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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渊冲翻译美学本体论———三美论许渊冲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序言中首次提出了诗词翻译“三美"论，即意美,形美，音美，“三美论”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本体论 ,也是许渊冲的理论核心之一。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的《自文字至文章》中说：“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鲁迅强调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必须用耳朵记住字音,用眼睛观察字形，用心体验字义，耳、目、心同时并用。
好的汉字是意、形、意三者的统一结合。
受鲁迅的“三美”说的启发，许渊冲将之应用到诗词翻译上。
在《翻译的艺术》中，许渊冲说翻译诗词也要尽力“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2 “三美”的具体体现2。
1 意美“三美”的基础是意似，音似,形似。
所谓“意似"就是要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
在一般情况下,“意似”和“意美”是一致的，但是有时“意似”和“意美”却是有矛盾的，也就是“意似”并不一定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因为“意美"有时是历史原因或者是联想造成的, 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没有相同的历史原因就引不起相同的联想，也就不容易传达原诗的“意美”。
至于某些“意美”的词汇,在英语中根本就找不到“意似”的译文，这种“意美”有时是“音美”或者“形美”造成的。
虽然“意美”是建立在“意似”的基础上，但是“意似”只是表层结构，“意美”才是深层结构。
首先看《诗经·关雎》题目的翻译，wooing and wedding。
“关关”二字表示雌雄鸟和鸣声，是一个拟声词，用来表示水鸟鸣叫的声音。
“雎鸠”是一种鱼鹰类水鸟，相传这种水鸟有定偶，因此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恋情. 这种贞鸟，如果其中一只死了，另一只最终也会肝肠寸断忧郁而死。
此处译者并没有直译，而是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和发散的审美空间。
Chapterl----从翻译的比喻认识翻译的本质1.第一章内容概述D翻译的重要性(对翻译和翻译家的种种比喻)：普希金-――”人类精神的传递者。
”歌德------“世界上全部交际来往中最重要、最高贵的事业之一。
”理查兹------"整个宇宙中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人类自有语言交流以来，翻译活动也就一直相伴相随。
翻译不仅使得人类各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而且还帮助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发展。
2)从对翻译或翻译者的宏观比喻来看翻译的本质(1)对翻译或者翻译者总体或宏观的比喻；歌德------翻译家应是“忙碌的媒人”钱钟书------将翻译比作“做媒”《翻译、历史与文化》------把翻译比作蜡姻翻译者还被比喻成“像一位雕塑家，用雕塑再现油画作品的形象”，也是“珍宝的发现者”或是“掘金者”。
在西方，翻译家数百年来也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把一个酒瓶里的酒倒到另一个酒瓶里去”，翻译并不是简简单单“倒酒”的机械动作，而是一个需要翻译者在艺术上有所倾注的复杂微妙的过程。
(2)从对翻译操作过程的比喻来看翻译的本质①把翻译比作渡河一一船是要翻译的文本，领航者是翻译者，渡河的行程便是翻译的过程，河的两岸分别就是原语与译入语的文化。
②美国翻译家MargaretSayersPeden把原作想象成一块方方正正的冰，翻译的过程就是这块冰的熔化过程。
这个比喻借用了自然科学对物质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描述，十分生动，也颇富揭示性。
③对翻译，另一种最新的、更具揭示性的比喻是“没有舞台的演出”。
④巴西翻译家一一“食人者”对翻译者或者翻译的种种比喻尽管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它们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都包含对翻译者工作的褒扬，是确实还有少数比喻表达了对翻译或翻译者的否定或批评；如“翻译即背叛者等”。
2）翻译的本质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工具，在国与国之间、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翻译不仅仅是文本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过渡，也是文本之间、文化之间的一种协商过程，是以翻译者为中间人进行交流和斡旋的过程；翻译不仅仅是一门涉及语符转换、意义传递的技巧或技艺，更是一项极富创造性、挑战性的活动，是“一种艺术，一种需要译者像画家、表演家”那样具有高超创作才能的艺术。
部分重要西方翻译理论家及理论和观点部分重要西方翻译理论家及理论和观点一、古代1. 西塞罗：“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2. 昆体良：“与原作竞争”；3. 哲罗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4. 奥古斯丁：《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二、中世纪5. 波伊提乌：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6. 但丁：“文学不可译”论；三、文艺复兴时期7. 伊拉斯谟：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8. 路德：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9. 多雷：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词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四、17至19世纪10. 巴特：“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11. 德莱顿：“词译”、“释译”、“拟译”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12. 泰特勒：优秀译作的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13. 施莱尔马赫：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翻译的区分；14. 洪堡：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区分；15. 阿诺德：“评判原作的优劣要看专家的反应”；16. 纽曼：“评判标准在于一般读者而非学者”；五、20世纪17. 费道罗夫：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18. 雅各布森：“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19. 列维：“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20. 加切奇拉泽：“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21. 弗斯、卡特福德：翻译在于“语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22. 奈达：“翻译即科学”、“翻译即交际”和“读者反应对等论”；23. 穆南：翻译理论问题的现代语言学观；24. 霍姆斯：“翻译研究学科论”；25. 勒弗维尔、巴斯内特：翻译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26. 斯内尔霍恩比：“翻译研究即跨学科研究”；27. 弗米尔、赖斯、诺德：翻译须为目的服务；28. 纽伯特：“翻译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想；29. 塞莱丝柯维奇、勒代雷：把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解释过程的释意观；30. 图里：“翻译规范”与“翻译描写”观；31. 韦努狄：“译者在译文中必须有形可见”的“异化翻译主张”；32. 哈蒂姆：“翻译必须重话语、语篇分析”的观点；33. 赫曼斯：“文本由译者操纵”；34. 鲁宾逊：“轮到译者‘主事’的译者中心论；35. 低地国家：“出声思维记录”等各式各样的翻译实证研究方法。
