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东西方文化关系课程论文：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学号：A0839001 ：杰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思想及理论层出不穷，关于翻译的标准也不一而言。
就翻译本身而言，一般的翻译人员无需有复杂的翻译思想，只要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境外作品，用通达、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要求的语言描述即可。
无论是西方还是，翻译活动千百年间从未停止，但是翻译这门职业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尊敬，也并未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中应有的价值。
若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可译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各持己见。
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这样描述翻译：什么是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将原作在文本里的表达的含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但林纾的翻译若只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看，是不能够用翻译标准来衡量其成功或失败的。
林纾的翻译与他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所以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林纾个人和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可大抵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前，与辛亥革命之后。
林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社会本身处在变革的年代，且自身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十分落后，面临着外国列强的经济文化的双重侵略。
林纾作为一个受过封建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诗文通俗易懂，号召民众反帝救国，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十分不满，因林纾生活贫苦，在他的作品里很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林纾鲜明的民族思想。
与维新派不同的是，他不但主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看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和昏庸。
这也是后来林纾从事翻译的思想基础。
林纾本应该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翻译家，翻译阶段前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林纾笔锋渐老，且坚持自己的古文章法，为当时文化潮流所不容。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描述极为贴切：“一个老手或能手不肯或不能再费心卖力，只倚仗积累的一点熟练来搪塞敷衍。
从捷克学者的翻译转移理论看林纾的翻译翻译转移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它是通过分析“译自源发文本的目标文本中出现的细微的语言变化”来反映原文与译文间的文体、语用、美学效果等关系。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翻译转移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捷克学者把翻译转移运用于翻译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探讨其对译文文本的美学效果、文体风格的影响,这是翻译转移研究首次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
1 捷克学者的翻译转移理论1.1 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学者对翻译转移的研究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
俄罗斯的形式主义,主要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了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的三要素:文艺性,语言的使用域和陌生化。
文学性是指每一篇文学译作都是一篇新的作品,有其自己的独创性,他们强调要注意作品的结构特点,分析是什么因素让它们与众不同;语言的使用域实际上就是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语言;陌生化,用大家不太常用的词来描述一个事物,在读者揣摩的过程中以达到文学审美的效果。
1.2 捷克学者对翻译转移的研究在翻译转移的发展时期,捷克学者也对翻译转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为翻译转移在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这些转移对译文美学和文体风格的影响。
利维指出,文学翻译是一种再现和创造性质的工作,目的是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对等的美学效果;米科从译文的风格入手,提出用于比较和发现原文与译文在风格上发生翻译转移的六个范畴;波波维奇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转移”的意义:“所有对原文而言显得是新的,或是预期出现却又没有出现的成份”,也就是他所说的“表述转移”。
突破了早期翻译转移研究的局限,把研究对象扩展到语言现象之外的会影响译者翻译决策的因素,这是翻译转移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总的说来,捷克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翻译的因素还有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的不同。
为此翻译家可根据情况对译文作出调整,下面就将从这三方面谈谈林纾的翻译。
