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现实主义戏剧《上海屋檐下》
- 格式:doc
- 大小:17.00 KB
- 文档页数:3
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显现出他平淡朴实、自然深远的艺术风格。
作者截取的是上海某弄堂房子五户小人物一天生活的横断面。
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反映历史的黄梅季节,传递出“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
”(《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对于这部剧作,夏衍曾说:“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摸索。
”正如他所说,《上海屋檐下》的确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各有各的不幸和苦楚.报贩李陵碑因独子捐躯沙场,晚境异常凄凉,只能酗酒解闷,孤吟消愁;耿直的知识分子黄家楣,失业居家,恰逢老父远道来视,不免悲喜交集。
为博取培育自己的父亲的欢心,不惜典衣当物,借债度日;海员之妻施小宝,更是无依无援,为流氓小天津挟持,被迫沉沦堕落;相比之下,小学教员赵振宇和工厂职员林志成的生活稍有着落,但赵妻在生活煎迫下,时有衣食住行的愁虑,林志成也要担心饭碗是否牢靠。
他们在抗战到来之前,都过着苟且麻木、忧郁悲伤的生活.沉重的黑暗缩短了他们的目光,扭曲了他们的性格。
他们在咀嚼自已不幸的同时,往往向更弱者转嫁自己的不幸.赵振宇夫妇在卖菜者处获得若干小便宜,竟“露出微笑”。
林志成、黄家楣不堪忍受社会的折磨,妻子就成了发泄自己苦痛的对象。
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弥漫着庸俗、灰色的小市民气息.夏衍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在于,既嘲讽小人物思想性格的弱点,—-但仅是含泪的微讽,——又清醒地看到,小人物的种种不幸和畸形社会的黑暗投影.他把艺术的锋芒指向病态的社会。
对小人物的善良正直本性,从来是肯定的。
且勿论林志成处于亦“牛"亦“狗”的境况中,内心是多么痛苦,一旦“从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面解放出来”,又有多少兴奋.即如有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消极思想,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无味生活而意足的赵振宇,也终究不能无视李陵碑的被人欺辱。
《上海屋檐下》的内容和主题作品主要内容《上海屋檐下》主要写林志成、匡复和彩玉之间复杂的爱情关系。
8年前,林志成在好友匡复被捕入狱后,照顾他的妻子彩玉和孩子葆真。
在生活和感情的双重压迫下,他与彩玉同居。
8年后,匡复出狱来林志成家探询妻子和孩子下落,于是3个人都陷入极度痛苦的内心矛盾之中。
彩玉想与匡复重新修复往日的幸福,却又难舍林志成危难中相助的情分;林志成在无颜再见老友的自我鞭挞中,倾诉了内心的痛楚;匡复原想重新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却眼见妻子与志成已难以分舍,于是,在孩子们歌声的启迪下,克服自己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
剧中还同时有几组人物:勉强度日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卖笑的舞女、善良懦弱的失业者等。
由这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小人物,组成了一幅现实生活的社会风俗画。
作品主题表达分析五户人家拥挤地生活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洒落的雨滴仿佛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共同演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这个屋檐下的弄堂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百姓只能寻求暂时的安宁,在混乱的时代里如蝼蚁般彷徨挣扎,最终被风雨裹挟着前行。
只有少数人勇敢地冒着连绵不断的阴雨走出屋檐,就像剧中的匡复一般,在时代的风雨之中上下求索,不断探寻新时代的方向。
作者选择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去写作”,将重心放在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对社会环境的描写方面,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
在黄梅时节这种压抑氛围的烘托下,剧中人物生活中的琐碎情节以及匡复、林志成和杨彩玉之间的情感冲突似乎都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杨彩玉的女儿林葆珍充满稚气的歌声——“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与卖报纸的李陵碑无奈凄凉的戏腔组成了明暗两条对比线索。
林葆珍的歌声激发了人民群众从沉闷压抑的黑暗环境中勇敢走出来的决心,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李陵碑的悲剧人生和残酷的社会现实。
