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轨迹一：初创期（1815-1840）㈠外国人办报：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和自足自己的自然经济影响，中国古代的报纸没有能够直接演进成为近代报纸，近代报刊是需是从西方引进的泊来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英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威廉.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的。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也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其中一篇记述出现在马六甲地区祭祀痘娘娘活动的报道，附的一幅插图《事痘娘娘悬人环运图》，是我国报刊史上最早发表的新闻插图。
《杂闻篇》是马礼逊与1833年4月29日在澳门创办的中国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
马礼逊于1833年5月1日创办的《传教者与中国杂报》是中国首份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合刊的报刊。
1833年8月1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
之后，1838年10月18日，麦都思在广州创办并主编了中文月刊《各国消息》。
综上所述，这些报刊本质上都是宗教性报刊，其基本内容一是阐发教义，二是宣传西方文化。
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些报刊的宗教色彩渐趋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日益浓厚。
特别是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日益重视，使这些报刊的新闻传播性质日益凸显。
㈡国人办报：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是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开始的，但是国人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的身影较早出现在中国近代报刊历史上的是中国刻工梁发。
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主编米怜的主要助手便是梁发。
国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办报活动的兴起，是始于禁烟运动时期林则徐的译报活动。
在19世纪末期，在外国人在中国报刊、新闻传播理念等的影响下，贯穿中国南北的外报网基本上形成，但是这种新式的传播媒介并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
在中国，最先发现并重视这种近代报刊的官员是林则徐，由于林则徐被罢官免职，他只能组织人员去翻译这些外国人办的报。
在华外报的功过是非外报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发展,是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的殖民化同时开始和发展的。
鸦片战争以前,外报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澳门和广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报很快从东南沿海扩张到内地。
由于在华外报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所以其传播有着不同于其它时期的特点,。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目的也各不相同,，从早期的传教到商人的赚钱并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
然而，外报的出版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同时，外报的实践有助于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
中国的古代报纸，虽然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然而其发展十分缓慢。
随着历史的脚步跨入了十九世纪在华外报，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成为中国的首批近代报纸。
十九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被逐渐清除。
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同时也促使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危机出现了，而且其产生周期越来越短。
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就是产品相对过剩。
要缓解这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要向外扩张，寻找国际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者在寻找市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
在武力征服尚不具备条件和时机时，英政府把海外殖民事业和传教结合起来，把传教作为思想征服的武器，在中国儒家语录、章回体、白话文等本土化的外衣下，企图用宗教和知识的糖衣炮弹征服中国人心。
在华外报开始从沿海向内地发展，不管是中文报刊还是外文报刊都成倍增长，种类主要有商业报纸、宗教报纸，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在华外报网，垄断了中国的新闻事业。
从内容上看，鸦片战争前的大多数外国报纸，特别是英文报刊，都积极为英国鸦片倾销行为辩护，用侵略者的语气和态度讨论中国的各种现象，并鼓吹对中国实行武装征服。
鸦片战争后，则又为新的侵略扩张制造舆论，其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华报纸却客观上促进了我们本土有志人士的觉醒。
浅谈近代日本在华报刊的发展过程（1882-1912）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刊物是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体。
伴随着外国入侵，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创办报刊，近代报刊逐渐在中国出现。
在外人在华报刊中，日本在华报刊虽不是最早出现的，但是最有影响力的，客观来说起到了一定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作用。
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日本在华报刊服务于日本侵华的侵略性质逐渐暴露。
三十年时间日本在华报刊从孽生到规模成型，经历了以促进中日贸易为主转向致力于对华宣传，再到侵略性质逐渐显露的过程。
关键词：日本在华报刊；中国近代报业；大陆政策一、引言自日本被迫对外开放后，日本政府就十分重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作用。
当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后，幕府当局积极主动去了解、接触外国信息，主动着手翻译荷兰东印度总督府的机关报，该报成为日本最早公开发行的官方报纸。
伴随着国外知识、技术的传入，日本出现了早期政论报纸，幕府派和尊王派通过报纸发表各自政见，颇具近代传媒色彩。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为了调动舆论，推动新政实施，制定了“报纸印行条例”，该法规规定宽松，推动了日本报业的发展。
日本报界也因此赞颂新政措施，为推行国策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可见，日本政府较早地认识到了报刊等大众媒体对舆论的作用，对民众思想的影响。
