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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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近代西方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的危机作者:李云玉来源:《海外文摘·学术》2019年第09期摘要:19世纪中后期,近代西方文明逐渐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最辉煌的成就。
然而,进入20世纪,近代西方文明却没有继续保持高姿态前进的状态,反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本文认为,近代西方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危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战争、经济大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精神信仰危机。
这四个方面的危机相互联系,导致近代西方文明受到破坏与质疑。
本文将分别从这四个方面来论述近代西方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的困境和带给后世的思考。
关键词:近代西方文明; 20世纪上半叶;危机近代西方文明19世纪是近代西方文明的“黄金时代”。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近代西方文明经过自身的快速发展后逐渐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其影响卷席到人類生活的各个地区。
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得到确立和扩散;经济上,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形成,世界市场也日趋完善;思想上,启蒙运动运动以来形成的以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得到传播;同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近代西方文明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后,以其自身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主导着世界的走向。
然而,进入20世纪,近代西方文明却没有继续保持着高姿态地前进,反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正如英国音乐家梅纽因所说的:“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①本文认为,近代西方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面临着四个方面的危机,即战争、经济大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精神信仰危机。
这四大危机使近代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并且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批判。
1 战争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在传统社会里,战争是资源从一个政治实体转向另一个政治实体的重要途径。
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已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它表现出两种新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强化了干预功能,并借助这种干预活动来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国家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使科学技术成为首要的生产力。
这两种趋势导致“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
与之相适应,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趋势必须充分考虑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1国家干预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着经济系统的许多功能,它既通过制定总体计划合理有序地调节整个经济周期,又借助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创造和改善利用过剩积累资本的条件,也通过刺激资本支出、维护充分就业以及定期调节物价、工资,来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良性运转。
具体地说,国家干预职能的实现有以下七种形式1通过组织跨国的经济集团组织,确保国际分层现象,加强国家的竞争力2增加非生产性的国家消费,刺激资本支出,方法是增加军事防御费用或加大空间开发力度等3通过与结构政策相一致的指导方针,使资本流向为自发市场所忽视的领域4改善物质基础设施,如交通、教育、卫生、娱乐、城市和地区规划、住房建设等5改善非物质的基础设施,促进科学发展,’进行科研发展投资,提供专利等6提高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建立普遍教育体制,开办职业学校,制订培训和进修计划等7减轻私人生产所造成的社会和物质损失,如失业补贴、福利、补救对生态造成的破坏等。
国家干预缓和了因自由竞争制度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剧烈破坏,维持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继续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可以说,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晚期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
2科学技术成为首要的生产力。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所谓科学技术变成了首要的生产力指称的是如下事实科学技术由自发地变成了自动地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基本解决了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应用三者之间的转换关系,全方位地开拓出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科学技术及其在工业方面的运用已结合成一个体系,成为促进生产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强大动力。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三大危机(1)近几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三大危机,这就是同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信用危机和安全危机。
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艰难的复苏此次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根据全美经济研究局的宣告,美国二战后第10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从20XX年3月开始,至11月结束。
危机持续了8个月。
美国此次经济危机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与以往历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主要由于实物产品生产过剩的起因不同,这次危机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泡沫危机带头引发的。
曾经是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繁荣的“火车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在20XX年突然泡沫破裂,爆发危机,并对整体经济走向危机起带动作用。
这种泡沫后遗症给后来的经济复苏带来严重的困难。
由于在上世纪末对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过度膨胀,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在复苏阶段慢慢消化扩张时期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果,因而使复苏过程十分缓慢和艰难。
第二,在加速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危机迅速演变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原本增长缓慢的欧洲迅速陷于危机,已经停滞10年的日本经济又陷于负增长,对美国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和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国家,或经济减速或陷于负增长和金融、经济危机。
一向标榜贸易自由、反对贸易壁垒的美国为了向别国转嫁危机,带头在钢铁、农产品等领域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还采取美元贬值政策,造成日元、欧元过快上升,已对该区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反过来也会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刺激经济的金融、财政措施,如连续13次降低利率、国会通过11年减税万亿美元法案,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旗号下发动战争,连续扩大军费支出,制造军火工业繁荣等。
这些措施虽然在减轻美国经济危机强度方面可起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扩大战争带来的风险和猛增军费开支也会从负面阻碍经济复苏。
美国经济复苏难美国过去历次经济危机后的复苏,大都表现出短期内较快的增长。
