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生命意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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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发奋著书论分析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
为了自己视为生命所在的巨著《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
从中可以看出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执着追求。
为此,他有一段著名论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论的中一段精彩的一须,其影响于后来之中国文人。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
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
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
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
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
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
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
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
古今中外,说法不一。
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
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
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摸索——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概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
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凄惨,差不多上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
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楚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缘故,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专门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那个阐明人一辈子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一辈子,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制造人一辈子价值者的生命巨浪。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
假如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
只是,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只是的形式。
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截了当交流的方式。
因此,他运用书信的形式能够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
因此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
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能够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
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一辈子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
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
司马迁的人生观与生死观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是非常积极,非常壮烈的,这贯穿在《史记》的各个篇章、人物、事件上。
扩而言之,说《史记》全书就是对司马迁本人的人生观、生死观的深刻阐释,也未为不可。
试从几个方面看:司马迁认为:人生一世,应该不失时机地艰苦奋斗,以期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一番贡献,扬名声,显父母,使自己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士君子之林《太史公自序》在表述《史记》选择什么人入“列传”时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毫无疑问,《史记》所敬佩、歌颂的都是轰轰烈烈,为社会、为人世作出了突出贡献,或是在“立德”、“立言”上有突出表现的人。
在司马迁笔下,不只他所敬佩的人是如此艰苦奋斗,勇于事功,即使那些受他批判的人也几乎都具有这种积极奋斗的精神。
如李斯人生哲学的要义就是“得时勿怠”,就是“因瑕衅而遂忍之”。
司马迁这样看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
”又说:“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他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要继孔子之后写第二部《春秋》。
志大才疏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司马迁的认识也难免有不少偏颇,但不可否认,这里所表现的那种积极入世、艰苦奋斗、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种锐气、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如果都像庄周那样把一切都看穿了,都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潇洒,那人类社会还能有什么创造,有什么进步呢?司马迁认为:人在困难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在灾难与逆境中要忍辱发愤,而困难与逆境恰好是激发人前进,鞭策人夺取最后胜利的绝好动力正是本着上述精神,《史记》写了越王勾践、伍子胥、苏秦、张仪、范雎等一系列忍辱奋斗的人。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事已为人们所熟知。
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
魏齐“令人笞击雎,折胁拉齿。
雎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与《史记》悲剧精神
刘兴林
【期刊名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卷),期】1999()6
【摘要】司马迁的生命意识由先秦时期的儒、道思想融合而形成: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以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为主体,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则以儒家的“三不朽”精神为主体。
这种生命意识与其身遭宫刑之辱的特殊经历相结合,形成司马迁独特的价值观念:超越生死荣辱,充分实现自我,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留百世之名。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念形成《史记》的悲剧精神,《史记》悲剧精神有四大特点:抗争具有目的性,生存具有坚韧性,死亡具有超越性。
【总页数】5页(P62-66)
【关键词】司马迁;生命意识;悲剧精神
【作者】刘兴林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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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内容摘要】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高贵、低贱、正直、邪恶、伟大、平庸……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处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们用毕生的实践所探讨的问题。
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
”作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
而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英雄。
从《史记》中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分析,我们可以探寻到太史公超然的生死观,从而鞭策仍在人生道路上迷茫的人们……【关键词】史记生死观古往今来,追问生死是几乎每一个圣贤哲人不断探索和不懈追寻的主题。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孟子•告子上》)”庄子说:“死生亦大矣。
