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一、对上海城市的情感张爱玲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她致力于描写这逐渐下沉的时代里平凡人中的传奇。
可以说张爱玲对上海的欣赏、喜爱、眷恋贯穿她始终的创作生涯。
张爱玲是都市生活的拥护者，她钟情热闹的都市生存经验，她在散文中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①即使她在去美国后，仍然时时“睹景思情”：“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
”②以上皆是张爱玲散文中的自述，足以见得她本人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热爱与怀念。
对比张爱玲，白先勇对上海的情感，则显得浅白且立足于城市繁华景象的追忆、想象与建构。
白先勇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时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时间，上海给白先勇留下了强烈的、惊艳而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
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标志性场景，“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 ③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是以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经历为背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凸显出来。
以白先勇较成熟的小说集《台北人》为例，这部小说集共有14篇，除去已指出的《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描写上海交际女尹雪艳和金大班外，《孤恋花》的主人公以前是上海舞女，《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主人公朱焰和姜青的原型是上海名演员朱飞和白云。
④《游园惊梦》中的宴席上的鱼翅是从上海请来的厨师所烹，表示水准之高。
涉及上海人或事的竟有5篇之多，要知道白先勇先后随全家迁移经过桂林、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定居台湾后又留学美国，在上海不过两年，却写了这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刻画了如此多的上海人形象。
对此，白先勇自言：“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
” ⑤无独有偶，当白先勇接受林怀民的采访时自言，想家想得厉害，那“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陆士清指出，白先勇的“‘家’的意识附着点在上海”。
⑥白先勇也曾直言在上海有很深厚的感情，常将上海与父母姐姐等亲人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本质意义上，上海就是他心中的家的所在地。
二、对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价值判断张爱玲不止对上海这个城市素有好感，上海人，包括上海文化，也是她所赞赏的。
白先勇在描写上海人的同时，也对上海文化有所表达。
他注意到了上海文化内部的流变，看到了旧上海世俗文化对人的毁灭作用，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龃龉。
（一）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赏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张爱玲直指“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且到处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这是对上海整体浓厚的文化氛围、实用的文化交流的赞许。
张爱玲对上海文化的赞扬体现在她运用“上海人的观点”创作小说，同时在小说中点出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和上海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1.运用“上海人的观点”。
张爱玲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⑦，此“上海人的观点”至少包含了道德口味、异国情调和都市意象三个层次。
⑧第一层次，“上海人的道德口味”，是比较市侩实用，但又不失原则的。
如《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先生，他吝啬，宁愿把炒饭放馊了也不送给佣人阿小。
他多情，一边玩弄痴情的李小姐，一边与不同的女性交往。
他虽然坏，却也不是十恶不赦，夜晚他看见阿小在厨房睡觉，丝毫没有冒犯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和女佣调情会降低佣人的服务品质，“好的佣人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⑨哥儿达完全符合张爱玲对上海人的定义：“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
”⑩第二层次便是异国情调。
当时的上海是比香港更发达更现代化的大都市，所以这里的“异国情调”并不是西洋景观或摩天大楼的氛围，而是奇特的中西混杂、华洋结合的文化混杂。
在上海女孩葛薇龙眼里，梁太太的别墅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却盖上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⑪，处处充满着不和谐。
豪华的客厅布置亦中亦西，更有梁太太的园会的布置，一派英国作风夹雜着晚清中国的元素，西方人可以在其中找到“伪东方”，上海人可以看到“伪西方”。
第三层都市意象。
张爱玲喜欢用人工世界形容自然世界且可以混淆两者界线，既体现她本人对室内物品的细致持久的特别兴趣，也显示了她对都市环境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
⑫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带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
” ⑬张爱玲在小说的意象中常将人工的产物作为本体，自然的景物作为喻体，这种手法将自然人工化，暗含了一种哲思：现实生活也是真伪难辨的。
所有这些张爱玲式的独特意象，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
2.点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感。
