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百年研究概览

内容摘要：密尔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位转折性的人物，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过渡就是从他开始的；同时，今天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者也从他那里汲取着思想的营养。

但是，密尔在当今所享受的这些荣誉和地位并非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崇高和无可动摇；相反，过去的一百多年恰是人们对他进行褒贬、毁誉不休的百年：有生之年挞伐与赞誉各半；19世纪后25年扑朔迷离；20世纪前半期诋毁占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解释性研究和总体上的肯定。

围绕密尔进行研究的文章与著作枚不胜举。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密尔本人及其留存下来的大量作品的解释和评价，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和争议。

我这里提及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实际上，早在密尔还未离开人世之时，人们在对他的看法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许多文人从浪漫主义的想象立场出发，批评和鞭挞功利主义；在他们的笔下，功利主义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形象是，冷酷、无情、死板、庸俗、卑鄙和不敬上帝。

类似这样的作品有柯勒律治的《朋友》、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和狄更斯的《坚难时世》等。

密尔也认同上面这些批评；他的《功利主义》一文正是针对以上批评而对功利主义所做的出色补救。

在《功利主义》中，密尔向人们表明，功利主义像任何其它道德一样高尚和鼓舞人心。

它至少使功利主义赢得了公众和学术界对它的尊重；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功利主义自有其合理的和值得人们讨论的地方。

时至今日，人们仍对功利主义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看法（Schneewind, 1976, pp. 35-52）。

他还将政治经济学从“沉闷[枯燥]科学”的名声中解脱出来，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他对生活在大学校园中的年轻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牛津唯心主义哲学家T. H.格林在1882年临终之际，据说在他的病床上曾反复唠叨，“密尔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Harvie, 1976, pp. 38, 151)。

在密尔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尤其是自他成为议会后选人时起，围绕他而展开的争议愈加激烈；一方面，他赢得了公众对他的广泛赞誉和认可，另一方面，保守的出版物对他的诽谤中伤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他所持的政治立场、他的《论自由》和《妇女的屈从》，在引发人们对他倾以极大热情的同时，也给他招惹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

他的批评者们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颠覆性的文辞：他们认为，密尔暗藏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要颠覆基督教，倡导和鼓励离婚，并因此而削弱社会的根基。

密尔的自由学说允许个体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思考、发表意见以及进行活动等。

许多人认为，他的这种自由学说遗忘了要把社会的一致和认同作为信仰和行动的共同组织而去加以保护的必要性。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就妇女问题所做的论述纯粹错误到家。

在他们看来，妇女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生理方面都很明显处于劣势；就妇女在其家庭当中的地位而言，她们丈夫就是权威（Pyle, 1994; 1995）。

早在密尔尸骨未寒之时，亚伯拉罕•黑沃德（Abraham Hayward）就利用刊载在《纽约时报》和《弗雷泽杂志》上的讣告对密尔开始了口诛笔伐（Hayward, 1873a; 1873b）。

黑沃德与密尔同处一个时代，是一位思想保守的律师。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们二人在伦敦辩论学会展开过唇枪舌剑般的辩论；其后，密尔成为一名稚嫩的功利主义者，发表了一些难以让人饶恕的言辞。

大约在1837年末到1838年初这一段时间里，黑沃德就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向密尔展开反击。

密尔在那篇文章曾指责黑沃德和其他的一些人在为贵族政治服务，“（他们）为贵族们呐喊厮杀，为贵族们赋诗写稿，为贵族们逗笑取乐；他们指鹿为马，不耻充当贵族的流氓帮办......”（CW, vol. XII, p. 367n）。

实际上，这篇文章并非出自密尔之手，密尔当时只是《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编。

到1837年时，黑沃德终于可以报复，来为自己出一口恶气了。

黑沃德断言：密尔迷信人类的进步，其贻害无穷；密尔沉溺于对妇女权利的幻想，倡导与土地有关的、反动而不切实际的法律改革；他假训练妇女之名提出他的社会主义观点。

黑沃德再次揪出密尔年青时支持节育这一陈年旧事，并不时地指控他与哈里特•泰勒的奸情。

由于突然出现以上这些争议，曾经赐封密尔为“自由主义圣徒”(the saint of liberalism)的格莱斯顿首相，不再支持为密尔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追悼会。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要赘述这些事件，原因在于，在二十世纪晚期人们的眼里，密尔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栋梁。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密尔在其刚刚去世之际所能享有的那点地位和荣誉的一种误解。

[!--empirenews.page--]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人们在对密尔的重要地位进行评价时还时常显得模棱两可。

当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由戴雪(Dicey)提出来的。

戴雪认为，自由个体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的鼎盛岁月大约在1870年左右就结束了，紧随其后的是集体主义的与日崛起（Dicey, 1914, p.432）。

就总的情况而言，“哲学激进分子”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密尔也毫无例外地把重点放在对自私利己的个体，即“经济人”的研究，那么1780年以后则成为生物学的辉煌时代，机体与功能的一体化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Freeden, 1978, pp. 18, 93）。