在这个屋檐下令人窒息的弄堂生活中,无论是沦落风尘的凄苦辛酸还是充满生机希望的嘹亮歌声,都是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写照与期盼向往。
《上海屋檐下》夏衍【考核要求】1. 识记夏衍的话剧《秋瑾传》、《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
2. 识记这是⼀出悲喜剧,并简析此剧的题旨。
3. 分析此剧的横截⾯⽅式的结构艺术。
【提⽰】《上海屋檐下》写于1937年3、4⽉间。
剧本摆脱了绝⼤多数左翼戏剧对⽣活概念化和简单化的描摹,把视⾓对准了现代都市的⽇常⽣活领域,描写了⼀群⽣活在上海这个畸形都市的底层市民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揭露了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残酷统治下的⿊暗现实。
剧本着重描写的匡复、杨彩⽟、林志成之间的复杂经历和爱情纠葛,把⾰命者的话题拉到⽇常⽣活空间来,并且放置在⼀个复杂的关系中,展⽰他们⾯临的⾰命、⽣命、情感、伦理等诸多困境。
剧本采⽤横截⾯的⽅式,把上海弄堂房⼦从上到下切开,在⼀天的时间内,把境遇不同、性格各异的五户⼈家放置在同⼀舞台画⾯中。
匡复、杨彩⽟、林志成之间的情感关系构成全剧的主线,其他各家琐屑、平凡的⽇常⽣活组成若⼲条副线,各条线索时⽽齐头并进,时⽽⼜交叉并⾏,使剧情在时断时续中有条不紊地平⾏推进。
剧本描写底层市民的⽇常⽣活,突破了传统戏剧⾼度集中展⽰尖锐⽭盾冲突的模式,着意刻画⼈物的内⼼世界,散发着浓郁的⽣活⽓息,显⽰了夏衍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执着追求和独特的风格。
五家住户各有各的苦恼和悲哀:失业的洋⾏职员黄家楣,失去⼉⼦、酗酒解愁的⽼报贩李陵碑,沦落风尘的施⼩宝,看似达观实则庸俗的赵振宇,贪图⼩利、爱发牢骚的赵师母。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他们扭曲、⿇⽊的⽣活和⼼灵、情感上的种种苦楚,展⽰出⽣活的本来⾯⽬。
匡复在饱尝⾰命理想受挫的彷徨和愤懑后,⼜⾯临着爱情的幻灭和⽣活的残酷,但剧本避开了浓烈的场⾯,有意识让三⼈不在同⼀时空⾥相见,⽽以简洁内敛的舞台语⾔和动作表现⼈物内⼼的巨⼤波澜,避免了情感爆发、⽭盾激化。
匡复最后选择了出⾛,摆脱了⾃⼰的情感困境,戏剧在经过⼈物的短暂冲突后⽽悄然终结。
这种⽤⾰命来化解⽭盾的⽅式,体现出左翼作家对⾰命和情感的关系处理的特点,颇耐⼈寻味。
话剧《上海屋檐下》和《桑树坪纪事》比较阅读之我见一、艺术结构《上海屋檐下》在于作者在全力刻画主线的同时,对众多副线也给予了重视,在合理展示它们的矛盾同时也将它们和主线交融在一起,一起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而《桑树坪纪事》中最能突显出来的是作者对农民的深厚的爱,為农民而写的态度。
在创作中,作者尊重事实,忠实于生活原貌,即使有议论也是触景生情而发,诚挚感人。
在人物塑造、结构安排、情节构思、语言艺术等方面,丝毫不给人做作之感,一气呵成,干净利落,而自得风流。
在艺术表现上,作者走的是一条踏踏实实、不惧乏味的路。
当《上海屋檐下》剧的帷幕第一次为观众启开的时候,在舞台上除了老报贩李陵碑的阁楼不容易为人们所见外,二房东林志成、前楼房客施小宝、灶披间房客赵振宇以及失业职员黄家媚这四户人家全部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一新颖的、别开生面的艺术设计,表现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夏衍同志勇于创新的胆识。
全文作者表达的匡复与阔别多年的妻子、昔日好友的“重逢”,而又毅然离去的这条主线,贯串了剧本的始终,它成了剧本的支柱,最深刻也最直接地体现了主题。
在结构上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制约众多副线的作用;而众多副线也从各个角度烘托和陪衬了它。
众多副线也正因为有了它,才有了依附和可靠的支柱。
朱晓平基于对农民的深沉的爱,始终把目光放在了小山村桑树坪,为生活在这个小山村的农民而写,写他们的不幸和痛苦,表达出他们的抗争和希冀。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作者对桑树坪人都怀有一份深沉的爱。
作为一个当年的知青,作者爱那块让他成熟的土地,爱那些给了他知识和智慧的庄稼人。
说到桑树坪农民所面对的残酷的环境,对于整个桑树坪农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等待他们的只会是厄运。
但是对于个体来说,他们在这样的极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比如陈旧的婚姻习俗,农村的宗法观念,在这类环境的多重压迫下,他们的生活则是更加的沉重。
二、创作方法《上海屋檐下》的创作方法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上海屋檐下》的艺术特点《上海屋檐下》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结构独特:该剧的结构采用“横断面的描写”法,即同时展现五户住家十四个人的生活。
通过一天的时间,展现各个人物的生活轨迹和情感纠葛,形成紧凑且连贯的故事情节。
这种结构使得观众可以深入了解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剧情。
2. 人物形象鲜明:该剧的人物形象塑造非常成功,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性格特点和心理活动。
