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重构

亲亲相隐在我国证据制度中存在的合理性作者：李亚琪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9期摘要亲亲相隐在我国沿袭了几千年，其背后的文化底蕴让它在我国源远流长。

亲亲相隐即体现了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因此，不仅中国，而且世界其他国家都将其吸收到它们的法律制度中。

可见，它的存在是有一定的法律价值的。

作为法治国家，我国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同时也应当保障人权，亲亲相隐正是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

我国应当将亲亲相隐引入法律制度。

关键词亲亲相隐人权价值冲突作者简介：李亚琪，山西省安泽县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120-02纵观我国历史不难发现，亲亲相隐这一制度经久不衰，它指引并推进着我国法律制度的进程。

当然，亲亲相隐之所以可以源远流长，与它所体现的内涵息息相关。

亲亲相隐以回归人性作为其最本质的价值。

这就是亲亲制度在我国经历了多少动荡之后犹存的根本缘由，岂止在我国，亲亲相隐在世界的其他国家也被充分的利用。

然而，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它在我国当代法律制度中却消失殆尽，了无踪影，这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应该去反思，应该将这沿袭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重新注入我们的法律制度中，使它拥有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当然，不言而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对我国司法提出的一个较大的挑战，我国应该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入手，让其的存在成为现实。

一﹑我国现行法律中亲亲制度的缺失亲亲制度曾在我国历史上描绘了辉煌的一笔，其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体现。

例如国外许多国家均关于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的规定也非常多，虽然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法律文化渊源，其所体现的亲亲相隐制度最灵魂的东西没有丝毫变化。

然而，可悲的是，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却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非常之少。

正如范忠信先生所说：“中国旧法律讲“亲亲尊尊”，我们认为是封建宗法主义，我们“革”了它的“命”；西洋法讲“亲亲尊尊”，我们认为是资产阶级虚伪的“人性论”，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是故意模糊阶级性质的东西，我们也要“革”它的“命”。

重构“亲亲相隐”制度摘要：”亲亲相隐”作为以人伦亲情为纽带的传统法律制度，对尊重人性与实现正义，以及保护人权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介绍”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分析了”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缺失的原因，论证了如何重新构建亲亲相隐制度，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与司法。

关键词：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和谐社会“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制度而为人们所推崇。

该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亦反映了”礼法合治”的人伦精神，这不仅是对人情伦理的关怀，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

然而，亲亲相隐原则并非如过去人们常常误解的为中国封建法制所独有。

事实上，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均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

因此，是否存在这一原则或规定，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或法系的特色，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历史阶段或一种社会制度下法律的特色。

［1］”亲亲相隐”是儒家倡导的伦常纲纪、亲伦保护的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以尊重”人性”为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存续达两千余年之久。

但在1949年以后，”亲亲相隐”被予以全面否定和摒弃。

一、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根据目前现有文献可知，最早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有罪的记载是在《国语·周语》：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2］最早提出父子应该相互容隐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3］汉宣帝地节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

诏书中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浅析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构建[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刑法原则，为多国所继承和发展，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所规定的近亲属出庭豁免制度曾被看作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可在对其语义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其与亲亲相隐制度大相径庭，有着一定的矛盾。

基于此，笔者拟对第188条进行分析，指出建立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构建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亲亲相隐；亲属拒证权；近亲属出庭豁免权；新刑事诉讼法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时期一项重要的刑法原则，对维护家庭稳定及社会p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文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免于出庭作证，即“近亲属出庭豁免制度”。

该条文一出，许多人将其视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但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去分析该法条，我们不难发现此条文与亲亲相隐其实相去甚远，并且该条文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仅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审判阶段可以免于出庭作证，但对于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是否可要求其作为证人提供证言却未作规定。

对于该条的立法目的，立法机关曾经指出：“主要是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和社会和谐的构建。

”[1]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既然立法的初衷是为了维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和谐，即亲亲相隐这一文化传统，那么仅仅规定近亲属有出庭豁免权，却不给予其在其他阶段拒绝作证的权利，其证言同样会被作为书面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免除其出庭的义务其实对家庭关系的和谐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无疑是将该条文的价值形同虚设。

曾有学者在《刑事诉讼法（草案）》出台后上书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将第188条中的“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但书规定，移至第59条第一款，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除外”，由此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亲属拒证权制度。

