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概述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3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教育部在2020年7月制定《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既从宏观层面对劳动教育体系进行全面部署，同时也要求普通高等学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劳动科学通识知识的教育，将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

因此，劳动教育一时间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专家学者也从各个方面开展了研究。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国劳动教育政策也在进行着不断调整，在新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劳动教育政策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凸显了劳动教育的战略意义。

那么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政策是如何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呢？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笔者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了新时期劳动教育政策出台的过程，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劳动教育政策实施背后的驱动力和演进过程。

一、多源流理论解释及适用性（一）多源流理论解读科恩的“垃圾箱模型”是多源流理论的基础。

科恩认为政策议程的影响因素包括问题、解决方案、参与者和选择机会。

1984年，金登在仔细研究政策制定中各种力量对政策出台的影响因素后，将四个源流修正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大源流。

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出发，由社会问题引发的各种问题即问题源流，包含各种焦点事件以及政策运行中反映出的群体性问题；政策源流的主体有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学者等利益主体，他们根据社会问题提出政策草案、制度层面的解决办法等；在政治源流中，能够决定政策议程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民情绪的变化和政府当权的变更，还有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意识形态变化等因素。

三大源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独立运作、互不关联，只有在适时情形下才能打开“政策之窗”，相关问题才会被提上政策议程。

（二）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政策适切性实践证明，多源流理论已在国内各类人口层面，如乡村教师、特岗教师、流浪人群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10年第6期下旬刊·总第460期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包含四个核心概念，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之窗。

从这四个概念入手对广州市的“禁摩”政策过程加以应用分析。

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存在以及“政策之窗”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适用性。

“政策之窗”的打开需要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的共同存在。

但同时，该理论作为源于西方的公共管理政策分析的工具，应用于分析中国特有国情、政治制体和管理体制下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其对政策过程的解释力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所谓政策过程理论，是指政策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某个或多个维度对政策的逻辑过程或过程中的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的一组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概念或命题，以及一个逻辑结构严整的框架体系。

西方已经发展了许多较为成熟的政策过程理论，而其中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多源流分析框架和支持联盟框架属于较有代表性的三种。

一、多源流分析框架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讨论了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问题。

他所采用的是对组织选择的科恩-马奇-奥尔森（Cohen-M arch-Olsen）“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1的一种修正形式。

金登认为，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存在着三条过程“溪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和一个“政策之窗”。

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

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

解决办法与问题连接起来，而且他们二者都与一些有利的政治势力连接起来。

而这种连接只有当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竭力提出最得意的政策建议或关于问题的想法的机会———打开时，最有可能出现，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探析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探析一、引言“双减”政策（即减少课外负担、减少学校考试）是近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文将从多源流理论（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的视角出发，对“双减”政策的议程制定过程和特点进行探析，并进一步分析其潜在影响。

二、多源流理论的理论框架多源流理论是由John Kingdom于1992年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

其核心观点是：政策制定是一个涉及多个参与者和多种决策情境交织的复杂进程。

多源流理论将政策制定过程分为3个部分：问题流（problem stream）、政策流（policy stream）和政治流（politics stream），分别代表着问题、解决方案和政治机会的三个来源。

三、“双减”政策的问题流在“双减”政策的问题流中，主要存在两个核心问题。

首先，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导致其身心压力过大，娱乐和休息时间减少，给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模式导致学生过分追求分数，缺乏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不足。

四、“双减”政策的政策流政策流涉及到政策制定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双减”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课程改革，减少学生每天的课程时间和重复性作业。

其次，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个性发展。

此外，推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联动，共同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和考试压力。

五、“双减”政策的政治流政治流是指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机会的出现。

在“双减”政策的制定背后，存在着多种政治机会的交织。

首先，政策制定者对当前应试教育的不满，以及社会上对课外负担过重问题的怨言成为了政治行动的驱动力。

其次，一些研究机构和教育专家的建议为制定“双减”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六、“双减”政策的影响“双减”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减少学生的课外负担和考试压力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其全面发展。

