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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隐喻与女性书写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意象探析一、本文概述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隐喻的运用及其对女性书写的影响。
疾病，作为一种生理现象，自古以来便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意象不仅作为叙事元素出现，更是一种深刻的隐喻，反映了作者对时代、社会和个人命运的思考。
特别是在女性作家的笔下，疾病往往与女性的身体和经验紧密相连，成为表达女性声音、探讨女性身份和抗争的一种手段。
本文首先将回顾疾病隐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疾病意象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
接着，我们将重点探讨女性作家如何运用疾病隐喻来表达女性的身体经验、心理状态和社会地位，以及这些书写如何挑战和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
本文将讨论疾病隐喻在女性书写中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对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启示。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隐喻的理解，而且对于认识女性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反思和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疾病隐喻理论框架疾病隐喻理论源自于20世纪中叶的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受到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影响。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桑塔格批判了将疾病视为道德或政治隐喻的文化现象，指出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疾病的生物学本质，还可能导致对患者的歧视和误解。
桑塔格的观点为疾病隐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疾病隐喻理论框架中，疾病不仅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状态，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疾病隐喻通过对疾病的概念化，揭示了人们对于健康、疾病、身体和心灵的理解。
在文学作品中，疾病往往被用来象征社会、政治或心理上的问题。
例如，结核病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中常常象征着浪漫和死亡而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疾病则常常被用来隐喻社会的腐败和个人的困境。
在女性书写中，疾病隐喻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于女性在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她们的身体和疾病往往被用来象征社会的压迫和性别的不平等。
疾病：作为一种文化隐喻书评人：陈蓉霞《疾病的隐喻》，［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15．00元以今年刚出现的非典病例为例。
不幸的患者被媒体称之为“宋某”等，这至少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为何不能称呼他们是“杨先生”或“魏女士”之类呢？难道他们的人格因患上此病而打了折扣以至只能以这种方式被媒体提及？在此意义上，疾病的隐喻所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学术层面上?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曾风靡一时。
片中的女主角患上了不治之症———白血病，于是，她的形象平添了一份特有的柔美、凄楚，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之泪。
难以想象编导会让这位花季少女患上诸如乳腺癌、子宫癌等疾病。
可见，疾病背后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审美指向。
《疾病的隐喻》带来的就是对这种文化意蕴的沉思。
在书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顺便提及，作者本人是一名癌症康复者，想必她对此有着独到的亲身体验。
此外，译者还为本书加上了不少有用的注解，从而增加了阅读的信息量。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结核病与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文化和审美意向。
这也许是因为，结核病通常出现在某个特定器官，如肺部，而癌症却可发生在全身任何一个器官；结核病的症状有起有伏，苍白与潮红，亢奋与疲乏交替出现，而癌症带来的却是病情的持续加重；结核病的症状从一开始就公开亮相，咳嗽、发烧直至手帕上的血，毫无遮掩，而癌症却诡异莫测，犹如伺机而动的毒蛇，一旦明显暴露治疗为时已晚；结核病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增、性欲旺盛，而癌症则使人食欲消退，性欲大减；结核病最终使躯体变成痰、粘液直至血，而癌症却使躯体组织变成无法消除的硬物；最后，结核病加速燃烧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使死亡似乎具有了一定的审美意味，而癌症却是残酷地折磨、耗尽生命，癌症带来的死亡一点都不具有“浪漫”色彩。
