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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周王城规划及空间模数研究通过对《考工记》周王城空间结构的研究，归纳其规划结构特色，总结其空间模数体系。
运用理论分析和归纳总结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周王城的结构布局，提炼出文章研究的重点——周王城空间模数体系，总结其空间模数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空间模数方法在当今城市设计中的运用，从继承发展的视角，诠释了运用空间模数方法的重要价值和对当今城市设计的启发。
标签：《考工记》周王城；营国制度；模数体系；空间模数方法引言《考工记》中所载之传统营国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典例，为历史上各朝各代所记载、传承。
当代学者在对周王城规划设计的深入研究中，发掘出其特有的城市空间模数，如贺业钜先生的著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本文在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归纳出周王城的空间模数体系，并总结出其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和思考，阐述了空间模数方法对当今城市设计的重要意义。
1 《考工记》周王城概况“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
”1.1 《考工记》营国制度《周礼·考工记》是春秋年间齐国所著一本记录手工业生产的官书。
其中《匠人》一章分为《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节，前者专讲建设城邑中选择位置、测量方位、确定高程等问题；后者则专述奴隶社会西周时代的城邑建设制度，包括建置城池、宫室、宗庙、社稷（即治国），并规划所述的田地和奴隶居邑（即治野）。
有国有野是西周城邑建设的特殊体制[1]。
当时建一个城，实际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田地的城邦国家，故建城实为建国[2]。
西周的城邦国家分为三个等级：作为国家首都的王城、诸侯封国的诸侯城和卿大夫采邑（也称都），这是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的产物。
由于城邑建设关系到周代奴隶制王国的政体，因此控制极严。
三级城邑建设制度严格规定了城的规模、规划形制，乃至城门、城隅、宫室、道路、闾里的规模和布局，不容僭越。
因此《匠人营国》又载有礼制营建制度，与城邑营建制度相辅相成，反映了周代奴隶制国家的根本制度。
《周礼·考⼯记》与秦汉都城规划制度的联系探究2019-10-29[摘要]城市规划是近代兴起于西⽅城市地理学领域⾥的⼀个常见概念。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对城市规划的问题进⾏思考，并总结出理想的城市模型。
《考⼯记》中“匠⼈建国”即是先⼈针对理想城市模型所概况的⼀些简要的成⽂规范。
本⽂以秦汉两朝都城为例，对《考⼯记》与秦汉都城规划的联系进⾏探讨。
[关键词]《周礼·考⼯记》；秦汉都城规划；联系《考⼯记》是我国最早介绍古代各⼿⼯⾏业“百⼯”技艺的专著。
作者与国别不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因先秦齐国的⼿⼯业技艺是诸国中最为发达精湛，故通常认为是“齐国官书”，并由多⼈撰写⽽成。
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缺《冬官·司空》篇，以次书补⼊；后刘歆时改《周官》为《周礼》，故亦称《考⼯记》为《周礼·考⼯记》。
（1）⼀、《考⼯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理想形态匠⼈营国，⽅九⾥，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朝后市，市朝⼀夫……王宫门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经涂，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制。
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周礼·考⼯记》）王城要保持⽅正规矩的形制，每个⽅位的城墙上各置三个门，共⼗⼆门，城内东西南北纵横各设九条街道，每条街道宽度为九轨，天⼦以九为节象征权威，反应了周以来所追求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礼乐和谐。
宗庙与社坛为城内最重要的祭祀建筑，祭祀在古代社会⼀直视为关系国运的⼤事，因此这两组建筑确⽴了天⼦承继先圣与秉受天意合法地位，也是国家可以得到神祗的持续庇佑的象征，分别位于王宫的左右两侧。
宫殿⽅位均坐北向南，“市井（市场）⼀般设于最不吉利的⽅位――北⽅，显⽰贸易与商⼈地位的低微，以及这些⾮⽣产性的经济在农业社会中的次要位置”。
（2）可见，古代都城中各要素的布局和营建都不是随意的，相反它是极其讲究的，是要按照严格规范去操作的。
记录关于考工记中城市规划的内容翻译并理解考工记中城市规划的内容翻译：匠人营建都城，九里见方，都城的四边每边三门。
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
王宫的路门外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王宫的路寝前面是朝，北宫的后面是市。
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
夏后氏的世室，堂前后深七步，宽是深的四倍为二十八步。
堂上四角和中央分布有五个室，每室四步见方，每边都有三个四步见方；每边都有四道墙，每道墙厚三尺，每边都有四个厚三尺。
堂的四周有九层台阶。
每室的四方各开一门，每门两旁有两窗相夹。
用蛤灰把墙涂饰成白色。
门堂是正堂的三分之二，堂后的室是正堂的三分之一。
殷人的重屋，堂深七寻，堂高三尺，堂上有四注屋，四注屋上有重屋。
周人的明堂，用长九尺的筵来量度，它的南堂东西宽九筵，南北深七筵，堂高一筵，共有五室，每室二筵见方。
室中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宫中用寻来度量，野地用步来度量，道路用车轨来度量。
庙门的宽度可容七个大扃，闱门的宽度可容三个小扃，路门的宽度容不下五辆乘车并行，应门的宽度为三轨。
路寝内有九室，九嫔居住在那里。
路门外有九室，九卿在那里处理政事。
把国事划分为九个方面，由九卿负责治理。
王宫门屋屋脊的建制高五雉，宫墙四角浮思建制．高七雉，城墙四角浮思建制高九雉。
城内南北大道宽九轨，环城大道宽七轨，野地大道宽五轨。
用王宫门阿建制的高度，作为公和王子弟大都之城四角浮思高度的标准。
用王宫宫墙四角浮思建制的高度，作为诸侯都城四角浮思高度的标准。
用王都环城大道的宽度，作为诸侯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的标准；用王畿野地大道的宽度，作为公和王子弟大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的标准。
匠人挖掘沟渠。
耜头宽五寸，二耜相并为耦，一耦所掘，宽一尺、深一尺的小沟叫做畎。
在田头的沟渠宽和深比这加一倍，宽二尺、深二尺叫做遂。
