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文化精神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也是本学会顾问。

此稿载2004年11月14日《文汇报》第6版。

《红楼梦》的文化精神——孙逊教授在华东师大的演讲清人赵翼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也有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群。

我们通常讲，秦汉是辞赋的黄金时代，唐宋是诗词的豆蔻年华，元代是戏曲的丰收季节，明清便是小说的繁荣岁月。

明清小说的繁荣首先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上，而质量就具体体现在名著上。

我们经常讲四大名著，就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古典小说。

如再把视野放宽一点，还可以有六大名著，这就是四大名著之外，再加《金瓶梅》和《儒林外史》。

再把视野放宽，还可以吸纳更多的作品进入名著的行列。

而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经得起人们再三地咀嚼和回味。

每一部名著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都是各不相同的。

例如《三国演义》的文化特质，可以用“忠义”二字来概括，“忠”主要体现在刘备集团和汉王朝、刘备和孔明的君臣关系上，“义”则主要体现在刘、关、张和其他异姓兄弟的关系上；“忠”和“义”最后聚焦在关羽身上，随着关羽的不断被神化，《三国演义》的“忠义”观念也不断被增殖。

《水浒传》的文化特质主要是“绿林文化”，或者叫“江湖文化”，可以用《水浒传》里的四句话来概括这种文化的政治特征：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以贤为能、接受招安，它几乎是所有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们共同的特征。

《西游记》则主要反映了“神魔文化”的特质，具体表现为神魔的对峙与转换，这种对峙与转换所包含的文化隐喻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它以大量的笔墨写及男女两性生活，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性描写之集大成者，所以其文化特质也许可以概括为“性文化”。

还有《儒林外史》，是封建科举制度走至反面时，我国古代“士文化”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反映了封建科举下士大夫的人性扭曲和内心痛苦。

诸如此类，每一部古代小说名著，都包含了某种特质的文化内容，反映了历史上某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那么，《红楼梦》的文化精神又是什么呢？我们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它的文化要义呢？个人认为，《红楼梦》主要的文化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

这个“情”当然首先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男女之情”，否则《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但它又远远不止这种“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远更丰富和复杂的内涵。

把《红楼梦》仅仅理解为一部爱情小说，把《红楼梦》的“情”仅仅理解为“男女之情”，不仅不符合小说的实际，而且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那么，《红楼梦》的“情文化”或“情本思想”究竟包含了哪些丰富的内涵呢？一、首先，《红楼梦》里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超越性爱的“意淫”观念，以及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基础的新的情爱观。

《红楼梦》通部写了好多“情案”，最主要并处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它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主线。

作为宝、钗、黛爱情陪衬的，还有宝玉、湘云、妙玉，宝玉、袭人、晴雯之间的爱恋之情。

其中宝玉和湘云也是一对“金玉之缘”（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宝玉和妙玉则构成另一对“双玉”，小说在这方面有含蓄的描写。

袭人和晴雯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宝玉对她俩都情有独钟，其中宝玉和袭人还有过性爱冲动。

以上由宝玉和六位女性所形成的三组六对或明或暗的恋人关系，构成了《红楼梦》“男女之情”中最重要、也最感人的内容。

此外，宝玉对金钏、芳官、五儿等，也都有过一种特殊的感情。

除去和宝玉直接相关的“男女之情”，《红楼梦》写及的其它“情案”还有不少，重要的有：秦钟和智能的幽会，茗烟和卍儿的偷情，贾蔷和龄官的两心相印，贾芸和小红的遗帕相思，藕官和药官的你恩我爱，以及三姐对柳湘莲、司棋和潘又安、金哥与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它们作为通部“情案”的一部分，作者或直接，或间接；或重墨描写，或简笔带过，都给予了不同的艺术处理。

以上“情案”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还有一类“情案”，旨在表现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加害，使女性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具代表性的有：元、迎、探三姐妹的婚姻悲剧，其中元春虽贵为皇妃，但是是被送到一个“不得见人的去处”，最后抑郁而死；迎春由父亲做主，嫁与一个极不堪的中山狼似的人物，受尽折磨而死；探春虽聪明能干，但她是庶出，最终是远嫁海隅，只能在梦中魂归故里；“三春去后诸芳尽”，惜春正是从她姐姐们的不幸遭遇中幡然醒悟，剪发修行。