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前言疾病作为一种现实现象，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然而，我们在对待疾病时，往往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种医学问题，还涉及到了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
本文章将围绕“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展开探讨。
疾病的隐喻概念疾病的隐喻可以视为一个广泛的研究范畴，指的是我们在表达和描述疾病时所使用的隐喻。
通俗点说，就是我们把疾病和其他物体、事物做类比，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表达它。
例如，我们常说某人“得了癌症”，这里的“癌症”就是疾病，而“得了”就暗示了一种“失去”的含义，也就是说，癌症对于身体健康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又例如，我们常说某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存在“病态现象”，这里“病态”就暗示了不正常、不健康的含义，等等。
疾病隐喻的文化研究视角文化研究是在社会学、人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领域，它主要致力于探讨人类社会文化的本质和现象。
那么，疾病隐喻在文化研究中是如何被看待和研究的呢？从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疾病隐喻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表述和体现的方式存在着多样性。
以中国文化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中，疾病的隐喻主要采用了望闻问切的方式，即根据患者的面色、形态、感觉、声音等各种特征来识别疾病和确定疾病的类型。
这种寓言化的表述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于疾病认识的一种主观体验方式。
而在西方文化中，疾病的隐喻则更加注重医学和科学的描述方式。
例如，在欧洲文化中，疾病的隐喻通常是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描述，比如肺结核的病因与症状等。
疾病隐喻的性别、阶层和权力维度分析另一方面，在文化研究中，对于疾病隐喻的研究注重关注社会的性别、阶层和权力维度，尤其是女性和弱势群体。
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疾病隐喻往往与社会性别角色有关。
例如，在很多文化中，卵巢癌、乳腺癌等妇科疾病的隐喻通常都与女性的生殖器官有关。
这种隐喻的存在体现了社会性别角色的一种刻板印象和歧视现象。
此外，阶层和权力维度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方向。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久的小康的父亲。
这两部影片虽然都以沟通和温暖结尾，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种沟通和温暖却是通过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实现的，其本身仍然是虚幻的。
如同在《爱情万岁》中，虽然有了实实在在的肉体接触，但接触之后所带来的却是更深更顽强的空虚，到最后连相交绕行的欲望也变得模糊起来，只剩下孤独的个体在寒冷中爬行：《河流》之中的父子实现交流的方式居然是一场惊世骇俗的乱伦行为。
而《不散》，即使在超越了常伦的同志情感之间，也依然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对象：《天边一朵云》就干脆连肉体的交流都产生了莫名的障碍。
然而，事实在于，人的接触与交流是个体得以存在于世的一种相互证明，或者说它是人的一种原欲，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实现。
于是，当接触成为一种无望的时候，窥视的欲望便占了上风。
在某种层面上，窥视取代了接触，成为实现交流的唯一手段。
对于窥视与电影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已经颇为成熟，甚至在早期电影理论家如巴拉兹那里便有了关注的视线。
尤其当精神分析学进入电影理论界之后，窥视作为一种机制得以存在，并在影片内外得到充分的展示与利用。
对此具有先见性的应该是劳拉·穆尔维，虽然她的论述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展开的，但某些观点却颇具普遍意义：乍一看，电影似乎与对一个毫无觉察和不自愿的牺牲者进行窥视的隐私世界无关。
从银幕上所看到的都是十分外露地表现出来的。
但是主流电影，以及它有意识地形成的成规，描绘了一个密封的世界，它无视观众的存在，魔术般地展现出来，为他们创造一种隔绝感，并且激发他们窥视的幻想。
此外，电影院中的黑暗（雷也第２章身体之病观众前方是一个落地窗，所有事都在落地窗之后发生，这即是与《爱情万岁》一贯相连的风格。
像片中小康自杀，我们是先透过浴室的落地窗往里看，他的动作其实具有相当私密性。
“１当然，除了蔡明亮自己所提到的小康自杀的桥段具有明显的提供给观众对私密性的偷窥意象之外，一个关于自渎的桥段的私密性应该更要强烈。
疾病的隐喻pdf
《疾病的隐喻》是由英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所著的一本书，通过批判文学和医学隐喻的关系，探讨了人们对疾病的不同理解。
以下是本书的几个重要隐喻：
1. 疾病是冲突
这个隐喻将疾病与战争、斗争等冲突类比，认为疾病是人体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如白血球和细菌的战斗。
这种隐喻强调了疾病的对抗性质，同时也暗示着身体内部常常是一个相互协调与冲突的平衡状态。
2. 疾病是机器
这个隐喻将身体比作一台机器，认为疾病是由于机器的故障或者失灵所引起的。
这个隐喻强调了身体的有机性和系统性，同时也暗示了疾病的治愈应该在于对身体自身部件的调整或修复。
3. 疾病是旅程
这个隐喻将患病的人们比作在路上的旅客，因为某个原因需要走一段不同寻常的路，同时也经历过许多漫长的辛苦。