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衰败于祖尧原创 | 2013-02-0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美欧意识形态和经济对策的主流经济学派,之后逐步蜕变为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在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没有哪一个经济学派曾经像新自由主义一样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但是,2008年9月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扫尽了它的威风,这场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面对这场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危机,全世界的学者、政客、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反思,力求寻找新的出路。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和美国政府战后对全人类发动空前严重的浩劫2008年8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标志着一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降临。
危机起始于银行信贷资金断裂,但很快便殃及实体经济。
在危机最严重时,美国有14万家企业倒闭,工业生产下降46.2%,银行倒闭140家,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
危机重创了西方国家经济,泡沫经济破灭,股市崩盘,资产大量缩水。
据2009年3月9日亚洲开发银行报告,仅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产出。
5年来,美国家庭净资产缩水36%,从10.29万美元下降到6.68万美元。
大约有1100万宗住宅抵押贷款(占美国住房贷款总额23%)己资不抵债,即贷款余额大于房价。
另据美联储数据,衰退吞噬了美国人近20年的财富。
失业人数剧增。
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约有50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2011年底,全球有l.96亿人失业,预计2012年将上升到2.02亿,失业率达6.1%。
发达国家的就业率要到2016年末才可能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
美国失业率一度升至近10%,随后一直在8%左右摆动。
欧盟2012年一季度失业人口达2470万人,比上季度增加19.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10万人。
关于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1、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进展起来的。
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形成,本身的力气非常脆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
他们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绽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共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另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进展。
通过这场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由、人民主权等思想;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状态、自然权力、人民主权、政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
这些理论观点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供应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7至 18世纪,在欧美很多国家相继发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封建革命运动。
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的学说。
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表达的人权原则和包括的公民根本权利,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
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各项权利,诸如自由权、公平权、参政权、财产权等,均说成是一切人的、普遍的权利。
全部这些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根底、根本原则并成为其重要内容。
2、古典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变就意识形态分野而言,自由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对手。
从一般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是维护个人自由、市场自由,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的自然状态高于国家权力的政治思想。
20“罗斯福新政”是对自由主义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所谓“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新中产阶级精英在20世纪30年月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发动的一场重大改革,其目的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确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美国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危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我们理解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有效的方法。
首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这导致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当这种失调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危机通常会经历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
这种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激化和暂时缓解的表现。
在危机阶段,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在萧条阶段,经济停滞,市场萎缩;在复苏阶段,投资增加,生产逐渐恢复;在高涨阶段,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孕育着下一次危机的种子。
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公有制能够使生产的目的从追求利润转变为满足人民的需要,使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更好地匹配。
其次,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生活状况日益恶化。
这种阶级矛盾的激化不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也削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消除贫富差距,解决社会危机。
无产阶级专政将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创造条件。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
简述近代西方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的危机1. 引言1.1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的背景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经历了许多变革和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和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许多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
政治上也出现了许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例如德国纳粹党的崛起和苏联共产党的执政。
在社会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剧,社会阶级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和矛盾激化。
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思潮和运动,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
在环境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和污染,使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这些背景因素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和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接下来的将分别探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危机,以更全面地了解西方文明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1.2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的危机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面临着诸多危机,这些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方面。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使得西方文明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
