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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铸鼎于富平荆山考略孟军政荆山，是块神奇而富有灵气的一块宝地，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破晓之地。
它西起买家坡（富平、三原交界处，属富平淡村镇），东迄石川河西岸断原处（富平杜村镇姚村一带），绵延数十里，南望中南，北依漆沮（石川河），郁然深秀，气势壮观，素有“金丝吊葫芦”的风水宝地之称。
汉唐时曾是皇家御花园，又是盛唐览胜处。
据史料考证，李白、杜甫、王安石、班固、苏武、曹植、陈觉等文人雅士以及秦穆公、秦孝公、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等无数皇亲贵族到此祭祖、游览；东端原首有汉太上皇刘执嘉万年陵，西端有唐高祖李渊献陵，两陵之间分布有50多座藩王嫔妃陪葬墓群。
在中国古代，鼎是建立国家的标志，是象征国家政权的重器。
司马迁说，“鼎之所在，国都定焉”，所以，它也是王都所在地，同时也是至高无上神（太一神，黄帝把它视为低于太一的神）的象征。
所以，黄帝在富平荆山铸鼎，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国家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创立。
之后大禹在荆山铸九鼎，则把九鼎作为传国的重器。
但是，这个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多少年来仅仅只是史学界或文化学者讨论的话题，没有把它和鼎的故乡-----“富平”紧紧连在一起。
在西部大开发和建设人文陕西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开发黄帝文化，彰显华夏文明，追寻民族之魂，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民族复兴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史料依据黄帝、大禹在富平荆山铸鼎的史实，史籍多有记载，最主要的有：1，《淮南子冥览训》黄帝采首山铜（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市），铸鼎于荆山下（荆山即今富平荆山塬）。
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
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二人，……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
龙须拔，堕黄帝之弓。
2、《左传·宣三年》昔之夏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3、《史记·封禅书》昔闻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
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4、《史记·封禅书》天下名山八，五在中国。
史记·八书·封禅书原文赏析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
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
”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
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
辑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
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
岱宗，泰山也。
柴，望秩于山川。
遂觐东后。
东后者，诸侯也。
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
五月，巡狩至南岳。
南岳，衡山也。
八月，巡狩至西岳。
西岳，华山也。
十一月，巡狩至北岳。
北岳，恆山也。
皆如岱宗之礼。
中岳，嵩高也。
五载一巡狩。
禹遵之。
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
其後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
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惧。
伊陟曰：“妖不胜德。
”太戊修德，桑穀死。
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
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
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惧。
祖己曰：“修德。
”武丁从之，位以永宁。
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
後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
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後稍怠慢也。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
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四渎者，江、河、淮、济也。
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昚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
雍地——秦人畤文化中心论刘明科雍地，秦汉时期囊括了今日宝鸡地区的大部分地区。
据《禹贡》载，天下分九州时宝鸡即雍州之地。
秦人受封立国的初期，即春秋早期，先后在雍地的千（今日陇县东南边家庄一带）、千渭之会（今市东郊戴家湾村一带）、平阳（今宝鸡县东杨家沟一带）、雍（今日凤翔南）地建都达383年之久。
如果加上周孝王召使非子在千渭之间（今宝鸡县贾村塬，古称西平塬）为周王室养马的时间，则秦人在宝鸡的历史足迹至少有409年。
《史记·秦本纪》虽然记载秦人早期的历史极为简单，而且语焉不详，但仅此，涉及到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雍地。
《史记·封禅书·孝武帝》等史料中多次提及“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则更进一步揭示了秦汉时期雍地的特殊地位，表明雍地是秦人在西方的崇神思想中心，使雍地与秦人在东方的神祗中心——山东泰山并举成为秦文化中两颗灿烂的明珠。
（一）畤是古时候祭祀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是秦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宗教思想的产物。
它前后共存在了800年之久，虽然伴随着秦人兴衰的全过程，并且和西汉相始终，但其兴起却在秦立国至战国初期，并且多集中的发生在雍地。
