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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乌托邦思想复探
牛红英
【期刊名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36)002
【摘要】扎米亚京的代表作《我们》一直被解读为一部讽刺20世纪苏联极权政治的反鸟托邦小说.如果我们将它置于西方乌托邦文学史的视阈中加以审视,就会发现,扎米亚京书中的乌托邦思考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国家,投向了作为整体的历史和人类,在看似阴郁的反乌托邦故事表层下隐藏着积极的乌托邦指向.《我们》的乌托邦思想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的高度.
【总页数】7页(P49-55)
【作者】牛红英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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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视角：为何乌托邦式的大型工程总会归于失败？人类社会，运动式施政屡见不鲜：新农村建设、城市规划、大学扩招、统一店招……甚至，这种运动式项目工程思维，已经渗入了许多人的血液，面对社会问题，不搞社会动员式措施，不少人还难受发问：政府是不是该规划下？认识这种思想的致命偏离，推荐一本经典著作：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这本书是对现代国家崛起的全景式描述，斯科特抓住了一条总的线索，那就是：国家总是倾向于要把社会简单化、均质化、条理化。
为啥？好治理、好控制啊。
但这个过程，对复杂、多元和有机的社会，总是一种伤害，一旦走过了，甚至演化成灾难。
举个例子，18世纪普鲁士王国的“森林死”。
因为国王看的是收入，所以整片复杂的森林，只成了官员们在办公室读到的“木材销售参数”。
起初经济效果显著，让其他国家羡慕不已，觉得这样的“科学”真好。
慢慢地，长得慢、影响收入的树种消失了，周边居民也不能到森林里捡蘑菇了…这成了一片死寂森林，最终因单一树种退化、病虫害失控等，森林死了。
因为树的生长周期长，等到危害被发现，大错已经铸成。
那么，是不是到了现代国家，这种情况就会改善呢？恰恰相反。
随着国家人口普查、数字化管理的实力增强，反而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社会，有更大地抽象简化、控制到犄角旮旯的权力诱惑。
斯塔尔夫人有句话说：“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
意思是说，在古代，因为统治者能力跟不上，总还有非国家空间存在，而在现代国家，这样的空间就没有了…………为何乌托邦式的大型工程总会归于失败，且导致悲剧性后果？对抗这种国家冲动的防火墙是什么？地方自治何以可能？……推荐好好读一读这本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
斯科特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是当今在世的思想家中引用率最高者之一。
而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批评的逻辑，在许多地方天天发生。
读这本书，其实是一只眼读书，另一只眼读我们的生活。
论《乌托邦》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1202班李智源摘要：托马斯·莫尔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
1516年，莫尔写成《乌托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使用的是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书中的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都是杜撰。
“乌托邦”的意思是“乌有之乡”，即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地方。
莫尔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为当日英国广大劳苦群众所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痛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要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他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丰富的才华，巨大的热情，过人的胆略，并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莫尔毕竟是他的时代的产儿。
当时，自然科学还未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生产技术基本还处于中世纪手工业时期，因此，受当时经济、科技条件的限制，他的观点带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
综上所述，莫尔在《乌托邦》中阐述的观点，一定有其中的合理之处，但是，受其时代局限，其中也必然夹杂着某些主观的想象甚至更为落后腐朽的观念。
本文就将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
关键词：乌托邦莫尔英国辩证正文：在《乌托邦》中，莫尔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性共和国，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
在战争时期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等等。
以上是本书的大致内容，但在这看似很美好的社会里，其实也掩藏着不少黑暗的角落。
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并分析。
一、生产劳动方面合理：在乌托邦，每位公民，除非从事专业的学术活动，都必须要求掌握农业技术和至少两门其他技术。
而且，“在乌托邦里，没有贵族、地主等这些只图享受的寄生虫，没有二流子，没有乞讨为生的人。
”这样看来，乌托邦社会中是没有一个闲人了，人人从事劳动生产，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相当巨大。
国家的视角观后感
《国家的视角》观后感
观看《国家的视角》时，真的是思绪随着影片的播放不停地起伏。
看到影片中讲述一些国家在进行大规模建设或者改革规划时，那种从所谓“宏观国家视角”出发的举措，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一方面，站在国家层面想进行长远规划、改善整体状况是非常有远见的。
就像片中提到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例子，规划者们想把城市建设得井井有条，例如统一的建筑风格、整齐的街道布局。
从规划者的设想来说，这会让城市看起来更加现代、高效。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有些地区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中的规划，强制执行一些迁建等政策。
当时我就想到，那些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他们的声音被忽视了。
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邻里关系，这些都是深深扎根于原本的生活环境中的。
