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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媒体寻租现象研究---从繁峙“黑记者”事件到沈颢案摘要：媒体寻租在我国经历了从记者个人寻租，向以媒体为单位整体寻租的转变。
从“有偿不闻”，到直接寻求封口费乃至广告投放，反映的不仅仅是行业道德的滑坡，更是行业生态的坠落。
本文通过比较两则媒体寻租案例，试图论述双轨制下传统媒体由于体制妨碍，市场化转型不力，以及互联网改变阅读方式所带来的冲击，是我国媒体寻租现象产生的主要诱因，同时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媒体寻租双轨制有偿沉默媒介自律新媒体转型引言：2003年9月15日，由新华社揭露的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收取贿赂事件震惊全国，对媒体来说，时至今日，教训犹在眼前；而十一年后的2014年，国内享有盛誉的报人沈颢，因媒体寻租，对企业敲诈勒索，又被判以重刑。
十一年间，中国的媒体寻租模式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从最初的个人牟利行为，到一个媒体有组织的集体勒索。
而近几年，随着互联网逐渐蚕食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影响力大的寻租案件发生的更为频繁：2013年、2014年相继发生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案、《新快报》陈永洲案和《21世纪经济报道》沈颢案，带来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记者的地位下降，传统媒体的权威性饱受质疑，处境日益艰难。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各个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逐渐完善的背景下，媒体寻租却仍然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各种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本文将对比繁峙矿难“黑记者”案和沈颢案，探讨媒体寻租中变与不变的因素，揭示媒体寻租发生的社会原因和危害，并试图提出解决之道。
一、媒体寻租的源流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从现代化传媒诞生之日始，媒体的活动中就伴随着寻租行为。
寻租（rent-seeking）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J.布坎南和A.克鲁格提出，是指政府或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把权力商品化，或说是以权力为资本，去参加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行为①。
现代媒体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舆论机构，虽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但由于其“信息把关人”的身份，从而可以利用与受众的信息不平等，进行有偏向性的信息传播，并寻求租金②。
![我国社会中的寻租行为 [税收征管中的寻租行为原因分析]](https://img.taocdn.com/s1/m/c1dd46f8ba1aa8114431d9f8.png)
我国社会中的寻租行为[税收征管中的寻租行为原因分析]摘要：当前寻租问题在税收领域日益突出，税收征管中出现了包括政府（征税人）和纳税人两种寻租行为，本文从我国现实的文化传统和税收环境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产生寻租行为的原因。
关键词：税收征管寻租税收环境一、税收征管中的寻租（一）寻租的含义寻租（Rent-seeking）理论的思想最早萌芽于1967年，由塔洛克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首先提出。
但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却是克鲁格1974年在她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并由此启动了寻租理论研究的大潮。
到了1982年，巴格瓦蒂提出“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UDP）”对寻租进行定义后，这一概念进一步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
（二）税务寻租寻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经济的“负和博弈”，税务寻租指的是涉税各方借助于一定的税收管理权，合法或非法地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非生产性行为。
税收是国家赋予征税人的权力，只要有设租的权利，就有寻租的可能，因此，寻租现象在税收领域中非常普遍。
（三）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寻租行为税收征管是整个税务工作的核心，也是税收执法权的集中体现。
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也就是税收执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发生的寻租行为，并深入探讨税收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
二、税收征管过程中寻租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税收征管过程的寻租行为包括政府（征税人）和纳税人两个方面。
（一）征税人方面：因为税收赋予了征税人一定的权利，征税人可以通过这种权利影响资源的所有者对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从而获取相应的租金。
征税人的寻租可以分为两种形式：被动寻租和主动寻租。
被动寻租是指征税人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租金，这种租金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干预经济的方式不当，如错综复杂的减免税政策，会让一些本不应该享受该政策的纳税人，想办法给自己贴上符合减免税政策的标签产生的租金等。
中国式寻租中国式寻租摘要：通俗⽽⾔，寻租是⼀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合法⼿段影响政府决策，从⽽获取超额利润的⾏为。