[2]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最终稿中，近亲属举证权并未规定进来，立法者之所以对此持保守态度，这与我国不够健全的法律体制和良莠不齐的执法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浅谈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以及其刑事诉讼法中的现状【摘要】刑诉法的第二次修改草案中出现了有关一般案件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的规定，这被认为是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法律中的体现，本文拟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制度谈起，讨论其存在的合理意义，并结合国外相关国家的立法经验探讨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现代社会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可行性。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亲亲相隐；亲属拒证权亲亲得相隐匿的制度在中外古代的法制发展史中都可以追溯其足迹，无论是罗马法强调的家父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儒家文化都体现出为维护家庭社会稳定而规定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亲属间相互可以不予作证的思想。

而从现代的西方和台湾的立法来看，亲亲相隐制度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保留。

而纵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仅规定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在新出台的刑诉法修正案中，原本呼声很高的有关近亲属拒绝作证的规定并未体现在最终的版本里，而仅仅规定了被关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可以不受法院强制其到庭作证。

不得不说让人感到遗憾，本文拟从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到现代有关亲属拒证制度的演变来探究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期待中国法制的进一步完善。

一、溯源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一）汉代首提亲亲得相首匿亲亲相隐，最早来源于《孔子·子路》中记载的孔子与叶工的一段对话，其中孔子提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即孔子从注重人伦亲情，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出发，认为父子间犯罪不应该去官府告发、作证，而是应该以劝谏、阻止等方法补救。

这就是亲亲相隐的来源。

到了汉代，大兴儒学，其法律的制定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

①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即汉代对于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相互隐瞒犯罪可以减免刑罚的制度。

汉代的规定是出于对儒家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观念的维护，因而特别规定了子必须匿父，但父匿子则要看相应的条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延续在我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其具体的诉讼制度当中规定，制止亲属出庭作证，即禁止亲属为被告做有罪的证明，体现当时立法者倾向儒家文化的思想。

关于“亲亲相隐”引入我国现行刑法的思考摘要：本文通过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亲亲相隐原则的正当性进行阐释，并通过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对在现行刑法中引入该项原则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以窝藏、包庇罪为例论述应该如何在我国的刑法中运用该项原则。

关键词：亲亲相隐期待可能性刑法的谦抑性窝藏、包庇罪一、亲亲相隐原则概述“亲亲相隐”又称为亲属容隐、亲亲得相首匿，是指法律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罪而不追究或减轻其刑事责任的规定。

不仅有罪可以相互包庇，为犯罪人通风报信，而且不准亲属间相互告发。

这项制度渊源于先秦儒家关于”孝”的伦理观念，”亲亲相隐”的思想在先秦时期还只是停留在儒家的道德层面而未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如《论语·子路》里有这样的内容，”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其中体现的就是”亲亲相隐”的思想。

以法令形式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始于西汉，宣帝四年曾下昭：”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亲亲相隐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

亲亲相隐制度的成熟是在《唐律》，唐律中亲亲相隐原则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唐以后的法律，容隐的范围更为扩大，不但直系亲属和配偶包括在内，只要是同居的亲属，便可援用此律，即便是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大功以下的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和外祖父母、外孙也包括在内，明清律的范围且扩大及于妻亲，连岳父母和女婿也一并列入。

至于不同居的小功以下的亲属，其相容隐的权利则受到限制。

唐以后的法律还都明文规定于律得相容隐的亲属皆不得令其为证。

而法律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的大罪是不适用”亲亲相隐”的。

[1]清末民初，亲属容隐制度继续得到沿袭，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法律制度就被抛弃了。

试析我国“亲亲相隐”的现状及其立法制度的重构[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刑法制度，曾在我国法制历史的长河中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儒家所倡导的伦常纲纪、亲伦保护的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

当今社会力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亲亲相隐”能否在丰富其内涵的基础上适应当今法制体系的要求，并取得合法地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亲亲相隐；现状；完善一、“亲亲相隐”的概念及历史沿革“亲亲相隐”又称“亲属相容隐”或“亲属相隐”，是指在亲属间互相隐瞒罪行而得以减轻、免除刑罚或者根本不被视为犯罪。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崇尚忠、孝、仁、悌，历朝统治阶级都采用礼教思想信念维护其统治秩序。

