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亲亲相隐原则

“亲亲互隐”的原则及其历史发展亲亲互隐即“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

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职能。

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将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张。

《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

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

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

尤其是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一尊，“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确立下来。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就是通常所说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其大意是说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父母帮助子女、丈夫帮助妻子、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这段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亲亲相隐不为罪”。

“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使亲属容隐制度的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

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在这里容隐亲属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汉代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同居的亲属、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

“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摘要。

“亲亲相隐”是指支属之间互相藏匿犯法行径，不予告发以及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者减轻处分的制度与原则，是我国古代1项首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深入反应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惟中的家庭伦理道德。

这1制度贯串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它是我国古代社会情感立法的体现，反应了人内心对于亲情的渴求，和人伦以及人性的需要。

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1部门，今天咱们在确定它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从新审阅这1制度，有限度地往借鉴其合理的方面，促入人际瓜葛融洽，保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亲亲相隐人性历史价值合理运用“亲亲相隐”，也称“亲亲患上相首匿”，是指支属之间互相藏匿犯法行径，不予告发以及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者减轻处分的制度与原则，它是我国封建社会1项首要的法律原则或者法律制度。

所谓亲亲相隐，我国《法学词典》“亲亲相隐”条的表述是：“亦称‘支属袒护’。

中国旧制指支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责。

”1、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亲亲相隐”观念的确立，是1个渐入的进程。

早在周王伐纣的时候，周王就已经经意想到纣王迅速败亡的1个首要原由就是众叛亲离，孤立无援。

周初的统治者已经经体味到统治者内部瓜葛的稳定以及朝廷的盛衰息息相干，所以无比重视在贵族内部倡导以及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主要从家庭方面着眼，请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非但请求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以及百姓之间，尤为是君臣之间，其尊卑地位也必须有悬差。

在战国时代，“亲亲”以及“尊尊”这两条保持全部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续，《论语·子路》云：“叶公语孔子曰：吾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之直者异因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这是古代法律中支属相为袒护制度的直接理论来源。

汉初，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根据，史称“春秋决狱”，率先在审判中开袒护之例。

这1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长辈者，不负刑事责任，长辈首匿卑幼者，除了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

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亲亲相隐或者亲属容隐，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一项制度。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它是中国封建法制独有的原则，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事实上，从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法甚至社会主义法，均存在着“亲亲相隐”之类的规定。

因此，是否存在这一原则或规定，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或法系的特色，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历史阶段或一种社会制度下法律的特色。

但是这一原则或规定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中不同的着眼点、侧重点，或曰不同的动机、目的，仍可构成各自法律特色的一个方面。

本文将从4个角度考察中西法律传统中的容隐制度及其特征。

笔者希望这一工作能对容隐制度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亲属容隐制的历史发展与阶段特征（一）中国容隐制的历史演变及时代特征1.先秦时期。

中国的亲属容隐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

《国语·周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周襄王劝阻晋文公（时为诸侯列国盟主）听理卫大夫元咺讼其君一案时说：“夫君臣无狱。

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

君臣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既承认元咺理直，又主张不理此案，是认为君臣父子之间应当隐罪。

《礼记·檀弓》载：“事亲有隐无犯”，《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孟子·尽心上》中孟子主张舜将可能犯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等等，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最早将容隐原则应用于法律的似乎是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1〕这或许可以看做中国容隐法开始形成的标志。

这个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奖励告奸”，鼓励夫妻、朋友、邻里之间互告犯罪，但并未鼓励子女告发父母〔2〕。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不许告发父母或证实父母有罪，单方面强调“子为父隐”，即子女对父母的隐匿义务；“父为子隐”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视告父母为不道德甚至犯罪行为；尚未允许隐匿父母以外其他亲属。

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思考“亲亲相隐”，又叫“亲属容隐”，是指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且不被论罪，而告发和作证要被论罪，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和原则。

