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扎米亚京和他的作品

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与社会批判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追寻历史与社会批判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文字的力量，作家们能够将历史与社会的缺陷、不公与矛盾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引发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深思与反思。

本文将以几部经典文学作品为例，探讨其中的历史与社会批判，进而展示文学作品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影响。

首先，我想讨论的是《1984》这部封笔之作。

这本作品描绘了一个由极权主义统治的未来世界，以此对当时正在崛起的威权体制进行尖锐批判。

作者乔治·奥威尔通过创造了“大哥”一词，揭示了当时独裁统治者在社会中的巨大权力。

同时，他还以不同的方式描绘了政府对言论自由和个体意识的严格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醒了人们关注当代社会中对个人自由权益的保护。

其次，我们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部作品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通过小说讲述了工人的艰辛生活以及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遭受到的压迫和剥削。

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代表了整个工人阶级，他们不仅要承受工作环境的恶劣，还要面对资本家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

这部作品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揭示，引起了人们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并对未来的社会变革提出了思考。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这部科幻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

这本小说创造了一个没有个体，只有统一思维的社会。

作家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通过描述这个社会中人们被管控的生活，暴露了对于个体自由的剥夺以及意识形态压制的丑恶现象。

这部作品通过对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自由与威权的对立描写，引起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和思考。

它迫使人们思考自己的独特性以及追求个体自由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来看一部中国作家的作品，《围城》。

这本小说通过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描绘，呈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背景下的社会困境和人们的矛盾心理。

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通过一系列的人际关系来展示了他在团体和个体之间游离的痛苦，同时对当时社会中的虚伪、功利主义以及道德缺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第九讲苏维埃时代的讽刺文学俄罗斯文学向来就有幽默、讽刺的传统。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中有好几位是幽默、讽刺文学的大师，如果戈理、谢德林、契诃夫，他们的许多作品都饱含着幽默和讽刺。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时期的作家仍旧延续了俄罗斯作家的这个优良传统。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社会动荡变革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往往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而做出许多不符合时代要求、甚至可笑的事情，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幽默、讽刺的素材。

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扎米亚金等俄罗斯作家在这方面都创作了可以传世的作品。

左琴科（1894—1958）出身于波尔塔瓦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画家。

1913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沙皇政府欺骗的蛊惑，抱着“保卫祖国”的热忱，上了前线，后因伤病以大尉军衔退役。

十月革命后，他积极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志愿报名参加了刚刚成立的红军，但1919年就因旧病复发而复员了。

从1921年起，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幽默故事，讽刺满身旧习气的小市民在革命后的新生活中所出的种种洋相。

他的幽默笔调直接师承果戈理，而其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颇有契诃夫的遗风。

他像契诃夫一样，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摄取题材，嘲讽形形色色的市侩心理，庸俗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

他的作品一般短小精悍，语言通俗生动，机智俏皮。

主人公大多是市民阶层、普通百姓，公务人员等。

《贵夫人》，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一个叫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的人，自述他看上一个贵夫人的故事。

他是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次开会时遇上这个女人的。

“她穿着长统袜子，还镶着颗金牙”。

他迷上了这个女人，便经常找借口到她那儿去。

开始人家不太理他，后来逐渐搭话也多了，他们熟悉起来，开始一块遛马路。

“走到街上，她让我挽着她的胳膊。

……慢慢地满街转悠，象条半死不活的狗鱼”。

后来她又要求格利高里·伊万诺维奇带她去戏院。

恰好单位发戏票，他得到一张，又向同事要了一张，他便领她去剧院了，虽然两人的位子不在一块。

扎米亚京《我们》中的反乌托邦思想作者：何丽珍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7期摘要：《我们》是三大反乌托邦作品之一，全书充满讽刺地讨论了自由与幸福，理性与非理性，人性、灵魂、存在、觉醒等等哲学话题。

下面我将从物与人、集体与个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三个方面浅谈书中所蕴含的反乌托邦思想。

