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摆脱农村贫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解释与政策选择◎罗 丞 王 粤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稳定且可持续脱贫，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解决“贫困难题”，需要全面分析贫困成因，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与发展创造基本条件。
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贫困成因和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受外部脆弱性环境、贫困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生计结果负反馈的制约，农村贫困人口脆弱性较大，生计资本相对匮乏，生计策略趋于简单和保守。
因此，为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从个体及外部环境着手，推动政策和制度变革，创造脱贫内生动力激发机制与外源动力机制，帮助贫困人口提升生计资本，提高其抵抗脆弱性风险的能力，改善生计结果，实现可持续脱贫。
All Rights Reserved.关键词 农村贫困 脱贫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图分类号〕Ｆ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１３－０８一、问题的提出贫困是一项困扰世界发展的重大难题。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贫困问题突出，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２０１８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约有１６６０万人，较上年末减少１３８６万人。
①相较２０１２年，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８２３９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１０．２％下降到１．７％，②脱贫攻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随着减贫进程的不断推进，减贫的可持续性受到巨大挑战，贫困减缓的速度有所下降，局部地区还出现贫困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比例增加的情况。
③扶贫开发的难度和艰巨性在不断加大，如何实现稳定且可持续的脱贫，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陷阱，是实现脱贫攻坚战役全面胜利的关键。
对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于贫困内涵及致贫原因、致贫机理的探讨。
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状图文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状发展中国家贫困现状：据联合国调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由1990年的10亿增加到目前的13亿。
这些人生活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每人每天只有不到1美元的收入。
在发展中国家中有8000 万人完全不能享受医疗服务，8.4亿人营养不良，2.6亿人不能上学。
在最贫穷的非洲地区，贫困发生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
目前，非洲6.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
世界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
贫困家庭儿童的处境更糟。
20世纪80年代中，发展中国家有1 亿儿童流浪街头。
中国的贫困现状：（1）农村贫困状况：以1985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扶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为基础进行调整，____年相当于635元。
按照这一标准计算，截至____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3400万。
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估计，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远不止几千万，而是1.06亿。
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估计，如果把那些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但极易返贫的人口算上，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可能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
显然，我国农村的贫困标准是建立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水平之上的。
除物质生活贫穷外，我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差，生活质量差；贫困使一些儿童营养缺乏，健康状况不佳，许多适龄儿童特别是女童失学，文盲较多；信息闭塞，观念落后。
（2 ）城市新增贫困人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自发诱导的诸如失业、破产、收入差距悬殊等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迅速增加，大批下岗和长期失业人员、退休职工中的低收入者等，构成了城镇新的贫困人口。
____年我国城镇贫困户数是306万户，贫困人口1176万人，户年人均生活费收入1321元，比当年划定的城市贫困线户人均生活费收入1671元还要低20％。
近几年，随着下岗、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我国城镇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
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历史条件制约、经济基础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增长、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战略不当、经济政策失误等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下。
