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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的SWOT分析及路径选择【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问题是最近几年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他们的进城就业问题自然而然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此背景下，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为出发点，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接着运用swot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过程中的自身条件优劣及外部环境中存在的风险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自身优劣与风险挑战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swot；路径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当前，同类研究越来越多，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上，同样存在诸多的差异。
首先是关于该群体年龄的不同认识。
有的学者仅仅给出上限，指出该群体年龄“在25岁以下” i。
大多学者认为该群体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并给出较为明确的年龄区间，认为是“16-25岁之间”ii、“18-30岁之间”iii、“16-30岁”iv、或者“16-29岁之间”v。
国家统计局规定，年满16岁即达到劳动年龄；而根据我国社会变迁中代际变化的实际情况，该群体的年龄界定为16-30岁为宜。
其次，关于该群体的代际认定争议更大。
王春光研究院认为，新生代是一个介于第一、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之间的过渡代vi；另有学者指出，新生代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
这两种界定其实都涵盖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口。
有些学者认为新生代就是“80”后，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既包括“80”后，也包括“90”后。
笔者认为，造成以上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口的群体归属差异。
这些年以来，“80”后和“90”后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也越来越表现出全新的代际特征，因此，将70年代出生的人口归属于“新生代”实属不妥。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内容摘要：伴随农民工数量的快递增长，关注农民工，加强对其城市适应状况研究，有助于加强对农民工的了解，提升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
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当下，我们更要关注返乡潮中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本文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审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以经济生活适应、社会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唯独考量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现状与障碍，并以此为基点，通过对厘析其深层的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问题。
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素质提升的方面，提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社会保障一、问题的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社会结构日趋开放，城乡交流日益频繁，“民工潮”浪打浪地从农村这一大海绵中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农村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趋势，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即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为1.1亿，2004年为1.2亿，2006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4亿，到2亿 1 。
从广阔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逐渐取代城市居民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角。
来自农业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1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
连同他们的家属，在近30年的时间内，城镇已接纳了大约1.3亿的农村人口。
与农民工数量增长相伴的是城市农民工进入了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农民工群体基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初次流动时间、就业类型、社会资本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的二次社会分化在不断扩大，群体差异性日益增强，相应地使农民工问题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他们从乡村进入城市，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新空间形态，面临着一个集体遭遇的新社会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严重拖累实体经济的当下，关注农民工现象，加强对其城市适应状况研究，对于加深农民工的了解，探索农民工适应规律，增强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能力，避免融入冲突，提升生活质量，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差异摘要：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不仅充实了农民工队伍，提高了农民工队伍的素质，而且为整个农民工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于新世纪初加入农民工大军的行列，他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由于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他们的价值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农村的精神面貌和未来的发展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差异新老两代农民工的界定及涵义“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特定词汇，主要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际。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社会群体，同时也是推动城镇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目前，对于“农民工”这个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一般认为，农民工概念的内涵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其外延一般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即流动的农民工——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回乡务农。
广义上说还包括在农村就地被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雇去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人口，即非流动的农民工。
国务院《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定义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城内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第一代农民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进入城市，加入建设城市大军的队伍。
他们一般生于50、60年代，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一般从事于建筑行业等低技能行业。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1 国外研究现状（1）农民工问题研究。
美国作家Carolyn A Martin（1993）将“Y一代”定义为80年代生人。
Tulgan 和Martin（2001）则在此基础上，针对Y一代各方面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Y一代最突出的特点即其受教育程度与老一代人相比，明显较高，并且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知识吸纳能力都相对更强[1]。
Suqiong Chen（2014）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更喜欢选择县外和省内的流动类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成为技术工人；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汇款量较少，工资大部分用于自己在城市的消费[2]。
Deng（2018）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视角和组织支持理论，提出利用“家庭性”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
认为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将这种家族性嵌入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来获得比较优势。
报告总结说，体面的工作条件、职业发展和将员工融入一个大社区的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3]。
Liang Zhuoxin（2013）期待通过加快改革开放进程，推进城镇化，从而道道转变经济发展的效果，而想要达到这一效果必然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概念展开研究，并且，他认为，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激励对策是解决问题的首要保障[4]。
Yanling Cao（2018）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进行调查。