关键词：扎米亚京；《我们》；反乌托邦作者简介：何丽珍，（1994-），女，汉族，浙江义乌，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科，在校学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7-0-02集现实、象征和梦幻于一体的长篇小说《我们》（1920）是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反乌托邦小说之一。

长篇小说《我们》描绘的大一统王国具有前代乌托邦的基本特点，但与传统的乌托邦相反的是，那里没有自由民主，精神生活极端贫乏，人变得毫无个性，是标准的反乌托邦。

小说以“我们”为题，“我们”与“我”的关系涉及物与人、集体与个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由此显示的是物对人的挤压，群体对个性的挤压，客体对主体的挤压。

一、物与人：人的物化白银时代后期，俄国的未来主义者在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宗教信仰的同时，给自己树立了新的上帝——机器和大机器生产，从而描绘出一个大机器主宰世界的新乌托邦。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文艺流派都倾向乌托邦，而随着“物”取代“人”成为文学创作重心，歌颂机器和大机器生产的作品更是不断涌现。

无产阶级的乌托邦预见，工人将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业余时间从事科学研究，新发明接连不断，驯服了“太阳能”，就像冈察洛夫的《星际旅行者》（1924）一样，所有的能源问题都解决了。

未来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更加有名，在《一亿五千万》、《第五国际》等作品中，到处充满了节日气氛。

在“大一统国”中，没有“人”这一称呼，当然更没有姓名，取而代之的是“号码”。

新感觉派文学的冒险与挫折20世纪初，新感觉派文学在欧洲兴起，它以突破传统文学形式、追求独特感觉和意象的表达而闻名。

这一文学流派的出现，不仅为文学界带来了新的创作思路和艺术手法，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与挫折。

新感觉派文学的冒险，首先体现在对形式的突破上。

传统的文学形式在新感觉派的眼中已经过时，他们试图通过创新的手法来表达独特的感受和情感。

例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通过流线型的叙述方式，以及对时间、记忆的多重层次的处理，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这种突破传统形式的尝试，使得新感觉派文学成为了一种前卫的艺术形式，引领了当时文学的潮流。

然而，新感觉派文学的冒险并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

他们还试图通过独特的意象和主题来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

例如，捷克作家卡夫卡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荒诞和恐怖的意象，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迷失和无助的情绪。

这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使得新感觉派文学具有了深度和思考的力量。

然而，新感觉派文学的冒险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

首先，由于其前卫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新感觉派文学并不被所有人接受。

一些保守的文学评论家和读者认为这种形式和主题过于离奇和难以理解，对其持有批评态度。

这种批评和不理解使得新感觉派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和排斥。

其次，新感觉派文学在探索内心世界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和社会的限制。

例如，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京的作品《维尔纳·舍尔宾》中描绘了一个充满压抑和痛苦的社会环境，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使得他遭到了当局的打压和审查。

这种限制和打压使得新感觉派文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然而，尽管新感觉派文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与挫折，但它依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新感觉派文学的突破传统形式和探索内心世界的尝试，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例如，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中常常采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和形象，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新感觉派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

《地下室手记》与《我们》中的隐喻及其互文性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与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具有明显的互文性。

二者均使用大量隐喻，其中的数学隐喻、科技隐喻、建筑隐喻、疾病隐喻十分相似，其宗教哲学内涵基本一致，即对科学理性导致人的异化的担忧，对个体尊严与自由的向往。

关键词：《地下室手记》《我们》隐喻互文性隐喻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是语言运作的根本机制，而文学隐喻的研究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

对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研究可以视为一种精神分析的过程，它有利于揭示文学创作的深层心理机制、作品的文化内涵，以及作家所属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根本特质。

本文拟以《地下室手记》与《我们》这两部俄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为例，对两部小说中的隐喻进行分析研究。

两部小说中均运用了大量隐喻，这些隐喻是理解作品的钥匙。

《地下室手记》（以下简称《地》）是俄国一代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作品，发表于1864年。