围绕畤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我们称其为畤文化，其核心是秦人祈求神灵能够给予他们恩赐和保护的崇神思想。
因畤的祭祀方式与周人的宗教礼仪形式不同，西汉以后，这种畤文化的称谓便随即告终。
因此，畤文化是秦人独创的。
又因反映这种文化的思想场所——畤的出现时间多在秦立国初期，即春秋阶段，且置畤的地点多在雍地，如果说西畤是畤文化的产生时期，那么，自秦文公置鄜畤至秦灵公置吴阳下畤期间，雍地不仅成了秦人畤文化的发展兴盛时期，而且是秦人畤文化在西土的中心。
畤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在秦人立国以前的先秦文献中很难找到具体答案。
《史记·封禅书》在引述秦人置畤时说：“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奥，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又说“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
２０１１年８月刊改革与开放论秦汉时期泰山封禅制度的特点与文化意义王海霞（泰山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山东泰安２７１０００）摘要：秦汉时期，帝王封禅特点突出：他们因封禅之名，夸耀功德，震慑天下；借封禅之行打压余威，以强本国之势；循封禅之礼，求长生之术，长文化权威。
秦汉时期的帝王在推动封禅的同时，也将帝王皇权神化，积极地推动了泰山封禅文化的多维发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In Qin and Han dynasties,The characteristic of emperors’FengChan is highlighted:Rely on FengChan,They boast merit and made people fear.Rely on FengChan,They suppressed the rest of the size to strong potential of the country.Follow the etiquette on FengChan,They sought immortality measures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authority.The emperor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also deified their power In promoting FengChan simultaneously.Because of this,They actively promoted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n Mount tai FengChan.关键词：泰山封禅特点文化意义Ｋｅｙｗｏｒｄｓ：Mount tai FengChan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significance作者简介：王海霞（1972—），女，山东泰安人，泰山医学院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泰山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史记·封禅书原文、注释与翻译【说明与解析】按照《正义》解释，“封禅”的意思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泰山上封土为坛以祭天，称为封；在泰山下一处小山上清理出一块地面以祭地，称为禅。
合称封禅。
二是认为祭天的册文(符)要用银绳缠束，打结的地方封以金泥，加盖印玺，称为封，其余相同。
不论何种解释，封禅的意思总的是指封泰山、禅梁父(或其他泰山下的小山)的祭祀天地活动。
但《封禅书》的实际内容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神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说：“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禋祀就是祭祀。
封禅时，万灵同时受祀，因论封禅而追论诸神及名山大川的祭祀，这是司马迁写《封禅书》的基本设想。
清·梁玉绳指责说“牵引郊社巡狩诸典礼，未免黩经。
”是对司马迁本意缺乏了解的缘故。
至于对封禅由来的认识，近人有的认为“昉于秦始，侈于汉武”，有的认为“三代典礼，至秦而废灭无复存”，秦汉封禅的礼仪制度出于方士之口，是“假天以惑世”，“诬民而渎天”的妄说。
总之认为古无封禅礼，秦汉以后人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
《封禅书》开篇说道：“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但由于仅在天下大治时才行封禅礼，而治世少，乱世多，所以，“远则千余载，近者数百载”始一举行。
而“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封禅的礼仪制度自然也就“阙然堙灭”了。
这里明确讲了两层意思：一是封禅是一种古老的礼仪制度，并非“昉于秦始”；二是封禅礼仪的细节并不是“废灭”于秦，与秦始皇焚灭诗书、禁百家言无关。
司马迁岂是妄言者？《封禅书》应该有资格作为我们了解汉以前礼制的重要资料。
《封禅书》的意义还在于，司马迁以愤懑之情，对汉代统治者，尤其是对汉武帝的滥祭淫祀，进行了委婉而充分的揭露和嘲笑，为后世治史者留下了光辉的典范。
由《封禅书》的命题不难看出司马迁的本意不在于记述祭祀等礼制，而是为了对汉代弊政——围绕封禅的诸种活动——加以抨击。
里耶秦简《祠律》考述曹旅宁【英文标题】The Cilv Unearthed in Liye and Religious Policy in Qin Dynasty 【作者简介】曹旅宁，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曹旅宁，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里耶秦简/《祠律》/先农/《法律答问》the inscribed slips of the Qin from Liye/cilü/Xiannong/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Concerning Qin Statutes里耶秦简中有《祠律》及秦迁陵县祭祀先农等神祇的记载，为了解秦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管制政策提供了珍贵材料，也反映出当时宗教祭祀仪式已是中央及地方行政的组成部分，是各级官员的法定职责及义务。
据此还可确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关宗教祭祀的解释应是对秦《祠律》条文的解释。