九夫共耕一井之田，井与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的叫做沟。
十里见方的土地做成，成与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的叫做洫。
百里见方的土地叫做同，同与同之间宽二寻、深二仞的叫做浍，浍直通河流。
《周礼.考工记》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影响《周礼.考工记》——中国第一部工科巨著，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早、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科学设计艺术的珍贵文献。
其中涉及宫城设计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节，是现存最早的城市建筑及其规划方面的史籍之一，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独具一格的特点及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的设计思想《考工记》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划有着深远的的影响。
特别是《匠人·营国》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所谓“营国”，即是建城。
通俗地解释为：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为祖庙，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宫室，后面是市场与居民区。
反映出的中国早期的王城布局和都城设计制度。
这些规划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许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
明朝的北京城和皇宫的规划建设就是按照《考工记》而实施的。
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
明清北京城的前身为1264年营建的元大都城，大都城设计时参照了《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划思想，规模宏伟，规划严整，设施完善。
北京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
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
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
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
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8000米。
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考工记》与礼制思想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经过长期实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划思想也日渐成熟，终于形成了《考工记》、《管子》等各种不同思想的城市规划理论。
这两部书虽然都出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却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划理念。
《管子》相传为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所撰，经考实为后人托名而作，约形成于战国时期。
该书内容十分庞杂，城市是其所涉内容之一，对都城的城市规划，《管子〈乘马第五〉》针对当时的礼制制度提出了如下设想：“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在这段论述中《管子》对都城的城市规划主要提出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城市的选址条件：“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二是城市规划的具体原则：即“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就城市规划而言，《管子》的这段论述虽然比较简略，但毕竟使我们了解了我国早期城市规划的某些观点。
从《管子》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管子》提出的都城规划模式所强调的是人们的实际需要，着眼点是城市的使用功能，而反对特定的模式。
不仅如此，《管子》对城市等级的划分与宗法等级也不相同。
《考工记》将城分为三个等级，王城、诸侯城称“国”，采邑称“都”，其划分以礼制等级为准。
而《管子》认为城市划分的依据应是城市的规模与人口的多少，而不是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千室之都”与“万室之国”（《管子·乘马篇》）中的“国”与“都”就是两种规模不等的城市。
《管子》的城市规划思想与《考工记》相比较，显然《管子》更加注重城市的理性发展，而《考工记》所强调的是礼制制度。
西周是我国礼制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这种礼制制度在我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影响，城市规划与建筑是体现礼制等级思想极为敏感的地区，所以在以礼教立国的社会中，《考工记》的影响要比《管子》的影响大得多，特别是北京城，它的规划与发展始终与《考工记》有关。
周礼考工记关于都城建设的描述《周礼考工记》说到都城建设时，真的是让人一听就觉得那场面大气磅礴，真是让人想象不出那时候的人怎么能做到这么精巧的设计。
要是今天的人有这本书，估计都得说一句“这才是有远见的规划啊！”你想想，连都城的每一块砖、每一根柱子、每一条街道都得讲究，简直就是建筑界的“天花板”了。
按理说，现在我们都习惯了高楼大厦林立，路面宽敞，可是如果把这些建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那得有多震撼呀！你看那时候的都城建设，分得可细了，地面上得铺得整整齐齐，不能有一点杂乱。
照这么说，现代的城市规划师得从古人那里学点东西了。
咱们今天对比一下，现在的街道搞得是五花八门，看看这层楼那层楼，连路边的绿化带也是随便种，别说交通了，光是找个停车位就能让你抓狂。
古代的都城可不是这么随便的，早有了明确的规定！《周礼》里明确提到，要让都城的布局符合“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字可不是随口说说的。
比如说，都城的中心地带要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四周得是官府和大臣的府邸。
这广场不仅仅是个休闲场所，还是展示帝王威严的地方，王权不言而喻，谁敢不尊敬，立刻得见官！再说那些宫殿的建设，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宫殿大得很，按《周礼》来说，宫殿周围的墙要有多高？不得低于一丈（大约3米），连墙上雕刻的图案都有讲究，不能是随便的图案，必须有象征性。