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刻画,观众可以看到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背景和故事,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人物关系网。
同时,通过生动的语言和行为,让观众对每个角色都有深刻的印象。
3. 情节紧凑:该剧的情节非常紧凑,情节发展迅速且合理。
通过五户住家十四个人的生活轨迹和情感纠葛,展现了当时上海市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
情节的推进也使得观众始终保持紧张感,让观众对每个情节都充满期待。
4. 语言生动:该剧的语言非常生动,用词简练且表达力强。
人物的语言各具特色,符合其身份和性格特点。
同时,语言中还融入了上海地区的方言和俚语,使得语言更加贴近生活,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
5. 主题深刻:该剧的主题深刻且具有现实意义。
通过展现上海市民的生活和情感纠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如住房紧张、职业竞争、家庭关系等。
同时,也表达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关注,使得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生活的现实面,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思考。
《上海屋檐下》的艺术特点体现在其结构独特、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紧凑、语言生动以及主题深刻等方面。
这些特点使得该剧成为一部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让观众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感受和思考。
话剧上海屋檐下的观后感该剧是xx所写,他很有政治抱负,而且写这部剧本的背景,就是所以剧本的很多地方都有隐喻,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该剧开始的黄梅天气,就暗示了雷雨即将到来。
用天气暗示当时的政治气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政治氛围很紧张,中国革命犯了几次路线性的错误。
剧中的匡复,林志成,黄家楣,就好似当时以作者为代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迷茫,彷徨,艰的生活着。
(3)但是作者不愿意整部剧都处在灰暗的色调中,于是他又借赵振宇的话“愁什么,尽下,总有一天会晴的,不晴难道终天的做黄梅吗?”表达出了革命即将到来。
该话剧的写作手法就是以前我们课本上学过的以小见大,通过描写上海弄堂小人物生活的艰难与悲哀,反映出当时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动荡。
每个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显而易见的缺陷,但同时又是善良的,有爱的。
林志成——弄堂的房东,也有一份看起来很体面的工作,性格沉闷,一生气就冷暴力杨彩玉,虽然他没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但他是善良的,自己的好友入了狱,他就去接济朋友的妻子,却又在相处中,为了生活一步步陷进去,他俩同居了。
八年间,每当他快要触碰到幸福了,心里的那个声音就会拷问他,把他拉到痛苦的边缘,使他自责,使他上刑,所以在好友匡复来找他时,他说:“我犯了罪,就等着你的审判”匡复——是个怀有理想的人,可是在生活不断地蹂躏下,他变得懦弱了,脆弱了,他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爽快开朗,最后在葆珍(他的女儿)的歌声中他找到了力量,也知道自己以后的路;黄家楣——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这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农村的父亲卖了田,卖了地,典了房产,借了高利贷供他去上学,这么沉重的负担在他身上,且自己又刚失业。
苦恼愁闷,可是呢?偏偏又爱面子,乐于享受,这样的他既厌恶自己又不能做到坚决的态度,在摇摆不定间苟且着郁闷着;桂芬——黄家楣的妻子,就像哪个时代的大部分女性一样,逆来顺受,没有主见,她理解自己的丈夫,即使他已经失业呆家好久,即使他们的生活只能靠着东借西凑,这能靠着变卖家里的东西为生,她都能在丈夫失落的时候安慰他:"你有不曾做过什么坏事,又不是偷懒不愿意找事情做,这么大的上海找不到一件小事情,这又有什么办法啦!";其实整部剧里,我最喜欢赵振宇哪样一个乐天派的教师,始终能够带给人快乐。
《上海屋檐下》分析14 ib5 党容旻《上海屋檐下》这部话剧讲述的是在上海弄堂中五家人的故事,这五家人分别是林志成一家、黄家楣一家、赵振宇一家、施小宝以及李陵碑,这五家人的故事复杂的纠结在一起,作者通过普通的对话在字里行间传达着信息。
在第一幕中,我们对五个家庭可以说是家家有悬念,有疑问,在林志成一家中,阿牛与葆珍的对话以及葆珍与彩玉的对话提出了第一个悬念:林志成一家的关系如何?杨彩玉嘱咐葆珍:“放了学就回来,在外面乱跑,给你爸爸知道了又会……”葆珍却不高兴地表示:“什么爸爸爸爸……”此处作者透露出葆珍不愿叫彩玉的丈夫为爸爸这一细节,留下了悬念,这个悬念在后来赵妻与桂芬的对话中得到了回答,从这个对话中让观众了解到了林志成一家的具体情况,但这个具体情况只是一部分,只知道林志成不是葆珍的亲生父亲,却不知道葆珍的亲生父亲到底怎样了。