”(《庄子•德充符》)屈原亦云:“亦余心之所惩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
”(《离骚》)老子则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道德经》)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史记》自然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司马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震古烁今,洞彻生死的精辟警句。
司马迁写下这句为无数后人所奉行,彪炳千古,震响史册的警句时,他已因“李陵之祸”而被施以宫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即将行刑。
由此可见,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见的譬喻,是司马迁从自己独特悲惨的命运中感悟得出的。
很多人将《史记》看作是一座充满悲剧式英雄的历史人物长廊。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
读《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有感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苏教版五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
这篇课文讲述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编写史记的故事。
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为了替某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被押解入狱受了酷刑,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一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就是司马迁活着的精神支柱。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用了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史记》。
读了这篇课文,我想到了很多司马迁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首先,要学会克制自己。
有些人,受不了责备,动不动就哭。
但司马迁,他敢于直言,结果自己入狱受刑,为完成遗愿,忍辱负重,克制自己的愤恨,坚持写书。
这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吗?其次,要有责任感。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只知道玩乐,不负责任。
而司马迁,他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这是因为他有责任感,他才完成了《史记》。
最后,要学会打基础。
司马迁从小就听父老乡亲们讲历史故事,年轻时努力读书、广交朋友,我们的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打好基础才能使以后的学习更坚定。
读完这篇课文,我深受教育。
我决心要向司马迁那样,做一个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人,勤奋努力,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文论专题》网上形考(任务一至四)试题及答案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文论专题》网上形考(任务一至四)试题及答案备注:本资料整理于2020年5月;适用于国开(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员国开平台网上形考。
课程考核:形考比例30%在国开平台完成,本资料为形考的试题及答案;终考比例70%纸考。
形考任务一试题及答案判断题(1〜5题)“兴观群怨”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规律,就是在孔子那里主要是针对“用诗”,即发挥文艺社会作用而提出的“兴观群怨”,在后世都逐渐与“作诗”结合起来,使“兴观群怨”不仅成为对文艺社会作用的一种自觉认识,而且成为对文艺创作的一种明确要求。
[答案]对“兴观群怨”之“怨”,广义的“怨”,也就是把“怨” 看作是对人的各种情感的一种代称。
[答案]对“兴观群怨”之“怨”,狭义的“怨”,也就是照字面意思所理解的“怨”,它是由种种不满意所引发的一种特定情感,包括忧怨、哀怨、怨恨等等。
[答案]对“兴观群怨”之“群”,是孔子以“诗教”为特色的文艺观的一个鲜明体现。
首先,它鲜明体现了孔子“诗教”的目的在于“仁”。
“群”就是人与人相亲相爱,和谐相处。
其次,孔子之所以强调“诗可以群”,是因为看到了文艺在使人“群”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
[答案]对《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也是刘勰创作论之总纲。
[答案]对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说、韩愈的“穷而后工”说等。
[答案]错后世文论家在“兴观群怨”说基本精神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有关文艺社会作用的命题,比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及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等。
[答案]对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准则,所以也被称为“仁学”。
[答案]对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答案]对孔子所说的“兴”的含义,就是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引发人的联想,并进而使人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你是怎么懂得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的【1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奋发著书说”.“奋发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惟的焦点,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惟特点之地点.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榨取而不得伸展,愤懑郁结,借著书立说施展疏浚,如许才干恢复心理均衡.“愤”强调了创作者在困境中奋起而不必沉的品德,极富于批驳精力和战役精力.一.“奋发著书说”的内在奋发著书说重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标.在“奋发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接洽,密不成分的.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奋发著书说”的重要构成部分.“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感化,主如果干涉实际.批驳实际,提出“愤”在情绪方面的感化.《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流放,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经由过程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旧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不雅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奋发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不雅点另一方面“奋发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奋发著书”的目标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看重“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二.奋发著书说理论的汗青传承和影响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不雅,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怨言,“奋发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奋发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在子女,韩愈在文上主意的“不服则鸣”就是“奋发著书”的继续和延长.韩一方面主意“文以载道”,提出“学所认为道,文所认为理”;另一方面又倡导“富裕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发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同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宋代欧阳修的“穷尔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奋发著书说”的一个继续和成长. 三.奋发著书的意义和局限“奋发著书说”不但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阴郁实际奋斗的理论根据,并且还上升为权衡文学作品思惟性的一个客不雅尺度.1,进步了“怨”的地位,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不雅念.2,扩展了批驳实际的规模,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3,给实际主义批驳精力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在.“奋发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奋发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别,所以阐述缺少周全性,但这是瑕不掩瑜的.。
