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与《现代评论》:“三一八”事件发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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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阐释文/李宗刚在1925、1926年这两年里,鲁迅、周作人支持的《语丝》与胡适、陈源等为重要撰稿人的《现代评论》发生了激烈的笔战,《晨报副刊》也成为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
1926年2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刊发了其与李四光的通信,提岀要结束这一场笔战。
鲁迅则针锋相对,认为这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
胡适为了调解这一笔战,给周家兄弟和陈源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但周家兄弟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
此后,周家兄弟与胡适闹翻。
周作人与胡适于1929年和好,但同为文坛巨擘的鲁迅与胡适为什么未能恢复当初的关系?对此.我们有必要将鲁迅与胡适置于“异同”的视阈来加以解读。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基调是“和”鲁迅和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对推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第一代真正觉醒的现代中国人,他们具有独立的现代人格,显示出已经醒来的“真的人”的文化格局,他们对彼此的评说也具 有鲜明的认同性特点。
我们不妨以鲁迅对胡适的评说为切入点,探究他们之间的“同”:其一,鲁迅对胡适的肯定性评说。
学界关于鲁迅评说胡适方面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方面,而对鲁迅肯定胡适的评说不甚重视。
其实,“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在诸多方面是心意相通的,关系的基调是“和”。
鲁迅对胡适在“五四”文学倡导方面的功绩.毫不吝啬地给予肯定。
比如,1927年2月180,鲁迅在香港的演讲中谈及文学革命时提到胡适的作用:“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o”1935年3月2日,鲁迅再次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
可见鲁迅对胡适新文学历史功绩的肯定。
鲁迅高度评价胡适的文学研究及日记写作。
1922年8月21日.鲁迅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曾经这样称赞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二人产生罅隙后,鲁迅依然赞赏胡适的日记写作。
[2024版国开电大本科《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在线形考(阶段作业1至4+专题讨论1至2)试题及答案说明:资料整理于2023年12月;适用于国开电大本科学员一平台在线形考考试。
阶段作业1试题及答案一、单项选择题库备注:试题随机,可以通过查看首字快速找题“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以这样的发问开篇的诗作是( )。
[答案]《蚕马》《教我如何不想她》流传甚广,并首次使用“她”字,经赵元任谱曲后,成为传唱至今的流行歌曲,这首诗的作者是( )。
[答案]刘半农《人的文学》的作者是五四时期因倡导“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而名声大振的( )。
[答案]周作人《十五娘》是新文学中最早的叙事诗,其作者是( )。
[答案]沈玄庐《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漫文漫画》等作品的作者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自成一家的散文家、漫画家( )。
[答案]丰子恺1919年初,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创立了( )。
[答案]新潮社1921年,《小说月报》从鸳鸯蝴蝶派的重镇变成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其主编是( )。
[答案]沈雁冰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宣告了新诗的最终形成。
《女神》的作者是( )。
[答案]郭沫若1923年,丁西林因独幕剧《一只马蜂》而一举成名,而他早期话剧的代表作则是创作于1925年的( )。
[答案]《压迫》1929年11月,率先提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的是沈端先、郑伯奇等人发起成立的( )。
[答案]上海艺术剧社1933年从法国回车后,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同时以“刘西渭”为笔名在文学批评界有较大影响的戏剧家是( )。
[答案]李健吾1934年、1935年分别创办《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的作家是( )。
[答案]林语堂30年代的抒情散文,在形式上精雕细琢、匠心独运,一种追求唯美的散文风格蔚然成风,其重要的代表作家是( )。
国开(中央电大)专科《中国现代文学》网上形考(任务1至4)试题及答案国开(中央电大)专科《中国现代文学》网上形考(任务1至4)试题及答案形考任务 1 试题及答案在新文学的重要刊物中,以胡适、陈西滢为代表的刊物是( )。
[答案]《现代评论》1924年,蒋光慈、沈泽民等成立的春雷社是革命文学社团的代表。
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的( )。
[答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抗战爆发前,连续创作了代表左翼戏剧成就的《赛金花》《秋瑾传》和《上海屋檐下》等优秀剧作的作者,正是左翼戏剧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
[答案]夏衍解放区民歌体叙事诗的主要作品有《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赶车传》《王九诉苦》和《巧儿》等。
其中《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是( )。
[答案]李季1923年8月,鲁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是( )。
[答案]《狂人日记》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曾受到泛神论哲学思想的影响。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哲学( )。
[答案]斯宾诺莎郁达夫后期小说的代表作是( )。
[答案]《迟桂花》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一起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的青年诗人是( )。
[答案]闻一多徐志摩在剑桥的优美风光中,与16岁的女孩双双坠入爱河,不惜与有孕在身的妻子提出离婚。
几经周折离婚后,却只好独自品尝失恋的苦痛和来自父母的责难,并开始了诗歌创作。
这位引发诗人诗情的女孩是( )。
[答案]林徽因张恨水在回忆录中提到最多的一部小说,是奠定他小说生涯的苦心经营之作( )。
[答案]《春明外史》1922年在南京主办的《学衡》,是穿着西装的复古派,则产生了很大的迷惑性,其主要员有( )等。
[答案]胡先驌; 梅光迪; 吴宓30年代,文艺斗争日趋激化,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四个。
其中主要有( )等。
[答案]反对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的斗争; 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 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辩”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筹办《新生》杂志失败后,开始在《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
《“闲话”与“并非闲话”之间——重审“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发生》篇一闲话与并非闲话之间——重审“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大派别的论争,始终被铭记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之中。
那便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激烈辩论。
这不仅仅是两派思想、文化观念的碰撞,更是当时社会思潮与文学趋势的体现。
而本文,旨在从不同角度,对这场论争的发生进行一次重新审视。
一、背景与起源“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动荡时期。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