比如说那些老旧街区里，邻里互相熟知，孩子们有自己熟悉的小巷子可以玩耍。
但是一旦要执行这种整齐划一的规划，他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地方。
这种场景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点，国家想要进步，可老百姓的感情和需求也同样重要。
看完后我明白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大方向的指引和规划，但是也不能完全忽略个体的具体情况。
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的同时，也要多
重视民间的力量和想法。
就像是一个生态系统，国家是大框架，而每个公民则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元素，缺少了哪一个部分的考虑，这个生态都不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在以后看待国家发展的各项事业时，我想我不再会单纯地只看到宏观成就，也会更多地关注到这些政策背后无数个体的遭遇和感受，因为这才是一个完整健康进步的国家发展所应兼顾到的两个方面。
国家的视角读后感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常常关注国际事务和国家政策动向，但是对于国家的视角，我常常只停留在表面的层面上。
然而，当我阅读到关于国家的视角的相关文章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国家角度的独特和重要性。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国家的视角出发，对于国家的战略决策、对外政策和国际交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作者指出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有着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
这不仅是基于国家的地理、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更是基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因此，国家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行为和决策。
其次，作者提到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利益、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国家的行为等因素。
只有透过国家的视角，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会选择与某个国家合作、与另一个国家对抗，或是为何采取某种特定的战略手段。
同时，通过观察不同国家的视角，我们也能看到国际政治中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博弈。
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国家的视角与国际合作的关系。
虽然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往往会采取相对自私的态度，但是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面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各国往往需要联手合作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通过国家的视角，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有时候国家会放下短期利益，选择与其他国家合作，以达到共同的长远目标。
最后，作者强调了国际交往中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性。
国际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国家组成的，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利益和诉求。
只有通过国家的视角，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各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避免误解和冲突的发生。
同时，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各国之间也能够建立更加稳固和持久的合作关系，从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通过阅读这篇关于国家的视角的文章，我深刻认识到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国家的视角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行为和决策，还可以提醒我们要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解读《国家的视角》.m4a 脱水精华版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名作，书名叫国家的视角。
这本书啊，有个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副标题很长，但是呢，用大白话说，那就是国家怎么好心，结果办了坏事。
那在现代社会啊，国家对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他规划着大家熟悉的现代生活，从个人身份信息的征集管理，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共交通，都能看到国家的影子。
但是，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并不总是那么积极的，相反，他还可能引发大的灾难。
历史上呢，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生存状况，但他们带来了环境的破坏，还有水源和粮食的短缺，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最终事与愿违。
那面对这些失败的社会工程，许多国家也做了反思，但是，仅仅把它们归结为政策的失误或者执行时出现的偏差，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次次的教训依然不能阻止悲剧继续发生，这些极端事件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思想根源呢？国家的视角，这本书就为此提供了答案。
书中的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点，什么是国家的视角。
第二点，这种国家的视角造成了哪些影响？第三点，有没有可能避免国家的视角带来的灾难呢？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国家的视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视角。
从国家这双眼睛去看社会、看世界，又会看到哪些不一样的景象呢？几乎在书的一开篇，斯科特就指出，国家看待世界的办法，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那样五彩缤纷，充满了差异和个性。