2008年 第8期兰 州 学 刊No.8 2008 总第179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79・管理学研究・NG 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刘 敏(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摘要]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 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 O 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 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关键词] NG O;贫困治理;香港[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8)08-0073-04作者简介:刘敏,男,江西九江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一、NG O与贫困治理NG 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般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以及公益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治理”(governance)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它强调主体的多元性、跨界别的社会合作、多主体的沟通协商以及自下而上的基层参与。
[1](P17—19)贫困治理是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动员多方资源,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协助贫困人口,最终实现反贫困目标的过程和状态。
因此,贫困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NG O。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贫困的治理有一个从民间慈善为主过渡到以政府为主,进而发展到政府与NG O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治理贫困的过程。
教育精准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举措因祁长辉摘要：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事业，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扶贫必扶智”，若要从源头上解决贫穷问题，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就要提高我国贫困人口的素质教育。
本文从精准扶贫的实际工作出发，针对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为阻断贫穷代际传递提出现实举措。
关键词：教育精准扶贫；扶贫政策；长效机制贫困是困扰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未停止与贫穷的斗争。
若要从源头上消除贫穷，必须从政策上“拔穷根”，把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关键策略。
随着贫穷问题的不断改善，新时期我国的绝对贫穷状况逐渐好转，但是相对贫穷问题逐渐凸显。
教育扶贫政策在新形势下应当相应转变，以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适应更高的要求。
积极寻求教育扶贫政策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应当因地制宜，精准投入资金，以发展当地教育，从而发展生产，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学到了发家致富的本领，才能彻底摆脱贫穷，真正实现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
一、教育精准扶贫的的意义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难题，其根源已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所有公民都应当享受质量相当的教育，并且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机会与能力同时是阻断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前提条件。
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是当前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困难与阻力。
教育扶贫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贫困地区面向贫困人民的教育事业进而实现脱贫，其本质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健全促进公平正义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
二、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扶贫不够精准尽管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扶贫政策，但是实施到最后阶段时，仍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近几年，一些省份加强了建档立卡的规范程度，并且于2016年开始实施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让扶贫工作变得有法可依，但是在上级向下级实施传达的过程中，基层的监督上仍然存在着问题。
例如基层政府在建档立卡方面是交给基层民主评议来决定。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fup/content/2007-11/25/content_76767_4.htm序言（一）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以及部分残疾人以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扶贫开发实现了贫困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千百年来吃饱穿暖的愿望，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团结、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我们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扶贫开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只是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一个阶段性胜利。
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较长时期内存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解决的难度很大。
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温饱还不稳定，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
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其温饱的标准还很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奋斗过程。