“亲亲相隐”思想最早源于先秦儒家“父子相隐”的理论学说,随着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亲亲相隐”的思想在西汉被统治者正式接纳,并在法律中直接体现。

在随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制度逐渐发展,至隋唐时期达到成熟,成为封建社会中一项及其重要的法律制度。

清末立法和民国时期虽然对封建法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但是“亲亲相隐”制度基本得以保留，但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制度被当作封建糟粕被彻底废除,而提倡大义灭亲。

究竟是亲亲相隐好还是大义灭亲好，一直是人们热衷的话题。

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样的经久不衰一定有其合理的地方。

第一，它符合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

中国古代是个“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基本精神。

亲亲是是宗法制度在家族中的应用，维系的是家族的秩序，尊尊是宗法制度在国家中的运用，维系的是国家的秩序。

亲亲相隐制度正好契合这一宗法体系，因此为历朝历代所沿用，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法律肯定亲属容隐，旨在通过维护亲属关系而敦叙伦常、扶植纲纪、弼补教化，通过悉心爱护孝、慈这样的善良根性而精心保护社会秩序之最根本的内聚力；而若鼓励亲属之间互相从告发，虽然在表面上、形式正义上，似乎在维护现实的社会秩序上是正直的，但是从深层、实质正义上看，由于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破坏了家庭伦理，实则恰恰从根本上破坏着社会秩序及其稳定和谐。

第三，“亲亲相隐”并不完全否定“大义灭亲”。

并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允许容隐，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即十恶中的前三恶是不适用亲亲相隐的。

也就是说，对于前三恶这样的大罪是允许大义灭亲的。

由此可见，当家与国，忠与孝在并行不悖时，两者维持，但当两者互相冲突而不能两全时，国为重。

这一规定较好的处理了在犯罪容隐上国家和家庭利益的冲突，既维护了伦常关系，又有利于巩固政权。

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之嬗变及其对现行刑事法律的若干启示毛冠楠内容提要:根据对传统刑法中“亲亲相隐”原则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的考察,探寻其现实意义及对现行刑事法律的启示,为完善现行刑事法律提供借鉴,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　原则　嬗变　启示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5)05—0087—04一、“亲亲相隐”原则之产生和演变“亲亲相隐”是由“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为隐”这两项传统的刑法制度融合而成的。

“‘亲亲得相首匿’指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对隐匿者减免刑罚。

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

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汉代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的一项原则。

”①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诏书,“首次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并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规定并肯定了卑幼首匿尊亲长在法律上的正当性”②,即不负刑事责任,以及“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的权利。

这一原则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③。

至唐朝时,唐律关于容隐的规定,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对“亲亲得相首匿”作了进一步发展,扩大了适用范围,其内容是:“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其事,及　语消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

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④其意思是:“凡是同财共居者,不论是否同一户籍,也不论有无服制关系,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相互容隐其犯罪,部曲、奴婢可为其主人隐罪,但主人不为他们隐。

即使为犯罪者通风报信,使之得以隐避、逃亡,也不负刑事责任。

关于“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法律适用的思考“03年河南少年张鸿雁为筹哥哥张鸿涛学费而偷舍友4.5万元，张鸿雁的哥哥配合警方将弟弟骗到学校使其抓获；09年满文军法庭上证实妻子李俐组织关于吸毒聚会”的两个案例曾引发人们对于情与法思考，人们一度呼吁“亲亲相隐”原则纳入刑法中从而找到情与法的交融点。

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把“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强制出庭”再次把“亲亲相隐”原则是否已纳入我国法律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我国“亲亲相隐”原则历史沿革“亲亲相隐”制度也叫容隐制度，主要适用于刑事犯罪领域，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

“亲亲相隐”的主张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的否定评价是雏形，《秦律》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是相隐原则法律化的开端；西汉汉宣帝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为后世立法提供蓝本；唐朝将汉时的“亲亲得相首匿”发展为“同居相为隐”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范围；唐以后直至清朝容隐制度逐渐形成了周密的体系；清末到民国期间，相隐色彩淡化，开始慢慢作为权利形态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亲亲相隐”原则视其为封建糟粕。