小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主人公地下室人的内心独白，后半部分是地下室人经历的两个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探讨了科学理性、自由、灵魂等重大宗教哲学问题，是陀氏创作生涯的转折点。

《我们》（以下简称《我》）是苏联作家扎米亚京（1884—1937）的代表作，创作于1920年，通常被视为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之作。

小说中描写了未来世界人类处于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统治下，这个国度以纯粹的数学、科学技术手段统治一切，对人性进行壓制与摧残。

主人公Д-503是一名数学家，起初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但后来觉醒，开始反抗这个在科学理性统治下的毫无人性的世界。

可以发现，两部小说的创作虽时隔半个世纪，但二者在情节设置、主题思想及文化内涵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二者使用的隐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如出一辙。

一、互文性理论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扎米亚京“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1941—）在巴赫金文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

透过《我们》看扎米亚京的“新现实主义”“白银时代”的文学巨匠扎米亚京的作品随着本国的解禁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于他创作特点的解读却是寥寥无几，扎米亚京称自己的创作属于”新现实主义”。

本文试通过扎米亚京的代表作《我们》对”新现实主义”的内涵给予阐释。

标签：新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扎米亚京；《我们》Abstract: Yevgeny Zamyati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in “Silver Age”, whose works gradually unveils to people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ban. Because of distinguish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 not many people could really appreciate them. Zamyatin claims his works belongs to”New Realism”. This essay aims to illustrate the meaning of “New Realism” through Zamyatin’s masterpiece We.Keyword:new realism;humanitarianism;Zamyatin;We扎米亚京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

人们经常把他的代表作《我们》，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称作”反乌托邦三部曲”。

但是他的作品在俄国遭禁已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多本《苏联文学史》中也很少能看到扎米亚京的名字。

随着1988年《我们》在俄国开禁，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长期被埋没的作家。

扎米亚京是处于”白银时代”的作家，他又被认为是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却称他的创作属于”新现实主义”。

一.立足于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扎米亚京是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但现实主义始终是他作品的主线，在他早期的作品就有所体现。

扎米亚京和《我们》封啸尘第一篇范文《扎米亚京和《我们》封啸尘》：一部揭示极权主义悖论的小说《我们》是俄罗斯作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在20世纪初期创作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

通过描述一个名为「一国」的极权主义国家，扎米亚京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

而封啸尘的《扎米亚京和《我们》》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部具有警示意义的作品。

“在‘一国’里，数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它还是一种信仰。

”这句话揭示了小说中极权主义国家对理性的盲目崇拜。

事实上，这种崇拜导致了人性的丧失。

在‘一国’中，人们被剥夺了自由思考的权利，甚至爱情、家庭等基本情感也被严格规范。

正如原文所说：“人们不再需要个性，只需要号码。

”在小说中，主人公D-503在设计乌托邦的宇宙飞船时，逐渐意识到这个看似完美的社会背后的种种悖论。

他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而我们却如此不快乐？”这一疑问恰好印证了封啸尘在分析中所提到的：“极权主义国家通过消除个体的差异性，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集体的精神困境。

”扎米亚京的文字犀利而深刻，他通过《我们》中的极权主义国家，展现了人类在追求理性与效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小说中的“一国”实际上是对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隐喻，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不应忽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封啸尘在分析《我们》时，旁征博引，触类旁通。

他指出：“极权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控制信息、限制言论自由来维持稳定，但这种稳定是建立在恐惧与谎言的基础之上，终究是脆弱的。

”这一观点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D-503试图逃离‘一国’时，他发现：“整个世界都被谎言笼罩，没有真相，没有自由。

”我对这本书的整体看法是：它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佳作，既展现了扎米亚京的文学才华，又体现了封啸尘的深刻洞察力。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极权主义的危害，从而更加珍惜自由、捍卫人性。

第二篇范文《扎米亚京和《我们》封啸尘》：探索理想社会的幻灭与觉醒《我们》是俄罗斯作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在20世纪初的作品，它描绘了一个名为“一国”的理想社会。