多源流理论概述范文多源流理论（multi-source fluency theory）是指个体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时，通过多个源头获取信息和思维资料，并在这些不同源头的信息之间进行融合与创新。

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创造性思维的机制，以及一种在创造性过程中如何组织思维的方法。

多源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创造性思维不是单独由一个特定的思维过程所驱动，而是由多个源头和不同的思维过程共同作用形成的。

创造性思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多维的过程，涉及了感知、记忆、想象、认知、情感等多个认知过程的互动。

根据多源流理论，个体在进行创造性思考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源头获取信息和思维资料：1.个人源头：个体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和思维方式是创造性思考的重要源头。

个体通过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问题，以及发展新思维方式和技能。

2.环境源头：个体所处的环境也是创造性思考的重要源头。

环境中的刺激和情境可以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

3.社交源头：与其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可以为个体带来新的思维和观点。

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帮助个体产生新的思考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4.文化源头：文化的影响也是创造性思考的重要源头。

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可以塑造个体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式，影响个体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看法。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中，各个源头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个体通过获取和整合多个源头的资料和信息，从而产生新的思维和观点。

这种多个源头的融合和互动为创造性思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同时，多源流理论还提供了一种组织思维的方法，源头整合法（source integration method）。

源头整合法要求个体在思维过程中有意识地从不同的源头获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有组织地整合和重组。

通过整合不同源头的信息，个体可以创造出新的思维路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之，多源流理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个多维的过程，涉及了多个源头的融合与交互。

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基于期刊论文（2005~2018）的文献计量评估作者：李燕苏一丹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05期[摘要]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应用政策领域日益多元，研究质量明显提升，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适用性论证不足、模型的应用泛化和简化、缺乏与其他主流公共政策理论对话及概念要素间因果机制缺乏逻辑性等问题。

未来研究应注重论证多源流框架适用性，探索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提升概念界定的清晰度与模型应用的灵活性，体现该框架的理论张力;加强多源流理论与其他公共政策理论之间的对话，增加理论的解释力与延展性;重视理论假设的具体化，强化因果机制的证据支持与逻辑联系;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公共政策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9）05-0056-10一、引言议程设置是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必要条件，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经过议题扩散都可以由公众议程进入政府正式议程[1]。

自1984年约翰·金登在《议程、備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首次提出多源流理论以来，该理论已被广泛用于解读不同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如澳大利亚房屋政策，英国和德国的私有化过程，美国各州高等教育政策改革及田纳西州烟草控制政策。

21世纪初，多源流理论逐渐获得国内学界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该框架分析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现实，如中国成人教育政策[2]、住房政策[3]、环保政策[4]、食品安全政策[5]等。

经过十余年的积累，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研究视域逐渐拓宽，文献质量有所提升。

当某个领域的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适时的评估与反思对增进知识积累、完善和改进未来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国内学者基于多源流模型对国内政策议程开展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至今缺乏对国内多源流理论应用的系统回顾与总结，更未有文献能够基于客观数据，运用量化方法综合评估国内多源流理论的相关文献。

多源流理论在借鉴科恩（Cohen ）、马奇（March ）和奥尔森（Olsen ）的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 ）的基础上，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学家金登（Kingdon）建立了多源流理论，该理论最早出现于1984年金登出版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Agendas ，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 ）一书中。

多源流理论问世以来，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对医疗、运输、电信与财政等领域内政策的分析，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将多源流理论应用于分析我国从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向无偿救助制度的转变，用于探讨如何使成人教育成为一个更受关注的政策领域，以及用于分析江浙两省在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中的政策过程。

作为一种重要的和主流的政策变迁理论，多源流理论是我们在研究政策变迁问题时所不能不予以重视的。

金登认为，“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它们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

”这种共同作用也就是多源流理论所讲的问题源流（Problem Stream）、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 ）和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三者的连接与交汇。