2 从捷克学者的翻译转移理论看林纾的翻译2.1 译者林纾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
基于交际语境顺应探讨林纾翻译中的变译林纾（1866—1955）是近代著名学者、译者、文学家，他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第一批现代翻译家之一，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
他曾致力于译介绔古文献，作为当时文学翻译历史上第一批，他留下了大量的杰出翻译作品，他的翻译风格和精神也深为后世翻译者所受青睐。
林纾的翻译，早期以翻译古典文学为主，其中最具名气的是《香珠轩译著》，后期更加致力于译介绔古文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林纾翻译中的变译特征。
首先，林纾翻译中采用变译技术运用比较多，他的变译主要表现在文字水准的提高上，变译的作用是以最贴切的译文来表达原文的原意，这要求翻译者拥有良好的文学功底，林纾具有台湾及英文的学术背景，同时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绔古文献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在变译时可以更有文采，又不失原文内涵。
同时，林纾也采用变译技术来表达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元素。
特别是翻译古籍时，他可以用更贴切的词语来翻译古典文字中的比喻及深刻隐喻，而不仅仅限于略译或拆形。
如，《大野有垅议》曾用将“真元无声”翻译成“实力震惊天地”，而将“应千营让”译为“百营垂慈”。
在林纾的变译中，也凸显出一定的技术特征和文化特色。
他着重强调表达意义和译文风格的统一性，借助最准确的词语、最优美的文字，表达对古典的全面理解与深刻领会，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翻译文本的准确性，更包括了有益的深刻思考过程和文句艺术的展现。
可以说，林纾翻译中的变译是深入理解文本、加强语义沟通和完美表达思意的有益尝试。
通过变译，林纾可以重新调整语气，重塑创造精神，注入对文本的新的理解，这是他宏伟的翻译理念的体现。
正是这份包容的态度，才在大量绔古文本的翻译中挖掘出丰富的文化元素，让历史文学具有教育意义，从而为上下两代带来新的文学兴盛时代。
林纾翻译爱国思想研究综述
本文以林纾作为中心，综述他在爱国思想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
在古代汉学史上，林纾是中国最伟大的译者之一，他翻译的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自古希腊、罗马、拉丁语和波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翻译作品《新诗选》，它收录了西方最卓越的古典诗歌。
然而，林纾的翻译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思想研究。
林纾认为，爱国主义源于民族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深沉的思想，它可以激励人民对于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认真研究，最终对民族文明有着重大贡献。
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和民族觉醒的基础上的，爱国者们应该勤奋学习，勇于挑战自我，以获取爱国思想的力量和勇气。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们应该勤于思考，探索中国的复兴之路，不断搭建文化传承的桥梁，以继承传统文化，起到促进国家发展的重大作用。
为了完善爱国思想，林纾通过精心的翻译，把西方的百科知识夥合在一起，发掘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和最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他也大力推广儒家文化，通过宽容而富有智慧的人生观和思想价值观，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传承的智慧，启发更多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奉献祖国，进而保护民族文化，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林纾广受赞誉，被认为是传承大禹之治、拯救中国的伟大思想家。
综上所述，林纾对爱国思想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将中西方文化融合，培育了一代国人热爱祖国、护国护民的精神，为中华文明的复兴
注入了新的活力，值得我们深思和铭记。
以上就是本文关于以“林纾翻译爱国思想研究综述”为题的论述，希望能够为您提供一些帮助。
浅谈《林纾的翻译》作者：王晓锐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7年第09期【摘要】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大家，其一生建树颇多，在译学方面也拥有杰出造诣。
本文通过浅析《林纾的翻译》一文，对钱钟书“化”、“讹”、“诱”三个主要翻译观点进行解读，且对其间接提出的译者所应具备的部分素质进行挖掘、借鉴。
【关键词】《林纾的翻译》化讹诱译者素质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名震国际的大学者。
他既晓畅中国古经典籍，又精通多种语言与学术，著有《围城》、《管锥编》等重要作品，被盛誉为“文化昆仑”。
其实，关于译学的研究仅是钱钟书巍峨学识中的冰山一角，却在我国译学界熠熠生辉，影响巨大。
钱钟书所作《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他的翻译思想。
在该文章之初，钱钟书便巧妙引用了《说文解字》中的一段关于翻译的训诂来展开下文。
“囮，译也。
从‘口’，‘化’声。
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钱钟书利用这段丰富的意蕴，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化”，难于避免的毛病“讹”以及所起的作用“诱”，都一一展示出来了。
第一点是“化”。
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但同时，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换言之，钱钟书只把“化”作为译者理应追求的翻译的最高境界，而非必须实现，且由于主客观因素，根本也不可能实现。
第二点是“讹”。
由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因此，译文在意义和口吻上总有失真之处，这就是“讹”。
