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视文化翻译与归化异化策略

窥视文化翻译与归化异化策略

摘 要:“忠实”是翻译的基本准则,文化传真则是文化翻译中“忠实”

境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翻译时,无论采用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

准则的最好体现。受不同文化及语言环

,都会造成语言意义的走失。基于

真的最佳策略。

关键词:文化翻译;文化传真;归化;异化

这一观点,文章探讨了归化和异化策略对文化翻译的影响及文化意义走失的原因,以从中寻求文化传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

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通、交谈和融会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不同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个性往往会成为翻译的

障碍。怎样处理好文化因素的翻译而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呢?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最基本的翻译策略。本文依据“忠

实”这一翻译中最基本的准则,就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化翻译

的影响及其原因做了阐释。

一、文化翻译与归化和异化释义

1. 文化翻译

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

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看一看中国传统翻

译理论,从释道安的“案本”,到严复的“求信”,到傅雷的

“神似”,到钱钟书的“化境”,都离不开“忠实”这个总原则

(孙致礼, 2004: 34)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

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

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孙致礼, 1999: 59) 。不同文化的语

言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文化差异是影响翻译过程的重大

因素,它要求翻译应该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从文化内

涵的角度准确地再现源语所要传达的意义、方式及风格。

因此,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过程中所能完成的

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

界,或者说是翻译的终极目标。

2. 归化与异化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

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

者;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

者。据此,美国翻译理论家Venuti 在其著作The Transla2

tors’Invisibility 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这一对互相关联

的对应概念(Venuti, 2004: 19) 。20 世纪70 年代,当文论和

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和异化逐渐成为当今 收稿日期:2009-03-28

作者简介:刘艳芳,河南漯河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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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归化”指的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目的

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

表达原文的内容。“异化”则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

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

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和异化可视为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

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

归化和异化必然包含深刻的文化乃至政治内涵。如果说直

译和意译只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

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王东风,

2002: 25) ,是翻译界普遍承认的成功翻译不可或缺的策略。

二、归化和异化对文化翻译的影响

刘宓庆先生指出:“文化翻译的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重

要,还由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很大,忽视这种差

异,必然有损于文化的双向交流(刘宓庆, 1990: 127) 。”归化

与异化是处理文化翻译的两种策略,对文化翻译的影响异

曲同工,既有成功的归化异化,也有不妥的归化异化。

1. 归化对文化翻译的影响

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是中国近代

翻译活动的主流。成功的归化可以消除语言及文化障碍,

使译文比较地道生动、通俗易懂。同时,在不改变原作主要

文化信息的前提下,正确、恰当的归化翻译不仅能传达整个

文化信息,也能让译文保持原作的特色。著名翻译家张谷

若就是以“以地道的译文译地道的原文”而著称的。如: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ticing; I hate

herwith an E, because she’s engaged, 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 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 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Quoted from David Copper2

field. Italicized words are made b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 。

译文一: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 因为她是Enticing

刘艳芳: 文化翻译与归化异化策略

(迷人的); 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 因为她是Engaged

(订了婚的) 。我用我的爱象征Exquisite (美妙),我劝我的

爱人从事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Em ily(爱弥丽),她的

住处在East(东方) 。(董秋斯译)

译文二:我爱我的爱,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我恨我

的爱,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我带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

一家,和她谈情说爱。我请她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

久你亲我爱。她的名字叫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张 谷若译)

原文中狄更斯采用了头韵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对爱人的

一种复杂情感。译文一中,译者为了不改变其修辞手法,采

取了异化的翻译技巧,却使得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荡然无

窥视文化翻译与归化异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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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译文二中, ,尽管原文中

的障碍,应根据具体语境来确定言语的意义。

(2)语义内涵。从逻辑角度看,一个词的词义如果构成

一个概念,便会有内涵和外延上的反变关系,内涵的增加便

意味着外延的缩小(陈莉颖陈国亭, 2007: 74) 。如father 这

个词在英语中既有“神父”之义,又有“父亲”之义,什么时

候是“神父”,什么时候是“父亲”,要通过语境来确定。两

种语言中字面意义相同的词,其语义内涵可能有很大的差

异,翻译时选词不当就会导致语义内涵走失。如“龙”在中

国被视为神物,而在英语中dragon 被看做是“邪恶”、“恐

怖”甚至“战争”中撒旦就被称为dragon 。

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同一名词有不同的内涵,给人们带来的

联想当然截然不同。

(3)地域习俗。如果原文本内容涉及本国特有的自然

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目标文本在意思上就必然有所

走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同一词汇的

理解、联想也有所不同。地理环境不同也必然反映于言语

之中。在中国普遍的是河水东南流。但在欧洲,河流大多

向西北方向流入大海。所以汉诗“功名富贵若常在,汉亦应

西北流”(李白《江上咏》)只好译成But sooner could flow

backward to is fountains/ This stream, than wealth and honor

can remain, 用了flow backward 来避免东西方因河流走向而

引起的翻译问题。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

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汉语的“小菜一碟”和英语

的“a p iece of cake”都表示事情很容易,不同的用词与两国

的饮食习惯有关。

(4)主体差异。作为文本主体的作者和译者,怎样运用

语言,他们各有自己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惯用的词

句,并结合某些词的使用而赋予特殊的含义。同时,译者和 原作者又具有不同的语义理论、价值观念、心理与文化思

维,这都会影响译者对原文本的翻译,如原作者在写实,译

者可能以为是象征手法,原作者所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译者

可能以为是几个意思。因此,翻译时造成意义的走失也在

所难免。

(5)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明显地表现出一定民族文化

传统的特色。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

习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不能单从字面意

义去理解和翻译,如“东施效颦”、“愚公移山”、“女娲补

天”、“夸父追日”,等等。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

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heel (唯一致命的弱点) 、a Pando2

ra’s box (潘多拉之盒是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 、Sam son’

s hair(致命点),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英汉语中的典故

不能找到彼此完整的对等语,由此造成翻译时意义的走失。

三、避免文化意义走失的习性原则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语言同它所承载的民

族文化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如何使译文的读者在其

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地吸收源

语的文化价值取向呢? 这需要以习性原则为依据在两个层

面上考虑问题。习性原则建立在使用某种语言的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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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圣经》

这个字的反

复使用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

这种特殊的修辞没有完整地表达出来,但

,反而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

原文的意义和风格。上例说明,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正确把

握归化的使用,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原作的风貌和情韵。

2. 异化对文化翻译的影响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异化有助于文

化交流,缩小文化差异,减少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是翻

译发展的趋势。成功的异化翻译能保留原作特色和原文的

异国情调,体现其文化风貌,将原作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译文

读者,可以让读者充分感受异域文化和风情,体验身临其境

的感觉。

凡是认真研究过《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读者一定会

发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在

翻译策略上有较明显的区别,杨译根基于原文作者,忠实于

原文的文化形式,例如“怡红院”和“怡红公子”在英译处理

时,杨译和霍译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形式,杨译为“Happy Red

Court”和“The Happy Red Prince”,同原文的形式保持一致,

能使英语国家的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及红色在中

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喜庆吉祥和关于爱情的象征意义。而霍

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和“Green Boy”,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