早在西周时就有了“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强调治国应以教化为主的治国理念。

在《礼记·檀弓》上载：“事亲有隐无犯。

”据考究，“亲亲相隐”制度的最早萌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本记录孔子言行的经典对后世儒家为“亲亲相隐”制度确立了理论渊源。

西汉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颁布的一道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条“亲亲得相者匿”的诏令使“亲亲相隐”制度首次得到合法化，标志着“亲亲相隐”制度的正式确立。

至唐代，“亲亲相隐”由西汉的“亲亲得相者匿”发展到“同居相为隐”，《唐律疏议·名例篇》中规定了容隐制的“总则”，使“亲亲相隐”制度趋于日臻成熟和完善，其容隐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大清新刑律》到民国时期的刑法，先后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不罚、放纵或便利亲属脱逃减轻处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免刑、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不罚、为亲属销赃得免罚、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等规定。

重构“亲亲相隐”制度"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制度而为人们所推崇。

该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亦反映了"礼法合治"的人伦精神，这不仅是对人情伦理的关怀，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

然而，亲亲相隐原则并非如过去人们常常误解的为中国封建法制所独有。

事实上，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均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

因此，是否存在这一原则或规定，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或法系的特色，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历史阶段或一种社会制度下法律的特色。

［1］"亲亲相隐"是儒家倡导的伦常纲纪、亲伦保护的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以尊重"人性"为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存续达两千余年之久。

但在1949年以后，"亲亲相隐"被予以全面否定和摒弃。

一、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根据目前现有文献可知，最早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有罪的记载是在《国语?周语》：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2］最早提出父子应该相互容隐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3］汉宣帝地节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

诏书中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从“亲亲相隐”探讨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刑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重要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因素。

为此，在确定各罪犯罪主体范围时，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特殊主体的具体情况。

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将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规定为一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的做法欠妥，其忽视了犯罪人的亲属的特殊身份。

笔者建议在确定窝藏、包庇罪主体范围时，参考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亲亲相隐制度，尊重其现代价值内涵，吸收并借鉴其合理内核，从亲亲相隐的视野中探讨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实现对我国现有立法的完善。

一、亲亲相隐制度概述（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含义亲亲相隐，又叫亲亲得相首匿，指亲属之间应该相互爱护，而不是相互揭发，窝藏、包庇自己犯罪的亲属不构成犯罪，或即使构成犯罪也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

（二）亲亲相隐制度在古代窝藏、包庇罪中的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存在达两千年之久，其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这便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理论渊源。

然而，此时的亲亲相隐还只是停留在人们的思想层面，仅为道德约束，还没有上升为法律约束。

直到汉代以后，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亲亲相隐制度才被真正纳入法律中，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原则。

如《汉书宣帝纪》记载：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唐代继承了汉律中有关亲亲相隐的制度，并将亲亲相隐发展成了相为隐，扩大了亲属之间容忍的范围。

唐朝的《名例律》中规定：诸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摘语消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亲亲相隐”的合理性价值分析“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罪行不论罪或减免其刑，当隐而不隐者则定罪处刑的制度1。

它是儒家倡导纲常伦理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

作为中国封建史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曾经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但在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而被摒弃。

但我们应当看到在越来越重视法律的合理性价值的今天，“亲亲相隐”这样重视人伦亲情为纽带的司法制度，对于今天这个伦理道德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逐渐显现迷失倾向的中国社会中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也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笔者认为“亲亲相隐”这一司法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和合理性。

首先，“亲亲相隐”这一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基础之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在中华文明萌芽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亲亲相隐”的思想。

《论语子路》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

’”而中国最早将“亲亲相隐”纳入法律的是《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而后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思想正式奠定了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地位之后，有利于维护其纲常伦理的“亲亲相隐”制度也就逐渐固定下来。

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将“亲亲相隐”这一道德原则上升为法律原则，即承认因为亲属血缘或同居关系而对罪犯的行为有所包庇的行为给予免罪或减刑；其二是除了叛国等出卖国家或危害国家重大利益的犯罪外的其它罪行的审判中均可以使用“亲亲相隐”制度；其三，禁止亲属间相互告发，违者论罪处刑。

“亲亲相隐”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封建司法体系一项极具特色司法制度。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项原则才被法律所摒弃。