一方面,传统的文化观念与道德伦理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声音,表达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思考与期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语丝”与“现代评论”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文化界的重要力量。
二、论争的焦点“语丝派”主张以散文、随笔等轻松、自由的文体,表达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他们强调个性解放、自由主义,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
而“现代评论派”则更注重通过理论分析、社会批评等更为系统的形式,探讨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
两派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等问题上。
三、论争的过程与特点论争的过程充满了激烈与复杂性。
两派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互相批判、争论。
在文字之间,不仅展现了各自的思想观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这一过程中,既有思想的碰撞,也有情感的交流。
两派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怀有对国家、民族的深深忧虑与期望。
四、重新审视的意义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这场论争,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多样性以及知识分子的担当。
这场论争不仅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观念。
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尊重他人;如何既表达个人的观点,又承担起社会责任。
五、结语“闲话”与“并非闲话”,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现代文学名词解释<一>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流派、社团、理论、小说名词解释。
1 . 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是指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以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内容经过了全面革新为其代用机关刊物。
后又相继创办了《文学旬刊》及《诗》月刊等刊物。
其总部后来迁至上海,1931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小说月报》停刊,该会无形解散。
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写法上一般倾向于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
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
2. 创造社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
于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发起。
其文学活动以1925年“五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前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讲求文学的“全”与“美”,侧重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推崇创作的“直觉”与“灵感”,主要受到欧洲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主要成就: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等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
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
其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主要代表人物李初梨、冯乃超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3. 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是指五四以后的几年间(1919 -1925 )年形成的一种小说类型或题材热,是指那些反映政治、道德、教育、婚姻、恋爱等人生问题的小说。
问题小说在1919 年上半年《新潮》作家的创作中已露端倪,1919 年下半年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小说的发表后,开始形成风气。
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复习纲要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一)文学革命的十年一、文学革命的序幕时间:19世纪末-1917初1.清末民国初年的革命尝试背景:维新运动事件: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白话文运动、翻译小说输入影响:突破传统文学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尝试2.新文化运动——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背景:辛亥革命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作品:《青年杂志》影响:提倡民主科学,引进西方文化等,推动了1919“五四”运动。
二、学革命初期(1917年初-1919“五四运动)1.发生标志时间:1917年1月事件: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影响: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
2.征战目标时间:1917年2月事件: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影响:用进化论的眼光,以破旧立新,呼唤现代文学的诞生。
3.宗旨时间:1918年4月事件: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
影响: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扩大影响。
4.批判黑幕派时间:1918年冬事件:以周作人,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先驱者作《论黑幕》(周作人)、《关于<小说世界>》(鲁迅)等文,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
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三闲集》杂文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引导语: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下面是小编整理他的《三闲集》杂文集中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1〕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2〕上的确热闹起来了。
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
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并且明白弱水〔3〕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里的有一粒弹子,是瞄准着我的。
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做错了。
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
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
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量气太窄了。
最先(据所知)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4〕,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
是的,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
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
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吧了。
