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长沙学院CHANGSHA UNIVERSITY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论文）题目：湖南卫视当前栏目竞争力研究系部：工商管理系专业：市场营销学生姓名：李永凯班级： 1班学号2009093102 指导教师姓名：刘昊职称副教授最终评定成绩长沙学院教务处二○一一年二月制（2013届）本科生毕业论文湖南卫视当前栏目竞争力研究系部：工商管理系专业：市场营销学生姓名：李永凯班级： 1班学号2009093102 指导教师姓名：刘昊职称副教授最终评定成绩2013年5月摘要随着电视传媒产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湖南卫视在2012年上半年出现栏目的收视率下降、广告收入放缓等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主要卫视的收视率确定湖南卫视的主要竞争对手，再由此更进一步指出他们之间在一些具体栏目上的竞争。
同时，论文运用波士顿矩阵法分析湖南卫视一些主要的电视栏目，再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即各栏目采取用力平均策略、忽视湖南本地收视基本盘、“娱乐”过度、新媒体的冲击。
最后，论文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进行栏目的优化组合、在面向全国的同时更要注重立足湖南、引申“娱乐”定义、发展网络视频产业。
关键词：电视传媒产业，湖南卫视，栏目收视率，解决方案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TV media industry, Hunan satellite television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2, such as the declining ratings and the dropping advertising revenue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TV ratings, determines Hunan satellite TV's main rivals, and then goes further to point out the competition in some concrete columns between Hunan TV and other satellite TV s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Boston matrix analysis to analyze some of the major TV program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strategy each column adopts with even force, the ignorance of the Hunan local viewing base, excessive "entertainment", and the impact on new media. As a result,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hich are used to optimize program combination, focus more on Hunan, extend the definition of "entertainment", and develop the network video industry when facing the whole process.Keywords: TV media industry, Hunan Satellite TV, program ratings, the solutions目录摘要 (I)ABSTRACT (II)一绪论 (1)（一）研究背景 (1)（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1)（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1)二湖南卫视发展现状 (3)（一）国内电视传媒产业发展现状 (3)1 竞争越来越激烈 (3)2 宏观环境下对电视传媒产业的支持 (3)3 市场规则制度不断完善 (3)（二）湖南卫视发展现状 (4)1 湖南卫视简介 (4)2 湖南卫视定位 (4)3 湖南卫视优势 (4)4 湖南卫视当前困境 (6)三湖南卫视竞争对手分析 (8)（一）江苏卫视 (9)（二）浙江卫视 (9)（三）安徽卫视 (10)（四）东方卫视 (11)四湖南卫视栏目存在问题分析 (12)（一）波士顿矩阵分析 (12)1 金牛产品（Cash cow） (13)2 明星产品（Stars） (13)3 幼童产品（Kids） (14)4 瘦狗产品（Dogs） (15)（二）湖南卫视栏目存在的问题 (16)1 各栏目采取用力平均策略 (16)2 一定程度上忽视湖南本地收视基本盘 (16)3 “娱乐”过度 (16)4 新媒体的冲击 (17)五湖南卫视提升栏目竞争力建议 (18)（一）进行产品组合优化 (18)1 综艺栏目 (18)2 新闻栏目 (18)3 自制剧 (19)（二）在面向全国的同时更要注重立足湖南 (19)1 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人文多元和自然多样 (20)2 针对湖南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通过节目进行交流与讨论 (20)（三）引申“娱乐”定义 (20)（四）发展网络视频产业 (21)结论 (22)参考文献 (23)致谢 (25)一绪论（一）研究背景目前在国内电视传媒行业中，卫星电视台的数量日渐增多，电视栏目的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竞争激烈。
基于PEST框架下芒果TV发展分析PEST分析是一种用于分析宏观环境因素的框架，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
政治因素主要涉及政府政策和法规；经济因素主要涉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行业发展状况；社会因素主要涉及人口结构、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技术因素主要涉及科技进步和相关技术应用。
本文将基于PEST框架对芒果TV的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行业从业者提供参考。
政治因素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发展策略。