直到匡复出现,匡扶与林志诚的对话中,林志成的吞吞吐吐,手脚飘忽,我们了解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匡复便是葆珍的亲生父亲,前面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第二幕一开始,作者将故事的发展进度拖缓,没有让匡复、杨彩玉、林志成三人同时出场,而是安排匡复和彩玉谈论着各自十年来的生活状况,通过这一段对话,对过去事情进行回顾,让我们掌握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节省了篇幅,还自然地向我们讲述先前的故事。
后来匡扶看见保真其对话内容也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保真究竟知不知道匡扶就是她的亲生父亲,现在问题又来了。
第三幕是最戏剧性的部分,三人的结果揭晓:志成打算成全匡复和彩玉,独自离开,却被彩玉挽留住。
结尾时匡复在葆珍的歌声中受到启发,克服了儿女私情,感悟到一个革命者的责任,默默离开,走上了充满光明的革命道路,这一段也展现出了匡扶内心的纠结,以及最后决定的勇气,和面对现实的释然。
最后结尾的那首歌“……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立刻变成枪子弹,一颗颗,一颗颗……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强盗来了,打不打?”“打打打,打打打!一个不够有大家!”“对!一个不够有大家!走夜路,怕不拍?”“我不怕,我不怕!跌倒了我会自个儿爬!”是和开头的首尾呼应,从这首歌中才真正透漏出作者的思想,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决心,及坚定不移的信念。
46艺术论丛屋檐下雨滴中的诗意——从《上海屋檐下》分析夏衍剧作中的诗性特征欧阳娇睿武汉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屋檐下》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话剧作品,夏衍通过巧妙截取了上海弄堂房子的一个横断面,在一天的时间里,展现了经历不同、性格各异的五家住户的命运,生动地刻划了一群生活在两半社会的都市中心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
在这部戏剧中,他不再采用以往的历史剧创作手法,选用一些历史人物或所谓的“英雄人物”来铺陈故事。
而是将目光收回放低,放在他生活过十年之久的弄堂内的老百姓身上。
像夏衍所说,“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状态,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
”然而,我认为近现代中国话剧中的写实方法,比起贴近生活本质的描绘,更像是一种“诗性的写实”。
这是夏衍的特质,亦是知识分子的特质。
一、人物设定徐柏森有云“写戏最关键就是写人”,戏剧的情境是由一个个相遇促成,而这些相遇都是由人物促成的。
人和人之间的相遇,人和物之间的相遇都是戏剧中矛盾的来源。
《上海屋檐下》中的人物众多,却完成了夏衍“是人,总有喜怒哀乐;作家塑造人物一定要合情合理。
”的目标。
同是妻子,杨彩玉甫一出场便是和女儿葆珍温情脉脉的对话,整个弄堂房主太太的她格外的沉静;赵妻的登场则是和卖菜翁的斤斤计较,市井气息铺面而来;桂芬在赵妻转述的八卦中初现身,眉头因黄父的出现紧皱……三个家庭各有各的隐瞒和心酸,竟说不出谁是幸福的那一位。
夏衍对于人物的塑造,像诗一般并不平铺直叙,甚至避免冲突,在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关头笔锋一转,不揭晓答案,直到最后也没有任何大的冲突出现。
例如刚开始赵妻和桂芬谈论葆珍的身世,说到关键处就有新的话题岔开;林志成和匡复隔了十年相见,“夺妻之恨”的战争一触即发,可是这样重要的对话却插入了收破烂的阿婆的声音;当他们正要有讨论最根本问题之时,工厂来的人又把林志成叫走了,这三个人的三角甚至没有真正形成过……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的心理会有一定程度的落差,整个故事似一股潜流静静地埋藏其中,像是淅淅沥沥滴不完的黄梅雨。
用狄德罗的正剧观解读《上海屋檐下》曹明霞(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上海屋檐下》是左翼作家现实主义创作试验的最高成就,狄德罗所谓的正剧是使戏剧反映内容更接近人们的现实状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体现真实自然的市民生活,并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
将狄德罗的戏剧观和《上海屋檐下》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历史背景下《上海屋檐下》创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上海屋檐下》市民剧中图分类号:I207.3文献标识码:A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戏剧注重表现市民生活,但剧作家表现都市生活的时大多局限于展现都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常生活领域的题材比较空缺。
然而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具有现实主义因素。
夏衍在《上海屋檐下》下,用一种严肃的方式,展现了这个时代下层市民的生活场景。