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
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5〕先生了!”这一段虽然并不涉及是非,只在态度,量气,口吻上,断定这“老头子的确不行”,从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杀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却很像第三者从旁的批评。
从我看来,“尖酸刻薄”之处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会有“老头子”气的,这恐怕因为我“冥顽不灵”,不得已而用之的罢,或者便是自己不觉得。
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
我并非说,这些战士,大概是创造社里常见他的脚踪,或在艺术大学〔6〕里兼有一只饭碗,不过指明他们是相同的气类。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专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期末复习提要中央电大李平第一部分课程考核大纲一、考核说明和实施要求1.考核对象本课程的考核对象是中央电大开放教育试点专科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本考核说明是根据中央电大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及主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讲评》,李平主编,中央电大出版社2006年)等多种媒体教材编制的,是该课考试命题的依据。
学生可同时使用中央电大制作的网络课件和其他媒体进行复习。
2.考核形式本课程的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平时作业)和“终结性考核”(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1)形成性考核采取“开卷”形式。
每学期4次,由中央电大统一安排,占考核总成绩的20%。
四次作业的类型分别为:第一次为常识测试;第二次为读书报告;第三次为专题讨论;第四次为摹拟考试。
(2)终结性考核采取“闭卷”形式。
试题难度分为较易、适中、较难三个等级,分别占卷面总成绩的30%、30%、40%。
试题类型共为五种,各题型占卷面总成绩的比例为:“填空题”30%、“单项选择题”5%、“多项选择题”10%、“简答题”30%、“分析题”25%。
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属于“客观性试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文学史知识的熟悉程度;分析题属于“主观性试题”,主要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创造性发挥的程度,如果仅仅是简单地照抄教材,不能给高分,甚至完全不给分。
而简答题则兼有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的双重特点。
终结性考核卷面分数为100分,占总考核成绩的80%。
时间为90分钟(一个半小时)。
3.考核要求本课程主要考核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本课程有关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了解与掌握。
考核要求分为了解、掌握、重点掌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具体的考核要求:(1)“了解”要求学生对教材中的所有知识点有一般的、全面的认识;(2)“掌握”要求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对所给定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并具有归纳总结的能力;(3)“重点掌握”要求学生在掌握的基础上,对所给定的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并具有结合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课外阅读感受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
本文写作背景为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
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
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
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
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
是日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准备的情况,赵世炎、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子璋、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分别报告了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和口号,以及游行的路线等。
群众大会上午10时开始,首先由大会主席徐谦报告会议议程,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对请愿群众的暴行。
大会议决: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
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亲自参加了这次斗争。
《语丝》与《现代评论》:“三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一1924年末,在北洋军阀治下的“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先后诞生了两个风格不同的综合性周刊。
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主要撰稿人包括周作人、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等16人,当时大多是北京女子师大的教授,“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刊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82页)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
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
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同上,78页)《语丝》“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
杂感、随笔、散文是它的主要特色。
刘半农曾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以文学为体,学术为辅的小报。
”后人甚至将《语丝》称为“小品文的王国”。
但这不是晚明那种清淡、缥缈、空灵的小品文所能比拟的。
大约一年后,从《语丝》第52期—57期,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等就“《语丝》的文体”等问题有过一番细致的讨论。
还是周作人说得透,“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
”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思想、言论自由和“美的生活”,“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
(《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19—320页)林语堂进一步说:“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
”“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
”(同上,325、327页)12月13日问世的《现代评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等,最初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撰稿人以北大教授为主,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胡适等。
创刊号简短的“启事”指出:“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
……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89页)从《语丝》发刊词和《现代评论》启事,表面上似乎读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也是相同的。
但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了波澜壮阔的“五四”退潮之后两种不同的精神路向和价值选择,前者更富有文人气质、感情色彩,偏重小品文,强调个人的随意性,孜孜于“私见”、“私论”;后者更具理性倾向、研究趣味,学术与文艺并重,倡导责任感,“不尚攻讦”,“不尚空谈”,力图主持“公论”,以“公共论坛”自任。