把控国内舆论促进改革之外，明治政府也将目光转移到了国外，开始利用报刊等媒体来影响国际舆论来谋求好感。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为了尽快摆脱不平等条约，了解西方列强并且获得他们的好感成为日本首要目的。
日本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对外宣传活动。
日本政府会收买有影响力的欧美媒体人登载有利于日本的报道，把自己宣传为积极学习西欧文明的学生，来扭转西方对日本的落后印象。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步步实行。
在大陆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瓦解中国。
而报刊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体，是日本重视的对外宣传工具，日本在华报刊因此充当了日本对华宣传的媒介。
《中国丛报》[1]作为最早在中国境内报道中国的英文刊物，于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澳门和香港三地辗转办刊达20年之久，刊载内容丰富，重视新闻报道的变化、价值、准确、深入和多方面来源，在当时和后世都很有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在华外文报刊的代表。
戈公振看重它“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研究之精密”[2]，白瑞华认为它“关于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在社会转型迁移的评论非常有价值”[3]，当代新闻史家方汉奇则注意到了该刊“在了解中国方面所表现的那种认真精神和由此所取得的大量成果”[4]。
学者们从国际关系学、汉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等学科视野出发，将《中国丛报》视作交流桥梁、史料来源、研究集纳、学习读物、中国知识形象建构者，但目前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比较具体地探讨它在各阶段形式、内容、信源、选评等新闻业务流变情况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就此继续发掘。
因此，本文依时间为序，对该刊新闻业务实践做一研究，以此进一步深化对该刊的认识。
一、早期：记录交流知识-增强新闻性-建构新时代《中国丛报》在华运行20年中，初始时期该刊经历了鸦片战争并辗转于澳门、香港和广州。
根据《中国丛报》栏目、内容、供稿者变化等情况综合考虑，结合时局、办刊地、言论倾向等方面的变化，可以把裨治文主编时期又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2年5月到1834年4月，即该刊的第1、2卷；第二阶段从1834年5月到1839年6月，即该刊第3卷第1期到第8卷第2期；第三阶段从1839年7月到1844年10月，即该刊第8卷第3期到13卷第12期；第四阶段从1844年11月到1847年5月，即该刊第13卷第11期到第16卷第5期。
(一)记录中国以交流知识——《中国丛报》的创刊设想及初期新闻实践作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首份刊物的创办者，《中国丛报》创刊号的序言里表达了自己的办刊理念和设想。
东亚各国知识匮乏，那些对人类有价值的、为西方国家所独享的近代文明，也将为东方平等享有并产生同样的结果；称尽管“与东亚国家的商业往来由来已久，但知识及精神的交流却微乎其微……西方人对中华文明所知甚少……”[5]表示为了中国和西方在知识和精神上的交往事业，要克服语言、文化、平台等重重障碍，“怀着特殊的感情记录中华帝国”，尽量谋求“理解造成双方僵局的原因”，将在工作中秉持“无偏见、有证据和负责任”，也“渴望和感谢帮助、批评及路上的光”，还称“完成伟大事业定要有很多很好的指导和长期持续的努力，将以耐心、克己、温和，欣然忍受困难、囚禁和死亡的品质从事之”，并把这视为自己的“幸福和不可推卸的责任”[6]。
一、名词解释：敦煌(归义军)进奏院状：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报纸；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驻地的进奏院状，主要报告归义军专使在京活动情况。
一份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一份在法国国立图书馆。
邸报：中国古代报纸的统称，始于宋,是封建王朝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内容多为皇帝旨谕、大臣奏章、官吏奖惩、军事战报等。
定本制度：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具体内容是进奏院将所编报状抄送枢密院，经枢密院审定，成为一种标准本，据此发抄。
该制度一直实施到南宋末年。
小报：是一种未经官方审查，自行抄传（或刻印流传）的报纸。
依靠引人注目的内容和及时便捷的传播盛行于南宋。
通过手写或印刷进行传播。
报房:明代出现，提塘官办公的地方称提塘报房，表明抄发邸报是提塘官的主要公务，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民间报房。
报业雏形渐渐呈现。
京报：是中国古代报纸最成熟的形态，由民间报房编辑发行，京报稿件也是从宫廷有关部门抄出来的，只是在选择上略有差别，时效性不强。
内容主要包括宫门抄、上谕、臣僚章奏三大部分。
出现了报头和报房名称，该报多为印刷并公开发行。
辕门抄：明间报房派人去本省官府抄录文书材料，汇集成册出版，形式与京报相同，内容为上谕、本省公文、本省官府与官员动态等。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1815年8月5日由马礼逊、米伶在马六甲创刊的中文月刊，办刊宗旨：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样式为书册式，采用雕版印刷方式，免费赠阅和索取。
申报：是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纸。
1872年，由上海英商美查等创办，初为双日刊，后改为日报。
用毛太纸单面印刷，其报价低廉，内容雅俗共赏、时效性强，经营范围广。
王韬：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贡献：鼓吹国人办报，重视报刊政论，致力于革新文风他认为报纸的作用：1、知地方机宜2、知讼狱之曲直3、辅教化之不及循环日报：中国第一份以报刊政论而著称的报纸，1874年由王韬创刊于香港，每日两张4版，进口纸两面印刷。
第一版为行情版，第二版为新闻与评论版，第三版为船运信息与广告版，第四版为广告与启事版。
2023-11-03CATALOGUE目录•引言•在华外报的历史与发展•在华外报的竞争环境与市场分析•在华外报的业务模式与经营策略分析•在华外报的优劣势分析•结论与建议01引言外国在华报业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早的英文报纸到后来的多语言、多语种报纸，反映了外国在华人员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需求。
在当前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外国在华报业的发展形态、传播方式以及影响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外国在华报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形态，以及这些形态对在华外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影响。
研究方法上，我们将采用历史文献法、案例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等多种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在华外报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
研究目的与方法02在华外报的历史与发展早期传播媒介在华外报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中期的欧洲传教士创办的新闻纸。
鸦片战争后的外报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外报在华逐渐增多，这些报纸通常由外国人主办，以外国文字为主，主要面向在华外国人。