这个隐喻强调了身体
的历程性和旅途的曲折性，同时也暗示了疾病治疗的重要性，因为需要针对不同的疾病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
4. 疾病是故事
这个隐喻将疾病看作一种故事，任何一种疾病都可以被视为其背后的故事。
这个隐喻强调了病人的个体性和情感性，同时也暗示了病人需要被认真对待和关注，因为身体问题背后往往是复杂而深刻的心理问题。
总的来说，《疾病的隐喻》强调了疾病背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告诉我们在面对疾病时不能简单地用一个隐喻或者概念来解释。
只有多角度、多维度地去理解疾病，才能更好地帮助病人治愈疾病。
吴晓东：文学中的疾病主题结核病之所以在文学中蔓延，是因为文学需要它来刺激审美想像，需要结核病上边所负载的文化符码，需要它的隐喻意义读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的欧洲小说，感觉留在西方文学史记忆中的，总有一种病恹恹的审美气息。
直到看了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才恍然那是一种结核病的气息。
《疾病的隐喻》探讨了西方文学史乃至疾病史上对结核病所进行的审美化认知，进而分析了疾病在文学中是怎样作为浪漫的隐喻被解读的。
正是从桑塔格的这部名著中，我了解了结核病和瘟疫曾经怎样构成浪漫主义时代西方文学的重要主题。
电影中的欧洲也免不了氤氲着瘟疫和结核病的氛围。
在我有限的观影经验中，就有法国影星比诺什主演的《屋顶上的骑兵》，叙述在横行于法国南部的一场霍乱中，一个逃亡的意大利轻骑兵上校，邂逅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借用马尔克斯一部小说名字来形容，这也是一场“霍乱时代的爱情”。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部处理了疾病主题的电影是美国导演帕克根据普利策奖得主、爱尔兰裔美国作家弗兰克•麦考特的童年回忆录改编的电影《安吉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2000）。
这部电影建构了我对都柏林贫穷肮脏的视觉形象记忆，它与乔伊斯的小说集《都柏林人》相映成趣。
《都柏林人》（1914）的宗旨，按乔伊斯自己的话说，是力图揭示都柏林生活中的“精神麻痹”：“我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精神史。
我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因为在我看来，这城市乃是麻痹的中心。
”不同于《都柏林人》的“精神麻痹”，《安吉拉的灰烬》给我展现的更是一种身体的麻痹，尤其是少年弗兰克和几个弟弟在饥饿、贫穷、污浊、阴雨、潮湿与疾病中挣扎的身体。
《安吉拉的灰烬》中还有另一副可以用阴郁而美丽来形容的身体，那就是给了弗兰克以爱欲经历的即将离世的肺病少女的身体。
找到了一份邮差工作的弗兰克送信上门，被这个肺病少女深深地吸引。
对少年弗兰克而言，在这副似乎只有在比亚兹莱的画中才可能出现的奇诡而美丽的身体中，恐惧与诱惑并存。
《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
《疾病的隐喻》这本书是美国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与心理学家Mark Johnson联合撰写的，他们在书中提出了“隐喻理论”，认为人类的思维、语言以及文化都是通过隐喻来理解与表达的。
隐喻可以用于描述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方面，例如政治、社会、文化等等。
在疾病方面，Lakoff和Johnson认为人们将疾病隐喻为“战争”、“竞赛”、“敌人”、“定时炸弹”等，这些隐喻会影响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和态度，同时也会影响医学界对疾病的治疗方式、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决策。
隐喻理论不仅适用于疾病方面，也可以用于文化研究。
文化隐喻可以用于描述文化的特征、价值观、风俗习惯等等。
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天”被隐喻为父亲，“地”被隐喻为母亲，“水”被隐喻为金钱，这些文化隐喻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认知和态度。
隐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人类思维、语言以及文化的本质，同时也可以用于解释和分析实际问题。
在文化研究方面，隐喻理论可以用于揭示文化中的潜在规律和价值观，深化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1。
语言新探语言的前进，隐喻的回归——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辛芳哲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摘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疾病始终作为隐喻，承载超越其意义本身的社会话语。
语言表达思维，在实际使用中，语言的根本意义常与现实意义发生分裂。
减轻对疾病的道德批判，尝试改善暂时陷落的社会思维，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疾病的隐喻；语言隐喻；语言思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说，隐喻是用一个陌生的词替代，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对隐喻现象进行论述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发现了“隐喻”的意义转换功能，却将“隐喻”的功能限定在名词范围内，忽视了隐喻更多的话语可能性。
正如认知语言学之父乔治·莱考夫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之名所言，“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而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的目标也无外乎是一切批评的真正目标——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