曹聚仁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综合性,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
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
”(《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172页)这确是一番富有见地的评论,但也不尽然。
以“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两本周刊的反应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异同。
二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无数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倒在血泊之中,其中包括了女师大的学生。
消息传来,鲁迅愤然停止了手头正在进行的写作,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下:“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27页)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后11天(3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72期,在发表此文同时,还发表了刘和珍的英文老师、女师大教务长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
在这篇写于刘和珍她们被难第三天的文字中,林语堂说自己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同上,34页),他深情地回忆了和学生刘和珍的交往,并记下了刘和珍殉难前3月16日写的最后一篇英文作文,充分肯定了她“求学的热心”及“远在一班丧家狗之文妖与名流之上”的“政治的识见”。
(同上,37页)同一期发表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这是他在“三·一八”第五天写下的,他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感叹生命的丧失,“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的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
”“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记念死。
”(同上,39、40页)4月5日,《语丝》第73期发表周作人的《新中国的女子》,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对她们的“大胆与从容”给予极高评价,热情地讴歌这些“新中国的女子”。
同一期发表钱玄同的《关于“三一八”》,以嘲讽的口吻抨击“屠杀青年学生”的政府和各种流言蜚语。
4月12日,《语丝》第74期发表鲁迅4月1日所写的《纪念刘和珍君》,“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永远停格在历史的天幕上,“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感动了世代的人们,也将杀人者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燕京大学的丘玉麟写下《我们的女旗手》一文,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自己在遗像前的“怅惘无言,沉思幻想”,无比痛心地追念“为国牺牲的女旗手”。
4月19日,《语丝》第75期刊出徐祖正的《哀悼与忆念》,他曾亲眼目睹——“那不意识悲哀的棺木铺伙计们抬起新换的厚重棺盖把两个难于忘却的脸面永远从我们的眼中掩盖去了。
”(同上,52页)“两个难于忘却的脸面”就是刘和珍与杨德群,作为认识刘和珍仅三个月的老师,刘和珍君的“好学”、“温和”、“坚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刘、杨等“这次之死在血溅的民族史上是决不会淹灭的一个事迹。
”(同上,53页)鲁迅则在《淡淡的血痕中——〈野草〉之二十二》中,继续“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面对学生的惨遭屠戮,鲁迅、周作人、徐祖正都感到深深的无奈,所以,他们才会不约而同地说起“沉默”——“惨像,已使我目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同上,31页)这是鲁迅的名言。
“几天来确是累乏了,不知怎样写才好。
就是所写的也不及所欲写的万一。
我索性不写,索性不说了。
沉默是惟一的哀悼罢。
因为刘杨两君早用了沉默来告诉我们要写要说要做的事了。
”(同上,53页)徐祖正这样说。
在“三一八”过去两个多月后,周作人还是《语丝》80期发表的《闲话四则》中说:“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
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唯一适当的对付法。
”此外,如张定璜的《檄告国民军》等,及刘半农的《一人能有几天活》、周作人的《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等译作,都以文学笔法表达了对段祺瑞政府的谴责,和对“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的悲悯,传达出人类良知的声音。
三《现代评论》每逢星期六出版。
当“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标明3月2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67期实际上已付印,所以对这一重大流血事件没有任何反映。
一星期后(3月27日)出版的第68期可以算是“三·一八专号”,除了几则时事短评和一篇文章外,从“编者的话”到论文、小说、来信几乎都与“三·一八”直接有关,开篇即是《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标题配有醒目的黑框:“三月十八日国务院门前的大流血,不只是民众运动的大劫,并且是人道的大劫……然而忍心害理的政府,勾结着这一个或那一个军阀,至今还安然的在那儿狞目而视,无丝毫悔过之心!我们伤痛;我们在这里,谨对于死者伤者,以及死者伤者之父母,夫妇,儿女,献我们无限的哀思。
我们愤慨;但是我们相信,杀人者终有服法之一日;我们恐惧;但是我们相信,凡从事民众运动的人,将因君等之牺牲,得着些铭心刻骨的教训。
……”(《现代评论》影印本第三卷,岳麓书社1999年11月版)悼文代表了《现代评论》对“三·一八”的基本立场。
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从法律出发,至少提出了四个问题:枪杀为预定计划;元首犯罪的制裁;搜集证据的重要;通缉命令的法律效力等。
在直言“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后,他这样写道:“惟其如是,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
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就是在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之下,元首如果犯罪,除了谋叛行为要经特别裁判程序而外,其他犯罪也是要与庶民百姓,同受普通法与法庭制裁的。
……临时执政如果杀人,自然也得偿命。
……所以目前最紧要的手续,便是搜集这回惨案的一切证据。
搜集证据这件事,我们以为应该分途并进:第一,被害人的亲属可以联合起来,搜集各种证据,刊行一种证据集。
第二,各学校也可以联合起来,搜集各种证据。
第三,被害人亲属以及各学校,并应敦请社会上与本案毫无关系的中立团体(如律师公会之类),亦出来搜集证据,发表一种报告(这一种手续,北京国立九校似乎已经着手办理)。
将来我们可以诉诸法律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的武器。
”最后,他从“司法独立”与“天赋人权”的角度批评政府“迳自颁布”对徐谦等的通缉令,并指出“社会上的舆论纵无爱于通缉诸人,我们亦不能不反抗这种违法的命令。
”(同上)《闲话》是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的专栏,并非这一期有意起了这个标题,“把如此重大的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
即使这篇曾遭鲁迅等厚非的《闲话》,主要也是谴责杀人者,“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已经很明了的了。
”“群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
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
”政府通电指控什么“暴徒”、什么“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
”——“可是,卫兵无论怎样的残忍,无论怎样的仇视学生,没有居高位者的明令或暗示,我想他还没有胆量干出这种惨酷残暴的行动来。
这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
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正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