有趣的是，张爱玲也在小说中点出上海人的优越感，或者是外乡人面对上海人的自卑感。
在《半生缘》中，叔惠笑道：“‘小城里的大小姐’，南京可不能算是个小城呀。
”世钧笑道：“我是冲着你们上海人的心理说的。
在上海人看来，内地反正不是乡下就是小城，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的？”⑭世钧问叔惠，也许是他平时接触到的上海人大多自带一种优越感，或是他在生活中受到上海都市文化与文明的吸引，都让读者对上海人和上海的市民阶层有了模糊的感知。
事实上，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人是对自身的城市归属感到自豪的。
在上海，到处充斥着矛盾：时髦与老旧、前卫与保守、繁华与衰败、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正是各种矛盾的张力的凸显，集中了这座城市及其治下的人民的发展无限的可能性。
学者赵园曾说，“矛盾，渗透在小说创造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以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
”⑮上海不知不觉吸纳了大批外乡人来此经商、卖文，反过来更兴盛了上海的经济、政治、文化、时尚等领域。
（二）白先勇对上海文化流变的隐喻式诠释白先勇敏锐地道出了旧有上海世俗文化美且美，却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毁灭性。
换句话说，即使红色的时代浪潮没有改写世界主义的上海，她自己也可能走向灭亡。
⑯1.旧上海世俗文化的毁灭性。
这种毁灭力不仅指向对象，还指向自身。
前者如死神般的尹雪艳，她是无情的不老的死神，她的座上宾都一个个走上窮途末路甚至死亡的绝境;再如玉菩萨金兆丽，她在上海百乐门时做了不少伤风败德的事，害了不少的人。
后者有如李彤和黄凤仪。
李彤的形象是暗合上海这座躁动的城市的，她的命运就好比上海由于自身的狂躁达到极致反噬自身一般。
黄凤仪本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却在纽约街头做妓女，是肉身的沉沦，也是精神的毁灭导致的。
这种毁灭是双向的，沉迷感官的愉悦、腐朽堕落的享乐可以腐蚀世道人心，旧世俗文化也可以毁灭一个人的精神，继而是肉体。
2.上海新兴文化与传统文化。
上海新兴的现代文化，成熟壮大，希冀打败并取代传统文化。
《金大奶奶》的故事就内隐了此寓意。
故事背景是在上海的农村，主人公金大奶奶原来是一个富有的寡妇，后来嫁给了追求她比她小很多的金大先生，最后被抛弃虐待，被迫服毒自杀。
金大奶奶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她性格软弱，在强势的新兴文化面前丧失战斗力，必定处于劣势。
金大先生“刚从上海读了点儿书回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相人，他在上海徐家汇一带有些黑势力”。
作家反复提到“金大先生不像个坏人嘛！”“镇上系领带的只有他一个人呢！”⑰金大奶奶斑白短发、缠着小脚、走路跛行、涂厚厚的雪花膏、一对假眉一高一低，代表的是传统文化曾经的辉煌与现今的不合时宜、没落。
相比较而言，金大先生风度翩翩是一个美男子，强势而有手段，可见金大先生代表的是一股新兴的文化势力，所以现代文化取代传统文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着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传统文明才败退的。
三、张爱玲与白先勇描写上海的原因如前所述，张爱玲喜爱都市和都市生活方式。
她在上海出生成长，混迹多年，对上海人和上海整体文化氛围很认同，且深受其影响，要为其“立言”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张爱玲的笔下，上海的一切似乎都是好的。
上海街道干净整洁，就算是拥挤的弄堂，市民生活起来却很便利、经济。
沿街叫卖的小贩的食物也比别地的精致美味，公寓中开电梯的职员，总是穿着体面，等等。
除此之外，也有商业因素的考量。
上海传媒出版业发达，市民读者众多。
张爱玲说道：“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难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而且大众是抽象的。
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⑱可见，张爱玲认同在上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文人，不单是能够自足，也是一件很体面的事。
又如张爱玲评价苏青时也说过：“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⑲张爱玲从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追求，上海的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可以给她带来体面的生活和文人的尊荣。
白先勇笔下的上海以自己的记忆为原型，因为他在上海时间很短，童年记忆也很久远，他向往的记忆中的老上海，是繁华、鼎盛、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不夜城，是新奇的万花筒。
他用现代主义笔触想要重塑回忆中老上海的辉煌。
他在上海的时期，是国民党党运高昂的时期，他的个人体验，与当时的“家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即上海还是那个上海，由于作者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对象上去，所以上海从那时就在作者的心里留下了特殊的烙印，一直影响作者许多年的文学创作，就像鲁迅的《社戏》结尾时那样，“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在上海已然成为国民党失掉的好江山的缩影，是一个权利转移的象征后，许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上层阶级在小说中颇有种“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悲戚怀旧之感，念念不忘上海的蟹汤包、上海的厨师做的鱼翅宴、大陆的花雕酒。
身为一代军阀之子，白先勇应该从小就接触到这些人，无意中熏染了他们的怀旧之情，更为自己早年留存的上海记忆增添神秘、迷人的意味。
迁居到台北的人上海人如此众多，台北俨然成为一个“小上海”，过去上海的舞女，仍旧在台北的“上海”舞厅中莺歌，上海的夫人们怀念上海的时髦衣料、精美的饭食。
写上海和上海人，可以切合白先勇小说的“老上海、新台北——今、昔之比”的主题。
其实白先勇反复写上海是很有些“风险”的。
他的“上海资源”本也不会很多，他不像张爱玲在上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他的“上海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否则容易流入“炒冷饭”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