翻译理论流派论述分析♦最主要的理论依据生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思想界内咅即以反叛、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和文学批评话语为特征的解构主义。
♦"翻译是帝国的殖民工具〃成了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
♦超越语言的局限，从政治、权力等视角探究翻译问题。
关注的并非翻译本身，但是给传统的翻译观念带来极大冲击。
•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并提出了翻译理论和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提出“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
4、德莱顿(JohnDryden1631-1700)♦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
♦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
♦将翻译分为三类：逐字翻译、意译和拟作，认为逐字翻译是“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拟作近似于创造，脱离了原作的面貌；主张重意义、轻语言形式的意译。
他对翻译的三分法突破了传统二分法（即直译、意译）的局限，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5、泰特勒(AlexanderTytler1747-1814)♦翻译理论和思想主要见于《论翻译的原则》一书。
该书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部专著。
♦优秀的译作必须使读者领略原作的优点，并得到“同样强烈的感受〃O♦翻译三原则：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传统。
♦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普通语言学理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方法，却存在—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
-携f主要代表♦布拉格学派与雅各布森♦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和纽马克♦美国结构学派和奎因♦交际理论派与奈达♦德国功能学派与诺德布拉格学派与雅各布森一、主要翻译论点：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2、翻译必须重视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翻译三原则是：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译文与原作同样流畅。
翻译三原则由翻译家泰特勒于1790年在《论翻译的原理》一书中提出。
《论翻译的原理》内容简介：1791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Iexarl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在其所著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标志着西方译学研究从此走上了从理论推证理论的道路。
故而，将《论翻译的原则》誉为西方现代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不为过。
翻译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翻译哲学”这一概念产生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但哲学和翻译研究界对其却是各有不同释义，甚至还有不少反对的观点，指责其是一种庸俗的概念。
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定义翻译哲学。
翻译哲学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等问题。
在哲学和翻译研究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翻译哲学”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
尽管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但“翻译哲学”却始终没有像哲学中的“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或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翻译学”、“文化转向”等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反而曾一度被指责为是一种庸俗的概念，处在一种尴尬状态，即使偶尔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但着墨不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文试图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哲学概念进行辨析，说明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学科上的归属，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观和哲学中的翻译观。
一、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综述二、虽然中国古代先哲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成为中国一些翻译家借鉴的理论来源，但并没有直接称作“翻译哲学”的说法。
和哲学这一词出现在晚清相比，翻译哲学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时间更晚。
国内最早的“翻译哲学”概念是由范守义在1985年提出[1]，但他并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而是综述五十年来译界对翻译标准、方法和风格问题的诸家见解，即”翻译哲学”实质上等同于“翻译理论”或“翻译观”。
这种模糊的态度，不久又在许渊冲的论述中出现。
1987年，他在讲座中直接指出，“其实，我所说的翻译哲学就是翻译理论。
‘认识论’只是谈论我对翻译的认识;‘目的论’只是谈论翻译的目的;‘方法论’只是谈论翻译的方法”[2]（P79）。
