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艺术电影发展史近日，艺术电影再次迎来了希望!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牵头，发起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首批选定了100 个放映厅，为艺术电影提供展示机会，为艺术片观众创造便利观影条件。
消息一出，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很多导演与影迷也对此叫好。
其实早在几年前，贾樟柯等人就曾提及国内创立艺术影院的问题，文艺片在市场上的“悲情”境遇也引发普遍关注，如何为艺术片提供良好的放映渠道，成为业界普遍关心的话题。
然而，对于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出现，也有人提出质疑，100 个放映厅的建立，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艺术片“悲情一跪”的现状?长期以来缺乏广泛的观众基础，会不会让这个举措成为昙花一现的“实验艺术”?更重要的是，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能否走得长远，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片源问题。
虽然不排除有人愿意去影院把经典艺术片再看一遍，但这类观众毕竟是少数。
能够满足观众欣赏与社交欲望的，还是最新创作的艺术片。
而国内每年生产的艺术片数量，似乎远远不能支撑起整个联盟放映需求的数字。
如果没有大量的新片填充，联盟又该如何焕发活力?1 塔尖儿上的艺术再“小众”也要扶植据介绍，按照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规划，将来全国放映艺术片的银幕将会达到3000 块，如果运转状况比较理想，它为中国电影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推动一些在商业片上有成就的导演，也有勇气转向艺术片，体会一下拍艺术片也能赚钱的感觉。
当然，最直接受益的还是艺术片创作群体，如果通过院线能够收回成本或者盈利，将会坚定一些创作者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信心。
曾经有官员问一位艺术家，为什么非要搞歌剧?这位艺术家回答说，一座城市为什么要建大剧院和音乐厅呢?因为这是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标志。
歌剧是塔尖儿上的艺术，就算大多数人都喜欢流行音乐，我们依然要让歌剧活下去，而且活得光芒璀璨。
因为他是“提纯”的艺术，不仅是一座城市乃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更是改善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滋养人心的重要窗口。
经典艺术电影同歌剧、交响乐一样，属于塔尖儿上的艺术，位于文化金字塔的顶端，其受众有限、曲高和寡也是必然的现象。
对此，确实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扶植与推广。
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研究员郭淑梅说，回溯新中国的电影历史，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还是主旋律电影，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反思、有追求的艺术电影。
比如《枯木迎春》《北大荒人》，以及后来的《黄土地》《红高粱》等。
当时的导演和编剧是很愿意创作艺术电影的，因为他们还肩负“文以载道”的责任，还信仰艺术的崇高精神，希望通过电影作品，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
但是电影市场放开以后，武打片的火爆，直至商业大片的长驱直入，让中国电影市场开始了商业化的市场运作。
钱是挣到了，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是，艺术电影一下子变成小众电影，排片艰难、票房遇冷、成本难以回收，让文艺片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一道难题。
特别是当下，商业电影的赚钱方式是一靠热门IP、二靠明星阵容、三靠话题炒作，全面遵循“粉丝经济”的规律和逻辑。
而国产文艺片鲜有投资、捉襟见肘的窘境，在这种商业模式中更加生存艰难。
所以才有了不久前，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因为制片人的悲情一跪，票房从几百万元猛增到八千多万元的现象。
乃至于有人质疑，文艺电影一定要争取大众的同情才能活下去么?对此，郭淑梅认为，国家对作为高雅艺术的艺术电影有大力扶植与推广的责任。
她说，不是有了艺术电影联盟，有了一百个放映厅就万事大吉了，国家还需要出台政策，仿照韩国的成功经验，建立艺术电影创作基金，对优质影片给予强有力的扶植，还要保护和培养艺术电影方面的创作人才。
郭淑梅特别提到了对于艺术电影观众群的培养。
她说，中国电影观众以年轻人为主，他们看着商业片长大，非常享受电影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还有无厘头的搞笑和轻松。
艺术片显然是不对他们口味的。
但是我们也不用对此悲观，可以由国家倡导，多在全国高校举办艺术电影节或论坛，进行关于艺术电影的赏析与讲座活动，邀请主创人员与大学生们互动，发动学生会积极参与，甚至可以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的内容之一。
中国电影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培养观众都为时不晚，目前中国的观影人群以中青年为主，而在国外，电影拥有大批老年观众。
到了大多数人都会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包括艺术电影在内的很多类型电影，都会拥有自己特定的观众群体。
2 内容单薄情怀补艺术片尚需修复“硬伤”6 月，由于新作《山那边有匹马》排片稀少，导演白海滨忍不住于微博发声：难道艺术片只能靠下跪活下去?他说，从《百鸟朝凤》的逆袭，我仿佛看到了艺术片的春天。
但我深知方励老师一跪的真正寓意，是为了让中国电影能昂首挺胸起来，挺直腰杆的站着，有尊严的站着，是为了像我这样更多的青年导演，有更好的艺术片生存空间。
有业内人士形容，每一部国产文艺片杀入商业电影院线的经历，都像一次危机四伏的丛林冒险。
不久前，借着瑞士洛迦诺、台湾金马和法国南特三大电影节的奖杯捧在手中的机遇，“90 后”导演毕赣和他的《路边野餐》登陆商业院线，且仅准备公映10 天。
《路边野餐》虽收获强烈关注，却未转变为票房。
据悉，上映三天票房不过300 余万元。
论其原因，排片比例不足1%是决定性因素。
在商业片云集的影院中，文艺片依旧不被看好。