比如你的同事，上下铺的同学，还有住处的邻居，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绝对不会重样。
在国家那里，而是一种高度简化类似地图索引般的视角，你可能只是人口统计表里的一个数字而已。
斯科特认为，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是清晰化，简单化，就是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活动简化为可以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项条目。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有效操纵被管理的对象，从而达到税收、征兵、发展经济、保护国家安全等功能和目标。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普鲁士科学林业的发展。
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篇一：《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本书的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他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和独裁主义国家是如何在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生活状态的社会工程项目中遭到致命性的挫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一系列以“美好”初衷为表征的运动何以使世界愈发混乱和背离了和谐的发展轨道？作者在书中深入剖析了它的根源。
斯科特说：“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威胁在自于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
在城市规划中，在列宁的革命观点中，在前苏联集体化中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中都有这种组合在发挥作用。
在科学农业的逻辑中隐含了这种组合，并且清晰地体现在其殖民地的实践中。
当这类项目越是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和地方的变异，越是接近于实现他们不可能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实践就越可能失败。
”本书反复出现两个关键词汇：极端现代主义和米提斯。
哈维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对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条件下的直线进步、绝对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计划的强烈信念；现代主义引起的结果是积极的、技术统治的和理性的。
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极端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科学的机械化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它科学所界定的简约公式、模式是最纯粹和崇高的真理。
而关于米提斯，斯科特指出它“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米提斯位于天资灵感与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的中间地带…它以不易言传和经验为核心特征，背景特点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无法预计和模糊的，这些条件使他们不能被准确地测量、精确地计算或有严格的逻辑。
”极端现代主义是控制和规划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工程项目的典型的国家管理制度，而米提斯则是作者崇尚的解决问题之关键，二者相互交融与对比，贯穿本书始终。
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自然规律为指导，所谓规律，只能谨慎地利用和遵循，同时拒绝忽略与改变。
《伟大的悲剧》教学设计（通用10篇）《伟大的悲剧》教学设计 1教学目标1、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理清课文的写作思路，并说出它的作用。
2、体会、感受作者文中表达的情感。
3、激起学生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培养团结合作、勇于探索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1、体会感受作者文中表达的情感。
2、认识人类挑战自身，实现生命价值的伟大。
课时安排1课时课前准备幻灯图片教学过程一、导入新课展示南极地图图片及南极风光图，引入探险故事，导入课题。
二、简单认识作者三、整体感知全文1、请用一个词概括读完全文后的感受。
(如：感动、敬佩……)2、请用一句话概括全文内容，注意点明时间、人物、地点、事件。
1912年，英国探险队斯科特一行五人在从南极返回途中不不幸遇难。
3、理清故事情节奔向南极点→带信返程→一个个牺牲(充满希望)(沮丧)(悲壮)四、深入探究1、分小组分别讨论以下问题：①斯科特探险队返程之行面临哪些困难?②文中的“悲”，体现在那几个方面?③文章所渲染的“悲”，是悲哀还是悲壮?请用悲壮的语气试读这句话。
他们大家只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感觉到劳伦斯·奥茨--这个英国皇家禁卫军的骑兵上尉正像一个英雄似的向死神走去。
④斯科特一行体现了哪些伟大精神。
2、讨论后请各组派代表金明确答案3、教师明确答案①线路固定、精力缺乏、寒气逼人、燃料太少……②失败之悲、作证之悲、死亡之悲、世人之悲③死的是他们的肉体，但他们的精神却是伟大的，所以是悲壮而不是悲哀。
④勇于探索、勇于献身、诚信守约、集体主义、无私爱心……4、找出作者对整个事件的评价，全班朗读课文最后一段话，分析本段的含意及作用。
斯科特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心灵是高尚的。
一切高尚的毁灭当然是伟大的悲剧。
这句话是主旨句，起点题作用。
5、全班讨论：斯科特一行人探险的真正意义在于什么?认识自然，挑战人类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给后人以精神的鼓舞。
五、精彩语句品味请朗读你认为最令你感动的句子或段落，并说说令你感动的`原因。
简评《伟大的悲剧》
《伟大的悲剧》主要内容是：阿蒙森队和斯科特队都想去征服南极点，在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后，最终让阿蒙森队捷足先登。
斯科特队在返回的途中，蹒跚行进在皑皑白雪上，经过70多天的死命挣扎，当燃油与食物均已告罄时，终于被南极寒冷的暴风雪吞噬，长眠在茫茫冰雪当中，演绎了一场人类探险史上的悲剧。
本文通过叙写发生在1911年年底，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在南极为寻找极点而展开的一场富有戏剧性又令人心酸的角逐故事，颂扬了人类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表现探险家们坚毅、执着、挑战自我。
《伟大的悲剧》结合了文学性与历史性，情感真挚，语言精美。
尤其是文本用细节来展示人物的美好品质，体现了巨大的精神震撼与独特的审美感受。