你想，那些古人真是有着极高的审美标准和工艺水平，做每一座宫殿，工匠们都得用心良苦。
这就像今天的人建一座大楼，都得找最好的设计师和最顶尖的建筑团队一样，古代也是讲究“精益求精”的。
而且你看，古代的都城建设还特别注意风水，这不是迷信，而是为了让整座城市都能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周礼》里讲究“天人合一”，都城的位置得选择在风水最好的地方，既不能偏北也不能偏南，必须有山有水，才能保证国运兴旺。
要不然，建好了这么一座城，天天风沙大，水土流失，别说繁荣昌盛了，连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成问题，怎能成就伟大的帝国呢？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古代的人把这都城建设得那么复杂，有点儿过头了，是不是？但其实你想想，这也正是古人对城市的重视啊。
9【摘要】通过对《周礼》文本的解读，在对其记载的与城市规划过程相关的官职及其职责进行整理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周礼》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的基本架构并展示了其中的复杂性。
论文提出，要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不能仅局限于《考工记》的记载，需要有更为广泛的研究，《周礼》提供了其中更为本质性的一部分。
【关键词】城市规划制度；周礼；古代中国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hineseclassic Zhou Li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officialposition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relevant to cityplanning recorded in it,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ity planning systemin ancient China and indicates its complexity. The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at another Chinese classicKao Gong Ji, which was a supplement of Zhou Liand wa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fountainhead ofcity planning in ancient China, just recorded thenorm of city form and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citybuilders. The study on city planning institution inancient China needs more adequate research, and thecontents in Zhou Li have provided an essential part.KEYWORDS: city planning system; Zhou Li;ancient China 1 《周礼》是理解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的一把钥匙说到《周礼》与城市规划时，首先浮现出来的肯定是其中《考工记》篇章中有关“匠人”的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考工记》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城市规划1001班张敏《周礼.考工记》——中国第一部工科巨著，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早、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这本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里面记述了关于周代王城建设的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
其中营国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是《考工记》这本书里面的精华。
同时，《周礼·考工记》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如“都”、“王城”和“诸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
《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周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所谓“营国”，即是建城。
通俗地解释为：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为祖庙，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宫室，后面是市场与居民区。
反映出的中国早期的王城布局和都城设计制度。
这些规划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许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的布局都遵循这些制度，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
研究《考工记》营国制度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影响，首先需要了解它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的作用。
泛泛地谈论，或者是截取历史的片段去探讨，或者是抽出个别城市的规划来对比分析，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全面考察它自西汉末再度问世以来产生的影响。
这里，不妨以我国几个历史名都为例，回顾它们的规划情况，分析它们的规划结构，了解其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可有助于对营国制度作用的认识，明确这项研究工作的意义。
北京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名都之一。
周礼考工记与中国城市规划中国城市的规划中国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大都经过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规划设计，然后才施工建成的。
也就是说，从城址的选择、划定范围到平面布局，都是经过事先精密安排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是同步的，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城市就进行过整体规划，而且最早使用平面设计图。