在政治因素方面，芒果TV受到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影响。
随着中国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这为芒果TV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政府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也在不断加强，要求芒果TV等新媒体平台加强内容审核，保障内容的合法性和健康性。
芒果TV需要密切关注政策变化，调整发展战略，充分遵守相关法规，确保企业发展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经济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行业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状况。
在经济因素方面，芒果TV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对娱乐内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也为芒果TV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市场基础。
但是与此随着互联网娱乐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芒果TV也面临着来自其他新媒体平台的竞争压力。
芒果TV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内容创新，提高用户黏性，增强市场竞争力。
社会因素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人口结构、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产品需求和市场定位。
在社会因素方面，芒果TV受到了用户需求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娱乐内容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对于高品质、多样化的娱乐内容的需求不断增加。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用户对内容的需求也存在差异，芒果TV需要根据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内容，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我国影视产业中意识形态的表现一、概述影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是展现和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我国，影视产业发展迅速，产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同时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影视产业中意识形态的表现，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
二、政治意识形态在影视产业中的表现在我国影视产业中，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不可忽视的。
政府和党委的指导意见经常会影响整个行业的走向，一些影视作品也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近年来，一些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政治意识形态也会表现在一些热点敏感问题上，例如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等，这些问题会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影视产业中的具体表现。
三、文化意识形态在影视产业中的表现文化意识形态在影视产业中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影视作为文化产品，其内容往往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我国，传统文化对影视产业的影响非常深远，一些作品会借鉴和传承传统文化内涵，这也成为影视产业的一大特色。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加速，影视产业中也涌现出大量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意象，这也成为文化意识形态在影视产业中的表现之一。
四、价值观念在影视产业中的表现价值观念在影视产业中的表现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部影视作品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往往会影响到观众的认知和价值判断。
在我国，影视作品中的家庭观念、孝道精神、社会责任等价值观念被广泛传播，对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也有一些问题，一些作品可能会出现虚假宣传、追求金钱利益等现象，这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五、对策建议在我国影视产业中，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发展影视产业，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具体包括：1. 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应该出台更加明确和鼓励的政策，引导影视创作朝着更加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2. 提高专业素质。