寻租活动在我国⼤⾯积地横⾏，已经影响到了改⾰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严重阻碍了市场公平秩序的建⽴，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滋⽣腐败现象。
我国的寻租有其特定特点和社会根源，在社会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我们应深化改⾰，建⽴健全的监督机制，赋予舆论和民众话语权和知情权，建⽴科学健康的商业伦理体系，让寻租活动消灭于根源，削弱于途径。
关键词：寻租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体制商业伦理监督机制寻租作为⼀种理论概念最早是1974年克鲁格在探讨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项研究中提出的。
⼴义寻租是指利⽤⾏政法律的⼿段来阻碍⽣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之间的⾃由流动的办法来攫取利益，狭义的寻租是指投票⼈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法努⼒，从⽽影响公共决策为⾃⼰谋利的⾏为。
毫⽆疑问，寻租造成了资源浪费，经济效率降低，社会福利受损，腐败等罪恶的问题。
今时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寻租就像病毒⼀般，如影随形，往往是起作⽤了以后才被⼈发现感受到。
思及中国，寻租现在不仅出现在当代，从封建社会开始，寻租现象就早已频出不⽌，只是当时的叫法不尽相同。
例如著名的直属⼯部领导的南京龙江船⼚，在嘉靖年间就早已破败不堪，财殚⼒疲。
检讨原因，主要是管理混乱，弊端丛⽣，其间⼜以商贿泛滥为重要的漏厄。
这⾥的商贿赂，实则是中国式寻租的前⾝，⼤抵可以⽤“委⾮其⼈，相欺为奸”来概括。
德国的哥汀根⼤学在⼀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陆排名第40位，这并不是偶然，当中国的政府腐败到⼀定程度时，民愤也随之聚积到这个程度上。
让⼈民在情感道德上不能接受的社会现实就是腐败⾏为的泛滥。
数⼗年的改⾰，经济发展了，但是权利的监督制度却停滞不前，甚⾄处于倒退的趋势。
司法机关和⾏政执法部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问题严重。
⼤⾯积的腐败⾏为使改⾰的声誉⼤⼤受损，中国⼈民的“忍性”是很强⼤的，可是这“忍性”毕竟是有底线的。
寻租理论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摘要】本文围绕寻租理论展开讨论，首先介绍了其起源和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接着探讨了寻租理论对资源配置和产权制度的启示，以及在中国的应用案例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最后分析了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并总结了其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制度改革的启示。
未来研究的展望也被提及，强调了寻租理论在中国的重要性和潜在影响。
通过本文的研究，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寻租理论、资源配置、产权制度、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前景、重要性、现实意义、制度改革、研究展望。
1. 引言1.1 寻租理论的起源寻租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多和约翰·贝茨·克拉克在19世纪初提出的“地租理论”。
他们认为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因此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租金获取收益。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寻租理论逐渐演变为一种广义的概念，不仅涉及土地，还包括其他资源和权力。
在现代经济学中，寻租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赖尔和加斯顿·格罗斯等人提出了“寻租者”的概念，指代利用特权或权力寻求不劳而获的个体或组织。
寻租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效率的降低。
寻租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经济学家对土地租金的研究，而在现代经济学中，寻租理论已成为分析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
通过对寻租现象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改善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2 寻租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寻租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其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效率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阐释。
寻租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参与者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寻找各种非竞争性的利益差异来获取额外的收益，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的失灵。
寻租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述评
贺卫;李政军
【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2(024)002
【摘要】寻租理论在我国走过了一条从介绍、引入到急功近利地应用,再到深入研究的道路.对寻租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作一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可以为寻租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以及更好地应用提供新的起点.