极权已逝，乌托邦尤在——斯科特《国家的视角》评介吕鹏（二00五年六月二十日初稿于清华园）“在这部著作中，我的目的在于解释那些20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背后所隐藏的逻辑。
”当詹姆斯•斯科特为《国家的视角》定下上述主题，并将其冠以“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样一个副标题的时候，至少从吸引眼球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大获成功了——你不得不承认，你很难不被这样的一种提问方式所吸引，尤其对一名中国读者来说，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那些痛苦回忆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共鸣和反思。
但今天来阅读这样的一本著作，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却在于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仅仅因为摆脱极权体制而庆幸自己已经远离了“社会工程乌托邦”的境地，更何况生活在“市场乌托邦”下的我们今天是否更加自由民主本身就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严肃话题。
一、控制的逻辑与改善的逻辑幻想通过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清晰，是所有那些失败了“项目”[1]——从苏联的集体化和中国的“大跃进”、德国的科学林业和美国的工业化农业，到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和坦桑尼亚的乡村改造——的共同出发点，因为这样国家就能建立更为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
但这只是实施那些社会工程的动力之一。
另一个动力是，从19世纪起，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也越来越不仅仅被看作是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新奇的观念，在此之前，国家的中心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君主的财富和权力。
简言之，这就是斯科特对“为什么国家要积极地推行那些社会工程”这一问题的回答。
如果说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将自己的治理对象“清晰化”和“简单化”来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是一个并不新鲜的结论的话——那些对20世纪的种种乌托邦思想和实践进行批判的著作早已对此有过深刻而详细的论证[2]——那么，对“改善的逻辑”的强调却是斯科特这部著作不同于其他著作的出彩之处：它要求我们站在国家思维的角度地去“投入理解”和想象那些“隐藏在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大规模社会工程背后的逻辑”，而不是以一个外在观察者的立场做隔靴搔痒式的指手画脚——这也正是斯科特将这部著作的主标题命名为Seeing Like A State的用意所在。
[3]一旦从国家自身的行动逻辑中去寻找那些试图改善人民处境的项目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项目都始于官僚知识分子、技师、规划专家、工程师和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鲍曼，2000）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背后的，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斯科特将这种信念称为“极端现代主义”（High-Modernist）的意识形态。
而哈耶克则会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哈耶克，2000），且在他看来，这些项目在其设计的一开始就因其“致命的自负”而注定要“走向奴役之路”，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工程因其根本的认识论错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可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工程的失败完全归结为设计这些项目的“理念”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接着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极端现代主义指导下设计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工程”，有的就可以实现它的部分甚至全部目的，而有的则完全失败了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处境的项目中，至少成功的项目和失败的项目同样普遍。
而且，即使是那些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效。
比如，苏联的集体农业至少在建立有效的税收和控制制度上取得了成功，而在生产上，虽然生产诸如水果、蔬菜、奶制品这样的作物时是彻底失败了，但诸如小麦、大麦、玉米这样的作物时却是比较成功的。
斯科特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他试图从这些项目所针对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来进行解释：例如，覆盆子浆果这样的“资产阶级”作物不仅娇嫩，而且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地方知识，所以只能采取家庭种植的方式，而小麦这样的“无产阶级”作物的要求则简单的多，它天生的就适合大规模的农业和机械化。
然而，这样的解释虽然有道理，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适合这样的解释，而由此引发的问题甚至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比如，如果说某些事物与集体化制度或者计划经济具有天生的“制度亲和性”（这是斯科特自己使用的一个术语）的话，那么，在探讨那些失败的项目的原因时，是否就应该更为细致地划分出各个项目的不同类型并做逐一的解剖呢？[4]二、设计的逻辑与实践的逻辑然而，作者的目的并不是想讨论特定项目失败的具体原因，上述的反例可能更多的是提醒了他，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注定就是魔咒。
的确，客观的说，面对19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生活在西方的人们很难不为“现代化”欢欣鼓舞，而且在方方面面我们也确实都是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项目”的受益人。
也就是说，改善的目的本身是善良的，可问题在于如何改善，是要把自然和社会改造成更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去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那些失败的社会工程就会发现，尽管打着造福人民的旗号，但它们里面的“人民”始终是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主体，他们没有性别、品味、传统，也没有价值和特定的个性——它们在构想设计阶段的高度抽象就已经埋下了今后失败的种子。