翻译的本体论：“科学观”与“艺术观”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评析刘云虹一翻译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其间涉及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矛盾，翻译研究因而长期囿于诸如形与神、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归化与异化等种种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而翻译的“科学观”与“艺术观”更是近十多年来引起翻译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这种矛盾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峙局面已经大大妨碍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不少学者和翻译家开始对此产生质疑，并力图消解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探寻两难困境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蔡新乐教授的新著《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正是一部以为徘徊于“科学观”与“艺术观”所含有的工具论与艺术论两极之间的翻译研究开辟出新途径为主旨的力作。
通过对当前翻译研究的科学观与艺术观中含有的工具论倾向的批判及对其不可避免的缺失的分析，作者明确指出翻译的本体论应是翻译学研究的可靠出路。
二《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全书近33万字，共分前言、后记及七个篇章，除第七章外，每章的最后一节均为“本章小结”，对整章论述加以简要的概括。
第一章“走向第三条道路”，以德里达对待翻译的态度为切入点，开门见山地提出“走向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第二章“什么是第三条道路——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通过分析当前翻译研究的两条路线——翻译的科学观，“或者说科学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思想”，与翻译的艺术观，“即坚持翻译的艺术特性，主张从艺术的角度探讨翻译，并且强调艺术原本就是理论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本质的研究路线”（蔡新乐，2005：35）——所面临的困境，批判两者所显露的工具论倾向，明确指出，与其固守“落后于时代”、僵化的译论科学观和译论艺术观，倒不如以“既坚持理性的反思精神”，“同时又不忽略翻译学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员应有的艺术作用与意义”（蔡新乐，2005：38）这一辨证统一思想，走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翻译的本体论，即“对‘存在’中的人与翻译的关系问题的形而上理论反思以及人在‘翻译’之中的存在表现等问题的理论探讨”（蔡新乐，2005：39）；第三章“语言起源的倒塌与翻译的无源之始”，通过对德里达和奈达的翻译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探寻建构西方“理性主义”以外的翻译思想的可能性；第四章“翻译的历史表现及其教训——从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一些作为看‘对等’的结构建制”，以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几种“解释实践”为例，对所谓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提出质疑，强调翻译与人的关系问题，即人在翻译之中所起的作用，是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当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翻译是人的文化或跨文化活动，它的一切表现都是人在其文化创造和构成中所必须面对的，并在此基础上引出对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的探讨；第五章“‘间’的本体论意义及其对翻译理论建构的作用——从中华文化之中的‘间’到跨文化翻译之中的主体间性”，把“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中的“间”作为阐释的关键，借助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中有关“间”的论述，着重探讨语内和语际翻译中的主体间性问题以及“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六章“翻译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元翻译构成”，就主体本身与翻译的关系进行探讨，对人与翻译的关系的最基本可能性加以必要的说明或描述，指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等外在翻译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本身就是翻译所必需的根基，在这一根基之内蕴藏着翻译的可能性”（蔡新乐，2005：10），即元翻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的问题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性或实用性的工具论问题，而应被视为一个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本体论问题；第七章“余论：相关的几个问题——翻译的‘言语’的本性、翻译的人及其他”，引入“通化翻译”的概念，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历史化”翻译观、弗洛伊德的“心理化”翻译观、维特根斯坦的“语法化”翻译观、释义学的“跨文化化”翻译观、本雅明的“神圣化”翻译观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化”翻译观的辨析，强调无论就思想现实、研究视角或翻译本身的目的而论，翻译都显示出根本的多元化特征。
三《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是张柏然、许钧教授主编的《译学新论丛书》中的一部，两位编者在总序中明确指出，入选的课题应符合“丛书”的三方面追求：一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详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精神，力求有所创新。
而概括而论，作为一部探索翻译研究新途径的理论著作，《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就其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而言，正体现出批判性、系统性及原创性这三大特点。
1.强烈的批判精神。
自从八十年代初我国译界开始关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自从卡特福德、奈达、乔治·穆南、巴尔胡达罗夫、图里等一批语言学派的推动者和捍卫者的理论成果逐步占据我国译界的理论研究视野起，翻译研究的“科学观”与“艺术观”之间的争论便愈演愈烈，并最终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翻译研究究竟应立足于系统性理论的建构，或立足于重在实践的艺术阐发，这恐怕也是中西译论的根本相异性的体现，“中国译论传统中的悟性思维倾向是较为明显的”，而相比之下，“西方译论发展中则存在着较明显的理性思维、而非悟性思维的倾向”（谭载喜，2000：26-27）。