影视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增强文化自信和责任感，创作更加优秀的作品。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趋势--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为例夏立伟【摘要】China is entering a brand-new era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This article is from root to digging the truth that how to transform our entertainment TV shows to the outstanding media culture and vital media based brand economy. Hunan Satellite TV’s happy camp has successfully changed“quality = serious”this fixed mode and brings the audiences laughter. At the same time, its relaxed and happy TV programs become a cultural boutique. Its way of using unique creation to combine TV program; to express inimitable social value; to build healthy atmosphere are worthto study and explore.%本文主要是以我国已进入崭新的信息社会和传媒时代为背景，在电视结构学和电视营销学的基础上从本体出发认真考察当今优秀娱乐节目如何塑造别具一格的媒介文化和建设有旺盛生命力的媒介品牌经济。
特别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为例，成功改变了传统电视节目“精品＋严肃”的固定模式，为观众带来笑声的、轻松愉快的电视节目也能成为文化精品。
以独家的创意去组合和构造节目，去表现独有的价值和社会意义，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电视环境。
902007年第4期 总第94期新闻大学JOURNALISM QUARTERLY 一对于湖南卫视的研究分析，已经众说纷纭，广告收入与创新机制成为了其商业化运作的主要标志。
这些研究的基本前提大多是，对于中国电视市场化的合法性认同，以及对国家意识形态刚性规定的默认，却缺少对这些前提，至少由此对媒介产品产制方面的影响进行发问、质疑，除了意识形态覆盖下的话语规制 “不在场”却始终“隐性”的影响着各位分析者的言说方式成为研究局限的制度性因素外，缺乏宏观的分析视野以及历史性的探察也不容忽视。
本文试图对湖南卫视上星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做一可操作性分析，其问题意识是，第一，为何是湖南卫视而非其他省级卫视，在国内电视市场化进程中取得令同行都为之侧目的商业化成绩？其次，湖南卫视的娱乐化发展方向，到底是省级卫视发展的宿命式道路，还是其积极探索的经验性示范？最后，其商业化进程作为个案，与西方电视媒介的市场运作有何区别，难道仅仅只是社会制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媒介实务层面上的投射？如何在原始材料与问题之间用理论勾连起来是关键性的步骤，同时亦需谨防先入为主的预设分析，以及误用，甚至简单套用现成的概念。
对于这篇文章而言，进行中观层面的分析——对西方概念的一种在地化改造，是存在条件限制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定义——似乎可以解决这篇文章在理论创建上的困扰。
若重新审视湖南卫视当前所拟定的“去政治化”的娱乐化发展方向时，便可发现这是1992年推行电视产业化以来省级以及地方媒体发展的一个缩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来自于商业化成功（以广告收入为证）的合理性论证，另一方面，湖南卫视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者说，湖南卫视作为行动者，其自身的媒介实力，包括媒介公信力、话语权以及大众文化的型塑能力，特别是在商业积累方面的成就，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或者同声进退的关系，它所身处的变化着的国内广电环境以及其间穿梭而过的各色权力，反而赋予了媒介各种实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从强调权力维度并不失经济隐喻的分析路径出发，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似乎可以作为文章的分析起点。
湖南卫视的品牌定位湖南卫视作为栏目竞争力最强、品牌栏目最多、主持人影响力最大的省级卫星电视，以收视率连续几年居中国地方卫视第一、全国总收视第四的成绩(前三名均为央视)，在中国各卫视中的影响力与知名度非常广泛。
这些成绩的关键在于它拥有一个精准独特的品牌定位战略。
一.定位2002年湖南卫视确定频道定位为“以娱乐、资讯为主的综合频道”。
2003年初，湖南卫视又提出了“锁定娱乐，兼顾资讯;锁定年轻，兼顾其他;锁定全国，兼顾湖南”的品牌定位策略。
2004年6月，湖南卫视正式提出“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秉持“快乐中国”的核心理念，作为自己的全新定位，最终形成了湖南卫视的整体频道品牌——最具活力的中国电视娱乐频道。
“快乐中国”是湖南卫视的品牌核心理念，有了这个内核，湖南卫视的品牌运营和扩张就有了坚实的、统一的基础。
从娱乐功能来说，湖南卫视主要为全国观众提供快乐、愉悦的体验，这和《快乐大本营》的口号“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一脉相承。
在这一品牌内核的统帅下，湖南卫视近两年陆续推出了《谁是英雄》这样的民间竞技娱乐节目，推出了《国球大典》这样的创新体育娱乐节目，推出了《超级女声》这样的大众娱乐节目和音乐娱乐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从不同内容、不同层面深入诠释“快乐中国”这一频道理念，而11月30日，作为中国第一档聚焦青少年成长的情感故事节目《8090》在湖南卫视开播后，这不仅让湖南卫视的“年轻”定位更专业更原创，同时也使湖南卫视的品牌形象清晰丰富，深入人心，充满张力。
二.受众的目标和需求由于频道和节目的多元化导致了电视观众的分流，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转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品牌定位必须设定一个特定的传播对象，而这些特定对象可能只是该品牌所有目标对象中的一部分。
湖南卫视作为一家靠娱乐吃饭，统治了少男少女们的娱乐世界的媒体，抓住了目标受众的心理和需要。
1.立足“草根”，拉近观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完全是平民选秀节目，它带领中国的娱乐节目走向草根，具有很浓厚的草根色彩。