在华外报的起源在华外报的发展历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华外报逐渐形成规模，一些大型的、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字林西报》、《新闻报》等相继创刊。
民国时期在华外报进一步发展，除了新闻报道，还增加了评论、广告、商业信息等内容。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深，在华外报数量逐渐增加，涉及内容也更加广泛。
在华外报的现状与趋势现状目前，在华外报数量和种类繁多，既有面向在华外国人的英文报纸，也有面向中国人的外语报纸，还有网络版的外文媒体。
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华外报将更加关注中国新闻和中华文化，同时也会更加深入地报道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随着数字化媒体的普及，在华外报也将更多地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新闻传播。
03在华外报的竞争环境与市场分析03竞争态势在华外报市场竞争激烈，各家报纸均努力在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深度、以及读者群体定位等方面取得优势。
01竞争对手类型在华外报的竞争对手主要包括其他在华外报、国内报纸、以及互联网资讯平台等。
略论早期在华外报的三种发展形态[ 09-08-08 10:43:00 ] 作者：吴志远编辑：凌月仙仙关键词：在华外报传教士报刊商业性外报政治性外报[摘要]：中国近代的报刊是在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风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许多早期外国人报纸对以后的办报理念和业务发展都起到了效仿作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后来的《万国公报》等。
许多外报在后来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开展，如《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
本文尝试从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横向考察外报的报纸形态、宗旨定位乃至新闻专业主义等问题。
大致思路是理出脉络，并做简单之比较。
更多的具体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
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我们将20世纪前的外报区分为传教士报刊、商业报刊和政治性报刊，这是就某一类型外报的总体报纸定位而论。
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希望能够管窥外报的发展脉络，并适当结合同时期西方报刊发展做新闻专业主义和理念简单的对比。
作为一种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关系的中介。
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相关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媒介机构从本质上是有关最广义的知识的制作和传播。
[1]近代中国“最广义的知识”对于当时的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而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在外报对后来中国人的办报经历中亦有所反映。
而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正在进行着里程碑式的发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其合法性正不断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工作者建构和探索的中心话题。
借鉴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所办报纸的三种形态，或可得一二媒介社会功能观的新认识。
传教士报刊谈传教士报纸，自然从人所熟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谈起。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创办于马六甲，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份近代化报纸，其创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
该报是一份宗教宣传性质报纸，办刊宗旨乃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报纸形态上看是这样一份报纸：封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左下角印有：“博爱者纂”。
右有：“子曰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时间标识：“嘉庆丙子年全卷”。
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神学色彩的同时，也颇注意中国受众的本土化语境。
[2]《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传媒分众的层面来界定刊载内容，称：“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3]这种按受众层次区别对待的受众观在当时无疑是为了适应传教之需要的，但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远见的做法。
然而从当时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来看，读书人迷于科举，而普通“老少愚达智昏”者又普遍是缺乏读报的需求的。
这显而易见制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的发展。
事实上从后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传播的途径和作用来看，除了早期传教功能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时事政治问题，《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前五卷概未涉及，连米怜自己也认为是一大缺陷，但将这一缺陷归诸当时条件的限制，声称并非其办刊本意。
[4]然而，该报毕竟还是清楚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缺陷。
并且也在后期刊登了介绍世界各国概括，及至月食报道等内容。
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报纸内容可见，主持人对媒介的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并且也努力扩展报纸之所及。
如果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传教士报纸的先驱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无疑是传教士报纸精神传承和转变过程的一份重要报纸。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创办于广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从报纸主持人来看，其办报动机已经在早期传教士报刊的基础上进行微妙然而重要的转变了。
传办人郭士立“精通中文，能讲北方官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曾3次乘船到中国沿海口岸探听军事情报，收集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曾参与走私鸦片等活动。
他在航海日记中说：‘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
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