李纨的心如槁木，湘云的白首双星，也都属于这类“情案”。

上述各类“情案”之外，小说还写到不少“贪淫恋色”的另类“情案”，突出的有：老色鬼贾赦，虽上了年纪，儿子、孙子、侄子满堂，却还要左一个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并看上了贾母房中的鸳鸯，执意要她做妾，直至贾母大发雷霆，方才勉强歇手，终久又花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嫣红，才悻悻了结；“垮了的一代”的典型贾珍、贾琏和贾蓉之流，一个个更是无耻之徒：贾珍不仅和媳妇秦可卿有不正当关系，而且和妻妹尤氏二姐妹也有纠葛，甚至在尤二姐被贾琏占有、他本人名分之下是尤三姐时，仍“不忘旧情”，百般轻薄；贾琏则是“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屋里去，先与厨子多浑虫的老婆多姑娘私通，后又与女奴鲍二家的偷情，不久又偷娶了尤二姐，等到贾赦把房中丫环秋桐赏他作妾，他又把尤二姐置之脑后，致使尤二姐吞金自尽；贾蓉是草字辈中的花花公子，他不仅和凤姐眉来眼去，姪婶间有暧昧关系，而且和父亲贾珍一起，与尤氏二姐妹调笑嬉闹，父子二人“素有聚麀之诮”……这些另类“情案”，虽不是情之正者，但小说并不乏对它们的描写。

正是在分析考察了各种“情案”的基础上，《红楼梦》通过警幻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意淫”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

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

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

‘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究竟何谓“意淫”？作者没有明说，根据上下文语意，应是指超越“性爱”之上的男女相悦相恋之情。

仅停留在“性爱”层面，便是所谓“皮肤淫滥之蠢物”，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流；“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真诚地“怜香惜玉”而不追求“性”的占有，这便是“意淫”，如宝玉就是天下第一“意淫”之人。

我们看宝玉对黛玉和其他青年女性的关爱和呵护，是那样地体贴入微，但全然没有《金瓶梅》之类的“性思维”在作祟。

最典型的例子如第十九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间，黛玉正睡在床上歇午，丫环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

宝玉进来，忙走上来推醒黛玉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睡出来的病大”；又第二十一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中，黛玉和湘云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

宝玉见了，叹道：“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

”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她盖上。

这正如脂砚斋批语所指出的：“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

今反推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

”（已卯本第十九回批）“‘叹’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见之自曰‘喜’也。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批）看到熟睡的女性，看到熟睡的女性“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非但没有任何“不轨之心”，“苟且之念”，反而推醒她，怕她睡出大病；反而轻轻的替她盖上，怕她“肩窝疼”，这就是典型的“意淫”，它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鲁迅《而已集·小杂感》）之类的“性思维”彻底划清了界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还提出了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基础的新的情爱观，这突出表现在宝黛爱情的价值标准上：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而非宝钗，既不是因为门第（论门第宝钗更高），也不是因为美貌（宝钗和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各尽其美），更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性格脾气（宝钗的脾气性格远要比黛玉为好），而仅仅是因为黛玉和他的思想志趣一致，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

同样，黛玉之所以只钟情于宝玉一人，也只因为他是大观园内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

在这里，传统的浅薄而外在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已经为新的追求内在思想志趣的一致的情爱观所替代，这种新的情爱观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即便在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

二、其次，《红楼梦》里的“情”，还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世界上的“男女之情”，并不仅仅只是两性相悦相爱之情；一个男性关心一个女性，可能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这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也可能是别的意识在起作用，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

大家知道，按照古代阴阳五行的观念，男人和女人，男人是阳，女人是阴；主子与奴才，主子是阳，奴才是阴；《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湘云、翠缕论阴阳也这样说过。

因此，《红楼梦》里的丫环，她既是女性，又是奴才，更是阴中之阴，是人类中最弱势的群体。

小说就写及贾宝玉非常体贴入微地关爱和呵护这一群体，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性意识在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尊重和关爱。

可以举出三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宝玉对平儿的关心。

第四十四回凤姐泼醋，把平儿也打了，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的干哭。

这时宝玉最为关心，他让平儿到怡红院中来，先是替贾琏夫妇两个“赔不是”；接着提议换衣裳、洗脸梳头；然后笑劝“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并且亲自找来上好的茉莉花粉和玫瑰胭脂；再用竹剪刀撷下一枝并蒂秋蕙，与她“簪在鬓上”；这里，宝玉对平儿的关心完全没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而只是因为“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深为恨怨”，今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

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

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

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

因见袭人等不在房内，尽力落了几点痛泪。

”事后他还拿熨斗把平儿衣裳“熨了叠好”，又把手帕“洗了晾上”。

可见，对平儿的同情和关心是他唯一的出发点。

第二个例子是宝玉对藕官的庇护。

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病愈，在院内散步，遇见藕官在烧纸钱，正巧被一个恶狠狠的婆子撞见，硬要拉她去见奶奶们。

宝玉当即为她掩饰，并以攻为守，使得婆子倒过来赔笑央求。

婆子走后，宝玉问她：“到底是为谁烧纸？我想来若是为父母兄弟，你们皆烦人外头烧过了，这里烧这几张，必有私自的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