中国电视纪录片意识形态构建变迁作者：刘明峥来源：《声屏世界》 2014年第1期1958年，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验播出了中国第一部广义上的纪录片——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拉开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序幕。
五十多年来，中国电视纪录片依托电视这一大众传媒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以赋予特定意义的图像化记录，影响着受众群体甚至一个社会的观念、价值和精神认同，成为一个时期内构建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之一。
观念的教化：政治宣传与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经济基础直接影响着创作者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为纪录片风格、样式、内容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实用主义，即为政治服务，在意识形态上引导和教化大众，发挥着宣传和教育的功能。
（一）纪录典型，赞颂成就。
1958年，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
受政论化政策的指引，中国早期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具有时代鲜明的教化色彩，突出表现新中国的新风貌。
重大政治事件、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和自力一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是电视纪录片表达的主要内容。
拍摄制作于1958年的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被誉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开山之作”。
作为一部新闻题材的纪录片，片中记录了信阳人民抗旱夺丰收的生动故事，展现了火热的劳动场面和中国50年代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
从立意上看，《英雄的信阳人民》具有明显的典型宣传和精神颂扬的烙印，带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
从纪录对象上看，镜头对准了战天斗地的信阳“人民”，片名使用了“人民”这一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称谓，更加表露出这一纪录片的政治意味。
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在纪录片中的表达更加含蓄化、隐性化、朴实化，纪录片中的“人民”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被“民族”“百姓”所替代。
（二）阶级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与阶级属性相关联。
改革开放前，中国电视纪录片透露出鲜明的阶级属性，带有明显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色彩。
湖南卫视运营方案一、概述湖南卫视作为国内知名的电视台之一，一直以来致力于提供优质、多元化的节目内容，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统电视台面临着来自互联网视频平台的竞争，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展和运营湖南卫视，成为我们当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将结合市场环境和湖南卫视自身特点，提出一系列运营方案，旨在进一步提升湖南卫视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确保其长期稳健的发展。
二、市场分析1. 传统电视市场的挑战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统电视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观众的娱乐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随时随地观看节目已经成为趋势。
互联网视频平台如爱奇艺、腾讯视频等纷纷崭露头角，通过大量优质内容吸引了大量用户，对传统电视的市场份额造成了冲击。
2. 电视市场的机遇尽管互联网视频市场的崛起给传统电视市场带来了冲击，但电视作为传播媒体的重要角色并未被淘汰。
与互联网视频相比，电视台在口碑、权威性和专业性上仍具有较大优势。
此外，通过多渠道的内容输出和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传统电视台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湖南卫视的优势1. 优质的节目内容湖南卫视一直以来致力于制作和播出高质量的综艺节目，如《快乐大本营》、《我是歌手》等备受观众喜爱。
此外，湖南卫视还致力于艺术、文化、教育类节目的制作，拥有一批高水准的制作团队和优秀的主持人、明星资源。
2. 市场影响力湖南卫视在国内拥有广泛的播出覆盖面，拥有庞大的忠实观众群体。
其优质的内容和专业的制作水准赢得了广泛认可和好评，具备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3. 情感连接湖南卫视与广大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情感连接，成为许多观众的日常生活一部分。
许多观众在心理上对湖南卫视产生了认同感，愿意支持和追随其节目。
四、湖南卫视的发展方向1. 多渠道的节目输出传统的电视媒体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湖南卫视需要通过多渠道的输出，如互联网视频平台、移动端等，增加节目的曝光度和覆盖范围。
2. 捍卫内容制高点面对互联网视频平台的竞争，湖南卫视需要保持内容制作的高品质，通过创新和突破，积极传播正能量、传递精神内涵，提升观众的精神文化品质。
湖南卫视：资本、市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一对于湖南卫视的研究分析，已经众说纷纭，广告收入与创新机制成为了其商业化运作的主要标志。
这些研究的基本前提大多是，对于中国电视市场化的合法性认同，以及对国家意识形态刚性规定的默认，却缺少对这些前提，至少由此对媒介产品产制方面的影响，进行发问、质疑，除了意识形态覆盖下的话语规制“不在场”却始终“隐性”的影响着各位分析者的言说方式成为研究局限的制度性因素外，缺乏宏观的分析视野以及历史性的探察也不容忽视。