问题源流内包括的是种种有待政府加以解决的问题；政策源流内包括的是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政策主张与政策方案；政治源流内包括的则是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权力分配格局、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等因素，这些因素反映着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的状况。

因此，三条源流的交汇便意味着特定的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之间的有机结合。

而这种有机结合又意味着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之间具有共容性，而不具有互斥性。

三条源流交汇的原因首先在于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的打开，政策之窗的打开为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或政策变迁提供了机会，因此政策之窗又被称为机会之窗（Windows of Opportunity）。

多源流理论多源流理论是管理学中关于组织机构设置的一种新观点。

什么是多源流理论?它就是在企业内部或同时引进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使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有一个交叉重叠，互相制约，从而增加每个人对工作的责任，提高劳动效率。

当然这并不是任意的“并存”，要视情况而定，如果组织结构本身已经很复杂，引入新的管理部门后会使组织机构更为复杂，还会造成协调和控制方面的困难;反过来，如果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又何必另行建立新的管理机构呢?总之，选择何种管理模式需要根据组织的性质、发展规划及现实状况而定，没有一种模式是完美无缺的。

(1)改变管理组织结构形式。

多元化与专业化的矛盾一直是困扰着组织管理者的一个重大问题，要解决好这个矛盾，就需要做到下述几点：一是合理确定多元化的标准和数量;二是保持专业分工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三是专业化的职能机构中也需要增加综合机构;四是要处理好多元化管理与专业化管理的关系。

( 2)企业应建立两个以上的职能部门。

这两个以上的职能部门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利润，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部门之间可以开展横向联系，从而避免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冲突，以至影响各部门间工作的正常运行，最终会破坏整个企业系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3)企业的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种弊端会严重危害到企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加强内部监督机制，防止因管理不善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首先要合理配备公司的领导班子，提倡大权独揽，但要适当地分散权力，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 4)组织管理机构必须进行精简。

要实现对高层次员工工作的有效监督，就要在公司的领导班子中安排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

(2)企业应设立两个以上的职能部门，一方面可以为公司创造新的活力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以保持原有的人才结构，保持人员的稳定。

同时还可以节省开支，增强竞争力。

(3)应该赋予经营管理人员较大的自主权。

特别是对于大型企业，集团总部要放宽经营管理人员对业务执行的限制，以促使他们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多源流理论概述作者开篇的疑问：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是什么促使政府内部及其周围的人们对某些问题关注而对另一些问题却不予关注。

正如金登所言，我们将要考察的不是问题怎样被总统、国会或其他的决策者权威性的决定，而是这些问题如何首先成为问题的。

我们将努力地弄清楚为什么重要人士所关注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议程是怎样不时地变化的，亦即他们是如何将其选择的范围从一大组备选方案缩小至很少的几个备选方案的。

多源流分析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多源流分析修正了“垃圾桶模型”，将其运用到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分析，提升了其价值。

更重要的是，垃圾桶模式，主要是解释组织决策制定过程，而金登将，垃圾桶模式，应用到国家政策制定的层面上，有利于人们对政策制定的动态本质的了解。

总的来说，在理论的起源方面，多源流分析修正了，垃圾桶模型，将其运用到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分析，提升了其价值。

对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该理论的几个缺点,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的问题：1三个溪流之间是否真正独立？2政策之窗在祸合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金登认为政策之窗打开的智慧打开很短暂的时间。

3活动家的战略是如何影响祸合的?4政策源流中的解决办法是否是渐进式发展的?5这种方法是否仅仅是一种启发式的手段?金登通过对美国卫生和运输两个政策领域一些接近决策的人士进行访谈和案例调查研究，然后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最终提出了政策议程过程的多源流模式。

多源流模式理论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条不同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

其中问题溪流是由社会环境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形成的。

各种社会问题在四处漂浮, 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被提上政策议程, 如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取决于某个问题本身的特点。

政策溪流是政策建议产生、讨论、重新设计以及受到重视的过程，该过程通常是在一个由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中产生的。

而政治溪流独立于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 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