至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缩小地区差距，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继续把扶贫开发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做出不懈努力。
（三）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01年到2010年，集中力量，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进程，把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国外测井技术WORLD WELL LOGGING TECHNOLOGY April .20212021年4月·决策精华·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脱贫攻坚作出贡献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农村广大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志愿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积极参与和支持脱贫攻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向关心和帮助中国减贫事业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志们、朋友们！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
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
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
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贫困的梦魇更为严重地困扰着中国人民。
摆脱贫困，成了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赢得了最广大人民广泛支持和拥护，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2023年8月Aug.2023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40卷第4期Vol.40㊀No.4doi :10.3969/j.issn.1672-0598.2023.04.012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收稿日期:2022-08-29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74) 相对贫困的标准㊁识别与治理机制研究㊀作者简介:王卓(1965 ),女,重庆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教授㊁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贫困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㊂郭真华(1993 ),女,福建大田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贫困治理研究㊂㊀本文引用格式: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4):142-150.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王㊀卓a,郭真华b (四川大学㊀a.公共管理学院㊀b.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都㊀610065)摘要: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重大命题㊂作为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的主流范式,女性赋权理论对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㊂在深入阐释女性赋权的理论内核和减贫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的详细剖析,尝试建构以 国家-市场-社会-个体 为赋权框架的长效减贫机制,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综合性常态化治理格局,最终实现贫困女性主体的全面发展㊂关键词:妇女贫困;女性赋权;相对贫困;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C913.68;F323.8㊀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㊀文章编号:1672-0598(2023)04-0142-09消除妇女贫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国家贫困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㊂从发展主义视角来看,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 被动卷入 主动依附 和 社会自觉 三个阶段㊂自2012年以来,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群的合力作用下,农村女性的客体性贫困得到了全部消除,并初步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反贫困政策体系设计的双向嵌入[1]㊂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㊂这意味着我国的贫困治理开始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㊂一般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相对贫困是一种以个体/群体的主观性建构而起的具有相对剥夺或相对排斥感的发展性贫困概念,它侧重于考察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㊂当个人或家庭的实际收入低于整体社会平均收入水241第4期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平的某个比率时,他/她则处于相对贫困状态[2]㊂在后小康社会,作为已脱贫人口中极易返贫的边缘化和脆弱性人群,农村女性群体易成为相对贫困群体,妇女贫困治理也将成为缓解相对贫困阶段的首要议题之一㊂在此现实背景下,探索建立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尤为重要㊂鉴于机制建构向度的广泛性,本文将立足于相对贫困治理 善治 的社会性别面向,遵循 理论 现实 路径 的逻辑思路,试图摸索建立以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为目标的内源性赋权减贫机制,以期为后扶贫时代我国形成具有强社会性别敏感度的相对贫困治理战略提供参考借鉴㊂一㊁女性赋权:相对贫困治理的社会性别框架(一)女性赋权的理论蕴涵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兼具批判和建构意义的 女性赋权 主流范式,体现出了女性主体 个人式 与 社会式 