本文不敢说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涉入，却想对湖南卫视上星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做一可操作性分析。
首先，我的分析材料包括湖南卫视十年来的媒介影像资料，湖南卫视网站所提供的内部动态消息，以及其他纸质或网络媒介对湖南卫视各类娱乐节目的报导，这些足以作为文本分析的重要材料。
而我的问题意识是，第一，为何是湖南卫视而非其他省级卫视，在国内电视市场化进程中取得令同行都为之侧目的商业化成绩？其次，湖南卫视的娱乐化发展方向，到底是省级卫视发展的宿命式道路，还是其积极探索的经验性示范？最后的问题是，其商业化进程作为个案，是否有标杆意义，若有，其商业化操作与西方电视媒介有何区别，难道仅仅只是社会制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媒介实务层面上的投射？于是，如何在我所掌握的原始材料与问题之间用理论勾连起来便成为了关键性的步骤，同时亦需谨防先入为主的预设分析，以及误用，甚至简单套用现成的，或许我都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概念。
在一次学术讨论中，我发觉“中观”理论似乎可以解决我这篇文章在理论创建上的困扰。
“中观”（the middle range）来自于默顿（罗伯特﹒K.默顿，2006中译本）针对其导师帕森斯过于宏大的社会理论分析框架而提出的一种介于抽象的综合性理论与具体的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功能论。
对于我而言，进行中观层面的分析，其实就是对西方概念的一种在地化改造，是存在条件限制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定义。
这样，当我在整理湖南卫视相关资料时，发觉到湖南卫视当前所拟定的“去政治化”的娱乐化发展方向，其实是1992年推行电视产业化以来省级以及地方媒体发展的一个缩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来自于商业化成功（以广告收入为证）的合理性论证，另一方面，湖南卫视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者说，湖南卫视作为行动者，其自身的媒介实力，包括媒介公信力、话语权以及大众文化的型塑能力，特别是在商业积累方面的成就，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或者同声进退的关系，它所身处的变化着的国内广电环境以及其间穿梭而过的各色权力，反而赋予了媒介各种实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从强调权力维度并不失经济隐喻的分析路径出发，我首先想到了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并将它作为文章的分析起点，它似乎可以概括出上述的状况。
“资本”是布尔迪厄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他将“资本”概念扩散到所有的权力形式：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都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与分化的方式（Bourdieu,1983/1986），由此可见，统治与权力成为了布氏资本分析的最终目的。
这样的概念对分析湖南卫视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或者说，要如何采行布氏这样一个几乎只能适用于有着精英文化传统的法国情境下的概念。
实际上，正是对个体与群体在什么条件下并以什么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以便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研究，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焦点（D.斯沃茨，2006中译本）。
这样，若我们将媒介作为社会环境里的组织机构，它所占据的位置，与这些客观存在（或者占有）的资本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别在调控这些资本时所面临的由上至下的各种关系方面，正好符应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权力分析框架。
也许有人会追问，国内媒体最终还是得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结构依旧决定一切，这与布氏力图所超越结构与行动者能动性的二元对立意图背道而驰。
记得北美华裔学者赵月枝（2006）在接受国内访问时曾提出过，国内媒介批评大多都会回到意识形态这样的刚性外围上，这属于阿尔都塞式的由上至下的机械权力观念，若仅仅只是把它作为其中之一而非最终(in the last instance)的影响因素的话，我们便能以一种比较辩证的关系将湖南卫视的资本积累与转化与自身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之间联系起来。
事实上，湖南卫视，或者内地省级或者地方媒体在进行市场化探索过程中并非剑走偏锋，反而有意图的巧妙周旋于经济/市场与国家意识形态随机的关系之中，不满足于行政体系分配位置的种种局限，却从市场发展寻求突破口，结果是媒介发展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反而成为了一种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模式，只是在这种探索过程中，湖南卫视付出了代价，也就是在经济资本积累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这并不能仅仅由国家意识形态就可以完全说明个中原委的。
这样看来，布氏“作为权力的资本”的概念确实可以成为我用“资本”概念整合上述这些分析，亦即进行中观层面解读湖南卫视的理论前提。
接下来，我要转化一下关于“资本”的表述，一方面，是否需要剔除布氏“资本”理论里原有的阶级色彩？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媒介的权力来源。
国内媒介之间虽不属于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但是彼此间的等级构架却是来自于既有的行政安排，它们统一接受意识形态的熏染——“政治正确性”之下各级媒介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命题，这恰恰构成了国内媒介权力的基础，为发达的民族/国家提供合乎逻辑的整合基础（L.华康德，2004中译本），通过自我转换让普罗大众潜移默化的接受各种“阐释框架”，在维系社会阶级合法化统治方面，国内媒介的作用不言自明。