There are documents about cilü（ritual laws） and the sacrificial rites for gods such as Xiannong on the inscribed slips of the Qin from Liye. These documents have supplied the information to study the religious life and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Qin. They show that the sacrificial rites had become important in life of the officers and governments both of the centre and local. They also show that there are ritual laws in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Concerning Qin Statutes on the inscribed slips of the Qin from Shuihudi.［中图分类号］K233；K877.5 ［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8-0037-06关于对秦代宗教信仰的研究，最早要算司马迁《史记》中的《封禅书》和班固《汉书》中的《郊祀志》，近人马非百先生所著《秦集史》则立有《宗教志》。
地址：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血池村时代：春秋、西汉级别：全国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代的祭祀就是给神灵献礼，祈求神灵的护佑，保一方平安昌盛。
另外就是祈求神灵的宽恕，清除罪污，与神灵沟通，和神灵在一起，得到神灵的保护和帮助。
《孝经注疏》载：“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祭。
”“祀者，似也，神人相灵。
”《礼记·祭统》载：“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
心怵而奉之以礼。
”所以对待祭祀必须心诚，不得怠慢神灵，否则就是大过，对神灵的亵渎，从而就得不到神灵的护佑。
所以在古代祭祀是十分重要而有圣神的活动。
古代认为神灵居高，“自古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
盖黄帝时昌用事，虽晚周亦郊焉。
”雍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地势本身就居高，而雍山位于古雍州境内，据《礼记·郊特牲》载：“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曰：畤。
”“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
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
”雍山复合祭祀的条件，又距离雍城比较近，适合祭祀。
雍山的祭祀最早始于黄帝。
《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
”秦人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后，也在雍郊建四畤祭天。
秦建畤见于《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
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
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
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秦建四畤，除秦襄公作西畤位于西犬丘（甘肃礼县）外，其余三畤，鄜畤、吴阳上、下畤均在雍州，这也是宝鸡凤翔县三畤塬名称的由来，时至今日从未变过。
《括地志》载：“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
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
”《括地志》记载有误，襄公作西畤位于西犬丘（甘肃礼县），应该是吴阳下畤。
秦雍城四畤的祭祀是有严格的规制，祭祀非常频繁。
并对祭祀用品有了统一的标准。
《史记·封禅书》载：“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
汉 初 祀 畤 考 杨 英 本文试图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它在一定的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它日后退出主流社会的信仰之必然性。
文章认为，汉初的祀畴吸收了秦的五行、符运等观念，以及神灵陈宝、数术、民间信仰等等。
汉王朝将这些纳入一个统一的范围之中，并加以管理，建立了与其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新的体系，成为逐渐完善的国家祭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杨英，１９７２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中国古代，祭祀活动很早就由国家组织并进行规范，使之成为形式有序、内容完整的典礼。
①但从战国时起，国家级祭礼的形式和内容随着古典礼乐文明的废弃几乎无闻，因此战国、秦到汉初（本文指武帝以前）这一历史时期成了各种自发的民间祭祀、方术乃至巫术泛滥的时期。
本文试图通过对汉初祀畤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它日后退出主流社会的信仰舞台之必然性。
一、汉初的雍五帝畤和陈宝畤汉初祀畤基本上全盘继承自秦。
其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雍五帝畤和陈宝畤。
它们是汉初最尊贵的神灵。
畤字见《说文》第十三篇下田部：“天地五帝所基止，祭地也”，这是东汉五行说盛行后的理解。
其实“畤”原为峙立之义，民间于田中立石以祭杂神，后来统治者也将其所立的祭祀之处称为“畤”②。
《史记・封禅书》记齐地八神的天主“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此畤为山间平地，则民间祭天主之地称为畤。
又《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秦献公所立畦畤：“畦畤者，如种韭畦之形而畤于畦中，各为一土封也”，则畤为田间之祀，并仍然保留了民间祭祀随地发生的色彩。
①《周礼・春官》之吉礼包括各种祭祀。
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
”《礼记》的《祭法》、《祭义》、《郊特牲》等篇无不记载周代高度仪式化的祭祀典礼，可以参看。
② 晁福林：《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春秋至西汉时期雍城畤祭功能探析作者：陈阳来源：《神州·上旬刊》2020年第08期摘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中国古代常常通过祭天活动以表达“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愿景。
祭天活动通常在郊野举行，称之为“郊祭”，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传承周代祭天礼仪时，在关中雍城置都时期将祭天礼仪推向高潮，又首创“畤祭”;西汉承秦制，继续沿用秦人的雍城畤祭的礼仪和设施，对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文着眼于春秋至西汉时期雍城的畤祭活动，对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雍城畤祭遗存进行简要的梳理，根据目前血池遗址公布发掘出土各类器物的资料来探析春秋至西汉时期雍城畤祭的功能。