提倡集体主义的新黑格尔哲学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密尔仅仅是间接地接触和认识黑格尔思想的。

他并不喜欢他所了解到的这位德国哲学家：“在我读了他的书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CW, vol. XVI, p. 1323）。

对反思、发展和演化这类字眼极为厌倦，且这种感受至今仍挥之不去”十九世纪晚期的一些评论者，像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鲍桑葵、布拉德雷、里奇，甚至包括莱斯利•斯蒂芬（功利主义历史学家，《英国名人词典》的创始人）等人认为，这些发展变化已经使得密尔沦为历史的落伍者，他仍囿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个体主义范式之中。

就其好的一面来说，这种观点至多也只是一种讽刺夸张；从不好的一面看，它纯属一种虚妄和谬误（Freeden, 1978, pp. 23-4; Collini, 1991, p. 168）。

戴雪本人则坚持认为，密尔的晚期学说为其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接受集体主义奠定了思想。

戴雪还援引斯蒂芬和十九世纪后期哲学家威西季维克的观点，论证密尔是一位社会主义者（Dicey, 1914, pp. 429, 432）。

深受集体主义观念浸淫的早期费边社会主义者很乐于将密尔奉为他们的先驱。

直到今天为止，人们仍在争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在密尔思想中的轻重平衡关系这一问题。

密尔被贬为二流人物渐渐地成为一种时尚：作为经哲学家和济学家，他缺乏原创性；作为思想家，他的思想模糊、混乱不堪。

1876年，布拉德雷站在新黑格尔主义和反个体主义立场上，挑寻密尔功利主义思想中的逻辑漏洞，以便从整体上将其否定掉（Bradley, 1927, pp. 92, 112-14, 119-24）。

边际经济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方法，使得此前出版的所有教科书（包括密尔的书在内）显得成为多余。

作为边际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杰文斯（Jevons），两面出击，同时攻击密尔的经济与逻辑学(Jevons, 1871; 1890)。

在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里，这些批评逐渐地左右了密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到二十世纪早期，人们在对密尔的批评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

这集中表现于G.E.摩尔在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当中。

《伦理学原理》着重讨论了密尔的《功利主义》，指责密尔思想中的谬误是全方位的，包括那些“天真、朴实”的错误理论。

在布拉德雷无情批判的基础上，《原理》就密尔对效用原则所作的证明再一次进行了嘲讽：“看，第一步论证中的错误是如此明显，奇怪的是密尔怎么就没有发觉”（Moore, 1903, pp. 66-7）。

在二十世纪的整个前半叶，对密尔的这种抵毁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

在1951年，即使密尔的徒子徒孙们也都认为，密尔的《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因循传统，无足轻重；密尔从来没有学会用数学的方法进行思考(Russell, 1969, pp. 1, 2, 4, 9)。

不过，普拉蒙纳兹对密尔的爱戴和深信却溢于言表，他在1949写到，“研究密尔的混乱和失误总是有所收益”。

普拉蒙纳兹认为，密尔在创作《论自由》和《功利主义》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病痛的折磨使得他未老先衰；在这种状况下，密尔难以完全驾御他的论证。

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应该读读密尔的书籍，这样可以“训练做哲学家所不可或缺的创造素养”（Plamenatz, 1958, pp. 123, 144）。

就在人们对密尔所做的批判性研究即将要走到尽头之际，麦克洛斯基这位对密尔激进主义持同情和赞赏态度的人，在其清晰的研究和论证中指出，密尔的许多错误不可饶恕（McCloskey, 1971）。

[!--empirenews.page--]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对密尔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功利主义》是火力的集中点。

它受到来自三个层面的批判：第一，密尔对效用原则的“论证”包含有低级的逻辑错误；第二、快乐是人们唯一的欲求，他的这一观点没有多少说服力，事实上也不具有一贯性；第三、尽管密尔本人没有意识到，但从实际效果看，他对高质量快乐与低层次快乐的区分颠覆了功利主义。

不仅密尔的《功利主义》被认为充斥着许多矛盾，他的《论自由》也被认为是漏洞百出。

当个体的行为是纯粹自我关切性的(self-regarding)且又只对其本人有负面的影响时，公众和法律都不应该阻止他的行动；也就是说，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举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

这一原则是《论自由》的基石，也是密尔自由主义的核心之所在。

但在批评家们的眼里，密尔的这一中心原则同样是缺乏逻辑连贯性；因为事实上，很少有什么只影响行为者的纯粹自我关切行为的存在(Bosanquet, 1923, pp. 60-3；Rees, 1985, p. 145)。

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里，《功利主义》和《论自由》可能是密尔作品当中最广为人们所阅读的两本著作，是各大学哲学系、政治学系和历史系教学大纲中的必设课程。

人们普遍认为，《功利主义》与《论自由》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功利主义》告诉人们，我们应该促进和提高善，或者说快乐（幸福）；而《论自由》则主张，只要自我关切的行为得到考虑和照顾，我们就不应该对个体进行干涉，即使我们的干涉是出于对这些个体自身的善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