在政治方面,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冷战时期的对抗中。
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紧张,军事冲突频发,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经济方面的危机则主要体现在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西方国家面临着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分裂加剧、阶级矛盾激化以及民众对政府权威的不信任等方面,使得整个西方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困难。
文化危机则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受到挑战,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冲突和文化认同危机,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
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垃圾污染环境,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平衡被破坏,使得环境危机成为当时西方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
试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宣言》也揭示了必然崩溃的原因:“资本主义在促成财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加速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破坏财富生产者的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具有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间的根本矛盾任何社会制度无不发源于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
思想意识形态变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
经济社会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从客观上说,始终离不开支配人的所有活动的思想意识,即便从主体作出符合实际要求的选择来说,也不能忽略主体性因素的影响。
情况还不仅仅如此。
社会制度的组织,首先是作为社会制度灵魂的制度目标,然后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确定的制度架构,以及具体的组织规则的确定,都是由思想意识形态决定的。
简言之,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基本规则。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是如此。
因此,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特别是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看似令人困惑的的新变化,我们有必要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演变的角度,来透视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在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形成和确立,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新教运动和启蒙运动。
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发端于14~16世纪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长达200-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化改造运动,实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运动。
该运动的思想结晶,概括地说,就是“人文主义”。
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在16世纪,又称新教运动,由马丁·路德倡导。
他把斗争的矛头进一步对准教会,否定教皇的权威,提出“信仰得救”即人救自己的新说。
新教运动进一步动摇了宗教神权统治的思想基础。
最后使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成完整、固定形态的,是启蒙运动。
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Joseph E. Stiglitz纽约——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
即使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全盛期——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直到2007年——美国式去监管化资本主义也只是给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的最富有阶层带去了更多的物质享受。
事实上,在这一意识形态长达30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年复一年地减少或是停滞不前。
此外,美国产出的增长在经济学上是不可持续的。
太多的美国财富流入了太少的人的腰包,因此增长只能通过消费维持,而消费又只能通过越积越多的债务来融资。
我希望金融危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一下美国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人),让他们明白,我们需要增进公平、加强监管、促进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相反,右翼经济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其背后的推手无他,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耳。
右翼经济学重振旗鼓将再次威胁全球经济——至少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因为右翼经济学思想在这些地区最为盛行。
在美国,右翼重振旗鼓——其追随者显然是在试图否定数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定律——正在威胁迫使国债违约。
如果国会要求支出超过收入,那么就会产生赤字,而有赤字需要融资。
但右翼并不是小心衡量每笔政府支出项目的收益和由此带来的增税融资成本,而是意欲采用大棒政策——不允许国债增加,这将迫使支出限定在税收水平之下。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支出最重要——如果不是支付国债利息的支出的话,那么违约就难免了。
此外,目前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危机还在继续,远未结束,此时削减支出将不可避免地拉长衰退时间。
十年前,当经济处于繁荣期的时候,美国出现了大笔盈余,以至于国债有被根除之虞。
但入不敷出的减税和战争、大衰退以及暴涨的医保成本(部分原因是乔治·布什政府做出的放任制药公司自由定价的承诺,为此不惜投入政府资金)很快就把巨额盈变成了创出和平年代记录的赤字。
为了解决美国赤字问题,人们立刻采取了如下药方:刺激经济,让美国重回工作轨道;停止无意义战争;控制军事和药品支出;还有增税(至少是对特别富裕阶层增税)。
但右翼所想的并不是这些政策,而是对企业和富裕阶层进一步减税,同时削减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这将把美国经济的未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还会破坏保存下来社会契约。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部门还在竭力游说放松管制,以便让它们回到先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鲁莽行事模式。
但欧洲的形势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希腊和其他国家陷入危机时,欧洲人开出了老方一帖——收紧财政和私有化,这样的措施只会令实施它们的国家积贫积弱。
这一药方在东亚、拉美和其他地方均以失败告终,这回在欧洲也难逃失败命运。
事实上,在爱尔兰、拉脱维亚和希腊,这一药方已经失败了。
有一个替代方案:由欧盟和IMF支持的增长战略。
增长能够重建人们对希腊偿还债务的信心,使利率下降,并为进一步刺激增长的投资开拓财政空间。
增长本身则可以增加税收收入,减少社会支出(比如失业救济)需求。
而由此获得提振的信心可以进一步刺激增长。
遗憾的是,金融市场和右翼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将问题往后拉了一大把:他们相信,紧缩将带来信心,而信心又会带来增长。
但紧缩根本就是有害于增长的,它将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至少不可能像紧缩的鼓吹者所描绘的那样带来大幅改善。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信心都会受到打击,而最终的结果将是下降螺旋。
我们真的需要在屡战屡败的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又一场高成本实验吗?不!但事实表明,我们可能得再忍受一次这样的实验。
只要欧洲和美国任何一方没能回到稳健增长的康庄大道,对全球经济都是一种打击。
而如果欧洲和美国均告失败,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就算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能够实现自我实现的增长也救不了世界。
不幸的是,除非明智派胜出,否则世界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有《自由落体:汽油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坠落》。