平面设计图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
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显然同进行过规划和使用平面图有密切关系。
当然，也有人把中国都城规划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商和西周为初期形态，东周至两汉为密封式形态，曹魏邺城到隋唐长安为棋盘式封闭形态，北宋开封到元明清北京为开放式街道布局形态。
这种观点只能视作是对中国古都规划模式的概括，并不反映整个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
因为唐代的扬州城已成为开放式城市，“十里长街市井连”，而西周的城市也并非看不到整齐规划布局的影子。
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和东周王城的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西周的城市已进行过规划，而且最早使用了城市平面图。
事实证明，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都受规划思想的指导，有自己的规划原则和城市平面图。
1.规划思想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由于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各种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规划者必须依据地理条件、城市性质和可能，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规划，尽可能满足各个城市的不同需要，使城市能发挥它的不同作用，并显得庄严、大方、坚固、壮丽，一切都井井有序。
当然，中国城市中从未经过规划而杂乱无章的也不乏其例，但对多数城市来说还是布局井然，应该说都是经过周密规划后才建成的。
关于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直到目前尚无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有一些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说法。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所研究的城市，目前主要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应该从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时期的主要思想体系，来探讨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才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解剖中国城市的特点。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达时期，把“天命”作为统治其他部族和广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统治者就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称为“天子”。
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仍占统治地位。
也就是说，周人崇尚“天命”，必须把“天”的意志摆在首要地位。
因此，在城市规划思想中突出“天命”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
最典型的就是明堂、宫室、宗庙的规划建筑，都是“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
”也说是说，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样的，必须“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以表现“天命”最高，“天”是真正的主宰神。
圆屋，正是原始社会以来，“天圆地方”概念的具体体现。
太室之外的其他堂室，一律为方形，即代表了“地”。
明堂始于周，“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
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阴馆，周人曰明堂”。
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
《大戴礼》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授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记》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
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
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
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
根据王国维《通考》附图，太室居中，青阳、总章太庙分居东西，明堂、玄堂太庙分居南北，构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正方形。
既然明堂、宫室、宗庙的布局是一个模式，那么,“天圆地方”的思想就应该是中国奴隶社会城市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城市规划就有了明确的中心点，然后对称布局，明堂结构就是典型例证。
《周礼·考工记》虽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宫室居中，对称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模式。
这种结构形式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早周的宗庙或宫室就是这样布局的。
考古工作者在岐山京当凤雏村发现的早周的宫室遗址，其平面布局就是殿堂居中，有东厢、西厢、后室、门房等对称布局。
丰镐的布局虽然得不到考古上的证实，但东周王城考古却可以成为佐证，即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相仿佛。
尤其是周原早周都城的发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早周都城位于岐山县贺家村与凤雏村之间地下1.5米深处，东西长700米，南北宽550米，接近方形，宫殿位于中央。
有了中心，自然也会对称布局。
对称的概念虽然来自对人体对称的认识，但运用在城市规划中，却是从周代开始的。
当然，阴阳五行思想、风水思想等，都起源很早，应该说，对中国城市规划都有影响，但在奴隶社会时还不是主流。