在该文章中，钱钟书还进一步指明了“讹”的类别。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林纾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伟大译者，他的成就无可置疑。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臣和大师，他不仅将西方文学和哲学翻译成中文，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改写理论。
林纾的翻译不仅被认为是精确的，而且也被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将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纾的翻译。
简洁地说，改写理论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基础，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线，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化因素的关系为理论的文学批评理论。
改写理论的重点是研究文本如何在时间、空间和文本间建立关系，它考虑了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文本间的差异和改编。
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从改写理论视角的翻译。
按照他的理论，翻译不仅要精确，而且重要的是要保留原文的意思和表达，他认为，翻译质量高低取决于译者精准地将文本所含的含义表达出来，注意不要给读者误导。
此外，他认为，翻译要贴近原文的形式，不要把原文的意义改变或改头换面。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都是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出发的。
他将原文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及地理资料等都作为参考，以便通过不同的技巧和方法来保留原文的意义，他强调要比较两门语言之间的特色，把背景知识融入翻译中，从而使译文有更强的准确性。
他认为，译者需要时刻尊重原文，不断探索文本的深层含义，而且还要考虑其语言特点，以此来保证翻译质量。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以文本为本，以读者为对象，以保留原文的意义和质量为目标的文学翻译。
他不仅提高了中国的译文水平，也为中国文学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思路。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已经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家的重视，他们认为它是一种不断发展、不断改进的思想，它应用于诗歌翻译，能够更好地表达作品的全部内容，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也让人们对林纾翻译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从改写理论的角度来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翻译，他的翻译技巧和理论不仅使中国的文学翻译更加准确和精致，而且也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学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谢柳春（1.福州大学 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108；2.淡江大学 英文系，台湾 新北 25137）摘 要：“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
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
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关键词：翻译话语；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国族共同体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23)03-0087-09收稿日期：2022-12-14基金项目：福州市社科基金项目（2019FZC42）；国家留学基金委2020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202039)；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JSZW22007）。
作者简介：谢柳春（1974-），女，福建上杭人，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跨文化研究。
引言：晚清民族主义话语与小说翻译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正如有学者观察：“从其广度、韧性、变化来说，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1]，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中国近代史也不例外。
晚清社会内忧外患，封建的统治秩序与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现代”殖民西方的巨大冲击，处于崩溃瓦解的边缘。
如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扶大厦之将倾，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和话语实践。
他们探寻自我的身份，掀起“民族”论述的热潮，敏感地意识到建立民族国家在抵御外侮中的迫切性。
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林纾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及意义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翻译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起来。
林纾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以其独特的翻译风格和个性化的翻译方式深受学者和读者的喜欢。
