拥有乡下人所独有的优秀品质，天真，朴素。

可以这么说，面对复杂的文艺，包括创作在内，沈从文都是投以最天真、最单纯的面孔。

对“不好”的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沈从文用“做作”和“别扭”来表示，而“好”的作品，他常用“自然”、“素朴”或“家常”来概括，做人也一样，他若说某人“家常”，那是很高的赞词。

他从来都是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用日常的表述描绘最微妙的情感。

沈从文文/沈虎雏我的父亲沈从文，用文字对文艺作品和文学创作，发过许多自己的议论。

然而在平时，在生活中，谈论作品，却一向讲得很简短。

而且八十岁了，还有点像小孩看电影，爱说“好人”“坏人”那样，简单而直截了当。

“好”或“不好”，是他口头使用的最基本评语。

对美术、书法、古今手工艺品等视觉艺术，他会多说几个字：“美极了！”“丑死了！”或加上赞叹：“啧！这才美呐！”“唉！看到都难过！”优秀的作品，他常说作者“有头脑”，对美术或工艺品，他会归功于“手好”，文学佳作，甚至于会说是“笔好”。

但不好的作品，他总是归罪于“不动脑子”、“不肯学”。

他后半生潜心于物质文化史研究，常需要美工专家们配合，摹绘一些古代艺术品：有的要复原、放大，或画成线图，有些丝绸残片能画出逼真的质感，令观者忍不住想轻轻摸一摸。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对这些配合工作的摹绘作品，他拿到时常说：“太好了！”“手真好！又快又准确！”从未听他批评说谁画得不好。

但是，看到重现古代人物、历史场景的现代绘画，某些作品远离了历史真实性，以意为之，或从千年一贯制的戏装取法，或凭画者的品味加以“美化”，这些作品无论看上去多么气势恢宏，赏心悦目，他总是闭上艺术的目光，拿科学尺度去衡量，痛心地说：“常识不过关。

”“不学习，怎么能教育观众？”有一回年历翻到齐白石一幅画，流水游鱼，他停下来看了很久，还是一个字：“好！”请他讲讲好在哪里？他上下打量，只说：“生动呐。

论沈从文“乡下人立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是什么使得他具有这样深的“乡下人”情结？沈从文自幼生长在文化遗风甚浓的湘西乡下,他的祖父沈洪富是前清的贵州提督,沈家在当地算是非常显赫的世家大族,其祖父为了子嗣的原因,纳过一苗族女子为其延续香火,但因清代有规定,凡苗民或苗民所生之子,一律不能参与文武科举。

甚至到了民国,苗人仍受歧视,他们在汉人与困苦生活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度日,在汉族文化面前始终处于弱势。

因此,沈家在这一苗族女子生下两个男孩子(沈从文的伯父、父亲)之后,担心其苗族身份会影响后代前程,只得将其远嫁他乡,并在乡下埋一假坟,谎称已死。

沈从文的身上实际上也流淌着苗族的血液,苗民长期被歧视的屈辱史积淀下来的民族身份的自卑潜藏在他身上,形成了他自卑的文化心理和忧郁的文化气质。

沈从文在小学毕业后,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在《湘西题记》中，他这样写道:“我生长于凤凰县，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住过六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毕的业。

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也较熟习。

”这段从军的经历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增长了他的见识。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他描写了各色各类的“乡下人”，这些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是他从军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置身于现代文明大环境下，湘西不会是永远封闭、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外在社会点点滴滴的渗透，影响着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面对自然状态下湘西的变化，沈从文不由得产生深深的忧虑、惆怅和无奈的叹息。

湘西人无论怎样的良善和与世无争，都难逃命中注定的悲剧结局，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沈从文这个一向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所不愿看到又不能回避的，他只能以理想的方式将他们留在自己的文学殿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