合力增权的现代性减贫特质,是一个多元域的复合概念㊂赋予女性以权力的思想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经济发展公平性㊁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评估与反思㊂1994年9月,联合国发布‘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正式将 女性赋权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㊁实践源泉和话语权力纳入公共政策议程,明确将健康㊁教育和就业三大领域作为减贫赋权的着力点㊂从现代语义阐释角度来看, 女性赋权 中的 赋权 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种从外部赋予和内部充实个人或群体权力以减少缺权感的内源化减贫过程[3];就 女性 一词而言,则明确指向了以 合作 共享 和 发展 为过渡的赋权实践目标或权能转移对象,即通过国家㊁市场㊁社会和个体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赋权,重塑女性贫困者的主体性,实现 为我负责 的权力 内发 ㊂简言之, 女性赋权 是贫困女性权力话语表达和走向超越性别之路的增能手段或减贫途径,也是在对 发展中的妇女 (WID) 妇女和发展 (WAD)以及 性别与发展 (GAD)等理论运用的基础上建构而起的能够进行对抗性交流的权力话语机制[4]㊂它不仅拓展了人类对参与式权力分解实践的深层认知,更为全球的减贫发展提供了社会性别治理意识㊂在瓦伦迪娜等学者看来, 女性赋权 诠释了在具有多元层次性的权力话语实践语境中,贫困女性主体为获取 内化权力 的能力而寻求以合理性赋权手段实现全面发展目标的行动逻辑㊂同时,在突破传统女性缺权弱能的赋权对话中建立起了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参与式减贫发展平台㊂[5]综合而言, 女性赋权 体现了后现代妇女减贫发展的多重性需求特质,旨在遵从女性主体地位,通过外部性力量植入和内源式自我赋权来调和权力结构的失衡状态,达致资源支配㊁参与㊁觉悟㊁资源使用以及福利等五个层面的平等化[6],从而构建以缓解女性相对贫困为基本面向的社会性别减贫框架㊂(二)女性赋权的减贫逻辑女性在反贫困实践中的目标化,是一系列有关性别话语体系建构的结果[7]㊂从发展视角来看,重视贫困女性的内源化减贫能力,实现 父权式 扶贫向 赋权式 扶贫过渡转变,已成为当下新发展主义的主流话语㊂在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扶贫对象主体性建构的核心,即可持续脱贫责任的构建,在于以 赋权增能 手段达致女性贫困者持久性脱贫㊂为实现这一目标,瞄准贫困女性的各项赋权减贫活动,致力于运用 赋权的方法 来缓解女性贫困者因权力不平等基础上的能力不足所产生的 相对贫困化 现象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贫困治理背后蕴含的哲学基础与赋权的理念假设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㊂面临发展34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型贫困的农村女性作为一种社会脆弱性群体而存在,长期置身于边缘化发展位置,堕入贫穷的缄默文化之中,缺乏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8]㊂在减贫实践中,往往以 他者 的形式 在场 ㊂而以自我改变为特征的女性赋权,则是贫困女性为改变现存的权力关系,获取表达和实现个人/群体利益诉求的行动权利,并寻求通过一定途径或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9]㊂事实上,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并非仅因他/她无从获得他人可获得的发展资源,更是因其缺乏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权利㊂由于社会对其成员的期待㊁规范和要求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造成贫困女性群体在资源㊁权力和机会等发展要素的拥有和控制方面遭受不公平对待㊂因此,缓和贫困女性权利匮乏的 相对贫困化 状态,实现女性赋权减贫发展的多维效果,关键在于通过对贫困女性精准赋权的方法,将贫困女性纳入反贫困的政策体系框架之内,强化女性发展的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10],从而迈向超越性别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㊂从减贫角度来看, 赋权的方法 在贫困场域的柔性嵌入赋予女性贫困者以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权力手段,有助于强化女性赋权在减贫实践和发展中的潜在有效性[11]㊂可见,作为一种以权力㊁资源㊁实践㊁能力㊁选择以及自由等复合发展要素为导向的贫困干预路径,女性赋权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在于,女性群体不仅是相对贫困瞄准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反贫困的重要 武器 ㊂在相对贫困治理框架下,我国要实现充分地将农村贫困女性有序地吸纳进可持续减贫发展目标中,应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 赋权式 减贫逻辑㊂在国家㊁市场㊁社会以及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赋权下,综合使用外在社会治理与内在生命治理相结合的贫困干预路径,形塑农村女性贫困者的发展主体性,逐步达致自下而上地从 无参与 到 能参与 和 会参与 的缓贫目标[8]㊂从现代发展角度来看,女性利益表达平台的搭建和权力话语机制的设计,能够为农村女性减贫治理实践提供具有强社会性别意识的社会民意基础㊂因此,作为一种通过为贫困女性赋权进而实现女性及其家庭减贫的新发展主义模式[12],女性赋权减贫逻辑为我国探索农村女性发展途径及有效脱贫模式㊁治理 贫困女性化 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㊂在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大扶贫格局下,秉持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价值理念,赋予农村女性在最基层机制中的决策权㊁参与权和话语权,尽可能为其提供充足的行动权利和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凸显女性贫困主体可持续的自我脱贫责任,最终实现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长效性和根本性治理㊂二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在后扶贫时代,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治理开始由 客体性贫困 向 主体性贫困 转变,呈现出边缘性㊁脆弱性㊁易受损性以及动态发展性等多重特征㊂从逆向层面来看,由于我国在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对农村贫困女性发展权利的性别忽视,如缺乏对农村女性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忽略对农村女性贫困者生活惯习和能力结构的优化以及多元化发展需求的关注,导致新时期农村女性反贫困面临 缺权 弱能 的整体性 内卷化 治理困境[13]㊂在扶贫系统内部愈发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扶贫 内卷化 将逐步侵蚀农村女性自主应对一切社会风险的抗逆力,进而陷入难有实质性发展的相对贫困㊂本质上而言,农村女性反贫困并未真正实现从传统的外源性 救济式 扶贫向内源性 赋权式 