从以上的历史沿革中不难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一项极具特色的司法制度。

论亲亲相隐在中国现代刑法中的重要性1．内容与背景2．国内外对亲亲相隐的法文确认的区别3．亲亲相隐的例子与解析以亲亲相隐为原则解决的优点4．中国社会需要亲亲相隐/s/blog_4c35c3d0010009sw.html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对现实的影响/Article/kxfzg/llwz/201206/256838.html对新刑诉法中引入亲亲相隐制度的思考亲亲相隐的内容与起源“亲亲相隐”作为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儒家提出，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

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儒家思想是我国自汉朝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家是儒家极为看重的，因而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眼中，家都显得至为重要。

中国古代“家国天下”并举，而家居于首位，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与天下只是家的放大，社会关系也不过是家庭关系的延伸。

“亲亲相隐”的刑律原则便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了。

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力量将儒家宗法伦理道德观念灌输于全社会，是之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通过维护封建家族秩序，进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

国外有关亲亲相隐的规定“亲亲相隐”也是现代西方法律普遍确定的个人权利和政府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

许多大陆法系的国家在诉讼法中就明确地采纳亲亲相隐制度。

如：1994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

容隐制度及其刑法学重构一、容隐制度的内涵及历史嬗变容隐制度，即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传统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亲属在犯罪时应当相互为容隐，不得告发的一种制度。

在中国传统古籍中有关亲亲相隐的论述颇多。

春秋时期的史书《国语周语》中“夫君臣无狱，今虽无直，不可听也。

君臣将狱，父子将语，是无上下也”或许是最早能体现亲亲相隐的论述。

明确提出亲亲相隐的应该是儒家经典《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所主张的亲亲相隐也为统治者所接受，并规定在法律中。

最早将容隐制度入律是在西汉时期。

宣帝地节二年的诏令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直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①汉代以后各朝基本都对容隐制度做了规定。

亲亲相隐原则在法律上得到极大完善是在唐代。

唐高宗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中《名例律》一篇中规定了“同居相隐”原则，并对容隐的范围、内容及其限制做了具体规定。

《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坐；以泄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三等，若谋逆以上者不用此律”。

②较之以前，唐律扩大了容隐范围，将汉代的三代亲扩大至同居（同财共居者）。

唐代对容隐制度的的、规定相当完备，以后各朝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损益增补。

《大清新刑律》取消了“干名犯义”罪名，亲亲相隐从以义务为特征到以权利为特征在这一时期完成转变。

③民国时期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容隐制度，但是在某些具体条文中仍可以发现立法者延续了数千年来的容隐制度。

比如，在中华民国刑法第九章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第167条规定：“配偶、五亲等之内血亲或者三亲等之内姻亲图利犯人、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而犯第164、165条之罪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在《论语》中有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

叶公对孔子夸耀老乡“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正直品德，孔子则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本身就具有了“直”的品格，父子之间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就是直。

但在汉代以前,亲亲相隐仅仅是一种观念，真正把其确立为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的却是“汉律”，汉代大儒董仲舒秉承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学说,在《春秋》决狱中直接提倡“父为子隐”，“父子相隐”也因之成了皇帝用儒家学说补充法律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汉宣帝地节四年，第一次对首匿的对象和范围做了重要区分，《汉书·宣帝纪》载“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毋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廷尉以闻”。

,不予处罚。

四、“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导入的意义（一）“亲亲相隐”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以人为本，正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善良人情，关注基于人性而生的人伦精神。

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

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就一般人的行为规范而言，其内容往往表现为禁止或命令，即禁止人们实施一定的行为，命令人们实施一定的行为。

但是，禁止也好，命令也罢，都是以人们在行为的当时可以不违反禁止规范或者命令规范为前提的，也可以说以自己能够控制不实施违反规范的行为为前提。

血缘亲情是一种基于人性的人类基本情感，要求人们在亲属犯罪可能受刑罚处罚的情况下，主动告发、证明其有罪、不隐匿、不帮助，以有利于国家追诉，这是勉为其难得。

显然要求人们“大义灭亲”的法律是在强人所难，而“亲亲相隐”恰恰是法律不强人所难的体现。

（三）“亲亲相隐”符合刑法的人道主义价值刑法的人道性要求刑法的制定与适用都应当与人的本性相符合，人性的基本原则乃是指人类出于良知而在行为中表现出的善良与仁爱的态度与做法，即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