在《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的前言部分，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撰写目的是“想以个人的思考所获，走出翻译的‘科学观’和‘艺术观’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峙局面”（蔡新乐，2005：1）。
但牢笼的破除和出路的探寻并非简单的一句“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或“科学的艺术观”能够辩证统一地得以实现的，所以，作者在提出第三条道路之前首先以批判的眼光指出翻译理论建构中的种种悖论：一是，以始发语意义或价值观念为唯一中心或意义之源的翻译必将面临历史与“当代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对翻译之源的追寻最终得到的只是对现实的某种形式的恢复、回归或复原，只是我们的思想在以它自身为源，而以自身思想所得为中心的探索难以成为一种有说服力和涵盖面的理论系统；三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理论建构具有普遍说服力，而理论本身却因为其个体化性质而难以摆脱偏见倾向，因为思想总是个体的思想；四是，理论的建构总是历史性的建构，因此，理论的历史意义决定它无法普遍有效；五是，翻译理论对历史的总结性的静态探索成果难以为动态的“现在”服务。
透过翻译研究中的这五种悖论，我们立即可以发现，《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将以思辨的批判精神和历史眼光从翻译宏观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当前翻译理论建构中凸显的问题与困惑进行回顾与反思，并义无返顾地对翻译的本质提出质疑，正如作者所言，“如何使翻译显示它的‘本来面目’，可能就是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蔡新乐，2005：21）。
翻译究竟是什么？翻译的本质又如何确立？当代有代表性的主要翻译理论都从各自的理论基础、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翻译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例如语言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双语的语义转换”，文艺学译论认为“翻译是原文的艺术再现”，文化学译论把翻译定义为“再现原著文化的语言表现”，多元系统译论把翻译定义为“文学、社会多元系统的互联互动”，交际学译论则认为“翻译即交际”（胡庚申，2004：33-34）。
然而，在本书作者看来，“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自身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的可操作性、实践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或跨文化的作用与意义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以往的种种讨论，在出发点上根本就没有重视人对翻译的作用”（蔡新乐，2005：6）。
因此，翻译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或实用性的工具论问题，而应被归结为一个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正如书中所言，“翻译是人的精神对自由的追求的变化显现或表现，这样的表现总是空间性的、个体化的以及向在场融化的”（蔡新乐，2005：252）。
翻译始终是人的翻译，人没有理由被异化在所谓的理论中。
在时下的翻译研究背景下，这一立论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的。
2.以哲学为理据的系统性研究。
杨自检在《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式与任务》中曾经指出，“虽然有许多文章都强调要重视从相关学科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但大都只是提提而已，很少有人从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借来新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杨自检，2002：19）。
与这种忧虑相反，我们注意到，蔡新乐教授近几年以来一直以批评的精神致力于把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中，通过批判性地接受和运用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基本思路和理论，系统探寻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
这在他的一系列翻译理论文章中均有体现，如《翻译需要一种艺术哲学》（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1期）、《翻译过程试探》（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载《外国语》2000年第1期）、《翻译研究的一个盲点：翻译哲学的形而上之维——从翻译学的方法论到本体论刍议》（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套套逻辑的必然——论翻译的非逻辑特质》（载《中国翻译》2005年第3期）等。
2001年出版的专著《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更是通过对中外哲学思想的兼收并用填补了翻译哲学方面的理论空白。
在这部著作中，蔡新乐教授系统地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引入翻译学研究，在合理借鉴其现象学的某些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让翻译回归其本身的论点，主张翻译应首先被视为归属于自身的存在，并在本体论意义上把翻译与人的存在问题结合在一起。
而《翻译的本体论研究》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他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哲学途径的不懈探索的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
这一点从本书的副标题“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中便可见一斑，“本体论（即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和“元翻译”可以说是全书整个论述中的三个关键词，作者也正是因循这样一种思路来展现其建构哲学翻译学的基本思想。
作者以质疑当前翻译研究中存在的工具论倾向为出发点，通过对海德格尔式现象学对翻译理论建构的意义以及“主体间性”这一胡塞尔晚年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剖析，揭示出翻译是两个主体、两种语言或文化的“间状态”，也是它最基本的形式，并强调所谓“之间”首先是以主体为根本前提的，即在肯定主体间性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明确认识到主体性先于主体间性，并“比后者更能代表人的精神”。
因此，“主体的构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本身的指向与表现”（蔡新乐，2005：197），在这一意义上，正是人本身的变化的可能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对人的元翻译构成的探寻便理应成为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