发现他们的教育是有帮助的，主要是在就业，工作和方法的指导和进修组织的雇主。
揭示了培训时间短、培训自付费用高、培训理论性差、缺乏领导的支持等问题。
我们发现，职业发展受到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劳动者自身等因素的影响[5]。
Yeyun Liu，Meixuan Li（2013）认为应当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层面[6]。
Qingxiu Peng,Chaojie Zhao（2013）认为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保障措施将能对农民工的心理满意度起到正面的影响作用[7]。
智观天下智库时代一、引论（一）研究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转变，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剧烈的变革。
在大时代的滚滚浪潮中，“农民工”作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代表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因其社会背景的影响，分散出“第一代”“新生代”两个层次，通过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角色定位，以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为目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增进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环境的关注，帮助更多的农民工转向市民化发展。
顾名思义，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18～35岁之间，他们中大多为“80”后群体，远离家乡故土从三四线城镇来到一二线城市务工，以劳动力获得经济收入，为我国建筑、交通、工业等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相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了28652万人，其中年龄在18到39的农民工占到了50.5%。
从年龄上看，他们处于青壮年期间，内心满怀期望和理想，在注重工资待遇的基础上，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职业技能有着更高的追求。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和40岁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在消费理念、个人价值、发展方向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别，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加鲜明的职业认知和利益需求，但是在残酷的社会压力之下，他们还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关注焦点不仅仅体现在“找工作”“吃饱饭”上，还拥有了更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中扎根生存，享有更加优质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利益。
从根本上说，社会资本体现了农民工个人在社会组织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所具备的个人价值，会对我国经济整体起到积极的影响。
结合这一分析视角来看，农民工作为社会阶层中一类特殊的群体，有一定的弱势性，因此也被定义为“边缘群体”。
他们在城市建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劳动价值，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法律意识、竞争能力等方面，均存在相应的劣势，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及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发挥自身潜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能力，帮助农民工主动去适应城市的发展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的主力军，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民工里面已经有约60%以上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生代农民工是我们以前很少注意的一个群体，但最近十年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最近4、5年以来，政府开始关心、关怀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最初是由中国的一个学者发明的，2001年，中国社会研究院王春光研究员最初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说法，其他学者还提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第三代农民工”的提法。
后来，“新生代农民工”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里面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话语，而且以前的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新生代农民工也非常关注，整个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整个状况的关注程度比过去要多得多。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有一个基本特征是他不会再回到农村，跟第一代农民工情况不一样，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都回到农村，没问题的，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需要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问题非常关键。
今天时间有限，我们重点讨论以下几个方面：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点；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障碍，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关注的，是挑战；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具体的制度创新。
我们主要讲这三个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点而第一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把它界定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具有农民身份的，但长期在外地务工经商的人员我们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占全国农民工数量的60%左右，最新的统计数据是57%左右，但这个口径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是1980年以后这样统计的，有时候会统计40岁以下的，这个数据不完全一致的，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提法总体的群体是比较困难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80后、90后，他既保留了传统农民身上的一些特色，也具有一些学生的特色，还具有现代市民的很多特色。
第34卷第2期2010年3月人口研究 P o p u l a t i o nR e s e a r c h V o l.34,N o.2Ma r c h201031人口与发展论坛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人口研究》编辑部特邀主持人:朱 宇＊背景自新世纪以来,在与农民工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农民工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逐渐被引起重视。
“新生代农民工”正是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与直接脱胎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打工,因此虽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号,但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渐趋陌生;他们的就业经历和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
因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更为漂泊不定的状态。
令人欣慰的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困境在学术和道义上的关注已转化为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决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年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对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和所面临问题的深刻了解和准确把握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前提,学术界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为此,本期论坛邀请了包括首次提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王春光,2001)概念的王春光研究员在内的5位学者,从不同的背景和视角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我们希望以此进一步引起各界对这一农民工特殊群体的重视和讨论,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和科学的判断。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已开始着换代的变化,这一变动引起了笔者注意,并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01),在这个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一开始,本人主要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情况,理由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
没有想到这样的提法,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以至于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
＊ 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