这同时也牵涉另外一个概念，资本的多样形式。
在芝加哥研讨班上，布尔迪厄回应学生，要对社会中各种结构与动力作出解释，不承认资本可以采用不同形式是不行的（L.华康德，2004中译本）。
他提出政治资本与国家资本在诸如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作用，这样的言论对于国内媒介分析者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国内媒介首要的排除规则是政治资本的数量，随着媒介产业化与集团化的引入，经济财产反而成为另一种资本制约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挂帅职责。
而经济资本如何获得呢？国内各级媒介除了固守住国家意识形态的召唤权力外，也逐渐意识到大众文化型塑与认同的紧要性，因为后者将直接影响到媒介收视人群的数量，借此，媒介得以在大众群落里建立起其理想的媒介图景以及公信力，为其以后推销媒介文化产品时可以取用更多的社会资源，这其中包括了受众参与度，声望以及社会网络，我称之为“媒介社会资本”。
一旦这种网络的搭建初见规模，媒介形象便转化成大众文化里重要的召唤力量，甚至能够逾越国家意识形态之上，这往往又会被媒介煞有其事的当作受众收视率的噱头在其商业化推广过程中大加宣传。
由此看来，湖南卫视的个案在资本理论框架具有了别样的意涵：除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各级广电单位的行为规范外，还有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在国家意识形态图谱里敏感而复杂的表现，更有得到国家合法化支持的中国电视市场化发展，以及日渐风生水起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卫视强有力的塑造，当然，这一切皆以各色资本的占有、探索、转化及调控为根本前提。
这构成了湖南卫视的商业化进程在多重话语中的展开，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缓和、共存等，以及由此带动的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之间传统关系的松动与变化，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
二随着中国广电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中国广电场域在不断引入新的权力，虽然其间显性的行动者仿佛历经数年只是数量激增，但各级广电单位资本占有的格局悄然变化，其中汹涌的权力可以在湖南卫视这个案例中得到直观显现。
1997年频道“上星”伊始，在收视率等重要的媒介商业化衡量指针方面，湖南卫视在湖南本土并不出众，湖南经视作为强势的地面频道往往抢夺了一半以上的受众资源。
直到同年7月推出《快乐大本营》以及次年推出的《玫瑰之约》，两档节目在全国许多地方都登上了收视排行榜的显赫位置，除了凸显了湖南卫视娱乐节目的领军地位，也让“湖南电视现象”、“电视湘军”等充满了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名词一时间成为了广电业界以及民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同之前许多文献分析一样，两档节目成功改写了内地娱乐图景，这与湖南本土媒介工作者敏锐与创新意识是分不开的，他们把握住了大众娱乐的流行趋势（尽管大多出自于对台湾以及其它地区或国家电视娱乐节目的模仿），不失时机的推出以上两档节目，虽然他们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如《快乐大本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代青少年周末综艺节目的收视习惯，但其所凝聚的受众关注度也逐步将湖南卫视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争议前台。
1999年至2001年间，湖南卫视的发展策略却表达了他们不甘于只凭借娱乐品牌栏目而徘徊于主流之外的决心。
在2000年前后，晨间、午间、下午、晚间与子夜全天候五档新闻类节目以及早中晚三档财经新闻的设计构架，着实突显了湖南卫视新闻•综合定位的发展路线。
这表明，湖南卫视的媒介人员对新闻节目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本的重视要远远高于通过娱乐节目所聚拢的人脉关系，这与从上海卫视脱胎而来的东方卫视在频道发展之初的定位方针几乎别无二致。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地方卫视，在中国广电场域第一圈层——央视的强力辐射下，湖南卫视是否真正具备了突破“软件动物”的资本？2001年，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因破天荒首次播出了广电总局十分敏感、极少触碰的同性恋话题，导致该节目的直接下撤；而湖南经视也几乎在同时，因为在其经济分析类专题节目《经济环线》中，讨论“中国农民企业家峰会”时因某些嘉宾的邀请问题而惊动中央，一时间，湖南卫视被广电总局取消上星资格的说法甚嚣尘上。
我们再将此事件与2001年7月前后，湖南卫视的频道宣传以及内容编排联系起来，反而可以看出国家意识形态与湖南卫视之间收编与被收编的关系。
在由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开始释放消费力量，保证媒介市场化与商业化的合法性质，因为一来确实可以化减国家财政的支出压力，让媒介自负盈亏、利润创收的同时亦能上缴国家税费以及广电部门，但这种释放是心存疑虑的，这种患得患失便成为了以“舆论导向”这种话语限制作为统一各级媒介政治资本的前提，以经济来巩固党/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以国家意识形态保证经济自由的实现，两者之间的吊诡性在湖南卫视此次风波中可以窥见些许踪迹。
历经风波总算保全上星资格的湖南卫视，恰好借由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这种富有政治意涵的（媒介）事件，从而向中宣部以及国家政府旗帜鲜明的表明该台的政治正确性。
在中国电视市场化与商业化进程中，对经济资本的争夺开始日趋白热化，在这种情形下，胡正荣（2006）就指出，我国媒介体制的特殊性恰恰成就了媒介行业集体寻租现象，而这种集体寻租就是媒介利用当前媒介制度垄断之便，将政治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的过程，但这个公式应用于央视方能成立，对于地方媒介而言却颇显困难，因为这种寻租活动所招致的政治风险是任何地方媒体所不能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