其实“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结果，儒家文化的核心与宗旨是“礼”和“仁”，而礼与仁是强调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历史上礼法不分、礼法交融的时代，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纳入法律体系在情理之中，“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法律沿用也是必然。

二、“不强制出庭”是否包含“亲亲相隐”原则新的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对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强制出庭是否包含“亲亲相隐”原则是存在争议的。

持否定观点的认为不出庭作证与拒接作证、检举揭发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强制出庭不意味着亲属可以拒绝作证，也不意味没有检举揭发的义务，更不意味侦诉人员不能强制（非暴力）取证。

浅谈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为何说它是人性使然导读：“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刑法制度及原则，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该理念存据这么长时间，背后一定是有着其倡导的价值。

在当今司法之中我们仍能看到它对我们的深远影响，一味否定或肯定它的价值不是正确之道，只有扬其长弃其短才能真正的让它在今天发挥其正面能量。

01【什么是“亲亲相隐”】“亲亲相隐”制度是指亲属之间如果其中有人犯罪，那么应当相互隐瞒，不可以去告发或去作证，如果你大义灭亲去告发了，甚至会被定为“不孝”，反而需要定罪。

我国古代宗法制度是“亲亲相隐”制度的政治根源，在当时是以血缘关系来分配国家权力，以此来建立世袭统治。

在宗法制度之下，一个家族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家族的稳定和谐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治。

在统治者眼中，亲亲相隐在短期内可能会放纵犯罪，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有利于家族稳固，从而达到统治的稳定。

如果说国家体制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基础，那么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让这一制度有了理论根源。

儒家思想宣扬仁义礼智信，法是对礼的维护，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儿子为父亲隐瞒，父亲为儿子隐瞒，这是正直的。

”提倡“仁”“孝”精神的儒家思想最为符合人们内心的理念，“亲亲相隐”制度也最为符合人自然的天性，是人的本能选择。

在当时看来，儿子告发父母，臣子告发君主是有悖伦理道德的，故此该制度获得国家以及民众的普遍支持。

更是让这一制度延续了数千年。

孔子儒家思想当然，亲亲相隐并非毫无限制，在古代，对于叛国等十分恶劣的犯罪同样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

02【“亲亲相隐”制度历史沿革】“亲亲相隐”制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截然不同，在西周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就已经统治者所接受。

在秦朝时期的法律中“亲亲相隐”开始有所体现，但并未正式规定。

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告’；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在法律的长河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中，“亲亲相隐”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原则。

它涉及到家庭关系、个人隐私保护以及社会公正和人权保护等多个方面，展示出法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在中国的传统法律中，“亲亲相隐”原则起源于孔子的“亲亲”观念。

孔子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家庭关系的理论，其中就包括了“亲亲相隐”的原则。

这一原则的核心是，家庭成员之间应该互相包庇、隐瞒罪行，以达到家庭和睦的目的。

这个原则在后来的法律中得到了体现，如《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款。

“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有很深的影响力。

它既体现了儒家“孝”的观念，也有利于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

同时，这一原则也保护了个人隐私，避免家庭成员之间因揭露罪行而产生的尴尬和矛盾。

在西方传统法律中，也有类似“亲亲相隐”的原则存在。

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法律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保护是社会公正的一部分。

西塞罗在其“自然法”理论中提出，家庭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保护是符合自然秩序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亲亲相隐”原则在人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在刑事诉讼中，“亲亲相隐”被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被写入许多国家宪法中。

它保护个人不受其亲密关系人的证词伤害，这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家庭关系的维护。

“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法律传统中，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

它既有利于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又体现了对个人隐私和人权的尊重保护。

它也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交流和理解也具有积极作用。

尽管东西方在法律传统和价值观上存在差异，但“亲亲相隐”这一理念无疑是一种共通的语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彼此的法律文化。

在阅读张中秋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之后，我对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