因此，对林纾的翻译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入探讨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身份、角色以及影响因素，对于完善翻译教育和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目的和内容本研究将以林纾为案例，从翻译文本分析、翻译过程分析以及译后接受者反馈分析三个方面探讨林纾的翻译译者主体性，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翻译文本分析通过对林纾的多部翻译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他的翻译特点和风格，以及翻译决策背后的思考过程和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2.翻译过程分析通过访谈、观察林纾的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日记等材料的分析，揭示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以及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3.译后接受者反馈分析通过对读者的反馈和评论，了解林纾的翻译在对读者产生影响时所体现的翻译风格、语言特点和译者主体性等。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取文本分析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手段，全面、深入地分析林纾的翻译译者主体性，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翻译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四、预期成果和贡献本研究的预期成果包括：对林纾的翻译译者主体性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阐述和分析，揭示其在翻译领域中的特点和价值；对翻译策略、方法的探讨和翻译质量提升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拓宽翻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对于培养更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提高我国的翻译水平，以及推动文化交流与理解也具有实际意义和贡献。
语言新探浅析林纾翻译中的误译程攀西南大学摘要：林纾是近代重要的翻译家，其译作对我国近现代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林译作品在广受褒誉的同时，译作中的大量误译也受到质疑和诟病。
林纾在翻译时常常增添或删减原作内容，有学者认为林纾不懂外文且翻译“落纸如飞”，从而信手增删以至于减损了作品的情味；也有学者认为林纾此举使林译作品别具一格，令这些独具特色的译本广受读者欢迎。
林译作品中的确存在大量的误译，这其中的相当部分都是译者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时国情而作出的调整。
这些误译可视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再创作，赋予了译文新的审美价值与实用性。
关键词：林纾；误译；再创作翻译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可以称之为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
关于翻译的关注核心应当是文本风格和文学性，还是语言的语义功能，这个争论直至今日也未尝有定论。
从文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自然应当以美学功能为首，翻译文学亦不例外。
一般来讲，两种语言的结构和习惯用法是不尽相同的，翻译时也就难以寻求两种语言的完全对等。
这样一来，译者必定也就根据各种因素，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与再创作。
林纾在翻译时，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林译作品必然会与原作文本有出入，这是误译的一种情况。
至于林纾翻译时有意为之的改写和创作，则是误译的另一种情况，这也值得探究和关注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林纾误译的原因首先，林纾翻译中的大量误译与他不通外文且翻译极快速有一定关联。
林纾并不通外文，他的所有翻译工作都是和他人合作：通晓外文的人向林纾口述翻译，再由林纾落笔成文。
“他不懂得任何的外语，他的译书，乃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
”①在此过程中，原文本经过口译者已是第一道语言的转换；林纾根据口述再写成中文，这又是第二道转换。
经过这两道程序后，译文与原文除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差别外，还难免多添了林纾主观上的些许改动。
同时，林纾翻译的速度非常快，甚至快到“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毕。
林纾的翻译问题林纾（585689），中国传奇翻译家，曾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翻译家，林纾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多么多元化的外来文化，他有着数不清的傲人成就，其中最令人折服的莫过于他在翻译领域的出色表现，而此时此刻，它促使我们深入的思考，他的翻译问题究竟是什么？首先，林纾始终把翻译视为创造性的劳动，他提出翻译应该“走通道，跨步去死”，即把原文表达的意义原封不动地译出，只有这样才能将西方文学精髓完整地传达给当时的中国读者，这样的翻译方式充分体现了林纾的才智和技巧，而他的翻译技术也深受后人的肯定和承认。
其次，林纾从不将翻译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他在翻译中坚持以“贴近原文，还原本意”的原则，在翻译过程中，林纾几乎把原文一字不漏地抄述下来，而不去思考或者加以修改，他把这种方式称作“短句翻译”，这种翻译法即把原文中的短句从口语转化为文字，而不是从文字转换为口语，以此来保留原文的韵律，而不是去改变原文的语义和意思，这一翻译技术的艺术深深打动了翻译界，使林纾在这里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林纾不惜劳动，在翻译过程中，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探究原文的意思，他会通过台币法、拆字法等，将原文翻译出来，用中国文字表达出西方文学精髓，他把每一个字都当成一个宝贝，努力搜索到原文中暗藏的秘密，他甚至以台币法把英语转成不同的汉语，以实现他的翻译技巧的要求。
最后，林纾的翻译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影响，他的“紧贴原文，还原本意”的准则给当代翻译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他也为现代翻译学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技术，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位英雄，他的卓越成就，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他的翻译问题一直令人赞叹不已。