32 人口研究34卷这也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自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之后,笔者继续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社会心理、日常生活行动和制度等3个层面,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概括为“半城市化”现象或问题。
在对比中外城市化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代人左右的“半城市化”状况,大部分国家成功地从制度层面化解了“半城市化”问题,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却没有有效地化解这个问题,使其演变成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城市贫民窟”现象。
目前我国城市正在经历快速的改造和扩张过程,没有为这样的问题转换提供空间。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半城市化”将沿着城市化比较成功的国家所经历的路径演变,而不是按巴西等国家的方式进展。
这就取决于我国对城乡体制的改革力度和配套程度。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尤其是对待农民工的政策一直处在调整之中,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政策环境是有了大大的改善,但是这种调整是“碎步前行”式的,尤其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期望和要求,难以解决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的融合困境问题。
2009年我们在广东、浙江等几个使用农民工最多的省份的调查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调查表明①,66.1%的农民工在30岁以下(含30岁),45%的农民工在25岁以下,也就是说,66%的农民工是在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其中大部分是在1984年以后出生。
由此可见,在当今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已经占主导地位了。
他们没有经历过第一代农民工所处的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他们来说,外出打工是自然的现象,大多数没有经历过不允许进城打工的制度限制。
他们之所以选择进城务工,是为了“多赚钱改善生活”(60.9%)、“成家立业”(29.7%),还有人就是为了感受城市现代气息,寻找自由和发展机会等。
他们中未婚的(48%)多于已婚的(45%)。
我们虽然不能由此断定他们一定会在城市安家落户,但是,他们是有这样的可能和需求。
在我们的个案访谈中,不少年轻的农民工对长期落户城市,抱着强烈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确实有这样的明显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他们将面临到许多障碍和困难。
尽管有这样的矛盾,但是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越来越长,出现“长期化”、“常住化”现象,在沿海一些城市,一部分农民工“移民”倾向越来越明显,按沿海某市公安部门的人员介绍,有的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移民”。
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下的人口属于临时性暂住人口,半年以上居住的人口属于“常住人口”。
现在,像深圳、上海等城市开始将“暂住证”改为“居住证”,虽然只是一字之差,而且并没有等同于市民权利,但是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事实移民”现象。
沿海某城市的外来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平均时间为44.23个月,即3年半时间以上,而众数是36个月,即3年时间,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该城市居住3年以上。
3年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与过去的临时性务工不同的是,他们开始趋向稳定就业,力图在一个城市待更长的时间。
一些农民工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城市时间长了,不仅有了一定的适应,而且也熟悉了当地的就业情况和信息,有了一些关系网络,因此,不愿轻易改变城市打工。
我们对国外移民的调查研究也显示,凡是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移民想改变居住地的愿望就越低,因为改变居住地的负担和风险就越高。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内的农民工群体。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甚至不愿年年回家过年,一方面担心交通不方便,特别是买不到票;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回到乡村过年,还不如在城市过年热闹,回到老家,找不到可以交流和玩耍的朋友或对象。
常住化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携家带口的农民工人数在增加。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调查显示,①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院社会保障所社科基金项目。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33从2004～2007年,流动人口子女就学人数增长很快,2005年比上年同比上升了12.07%,2006年同比上升了7.69%,2007年同比上升了21%;而杭州市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增长更快,2004年同比上升27.7%,2005年同比上升19.9%,2006年同比上升20.6%,即从2003年的6.5万外来务工子女上升到2006年12万人,接近翻了一番。
外来务工子女增加,意味着携家带口的现象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是以家庭的形式进入城市。
我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31%左右的农民工跟他们的家人在他们打工的城镇生活在一起,而回答已婚的农民工只占45%,由此可见,在已婚的农民工中,只有14%的人没有将家人带出来,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与家人一起进入城镇生活,预计这一现象还会增加。
与家人一起外出打工,会给他们带来稳定的生活支持,会使他们在流入地的居住长期化,变成“常住人口”甚至事实上的“移民”。
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重视他们在城市碰到的融合公平性问题。
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想不想成为市民、有没有能力成为市民是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给不给他们公平机会。
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农民工根本没有能力成为市民,因此就不必急着改革城市户籍制度。
实际上前一个是他们自由选择的问题;后一个是政府承担的责任问题。
如果不解决机会公平问题,那么,农民工就很难成为市民。
从目前来看,他们面临的机会公平问题仍然很多,涉及到平等的就业机会、居住机会、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机会、社会参与机会、医疗卫生、基本生存安全等福利权利问题。
超过半数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或者稳定地享受“同工同酬”待遇,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超过70%有这样的感受。
农民工中只有56.19%的人享有8小时工作权利,有43.31%的人每天工作达9～14小时,还有少数人每天工作多达15小时以上,处于超强度劳动状态;至于节假日休息情况,我们的调查显示,2009年第三季每周休息2天的农民工只占27.52%,不到三分之一;36.24%的人每周只休息1天时间;还有27.78%的民工每周很少休息过或者根本没有休息过。
有46.35%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有50.88%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23.5%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是自己掏钱买培训,只有2.65%的民工完全免费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训,还有16.68%的人自己掏一部分钱,而政府或单位也掏一部分钱,用于职业技能培训。
参加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农民工达到51.24%,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53.04%,参加城镇失业保险的达到23.97%。
对那些有子女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是住房问题;二是子女教育问题。
虽然中央多次强调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但是目前能享受这样待遇的人还很少,都要交纳一定的费用。
至于住房问题,没有一个城市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在调查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许多所谓政策都还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化作农民工的日常生活。
这里的原因是:首先,有关农民工社会政策都是以不改变农民工的流动为前提而设计出来的,或者说是确认他们的目前流动状况为基础的,而没有计划将他们真正纳入到城市化进程,因此,这样的政策为地方政府(特别是流入地政府)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其次,这些政策是在现有的行政制度框架下出台和实施的,并不是以改革这个制度框架为目的,因此,这些政策一旦与制度框架相矛盾、冲突,就会被这个框架化为乌有。
最后,任何社会政策的实施还要依靠惠及对象的讨价还价能力,不论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三方谈判机制中,还是在与政府的谈判上,农民工都是非常弱势的,是不被重视的对象。
因此,尽管国家出台了这样、那样的社会政策,但是,农民工很难维护这些政策给予他们的权益。
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最大亮点是做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限制的政策宣示,显然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把农民工视为暂住者的做法,给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启了一扇城市化的窗户,虽然这扇窗户还不够大,因为大城市还没有被纳入到这扇窗户的覆盖范围,而大多数农民工34 人口研究34卷却是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城市的城市化大门也能向农民工敞开,就可以更好地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化”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