以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现代农业科学模式的移植为例，那些试图被引进的项目在西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不幸的是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却总是遇到挫折。
“淮南之橘，淮北为枳”背后的生态差异当然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官僚主义的弊病和对农村的公开掠夺也通常大大加剧这种失败，但是，这些都本是可以避免的，斯科特用大量的实例指出，在这些项目中，最致命的错误在于，当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者”把在西方已经成功的农业项目移植过来的时候，他们也不加检验地继承了许多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气候、土壤环境，也完全忽视了农民在面对复杂的气候、土壤、作物时所采取的实践知识。
于是，“真实的农民”成了“标准的”、“小说中的农民”，他们被想象成在同样的土地上和同样的气候下，按照种子说明书的指示，使用同样的化肥、农药，种植同样的作物——如果说“农业的实践逻辑”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力的、实践中的反应，那么科学农业的逻辑正相反，它是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极权和标准化的公式，这实际上是一个同质化和消灭地方知识的逻辑。
正像斯科特本人所总结的那样，“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踊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
”然而，如果我们稍微放宽一下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种“简单化的设计”并不一定总是导致灾难。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大规模的计划行动都要以一定程度的抽象为必需的前提，而对治理或改造对象的抽象处理也是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在古代中国就一直是一种“间架性的设计”，中央政府提出的是接近于“理想类型”规划，并采取“倒砌金字塔”的方式使得这样的规划得到层层的传达和执行（黄仁宇，2001：150），而这些也并没有导致直接的灾难。
可见，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设计”的环节，进一步的梳理发现，那些失败的社会工程不仅有着“简单化的假设”，而且有在国家暴力支持下强制推行的“简单化的实践”。
这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
因为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并不能有效的深入基层，所以固然有着简单化的设计，但到了基层的实际运转中，大量的变通的存在使得简单设计的破坏力已大大降低，还是以中国的“间架性的设计”为例，国家提出的那些非常模糊和简单的原则到了基层实际上早已与当地的实际融为了一体。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揭示的，在“控制”与“改善”的双重动力和逻辑下运转的现代民族国家显然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将自己的意旨贯彻到基层的能力，而且它们有责任去这样做以改造那些愚昧和不幸的人民。
于是，在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村庄化中，我们看到，“革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开始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来改造人们的习惯、工作、生活，甚至道德行为和世界观，农民对官方规划的反抗被归结为进步与愚昧、理性与迷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遭到粗暴的镇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些乌托邦幻想的目的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它们不再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是变成了为精英所垄断的试图理性地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社会园艺”，它们的方向只是为了系统地强加国家的权威：“控制”的逻辑压过了“改善”的逻辑。
[5]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真正的批判对象是什么。
“我不是要反对极端现代主义或国家简单化本身，也不是反对认识论知识本身去主张一种不可知论，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来说，真正威胁来自对于认识论普遍主义的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
”在这些国家中，“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三、“与国家联姻的乌托邦”和“与市场联姻的乌托邦”的确，乌托邦的抱负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独起作用的魔鬼，理念或信念的自负是悲剧的种子，但如果没有适合它成长的土壤、养料和气候，尤其是在成长过程中与独裁主义相遇而造成的“致命的组合”，它也不可能开出那朵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致命的罪恶之花。
那么，如果没有了独裁主义的政权，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欢呼自己已经摆脱了社会工程的梦魇了呢？当极权主义体制在苏东解体的时候，的确有人这样欢呼过。
这样一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只要斩断了极权主义体制与极端现代主义信念组合的渠道，那么，社会工程的悲剧也就不再有机会上演。
可是，他们忘记了，虽然事实上大多数的社会工程确实是发生在独裁或极权的国家，且它们在独裁主义国家里所带来的灾难也表现得最为激烈，但是，乌托邦的幻想——更准确的说，是那种极端现代主义的信念——并不一定非得要和极权主义结合才能够发挥作用，它完全可以另觅新欢，事实上它也的确一直有一个除了独裁政权之外的“情人”，那就是市场。
事实上，如果要给所有那些失败的社会工程做一个归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工程在世界范围内同样普遍可见，它们包括了从殖民地的发展规划、东西方人工设计的城市中心、世界银行的大型发展计划到工业化农庄、科学林业、游牧人口的定居，甚至工厂的工人管理在内的庞大的项目群，只不过与发生在独裁国家里的那些社会工程不同的是，它们很少赤裸裸地将自己的对象从生产和生活领域扩大到人们的内心世界（而改变现实世界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唯一的任务），而且那些项目一定要能给推动者带来利润——在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钱，而不是人——但是，这些区别并不能掩盖在其背后的与发生在独裁国家内的社会工程一样的逻辑：在以人民利益为名的旗号下，使改造对象一致化、清晰化、简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