【总页数】5页(P182-186)
【作者】贺卫;李政军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学院,上海,200051;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91.352
【相关文献】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评《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 [J], 王刚
2.戈登·塔洛克寻租理论述评 [J], 胡薇薇
3.戈登·塔洛克寻租理论述评 [J], 李政军
4.当代西方寻租理论述评 [J], 龚金国
5.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评《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 [J],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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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之上的：租金是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
而在我国比较权威的定义则是由于某种天然的或认为的社会的原因，使物品的供给量的扩大受到限制，从而使市场价格稳定地高于成本而形成的一种长期的超额利润或要素的超额收入。
同样，对于寻租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
”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
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
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
形成这些争议的根源在于公共选择学派和国际贸易学派在“寻租”一词上的不同运用，在克鲁格的奠基文章里她把寻租限制在由配额而产生的租金。
如果租金只是指配额收益，那么其他经济政治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就要用别的名称，由此推论，国际贸易学派把寻求垄断，寻求关税和寻求收入等所有这类活动都涵盖在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DUP）这一名称之下，于是，公共选择学派继续使用“寻租”，而国际贸易学派则更广泛使用DUP这一概念，稍具讽刺意味的是“寻租”这一概念是由国际贸易学派首先提出来的。
寻租理论产生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正值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因为他无法解决过去被认为是“导致市场失灵”原因之一的滞胀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趁机再次复苏，寻租理论正是为了迎合这一经济思想而产生的。
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寻租理论起源于寻租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垄断理论存在的问题提批评和挑战。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早期时代，垄断利润问题忽略不予讨论，在他们看来，垄断使超额利润存在，但竞争立即使超额利润不复存在，因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竞争均衡是垄断不断被建立而又被不断打破的动态均衡。
中国式寻租
摘要：通俗而言，寻租是一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合法手段影响政府决策，从而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
寻租活动在我国大面积地横行，已经影响到了改革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严重阻碍了市场公平秩序的建立，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滋生腐败现象。
我国的寻租有其特定特点和社会根源，在社会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我们应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赋予舆论和民众话语权和知情权，建立科学健康的商业伦理体系，让寻租活动消灭于根源，削弱于途径。
关键词：寻租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体制商业伦理监督机制
寻租作为一种理论概念最早是1974年克鲁格在探讨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一项研究中提出的。
广义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的办法来攫取利益，狭义的寻租是指投票人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努力，从而影响公共决策为自己谋利的行为。
毫无疑问，寻租造成了资源浪费，经济效率降低，社会福利受损，腐败等罪恶的问题。
今时今日，在全世界范围内，寻租就像病毒一般，如影随形，往往是起作用了以后才被人发现感受到。
思及中国，寻租现在不仅出现在当代，从封建社会开始，寻租现象就早已频出不止，只是当时的叫法不尽相同。
例如著名的直属工部领导的南京龙江船厂，在嘉靖年间就早已破败不堪，财殚力疲。
检讨原因，主要是管理混乱，弊端丛生，其间又以商贿泛滥为重要的漏厄。
这里的商贿赂，实则是中国式寻租的前身，大抵可以用“委非其人，相欺为奸”来概括。
德国的哥汀根大学在一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大陆排名第40位，这并不是偶然，当中国的政府腐败到一定程度时，民愤也随之聚积到这个程度上。
让人民在情感道德上不能接受的社会现实就是腐败行为的泛滥。
数十年的改革，经济发展了，但是权利的监督制度却停滞不前，甚至处于倒退的趋势。
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问题严重。
大面积的腐败行为使改革的声誉大大受损，中国人民的“忍性”是很强大的，可是这“忍性”毕竟是有底线的。
“中国第一贪”的“桂冠”在几年间几易其主，从中信实业银行的高深祥到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等等案例，比比皆是，国民在将这些贪污案“如数家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寒心，会不会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制度有怀疑？
大面积的寻租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危及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造成了政府的失灵。
进一步探讨寻租的案例，会发现，寻租大多发生在市场准入门槛的企业或行业中，大致体现在垄断的利润上面。
这就不得不提中国的反托拉斯法了，当然国情决定我们的市场还不能完全放开，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注定要国有，但是这国有并不意味着民有。
中国人一生下来也许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这个人他有十几亿的兄弟姐妹，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可是事实却是他生活在一个寻租泛滥的国度里。
以中石油中石化来说，两家作为垄断企业，其市
场竞争力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原本应体现在市场上的价格争夺，这几年两家公司却总是转战在寻租上面。
两方争夺，三方博弈，无论两家公司想要入驻哪个地方，平衡权最终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就为寻租提供了一个机会，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现阶段各方利益主体市场行为的样本。