’”[5]这样一位报纸主持人，不难想象其传办报刊的目的已不是单纯的传教士办报传教。
但是限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传教士报纸市场有限，也很难跳出传教这个圈子（尽管主持人的目的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其所传之“教”也非单纯之“天主教”）。
客观上，这份报纸由于从报纸的内容到宣传都更好的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和口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巨大的。
尤其是报纸定位，已经不是早期单纯的宣传品。
《东西洋考》明确将自己归属新闻纸，辟有“新闻”专栏，且于1834年1月（癸巳年十二月）刊载《新闻纸略论》。
[6]《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形式上继承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其创刊号上印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等等。
但内容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经更加注重时事新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传教士报刊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刊的过渡，对后来的商业性报刊有一定指向性作用。
颇为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1833年9月3日《纽约太阳报》创刊。
开启了美国便士报的新时代。
便士报不仅仅在其后西方新闻活动中充当了主角，还深深影响了西方新闻界的办报理念和实践。
创办人本杰明•戴（Benjamin H. Day）这样表述其报纸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
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Bleyer, W.G. ,1927,158）.”[7]对比可见，彼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受制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发展已远远落后西方社会。
这一时期（1815年-1839年）的传教士报刊主要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依泾杂说》、《各国消息》等。
他们在内容上基本都还是停留在传教上，这里不做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50年代后香港出现的《遐迩贯珍》。
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也开我国中文报刊铅印之首。
虽然《遐迩贯珍》是传教士麦都思依靠马礼逊教育会、英华书院创办，但其实际上已经是一份新闻为主的刊物了。
其创刊《序言》上云：“‘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活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
’、‘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
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
’”[8]由之可见，该报重视通内外，后来国人王韬“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郑观应“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或由之受启发。
有学者认为，《遐迩贯珍》暴露了西方‘炮舰’加‘布道’的殖民取向。
[9]固然是深刻的见解，不过从其办刊形式和内容上来看的话，也的确更加侧重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
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前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
《遐迩贯珍》的政治倾向，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不必顾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
[10]纯粹从办报的角度来论的话是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份对中国近代报业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报纸，即《万国公报》。
该报是一份基督教报纸，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办并主编。
《万国公报》的评论是其区别于前述传教士报刊的一个显著特色。
《万国公报》以犀利的政论，站在西方立场上，为晚清政治变革提供了新思维；对报刊本身轨迹及一些报刊理论作探索。
《万国公报》办报的目光、视野具有职业理念。
[11]尤其突出的是该报在传教的同时，对英美报学进行研究。
“泰西诸国人民率皆嗜阅新闻纸，如饮食，殆不可一日缺。
”“考英美新闻纸之不同处，即英报重于论辩、义理，美报专于搜罗新闻。
”对报刊史进行探索的意义或许可能更多的影响到了该报具体的办报上。
总体上说，传教士在华报刊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新时代。
传教士报纸客观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其为国人带来的“通内外”之作用对早期国人办报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以后的改良派、维新派办报经历来看，无不受到传教士报刊宣传思想的影响。
商业性外报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外报显示了另外一类报纸形态，即以商业信息流通和盈利为目的商业性报纸。
《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于上海创刊。
创办人为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字林洋行发行，该报无论从报纸主持人，发行单位都已经大大不同于传教士报纸，因而也表现出其商业性报纸的特色。
报纸从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由于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发布机关，得到优先刊载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的文告和付费广告的特权，因而有“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的称号。
《北华捷报》的历史意义更在于该报孕育了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脱胎于《北华捷报》的星期增刊《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该报尤其重视加强新闻报道工作，还获得了独享刊登英国路透社电讯的特权。
为此，《文汇报》（J.D. Clark）还因公开转载《字林西报》刊登的路透电讯而打了场版权官司。
继这之后，《上海新报》创刊，该报是以北华捷报馆为主体的字林洋行创办出版的周刊。
其编辑方针曰：“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
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
”[12]该报自1870年3月24日在国内率先为每条新闻拟简明标题，是一项对后来报纸业务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的举措。
《上海新报》后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失败，由此亦可窥商业性报纸的商业竞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