下面主要结合狄德罗关于正剧主题、语言特色以及剧作的现实意义三个方面来解读夏衍的这部悲喜剧。
1戏剧主题的严肃性“要正派,要正派。
它会比那些只会引起我们的轻视和笑声的剧本更亲切更委婉地感动我们。
”在狄德罗的观点中,戏剧的题材主题要贴近现实生活,格调要健康。
在西方戏剧史上,最早出现的剧种是悲剧,这种剧重在描写伟大人物命运的不幸或是人民大众面临的灾难。
之后出现了喜剧,多表现下层民众的滑稽可笑,以供人们嬉笑娱乐。
缺少一种打破喜剧和悲剧的界限,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戏剧。
狄德罗主张应该创立一种“严肃的戏剧”。
本世纪初,话剧进入中国,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一股现实主义创作试验。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这个时期的名剧,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转变。
“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方法的摸索。
”在此之前夏衍写了《赛金花》和《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则与前两个剧目迥然不同,作者把视线转移到广大的中下层人民群众的身上。
剧中设定的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上海的梅雨季。
地点在上海的“弄堂房子”。
这座房子面积狭小、破烂不堪,但是五户人家合住,环境差到“用白木薄板隔成的‘后间’,不开灯的时候,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东西。
分析现实主义戏剧《上海屋檐下》
契诃夫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毕竟不是每分钟都在决斗、上吊或求爱,不是每时每刻都妙语横生。
他们更多的是吃饭、喝酒、闲逛、说蠢话。
这些应该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剧本应该写成这样:人们来来去去,吃饭,玩牌,谈论天气。
这倒不是应为作者希望写成这样,而是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就是这么生活的。
现实主义戏剧更倾向于真实存在性,它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它的故事情节不像一般的舞台剧那样妙趣横生,没有过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在每一个平凡叙事的背后都能找到挖人深思、寻觅震撼心灵的闪光点,在现实主义戏剧中,反而故事越普通一般,越具有典型性。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中国话剧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探索的一个突破。
这部话剧是典型的把小人物和大背景的展现,以此构成鲜明强烈的对比,营造出一个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以及真实的故事,让人信服。
作者力图用一部分生活在底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生活和命运,反映一个悲苦的时代下,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惨状,借以小人物之言行来表达自身的愿望,唤起读者的共鸣,传达一个民心所向的时代步伐。
正如题目一样,整个大情境规定在上海屋檐下,这幢老房子里有五户人家,全部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不是小职员就是失业的,生活的很艰辛,作者把每个人物延伸到各个领域,透过每一个细节感受一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
黄梅时节让人透不过气的规定环境注定了这屋檐下的人要经历一番坎坷的曲折命运,这座弄堂房子也恰到好处的发挥了它的作用,遭受一种的压抑气氛,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挥之不去的愁云。
由此可见,环境造就人,这里的人也没有什么追求,妇女交头接耳,只会抱怨,男人胸无大志,盲目的奔波最后毫无结果,甚至连这里的小孩也只知道吃,毫无人生价值观。
还有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身体的女人施小宝,在那个年代,她的行为必须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无论她是否还心存一片阳光,无论她怎样去讨好那些难缠的妇女,结果还要遭受排斥,在别人眼里她是下流无耻的女人。
然而当她衣衫凌乱爬在床上嚎啕大哭的那一刻,让人看出她原本和她们一样的坚贞善良,也许她也恨自己无情的践踏着无辜的灵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了生存,她无法为丈夫守身如玉,只恨没有人理解她内心承受的煎熬。
整个剧本特定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民国时期,正如剧本中所传达的那样民不聊生、动荡不定,每个家庭都应该得到幸福,可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带来的诸多不如意直接给家庭造成反面影响,例如为柴米油盐之类的小事儿就会争执不休,女人罗嗦,男人不争气,造成家庭气氛也如同黄梅时节的天气一样沉闷压抑。