也为深化秦汉礼制、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雍城;畤祭;功能一、文献记载的雍城畤祭遗存春秋时期中国的祭天文化较之此前有新的发展。
以秦国为例，自秦襄公作西畤开始，出现了“畤祭”这一新的形式，又为此后的秦汉帝国所沿袭，至西汉末期废止，前后历时七百余年，是中国古代国家祭天制度以及祭祀文化的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汉书·郊祀志》《史记·封禅书》中可见有关春秋至西汉时期的畤祭制度的一些线索，涉及其形成过程与相关典仪等内容，是研究雍畤的重要材料。
“畤”是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
畤祭是对天神的祭祀，雍地畤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秦汉时期置畤中，以雍五畤最为显贵。
[1]《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
”又曰：“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
”[2]《史记·封禅书》中：“春夏用騂、秋冬用駵。
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
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
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
”[3]记载了秦人畤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汉书·郊祀志》曰：“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A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5月，第51卷第3期,May,2021,Vol.51,No.3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考古研老】《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考——兼论凤翔血池秦汉祭天遗址发现的意义（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灵山，是巫咸等群巫沟通天地的神山。
由《巫咸文》以及新发现的陕西凤翔血池秦汉祭天遗址等资料，可知《大荒西经》中的灵山，就是今凤翔西北的灵山，而非重庆之巫山。
先秦至西汉时期，灵山具有重要的宗教地位。
关键词：《大荒西经》；灵山；巫咸;血池遗址；陕西凤翔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ki.xdxbsk.2021-03-009—、引言陕西关中西部的凤翔县,春秋至战国中期曾为秦之首都所在，其地形呈典型的黄土堀，地势高亢、侧陡顶平。
在距离县城西北约15千米的地方，有一片丘陵状山地，即著名的灵山。
近年来，这里有著名的血池秦汉祭天遗址被发现⑴，规模十分宏大，成为中国研究古代郊祀历史的重要证据，并可与战国秦汉间的神怪之书《山海经》相联系⑵（切，后者大约是方士之流的作品〔303-98）。
从这个发现去重新思考灵山的由来和宗教地位，可知《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灵山，应非此前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重庆巫山，而是凤翔灵山。
灵山在秦、西汉神灵祭祀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
二、《大荒西经》之灵山在今陕西凤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4］（P453_454）有关巫咸的传说流布广泛，年代不一。
较早是《尚书》佚篇《咸乂》⑸®9-22。
）《君爽》⑸（豳）及《世本•作篇》所记，巫咸为商王太戊之臣。
“咸”乃其名，前加“巫”字，说明其执掌，应与卜筮、祭祀等神灵之事有关。
内容提要：秦雍州的数百杂祀是秦民间宗教具体内容的反映。
它们可分为天文诸神、生产和生活之神、人鬼和其他杂神三类，天文诸神蕴涵着数术意义，其他神灵则跟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从宗教学角度看，它们的内容和发展水平属于民间宗教。
关键词：雍州杂祀、天文诸神、生产和生活之神、人鬼、数术秦的国家祭祀内容驳杂而丰富，这一内容已有学者作过研究 [1]。
雍州杂祀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文献对之记载甚为简略，这一内容所蕴涵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很深入的研究。
笔者不揣简陋，试图对此作些考证和研究，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一《史记·封禅书》雍州杂祀考释《史记·封禅书》对雍州附近的杂祀是这么记载的：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
西亦有数十祠。
于湖有周天子祠。
于下邽有天神。
沣、镐有昭明、天子辟池。
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
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
各以岁时奉祠。
这些雍州附近的杂祀内容驳杂。
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天文诸神；第二类是生产、生活之神和一些杂神；第三类是人鬼。
本文第一部分的任务便是对这三类神灵的内容作些考释，以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斗等天文诸神日、月：雍州杂祀中有日、月。
这一日、月崇拜并不是自然、直观的天体崇拜，象许多后进民族的神话中描述的那样[2]，而应跟战国时期其他地区的日月崇拜一样有数术意义。
《史记·封禅书》记齐地八神有日主、月主，祠所分别在莱山、成山，它们跟阴主、阳主、四时主并存，在古代中国，日月之行被用来纪年、定月；日月本身及它们的晕、气被用来占卜吉凶[3]，《汉书·艺文志》数术天文类有《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汉日旁行气占验》十三卷等，因此，民间的日月崇拜应有其数术意义。
除了日月外，雍州杂祀中有五星。
引文提到荧惑（火星）、岁星（木星）、填星（土星）、辰星等。
它们分别如下：荧惑：即火星之祠。
荧惑的光度变化很大，运行的形态错综复杂[4]，它的出现在古代是不祥之兆。
《天官书》正义引《天官占》：荧惑为执法之星，其行无常，以其舍命国：为残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并。
环绕句己，芒角动摇，乍前乍后，其殃逾甚。
王官占验如此，民间也秉承了此精神。
为荧惑立祠，旨在讨好它，让它不作祟伤人。
岁星：即木星之祠。
木星在天空运行一周约为十二年，古代以此纪年。