扶贫转变㊂在新发展阶段,女性主义视域下农村扶贫 内卷化 逐步呈现出教育贫困㊁精神贫困㊁权利贫困以及能力贫困等主体性缺失呈正向递增的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重叠现象㊂441第4期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一)教育贫困教育和贫困是一种双重的相互作用关系㊂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农村教育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结构失衡状况, 教育贫困女性化 现象趋于严峻[14]㊂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随着数字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由于遭受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㊁学校教育设置的性别意识缺失以及社会职业教育的性别隔离等教育 脱机 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女性人口面临严重的数字教育贫困问题,在新经济活动中陷入了一道难以逾越的 数字鸿沟 ㊂研究表明,农村女性教育贫困不仅在家庭代际传递链条中发挥着难以克服的消极作用,各传统先赋性因素的外显干预往往使其后代的教育投资被 边缘化 或被剥夺,制约着乡村振兴的发展步伐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㊂本质上而言,现代社会中农村女性占有资源和机会的缺失以及社会性别分工的不平等,是造成农村教育贫困呈现 女性化 脸谱的直接催化剂[15]㊂因此,在传统文化惯习下,农村女性遭遇教育贫困既是必然,又是偶然㊂个体微观系统中基于 生物-社会性别差异 的传统家庭劳动分工模式,固化了农村女性家庭无偿照护者的角色身份认同,使其甘愿沦为家庭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牺牲者;中观系统中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负面影响,极度排斥女性的现代化,造成农村女性被动处于受教育权的非理性剥夺境遇;宏观系统中社会资源缺乏㊁体制结构失衡以及文化消费受限,使农村女性面临 失权 的教育贫困问题[16]㊂在影响农村女性教育贫困的诸多因素中,传统的性别污名化是导致农村女性遭遇教育 失权 困境㊁家族式或家庭式 关联失学 现象频发,以及家庭内部形成教育贫困恶性代际传递的一项重要诱因㊂可以说,正是以 生物-社会性别差异 为分配原则的家庭分工模式,将农村女性长期置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桎梏中,限制了其平等接受教育㊁激发内在潜能和提升文化共鸣能力的基本可能性或唯一途径㊂(二)精神贫困从行为科学视角来看,农村女性精神贫困被定义为一种贫困者 无志 和 无为 的行为表现,实质上是 个体失灵 的结果[17]㊂从社会形态上来看,农村女性精神贫困主要划分为物质相对贫困人口的绝对精神贫困和物质相对富裕人口的相对精神贫困㊂其中,物质相对贫困农村女性人口的绝对精神贫困是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㊂在后扶贫时代,农村女性精神层面上的相对贫困外显为贫困者自我主体性的缺失,对农村女性反贫困实践的主体力量㊁实践空间以及发展目标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18]㊂从关系性层面出发,农村女性精神贫困是主体行动同客观环境 双重转化 的结果㊂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对男性主体强烈的依赖心理;在价值取向上,往往主动出让家庭资源以维持现有的稳定和平衡;在策略选择上,秉持既往的贫穷惯性心理,拒绝实现传统思想惯习的内化消解㊂一般而言,贫困场域中聚集的诸如地理位置的封闭性㊁家庭内部的闭合性以及性别分工模式的非理性等先赋性客观因素,从深层次支配着农村女性贫困者的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实践图式,限制了其主体性意识的觉醒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思想惯习在减贫场域的根深蒂固始终将农村贫困女性排斥于外部先进文化的思想改造之外㊂(三)权利贫困在减贫场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贫困是一种极度复杂化的社会建构现象,可理解为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权利诉求无法实现或长期处于缺失的状态,同时承受着严重的社会相对剥夺和相对排斥压力㊂一般说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贫困以性别维度表现为国家既有制度下农村贫困女性在政治㊁经济㊁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失范[19]㊂在基层扶贫实践中,农村女性群体的权利失范一方面消磨了女性贫54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困者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往往选择以一种无奈㊁消极㊁冷漠甚至逃避的态度来应对自身所处的生活困境;另一方面,极易造成农村贫困女性在减贫发展项目的参与㊁帮扶措施的制定与设计以及贫困决策与发展需求的满足等方面陷入 他者 的权力话语体系之中㊂多数情况下,农村女性人口之所以深陷于 相对贫困陷阱 而无法自救,并非纯粹归咎于她无从获得可供自身生存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更是因其在政治上缺乏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行动权利和实践机会,从而长期处于权益表达的最底层,成为被社会忽视的权利 失语者 ㊂例如,在我国以 家 户 为单位的农村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中,由于贫困决策对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忽视,导致了减贫发展需求㊁发展规划以及发展决策均表现出以男性户主为中心的性别盲视现象,贫困女性的声音㊁知识和动能遭到了严重忽视[13]㊂可见,传统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认知固化之下的国家制度或政策实践对农村贫困女性发展权利的性别盲视,是造成其在权利层面承受严重的社会相对剥夺和相对排斥压力的根源㊂(四)能力贫困在主流父权文化影响下,农村妇女贫困随着社会化过程中女性交往法则的固化㊁社会资本的缺失以及传统 自然秩序 的内化而持续深化,并从缺乏必要物质财富的绝对贫困发展为涵盖教育㊁就业㊁社会保障和公共参与等基本发展权利缺失的权利贫困,再由权利贫困引发基本可行能力缺失的相对贫困㊂经由旧思想惯习的社会性教化,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农村女性贫困呈现出一些特殊之处,如在经济领域,受家庭角色定位的束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所弱化,由此形成贫困的隐性性别化现象;在社会领域,遭致结构性家庭观念的约束,女性的可行能力集无法得到有效拓展;在政治领域,社会地位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制约了农村女性的能力转换和发展[20]㊂在既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建构中,农村贫困女性与资源㊁权力和机会等多维剥夺交织在一起,从而陷入 贫困恶性循环 