1、(孔子的)“思无邪”说答:《论语?为政》篇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提出了"思无邪"说。
"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从音乐上讲 "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2、(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答:"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里提出来的,文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说。
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3、(孔子的)“辞达”说与“文质”说答: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从字面上说,当是说,写文章只要文辞,表达清楚意思就行了,不要片面地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的华丽。
但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要文饰,孔子还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以说明孔子认为一定的文饰还是必要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并使它起到更大的作用。
《论语?雍也》记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主张文采和内容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生命意识(一)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生命意识
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是生命意识觉醒较早的人。
所谓生命意识是个体对生死诸问题的自觉体认和思考,主要包括生存意识、死亡意识、尊严意识、成就意识等。
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
他虽然一度因此感到了人生理想的破灭,但最终还是忍受身心的巨大伤害,坚持完成《史记》的创作,以“立言”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不朽。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追求,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而其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便是这种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一见于《报任少卿书》。
两段文字大体相同: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世,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因受李陵事件的牵连而遭宫刑,担心由此而影响到自己著作的价值,因而感叹“身毁不用矣!”但经过深入思考后,他从文王、孔子、屈原等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看到,无论当时的统治者加在他们身上何种耻辱,都无损他们著作的价值,他们的著作都得到广泛的流传,这些人也因此得以名垂青史。
换句话说,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轻易被抹掉的,历史和人民大众自有其标准。
一个人只要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
司马迁的这种认识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这乃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
司马迁的这种生命意识,是因其惨痛的人生经历而引发的对个体的生命存在和价值全面深入思考而形成的。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少年好学,20岁以后外出漫游,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其父司马谈病死,临死前嘱托司马迁继承自己开创的事业,肩负修史之任。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机会博览官府所藏的大量书籍。
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着手编写史书。
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获罪下狱,面临选择死亡或接受宫刑的严峻考验。
这一年,司马迁47岁。
这是司马迁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司马迁原是本着“广主上之意心”为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辩护的,认为以李陵平素之为人,其兵败投降实属不得已,乃是伺机再报效朝廷的行为。
但却被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关押在狱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而“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最终只能通过接受宫刑才能免于一死,这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想到的。
宫刑,乃人生之奇耻大辱,对于“颇识去就之分”的司马迁来说,是断然难以接受的,“士可杀不可辱”。
所以很自然会想到一死了之,但司马迁觉得,此时自己“杀身”却未必能“成仁”。
因为“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也就是说,如果就这么死掉,世俗之人是不会把他看作是为节义而死的,只会觉得他智穷罪极,难逃一死。
这么死掉就像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与蝼蚁没有什么两样,是毫无价值的。
而且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父亲和自己之前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显然,这种结果对一个有志之士来说不是明智的选择,更不是其所愿。
那么,选择活下来又如何呢?要活下来就要接受宫刑。
而受了宫刑之后,就会“身毁不用矣”。
很明显司马迁所说的“身毁不用”,不是指他受了宫刑之后的身体不能再从事《史记》的创作了,也不是说他从此被剥夺了写作《史记》的权利。
他所指的乃是受宫刑之后自己宦者的身份使他所写的东西遭人唾弃,变得毫无价值。
何以言之?大家知道,中国历来都是道德文章并重的,且在道德和文章两者之间往往是先看其道德如何。
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其才华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言语方式来作用于社会,由于其在政治经济上往往要依附统治者,因此道德学问就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资本。
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修身养性。
否则,一旦获罪受刑,道德品质受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失掉了其安身立命的资本。
他的著作也就难以得到人们的承认。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道:“诟莫大于宫刑。
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可见,在人们的观念里,一个人所受的耻辱,没有比受宫刑更严重的了。
一个人遭遇宫刑之后,就会变得毫无地位和价值可言。
人们对待受过宫刑之人,从古到今,都是轻视的。
不仅如此,凡事如果和受过宫刑之人有关,别人还会觉得是一种耻辱。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多次谈到自己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任安写信叫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尽管他自己也很想为朝廷尽点力,但觉得自己没有了这种资格:“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虽才怀隋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受刑之前都难以得到重用,更何况是刑余之人?自己还能说什么呢?纵使自己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但是“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又有什么用呢?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