中国奴隶社会的城市，尽管处于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但也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而建成的，这就是以“天命”思想为指导的中心对称布局模式。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由于没有统一的或主要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规划上也就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这一时期兴起的城市很多，使中国城市得到很大发展，而城市的形制多式多样，不具一格。
由于注重实际，因地制宜建设城市就成为普遍接受的规划原则。
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
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思想文化都有发展，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尽管儒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被董仲舒发展了的儒家思想，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信条。
秦汉以后的城市规划思想当然也受这种等级制度的制约，以体现封建统治者的尊严。
首都规划中以皇宫为主体和地方城市规划中突出衙署，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在每个王朝的首都规划中，都毫无例外的以皇宫为主体，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六朝建康、隋唐长安、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都是如此。
当然，从邺城开始，中国首都规划中的中轴线已经定型，皇宫无不摆在中轴线上，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同时，有了中轴线以后，不仅可以突出皇宫的重要地位，也为对称布局创造了条件，使城市庄严、肃穆、大方、壮观。
地方城市规划虽不像首都那样严格，但把衙署摆在什么地方也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在中国地方城市中，衙署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几乎无一例外。
居中是为了指挥方便，占据高地就是要控制制高点，以维护安全。
《周礼》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关于首都规划的原则，一直是封建社会中都城规划的指导思想。
元代的大都城把这种规划思想发展到顶峰，创造了中国都城的理想楷模，证明这种规划思想能够充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显示皇权的尊严。
当然，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也要求皇宫居中，以皇宫为中心对称布局。
《周礼·考工记》虽然没有谈到一般城市的规划原则，但中国的地方城市都是封建统治者营建的，必然处处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把儒家思想贯串于整个城市规划当了无疑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排除其他思想的影响。
像阴阳五行、“风水”等思想，都对城市规划有影响。
前者就是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
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
后者就是堪舆学，即观察风向、水文的一种学问，把“风水”作为选择住宅、丧葬的理论根据。
上述思想虽然含有封建糟粕，但也有合理的内核，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城市规划。
五行既然能相生、相胜（相克），而且变幻无穷，在城市设计中自然要注意方位，使东、南、中、西、北都能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王朝的统治和安全。
这就是“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道理。
就连统治者也要居于正位，按照五行原则衣食住行、治国安民，即按中方本图、中方副图；东方本图、东方副图；南方本图、南方副图；西方本图、西方副图；北方本图、北方副图的原则行事。
对于“风水”学现在更有新解，认为是古代人们“环境选择”的学问，其核心是“生态”环境，要求在特定小环境内部相互协调，以达到生态环境内部的统一。
城市规划就是要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风水”学自然会有许多用场。
2.规划原则中国城市规划是由许多能工巧匠完成的，他们既受到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各人学识智慧的制约，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都要因地制宜，巧施安排，不拘一格进行规划设计。
中心布局原则中国城市不论是首都或地方城市，在规划时都要首先选择中心，中心位置确定后，再向四周扩展，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
这个中心往往也就是皇宫或政府机关、钟鼓楼所在地。
汉长安城先建皇宫，后建城墙，皇宫位于龙首原北坡，虽然不在中心，但修筑城墙时仍然以皇宫为中心，向四面展开。
西墙和南墙的曲折，都和未央宫、长乐宫有关就是明显的证据。
未央宫和长乐宫虽然位置偏南，但长安城周围就是皇家禁苑上林苑，应该说二宫既占据高地，又处于长安城和园林区的中心位置。
中心，有几何中心，也有实际上的中心，汉长安城的皇宫就是实际上的中心。
隋唐长安城也是如此，皇宫位于全城的北部中央，从表面来看也不在全城的中心，但实际上是中心，因为长安城北是禁苑，禁苑的高大围墙也起着城墙的作用。
北宋开封和元明清北京的皇宫就相对处于中心位置，说明中心布局原则在都城规划中占主导地位。
地方城市规划中，中心布局原则也表现得很突出。
譬如，唐代的泉州城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宋代的平江城（今苏州）以子城为中心，明清的南阳城以文庙为中心，明清的太原城以鼓楼为中心，明清的济南城以府治为中心，明清的西安城似钟楼为中心，明清的临榆县城（山海关）以鼓楼为中心，右玉县城以钟楼为中心，山西兴县城、上海市南汇、奉贤城等，都以十字街口为中心。
当然有些城市在初建城时，中心不明显，后来设置中心，重新进行规划，使城市总体布局也发生了变化。
西安城就是如此。
西安城是在五代宋元长安城的基础上发展的，当时的中心是鼓楼，明初把城向北、向东拓展，鼓楼已起不到中心的作用。
明万历十年（1582年）把钟楼迁移到了今天的位置，四条大街辐射出去，才使全城有了明显的中心，城市布局也随之改变。
中心位置的选择，是根据地理条件、需要和可能确定的，而不是任意选择的。
中心位置选择适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总体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