作为一名追求卓越的翻译家，林纾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有力的榜样，让我们坚守此道，努力探索翻译的路径，这也是我们永远要追求的。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总第119期)JOURNAL OF FUJ IAN NORMAL UN IV ERSIT Y(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2,2003G eneral ,No 1119林纾翻译研究新探林佩璇(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 要:林纾及其林译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但对他的译作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
笔者拟用新世纪的新的翻译理念从翻译态度、归化与异化倾向以及他的译文与变体翻译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审视这位翻译界的前驱及其译作。
关键词:林纾;归化;异化;变体翻译 ΞΞΞ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2-0096-05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非常典型的人物。
他自幼嗜书如命,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
更得世人称道的是,他不谙外文,却借他人之口、用娴熟、精湛的古文为国人翻译了180余部的西洋小说,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学界对林纾的研究在80年代曾经比较热闹,其中许多文章围绕林译小说而作,但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近的一二十年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这一话题。
近几十年来,中国译界引进外国论著及观点,在译学观点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译论方面也比先前丰富了许多,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新世纪以新的翻译观来重新审视这位充满矛盾的人物。
译书是一项爱国实业综观中国几百年的翻译史,大多数翻译家并非纯粹从事翻译,而是多项工作兼而有之,在他们丰硕成果的背后总有一种信念在暗暗地支持着他们。
林纾一生爱好琴棋书画,著有小说、史传不下百种,译书180余部,那么,在短短的20多年里,是什么信念支持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译出数量如此可观的西洋小说呢?是他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林纾不是一名血战沙场的爱国将士,但马江战役后他奋笔疾书,向钦差大臣控告何如璋的贻误战机;为甲午海战死难将士拟写《甲午海战覆盆录》;每每与朋友商讨新政,指摘时弊……这些都无不表明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
作为一介书生的他无以报国,但又不希望国人屈服于外国的奴役,便潜心探究国人为何不能与西方人抗衡,得出原因在于“欧人日励于学”,而亚洲人“终日昏昏沉沉”(《清议报》1900年“译林叙”一文)。
他认为“开民智,新亚人耳目”是当务之急。
在“立学堂”、“作演说”和“译书”之间,他权衡再三,选定译书为实现“开民智”的最奏效的办法Ξ。
于是,他决心“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将译书作为他报国的“事业”。
他的愿望是通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并奋起保家卫国。
他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他的译书动机。
《汤姆家事》的序跋中,他谈及自己的译书动机是“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悲怀耳。
”“余与魏君同译—69—ΞΞΞΞ《译林序》“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
演说又不易举。
终之唯有译书。
”作者简介:林佩璇(1972— ),女,福建惠安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02-08-22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实际上,这一动机一直贯穿着他的译作。
1908年他翻译的《玑司剌虎记》、1911年翻译的《保种英雄传》等译作都源于此。
林纾对译作的选择往往考虑时局之需,在他译介的180余部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汤姆家事》(《黑奴吁天录》)就是通过讲述书中在美国农场里受虐待的黑奴来影射与控诉美国当局对华工的暴行,以此警醒国人;《辛丑条约》签定之后,他为了敲响“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的警钟,翻译了《雾中人》一书;林纾慨叹“自己不能任兵”,却希望通过翻译《埃司兰情侠传》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据张俊才先生收集整理,林纾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著作、小说,还有外国评论的翻译。
林纾一生翻译了57篇外国人的论文,其中有28篇都是外国人评论中国时局,研究中国内政的文章,如《论中国盐税》、《论中国宪法》、《论中国破产》、《论山东铁路情形》等。
从以上的众多例子中不难看出林纾为唤起国人警醒、为完成他的爱国事业而煞费苦心。
林纾著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现象异化与归化是翻译过程中解决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差异的两大基本模式和方法。
柯平认为,归化翻译倾向于用带有某些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语词语,通常做法是:“撇开原文的词语与句法,抓住其语用意义,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而译之”[1]。
相对而言,异化则更多地在译语中引进原语的表达方式。
林纾著译过程归化倾向与异化倾向兼而有之,但总的来说前者大大超过了后者。
这应归因于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清末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学的是《四书》、《五经》、《史记》……,争的是通过八股文考试入仕当官。
由于从小受古诗文的熏陶,林纾特别热衷于诗文,在他的教学中也采用平日熟读的《史记》《汉书》为教科书。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纾译文文字表述形式的文言化。