《天官书》：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
索隐姚氏案：《天官占》云：岁星，一曰应星，一曰经星，一曰纪星。
笔者认为经星是指其周天运行，纪星是指根据它的运行纪年。
古人按岁星经行将天区分为十二，这十二天区的名字及其跟地上分野的对应据《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为：[!--empirenews.page--] 星纪吴越；玄枵齐；娵訾卫；降娄鲁；大梁赵；实沉晋；鹑首秦；鹑火周；鹑尾楚；寿星郑；大火宋；析木燕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
分野说被王官星占家用来占验[5]。
此外，岁星纪年的十二年也各有名称，古代王官历家以此纪岁、揆星度[6]。
自战国起这类知识传入民间，民间百姓认为岁星出没具有神力，在以之占验祸福的同时还将它神化直接受祀（详下文），雍州杂祀的岁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出现的。
填（镇）星：即土星之祠。
土星二十八年运行行一周天[7]，古人将之与二十八宿区位结合起来占事。
《天官书》：历斗之会以定镇星之位，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即填星每年经过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所经过的分野之国逢吉。
《天官书》：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
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
这种占验还有很多，兹不枚举。
辰星：即水星之祠。
《封禅书》文中两处出现辰星之祠，后一处为根据《汉书·郊祀志》增补。
有关辰星之占《天官书》亦有记载。
《天官书》：罚出辰星。
《史记正义》引《天文志》：（辰星）其日壬、癸。
四时，冬；五常，智也；五事，听也。
人主智亏听失，逆时令，伤水气，则罚见辰星也。
从这段话看，辰星之罚源于将五星、干支、四时、五事糅合成一个系统，认为五事、四时出差错（逆时令、智亏听失），天罚就表现在辰星出乱上。
引文中没有提到五星中的太白（金星），应是太史公没有尽言之故，太白之祠应包含在下文百有余庙中，五星不皆受祀是不合数术逻辑的。
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是天空中二十八群星官的总称。
它们在古代被分为东西南北各有七个星群的四部。
东部苍龙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南部朱鸟七宿为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西部白虎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北部玄武七宿为斗、牛、女、须、危、营室、壁[8]。
这些星辰往往被附会上人事或代表某物，主司某职。
而雍州杂祀的二十八宿之祠是一处总祠还是二十八处祠已不得而知。
从上文有参之单祠看有可能是一处总祠，其神性带有人格化特征。
除了五星外，引文提到所立之祠还有的是属于二十八宿的单祠。
如参即二十八宿中西宫参星之祠，天空的参由各有司职的七星构成。
《史记·天官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
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
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
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mpirenews.page--]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
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
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
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
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
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
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
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
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
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
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
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
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
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
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
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empirenews.page--]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⑥。
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⑦。
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
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⑧，科技也未能大量用到生产上。
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心价值系统，重天人合一，重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
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但历史总是依照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
然而自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及文明示范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的历史走向。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内部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觉悟到中国对西方有不能不学之处，而所要学的即是西方之技术。
于是，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应时兴起。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