寻租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后，必然会反馈到商品的价格上，于是乎，国外的成品油价格在时跌时涨时，国内的油价却是一涨再涨，国民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这样的现象同样在房地产界发生。
我国商品房价格大体从2000年开始攀升，在2008年达到高位，正是这样欣欣向荣的假象不仅吸引和开发商的投资，也使房地产成为各地政府的肥肉。
一开始政府的确正确发挥除了资源配置，稳定经济等职能，但是时至今日，随着地王的不断出现，随着国民望楼兴叹的无奈，政府早已不自觉地参与到房地产里利益分配链中，难以自拔。
无论是哪个利益集团总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存在的，不能说天下官员一般贪，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大抵是通例。
每一个寻租的背后，受伤害的最终注定是人民，这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相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怨天载地的抱怨中，更应该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有效地去减少和防范寻租的发生。
当下中国寻租现象泛滥，我认为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个人的私欲膨胀，缺乏商业伦理的制约。
寻租不同于寻利，寻利是每个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作为经济人的本能，但是寻租却是一种必将受到道德谴责的活动。
厂商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想走“曲线牟利”，放弃了合法经营。
印象中最深的是中学历史书上评价资本家的动机所用的一句话是“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政府没有管制寻租，亦没有出台相关防范寻租的明确条例，这就给了许多投机家一个堂而皇之去寻租的动机。
行业甚至于整个社会，都没有一套合理的商业伦理体系，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可能成于一时，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
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职能处于转型期。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臻于成熟的发展，我国的平等公正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加上中国从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屡受外国资本的压制，国民想要自强自立的意愿就更加强烈，这个急于求成的后果就是一大堆后遗症的产生。
我国人口众多，社会资源匮乏，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中，远不止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三、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政府在干预中寻租。
这十几年来，中国以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了大批富豪，而这些富豪相当部分，许多是通过非市场手段发家的。
从历史的源流来看，我国已经处于两千多年的“人治的法制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法治的法制社会”。
但是显然，国人仍处于探索的路上。
许多人想起新加坡就会想起它的法治，我国有许多特质都与它相像，都是仅有一个执政党。
新加坡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处于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而我国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为人民服务掌握行政权，从理论上说，我国应该是一种更为先进，更有利于民主和法制建立的社会体系，但是两国现正的法律成
效却截然不同，个中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自颁布以来修改数次，对贪污贿赂的主体，内容和范围都做了详细的甄别和规定，加上高薪养廉的做法，在法律上就基本消除了寻租的可能性。
利益集团为捍卫自己正当或非正当的利益而寻租，人民的利益受损，但我国的事实是，受到欺压的百姓因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吭气，这些权钱交易的双方就更加趾高气扬，从而陷入和寻租恶性循环的商业陷阱中。
当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要有信心去防治寻租，让社会福利不受损，治理寻租的根本在于减少和消除租源。
一、加强商业伦理的建设，提升公务员的社会责任感。
我国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寻租，有必要加强市场和商业伦理的建设，当所有经济人都把遵从相关规定，努力靠合法途径致富当成一种习惯时，那么这种正确，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就上升为国民的意志，甚至国家的意志。
另外，公务员作为公民的一员，有更多的责任让社会的福利增加，善待自己的权利，培养廉洁的意思，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受诱惑从而与公平正义渐行渐远。
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制约监督机制。
特权意识长期潜伏在我国各处，我国的民主进程显得非常缓慢，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民主内容的空洞，而忽略民主形式的重要性，在保证经济较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深化改革，信息的公开化，竞争的公平化，政治民主化，这是遏制寻租活动的根本。
亚当斯密所讲求的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讲求的政府干预，对于市场而言，个人认为不存在本质的矛盾，只是市场与政府在何时何处孰轻孰重的问题，而关键则在于人民与政府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只要寻租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潜在的寻租者就会变成实际的寻租者。
政府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给予舆论和公民充足的话语权，而不是一味地害怕受到谴责，打压舆论只为了避丑。
健康的“大市场小政府”模式的形成，必将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所言，寻租现象在中国大面积地横行，作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早已不能单单靠一个人或一群人来解决，需要在政府主动的带领和全体国民的参与，才能真正地防患于未然，为自己也为社会谋求福利。
参考文献：
[1]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 邹帆，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3] 中共信阳市委党校，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失灵的表现及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思考[J].行政论坛，2003，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