以色列特拉维夫派的著名学者Evan-Z 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林纾译书的归化倾向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一个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的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2 tion)[2]。
林纾所处的时代仍属于封建王朝社会,长期以来,国人都认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也应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央大国的意识早已根深蒂固,人民只相信中国有辉煌的文化,而全面否认了外国的文学及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是处于劣势(这一现象是有事实可考的:当时社会对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对翻译持蔑视的态度,以致于林纾与王寿昌在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都避免用他们的真实姓名,而是用笔名:冷红生和晓斋主人)。
林纾在思想上的归化倾向决定了他在译书过程中所采用的归化的翻译手法与技巧即意译[3],林纾的译文“全然不拘于原文的句、段”,他认为掌握全文的大意是翻译的关键,在《译林叙》中,他明确提出:“华洋文字,体本不同。
更易门面,篡削字句,无乎不可。
非必穷意摹凝,反或冗晦。
”但他的译作却能生动、如实地传达原文的风格情调。
究其原因是他始终恪守中国古文文论精髓———“讲意境、守义法”。
在他看来,“意境义法概置弗讲者为庸妄”、“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4]。
换言之,林纾认为翻译小说不在于讲究具体的字句上一一对应的翻译,而是重在传达小说的意境与整体的神韵,让译本读者体验与原本读者一样的感受。
处在一个社会、文化观念转型历史时期的林纾并不完全保守封闭,他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
在翻译思想倾向上由归化向异化转变:在译文序跋中,他提倡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后悔自己不谙外文,认为学习外文对翻译、对国家都极为重要,于是便“敦喻诸生,极力策励其恣肆于西学”,将“中西二文溶为一片”;他还把当时出版的一切外国书籍的译本买来阅读,为的是更好地熟悉外国作品的风格与写作技巧;译介完成数部外国小说之后,他深感西洋小说“内容新鲜,作法奇妙”,甚至曾经说过要采用哈葛德和迭更斯先生的笔法写小说;除此之外,林译小说中不乏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拍卖情节中,林纾多次用音译的“弗郎”代表—79—法国货币中franc(法郎);另外还出现了至今都通用的“礼拜”一词代表week(周,星期),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如地名“拉非德”,人名“马克格尼尔”,“亚猛”,“汤姆”等等。
从归化和异化的不同倾向中,我们见到了一个集矛盾于一身,不断完善自己的转型时期的林纾。
他囊括了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精华以及其他译家的经验,译介出了许多有助于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使中国近代翻译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纾译作与变体翻译黄忠廉先生于1997年这样给变体翻译下了定义:变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
也就是说,翻译的范围是广袤而深远的,它不是一个教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种具有一定特定目标(即译成的可以让读者顺利接受的译作),却可以通过不同手段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
变体翻译相对于全译来说为译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它在解放译者的同时,也将读者从繁重的全文阅读中解脱出来。
变译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曾出现———翻译家德莱登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译罗马诗人维吉尔《伊尼德》都有删节,中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采用的就是摘译。
当今,信息量的飞速增长再也不允许人们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详细的翻译或阅读。
较为有效、快捷的摄取信息的途径就是阅读一些经过浓缩处理的译作。
这样,读者既能从中了解作品的全貌和整体感觉,又可以节省时间。
这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对翻译提出的新要求。
应此需求,变译得到大力的提倡,渐渐成为新时代的翻译新理念。
回顾几十年来译界关于林译小说的评判,虽然大多数评论家对林纾译书的爱国动机、惊人的译书速度、浅显明了的译文效果持一致肯定的态度,但总的看来,否定的观点占了上风。
批判的重点集中于:译文中随意添油加醋,用字冗赘;内容上删节很多,在作品体裁上也加以改变,以致于失去了原文的“美与风格”。
但黄忠廉先生在《翻译变体研究》一书中的一段文字从另一方面给我们很大启示:“纵观翻译史,对原文信息总体上不增不减的翻译应该说是世界翻译运作的主流,但不乏对原作有增有删、加入己见、有评有写、甚至是偷梁换柱之作。
细读上个世纪之交的严林译作,不难发现主流之下淌着的暗流。
”在了解变译的定义和特征后,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原文的增删,或是原文与译文体裁的相异,都可将林纾的翻译归入“变体翻译”的范畴,而且称得上是成功的变体翻译。
林纾采用变译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丝毫不谙外文,只能靠别人的译述来完成译文。
然而,他对小说的情感悟性极高,极易融入小说的情节,正如他在“《鹰梯小豪杰》叙”、“《黑奴吁天录》跋”等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及的他在译书过程中忍不住“且译且泣,或喜或愕,一时颜色不定,似书中之人。
”读到关键之处,则“即吾亲切之凄婉,遇难为悲,得志为喜。
”由于他入境快,把握全文的情感准,加上非凡的文言文表达能力,他的译作刻划的人物及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特别感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