陷阱㊂从制度层面来看,农村贫困女性可行能力缺失是婚姻家庭制度㊁传统生育制度㊁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市场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21];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村女性所承担的传统功能性活动增强了其遭遇贫困的易损害性,狭窄的社会交往空间使其始终处于社会网络的最底部㊂概言之,生理特性㊁性别分工㊁角色定位㊁社会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等多重因素,制约了农村女性潜在能力和功能的有效发挥,致使其可行能力集和所能完成的功能性活动始终处于较低层次,无法真正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㊂可见,农村女性可行能力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体制对其选择能力和选择机会的强制性束缚㊂三㊁ 四维一体化 :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的构建在 共建㊁共治㊁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下,面向以 相对贫困 为重点的新贫困情势,后扶贫时代的农村贫困治理只有跨越性别界限且具有了社会性,才能彻底释放贫困女性潜在的减贫发展动能,促进政治㊁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益贫式增长,真正实现赋权与减贫的良性循环㊂鉴于此,为了持久性根治农村女性在教育㊁精神㊁权利和能力等方面的多维贫困问题,将女性赋权减贫纳入相对贫困治理范畴,最大限度地突破农村女性发展的传统思维定式,我国应积极摸索建立以资源和能力为导向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㊂在赋权减贫的嵌入性政策设计中,通过国家㊁市场㊁社会以及个体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不断调和农村贫困女性在知识㊁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失衡状态,增强其应对一切社会风险的抗逆力,最终达致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㊂641第4期王卓,郭真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一)政治赋权:建立包容开放的公共参与机制农村女性在基层公共领域的长期缺席,不仅固化了公众对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而且造成了女性话语的集体失权㊂因此,为缓解农村女性权利相对贫困,我国应始终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理念,依托法律或政策手段赋予贫困女性充分的决策权㊁参与权和话语权,以打破性别界限森严的公/私领域壁垒,拓展女性主体的发展空间㊂一方面,在法律层面,为缓解精准扶贫实践中权力运行与权利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农村女性减贫与发展应着眼于法律化和制度化,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推动,依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反贫政策体系,切实保障农村贫困女性的政治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回应㊂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现实语境下,针对农村女性主体性呈现 赋权不足 和 身份缺损 的发展困境,政府应合理运用公共治理的权威性和法律的正当性,适度赋予其在政治领域免于遭受排斥和获得参与式发展的机会㊂同时,在法律赋权框架下,通过将纯粹法律文本上的 纸上权利 转变为农村贫困女性参与发展实践的 行动权利 ,从而实现减贫场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㊂另一方面,在反贫政策体系设置上,可尝试以参与式性别预算为政策工具,赋予农村贫困女性对减贫发展项目的决策权㊁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将女性智慧运用于反贫事业[22]㊂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可采取制度安排或机构设置的形式,将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减贫实践主流,以减轻性别差异对扶贫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提升减贫政策的稳定性㊁合意性和连续性㊂此外,在脱贫攻坚的公共话语场域,实现性别话语配置的均衡化和合理化,必须消解以男性为主导的 话语霸权 ,赋予农村贫困女性集体话权㊂(二)经济赋权:建立管制适度的权能拓展机制后现代减贫发展场域性别平等在赋权过程中的逐步实现,关键在于建立消解 隐性歧视 的女性权能拓展机制㊂研究表明,对传统性别分层复合体制的合力消解,是后扶贫时代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至为关键的制度性举措㊂其中,劳动市场性别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此形成的减贫激励机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益贫式经济增长作用㊂在女性经济赋权减贫框架下,鉴于传统固有的权力分配模式对农村女性主体自我认知的归类强化,实现女性赋能投资减贫合法性地位的重点在于:一是摒弃传统性别特征偏见,以无差别方式赋予农村女性贫困人口以资金㊁技能和信息等资源,通过产业培育㊁普惠金融或微型金融等手段,拓展其在经济参与中的自由选择权,实现从 行为外嵌 转向 发展自觉 的内驱式减贫目标;二是结合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内在发展要求,遵循以实现 被动扶 到 主动兴 的赋权逻辑,通过性别治理价值链赋予农村女性贫困者对诸如房屋㊁土地以及设备等家庭生产性资产的占有和控制,同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技术推广中积极开展女性技术减贫实践,充分发挥农村女性在基层公共治理领域的主体性优势;三是从社会性别规范视角入手,针对经济发展主流系统中农村女性弱势群体的 脱域 和 排斥 现象,适时调和组织体系运行中权力㊁资源和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重塑农村女性行为主体在有序减贫系统中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络㊂整体而言,理性市场逻辑和道义经济逻辑下的农村女性多维权能拓展体系的构建,能够为相对贫困治理开辟一条通往性别平等㊁消除贫困和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㊂(三)社会赋权:建立共享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后扶贫时代,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㊁打破贫困的社会性别分层,应秉持共享发展价值观,综合运用团体赋权和组织赋权相结合的社会赋权手段,构建以农村贫困女性为主体本位的利益联结机制㊂其中,团体赋权致力于以 复数-我们 而非 单数-我 的存在形式来提升农村贫困女性抵御一切社会风险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