Joseph E. Stiglitz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and the author of 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The Ideological Crisis of Western Capitalism Joseph E. StiglitzNEW YORK – Just a few years ago, a powerful ideology – the belief in free and unfettered markets – brought the world to the brink of ruin. Even in its hey-day, from the early 1980’s until 2007, American-style deregulated capitalism brought greater material well-being only to the very richest in the richest country of the world. Indeed,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ideology’s 30-year ascendance, most Americans saw their incomes decline or stagnate year after year.Moreover, output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With so much of US national income going to so few, growth could continue only through consumption financed by a mounting pile of debt.I was among those who hoped that, some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would teach Americans (and others) a lesson about the need for greater equality, stronger regulation, and a better balanc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Alas, that has not been the case. On the contrary, a resurgence of right-wing economics, driven, as always, by ideology and special interests, once again threatens the global economy – or at least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where these ideas continue to flourish.In the US, this right-wing resurgence, whose adherents evidently seek to repeal the basic laws of math and economics, is threatening to force a default on the national debt. If Congress mandates expenditures that exceed revenues, there will be a deficit, and that deficit has to be financed. Rather than carefully balancing the benefits of each government expenditure program with the costs of raising taxes to finance those benefits, the right seeks to use asledgehammer – not allowing the national debt to increase forces expenditures to be limited to taxes.This leaves open the question of which expenditures get priority – and if expenditures to pay interest on the national debt do not, a default is inevitable. Moreover, to cut back expenditures now, in the midst of an ongoing crisis brought on by free-market ideology, would inevitably simply prolong the downturn.A decade ago, in the midst of an economic boom, the US faced a surplus so large that it threatened to eliminate the national debt. Unaffordable tax cuts and wars, a major recession, and soaring health-care costs –fueled in part by the commitment of George W. Bush’s administration to giving drug companies free rein in setting prices, even with government money at stake – quickly transformed a huge surplus into record peacetime deficits.The remedies to the US deficit follow immediately from this diagnosis: put America back to work by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end the mindless wars; rein in military and drug costs; and raise taxes, at least on the very rich. But the right will have none of this, and instead is pushing for even more tax cuts for corporations and the wealthy, together with expenditure cuts in investments and social protection that put the future of the US economy in peril and that shred what remain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Meanwhile, the US financial sector has been lobbying hard to free itself of regulations, so that it can return to its previous, disastrously carefree, ways.But matters are little better in Europe. As Greece and others face crises, the medicine du jour is simply timeworn austerity packages and privatization, which will merely leave the countries that embrace them poorer and more vulnerable. This medicine failed in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elsewhere, and it will fail in Europe this time around, too. Indeed, it has already failed in Ireland, Latvia, and Greece.There is an alternative: an economic-growth strategy suppor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rowth would restore confidence that Greece could repay its debts, causing interest rates to fall and leaving more fiscal room for further growth-enhancing investments. Growth itself increases tax revenues and reduces the need for social expenditures, such as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the confidence that this engenders leads to still further growth.Regrettably,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right-wing economists have gotten the problem exactly backwards: they believe that austerity produces confidence, and that confidence will produce growth. But austerity undermines growth, worsening the government’s fiscalposition, or at least yielding less improvement than austerity’s advocates promise. On both counts, confidence is undermined, and a downward spiral is set in motion.Do we really need another costly experiment with ideas that have failed repeatedly? We shouldn’t, but increasingly it appears that we will have to endure another one nonetheless. A failure of either Europe or the US to return to robust growth would be ba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 failure in both would be disastrous –even if the major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 have attained self-sustaining growth. Unfortunately, unless wiser heads prevail, that is the way the world is h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