对此，毕赣曾淡定地表示“我并不会过度关注票房，毕竟我不是为了资本和票房在拍摄电影。
”他认为，艺术电影是“用电影的语言去抵达人们抵达不了的地方，而商业电影则是一种性能合理的产品”，两者并非同类事物。
而今天的观众，也可以自由选择观影内容，没有必要用艺术片的情怀绑架观众消费。
受众群体小、院线制度不健全、宣发经费不足，是造成文艺片生存困境的三大难题。
口碑很好的文艺片《冬》7 月上线，最终仅收获24 万元票房。
据介绍，这是一部相当“极端”的影片，全程采用黑白色调，没有一句对白，长白山的漫天风雪呈现出冷冽而寂寥的气氛。
片中只有80岁的“最帅老爷爷”王德顺，再加上一条鱼、一只鸟和一个孩童。
导演邢健说：“我想表达一个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天上的鸟、地下的鱼、中间的人，这部电影是关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
”邢健坦言，我没有营销团队，发行都是自己做，否则也不会这样。
他找过很多公司，被多次拒绝后，只能自己来。
《妇女之友》杂志资深编辑桃木对记者说，电影不仅是一门视觉艺术，它同时还是一门心灵的艺术。
作为艺术电影的关注者，我陆陆续续也看过一些口碑不错的中国艺术电影，怎么说呢?与国际优秀的艺术电影相比，我感觉能够真正震撼到我心灵的作品还是少了些。
首先是情节与内容比较单薄，缺少欧美优秀艺术片那样的厚度。
其次，一些导演爱打“情怀”牌，不少片子披着“情怀”的外衣让观众埋单，也让“真情怀”在“伪情怀”泛滥的电影市场上“寡不敌众”。
此外，艺术电影显而易见的特征是唯美，但是一些中国导演抱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想法，极力营造乡土气息，甚至把一些落后的东西也当做“唯美”来拍，难免让中国艺术片的创作道路越走越狭窄。
桃木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艺术电影想要赢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创作者们要有淡泊心态，一方面要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有一个认知，另一方面还要对自己的作品有心理预期和合理的市场预测，不能因为在国外拿了一些奖项，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该有票房保证。
能坚持的就沉下心来走下去，不能坚持的，甚至连起码的生存都保证不了的，也无需悲悲戚戚地徘徊，改拍商业电影也无妨。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艺术片的经历，桃木说，那时电影市场还没有商业化，我周围的文艺青年都以看艺术片为荣。
但是当我们一起去看一部反响巨大的艺术片时，被其晦涩难懂的情节与内容搞得一头雾水。
当时大家私下里都承认没看懂，但是表面上又不敢说，就好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谁说破了就成了没文化!因此，我认为艺术电影曲高和寡没有错，但不能与受众的审美差距大到“天壤之别”，至少要让观众有“跳一跳就可以够到果子”的希望。
3 寻回“体面”艺术与商业并非泾渭分明?已故著名电影理论家邵牧君，在《电影万岁》中提出了关于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讨论。
他说，对商业电影抱有偏见的人大抵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无端贱视世俗文化或消费文化，拒不承认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之后，由文化消费者群来衡定艺术的价值的合理性，拒不承认当代社会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大趋势。
他们的艺术观念实际上仍保留在上世纪的时间隧道里，把大众视为艺术的敌人，强调艺术作品的“超凡脱俗”和观赏者的“精神贵族”身份。
当这种人插手电影制作时，便希冀电影能像其他传统艺术那样由保护人豢养，成为摆脱市场羁绊的个人化艺术。
他们否认客观的必然的制约对艺术创作的激励作用，相反地夸大商业气抑制甚至扼杀电影天才的可能性，不切实际地幻想着所谓理想的创作环境。
他们一方面抨击商业电影“沾满铜臭”，另一方面却又希冀找到满身铜臭的保护人来保护他们的电影不沾铜臭。
为这种荒谬现象的存在制造合理依据的，便是把电影分成所谓“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两类。
这种分类尽管在世界影坛已被普遍接受，但其不合理性与有害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在语义学的层面上，它必然造成艺术与商业绝对对立的假象，从而引发人们对商业电影的假性贱视。
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只存在进入商业发行渠道和不进入商业发行渠道这样两类电影。
这里并不存在一条所谓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
邵牧君强调，这种分类在中国大陆的电影创作人员的思想上造成混乱：明明是在市场上求售的作品却偏要自命为艺术片，或者明明是由于不合消费者要求而被冷落的失败之作，却偏要用“我拍的是艺术片”来遮羞。
结果电影的质量标准被严重搞乱了。
而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的观点是，艺术电影往往因为其直面人生而过于为难观众，商业电影却一定要善于抚慰和治愈观众。
中国电影现在盛行资本的逻辑，今天我们的电影不是为了我们多数的观众、最大多数的观众而拍摄的，它们几乎都是为了追求票房利润而拍摄的。
因此，中国电影需要用文化的逻辑、社会的逻辑来平衡资本的逻辑。
完全依赖资本逻辑的中国电影是危险的。
戴锦华说，“好的电影业可以参与一个社会正面价值观的建造。
”韩国艺术片导演的代表人物金基德去年出席北京电影学院学术交流周活动时，曾表示，做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不重要，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界线。
最重要的是还是“用心”。
如果有很多投资，你依然需要用心拍电影;如果没有投资，你扛着一个摄像机用心拍就好了。
他特别提到了中法合拍片《狼图腾》，赞赏这部电影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上的巧妙融合，“虽然投资金额很重要，但是导演想要什么更重要。
”导演冯小宁则认为，关于艺术与商业的属性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导演都面临的问题，既然如此就不要发牢骚。
如果一个导演能把一个商业电影拍得很成功，获得很好的票房，这是好事。
如果他再尽可能地加入自己的一些艺术追求，就更优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