98《我们》中的反叛女性形象解读文/王小菲摘要：俄罗斯著名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写于1920年，这部作品虚构了一个高度集权、泯灭自由、人性的乌托邦社会，《我们》开启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序幕，其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反乌托邦小说，特别是小说中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对逻辑理性的批判和男权主义的消解，在意识形态上要高于其它两部乌托邦小说。

关键词：反乌托邦；理性；男权中心一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写于1920年的《我们》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其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1984》、《美丽的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

《我们》以日记体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D-503的一段心路历程。

D-503是未来世界“大一统国”的一个火箭工程师，正如小说的名字一样，大一统国是一个狂热推崇理性和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统一住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统一进行固定时间的散步活动，统一按照规定时间睡觉，吃的是石油提炼的食物，总之，这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集权主义国家。

D-503原本是理性的狂热崇拜者，但是后来他认识并渐渐爱上了女主人公I —330，在I-330的引诱下，D-503一步步解放了本性，而在一统国的严密监控下，他被认为生了病——有了心灵，最终他主动接受了心灵剥除手术，冷漠地看着爱人死去。

《我们》中的 “大一统国”是一个僵化的集权主义世界，这是一个伪狂欢的世界，笑声的矛盾性被绝对的恐怖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不是靠讽刺和嘲弄，而是通过谴责、控告揭发。

《我们》中的男主人公D-503在日记中形象的记载了他感觉自己体内分裂为两个对立的个体的心路历程。

D-503热爱数字和体系的逻辑性，热爱一切理性的东西，痛恨一切非理性事物，比如他痛恨自卑自己那双长满了汗毛的手，像猴子一样，是一种返祖的现象，他认为这是野蛮时代留下的痕迹，而在大一统国，所有和旧世界有关的事物、词语都是受到鄙视甚至禁止的。

这双有着野性意味的手一直让D-503耿耿于怀，而I 一330却在第一次和D-503见面的时候就表示出对这两只毛茸茸的手的喜爱，很明显，这双毛茸茸的手是D —503身上野性、自然人性一面的象征，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渐渐的，I-330唤醒了他身上人性的一面。

20世纪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发展轨迹探析反乌托邦文学作为对乌托邦幻想的反驳，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警示和批判意图。

20世纪是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大发展时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其中《我们》、《切文古尔镇》和《夜猎》三部作品为我们演绎了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的发展演变轨迹。

标签：俄罗斯文学;反乌托邦文学;发展演变[“乌托邦”一词来源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用以指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人类周遭的一切瞬息萬变，人们陡然发现如梦似幻的乌托邦世界并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般完美，它有自身的弊端，并且日渐显露。

于是在忧心反思之余一些高瞻远瞩的作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另一面——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文学将乌托邦文学中所推崇的理性、公平等“美好”原则发挥至极致，用夸张、讽刺等手法揭示出乌托邦世界那些荒谬设想的悲剧性，反乌托邦文学根据现实、立足于未来，实现了作家们对现实世界的警示和批判意图。

20世纪的俄罗斯充满波折，从世纪初期的十月革命到中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再到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动荡的社会生活状态必然在思想和文学方面有所体现。

人们向往乌托邦式的生活，极力建造“现实版”的乌托邦世界。

但是通往乌托邦理想世界的道路阻碍重重。

一些独具慧眼、具有前瞻意识的作家洞察到当前社会状况下隐藏的不安因素，结合社会现实对未来社会可能发生的状况提出预警，因此，20世纪是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大发展时期，大量优秀的反乌托邦文学经典作品涌现，它们对虚假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国家制度进行批判，虽然都表达了对暴力、荒谬的社会体制、个人权利被剥夺等状况的抗议，但是，由于年代不同、作家的创作背景不同等原因，这些作品刻有独特的烙印，散发着不同的韵味。

本文尝试通过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和尤·科兹洛夫的《夜猎》三部20世纪不同时期的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代表作品来探究20世纪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