同时更真实的映射那年代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
剧中黄家楣即使费尽周折来到上海上学,也是家乡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为父母乡亲所骄傲所崇拜的才子黄家楣,在上海一直愤懑怀才不遇,大学毕业就失业,在这里,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不大的孩子,生活勉强过得下去,当父亲来探望时,发现自己的儿子挤在一个不过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顿时大失所望,也成为乡亲们的笑柄。
老父亲自知自己留在这里碍事儿,提出离开,无意中发现父亲留下的一两块现洋,黄家楣悲痛至极,不禁潸然泪下,他极力的想让父亲相信他过得很好,可是不随人愿,现实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片,退去伪装在外表的华丽和虚荣,让你乖乖的露出本来面目。
每个人都变成了生活的奴隶,现实的残酷已经把这里的所有人折磨的力不从心,越是想掩饰什么越暴露无疑。
这里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这也是整部剧本的功力之所在。
匡复、彩玉和林志成之间的微妙关系已足以看透当下社会带来的无可奈何。
匡复被打入牢狱十年没有消息,其妻彩玉嫁给丈夫的好友林志成。
匡复的重新出现给整剧增添了戏剧色彩,林志成见到匡复先是惊讶、恐惧、慌张不知所措的样子,一再的声称自己是“犯了罪”,无颜面对好友,像是一个等待定罪的犯人,经受着生命最后一刻的拷问,并且甘愿去地狱为自己玷污过的灵魂赎罪。
匡复不知所措,还没有完全反映过来的时候,林志成又开始变为埋怨,埋怨匡复十年里为什么不写封信,甚至大家以为他死了。
匡复是个先进分子,因为思想极端被打入牢狱,因而全家遭受牵连,妻子和孩子一无所有,在林志成发现他们母女时,的确如想象的一样,在一所老房子里饥寒交迫,毫无生机。
匡复也明白,若不是林志成带走她们,恐怕再难活着见到她们,或者她们现在沿街乞讨,同现在的自己一样狼狈不堪。
林志成只是想给彩玉母女幸福,刚结婚时,他整个人既矛盾又痛苦,他怕有一天匡复回来,刚得到的幸福会稍纵即逝,他又经受着灵魂的折磨和考验,因为这是他朋友的爱妻,他却在朋友落难不知下落时夺人所爱,他也害怕遭人耻笑。
现实如他所担心的一样,这段阴影好不容易走出来,刚刚得到一丝的安稳,感叹世事难料,匡复几经周折找到这里,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噩耗如晴天霹雳一般滚滚而来。
匡复虽然悲痛,表面上却显露出大度宽容,称自己不该来这,无论他怎么说,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恨,刚从牢狱出来的匡复一脸愁容,显得十分颓废。
此时的林志成自知惭愧,在两人漫长的谈话之后,感叹现在好像有一块压在他心里很久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十年的心事儿已了,自己解放了。
林志成态度的转变也是这一人物性格的体现,带动整个故事开始改变,促进矛盾的升华,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
妻子彩玉见到匡复的时候,没有过于急切的掀起一阵暴风雨,而是静静的讲这十年自己生活的不如意,也是迫不得已,为了生活必须改嫁,看似是些借口,其实字字句句是对当下政治关系和统治的不满。
匡复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把痛苦都积
压在心底,更没有想破坏他们的生活。
在规定情境下,一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屋檐下,昔日相濡以沫的夫妻变成失散多年的路人,也许退一步是最好的选择,相信观众也是这样想的。
谁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孕育,彩玉一反常态的追究起曾经匡复对她的诺言,只要他活着,就会给她们幸福。
这话在经历了悲欢离合的匡复看来早已是无稽之谈,在他眼里,母女二人现在是幸福的,而他现在自身难保,只会拖累彩玉。
这一微妙的举动无疑暴漏出昔日这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心理活动,就好像整个剧情并没有交代他们三个人的过去,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出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没有向读者解释彩玉和林志成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作者只能告诉大家一切都为了生活,剧中所有的人的每一个变化都是为了生活。
也许这也是剧本追求真实的所在,正如现实生活一样,面对这样的特殊关系和不得已的变化,每个人都很难用语言交代清楚,最真实的一面只能用心去体会,从人物的每个细节和举动去感受。
夏衍作为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敢于尝试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甚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造出又一新的突破,他可谓是戏剧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师,使我们由衷的敬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