因此本文即将探讨的，便是这样一种目标是否存在可能性。
一、从生存出发的社会思维纵观人类历史，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虽然不断变化，却始终绵延不息。
从闹得人心惶惶的特拜城瘟疫到如今愈演愈烈的登革热，未知的疾病总是能不断地引起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
越是神秘复杂的疾病就越能作为隐喻的载体，来表达超越疾病意义的社会话语。
结核病具有贵族式的文雅与精致，癌症往往冷酷无情，艾滋病则带有滥交与靡乱的色彩。
在这些疾病大行其道的年代，它们都最直接地代表着死亡。
然而我们在这里，用“大行其道”进行话语叙述，本身就包含着对上述疾病的偏见与讽刺。
医疗水平的有限不应当被嫁接为疾病本身的过错，但人类共时思维的局限却使疾病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
蒙田认为，人类的一切智慧与推理归根结底，就是要我们学习不怕死亡。
人类的思维话语系统也往往从生存与生命的角度出发，进行道德评判和心理评判。
因而疾病被长时间地赋予高于其他事物的话语内涵，也就不足为奇了。
浅谈疾病、疾病隐喻与鲁迅的文学创作(一)论文关键词：疾病；隐喻；鲁迅论文摘要：疾病一直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
疾病在一定意义上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话题，它同时也属于文化范畴。
“疾病”穿越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和他整个一生，也被他赋予了各种精神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
在这些疾病意象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引言疾病始终伴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斗争中，并因为人类文化上的缺陷，疾病被赋予了许多的隐喻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对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均产生重要影响。
著名德国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
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为他是作为和谐之神供人祭祀的。
”“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
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
”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的。
因而，在鲁迅众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些疾病意象的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鲁迅以社会治疗者的文化身份，从病理学的角度透视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心理——精神的诊断和治疗，在精神——文化病理型的探察中，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
《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名篇佳作，都与疾病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深层心灵描写，揭示了这种文化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自恋时代：大众文化中的疾病隐喻研究自恋时代：大众文化中的疾病隐喻研究引言如今，“自恋”一词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常用的词汇之一。
自恋现象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过分迷恋和过高评价，常伴随着自我陶醉和对他人的忽视。
在大众文化中，自恋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热门话题，并广泛被讨论和描绘。
然而，自恋又与一种疾病隐喻相关。
本文将探讨在大众文化中使用自恋作为疾病隐喻的背后原因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一、自恋在大众文化中的呈现方式1. 自恋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社交媒体的兴起使自恋现象得到广泛传播。
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照片、动态和感受，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魅力。
这种展示自我的行为往往伴随着自恋的倾向。
个体们在社交媒体上追求点赞和关注，这对满足他们对自我的渴望至关重要。
他们希望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赞美，从而提高自尊感和自我价值感。
2. 自恋在娱乐产业中的塑造在电视剧、电影和音乐中，自恋形象被频繁地塑造和渲染，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这些角色往往以自我追求、自负和自我吹嘘为特征。
这种塑造迎合了观众对于幕前明星的关注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自恋现象的认可和接纳。
二、大众文化中的自恋疾病隐喻1. 自恋作为社会问题的象征在大众文化中，自恋往往被用作社会问题的象征。
自恋现象被认为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种普遍问题。
人们认为自恋会导致人际关系障碍、孤立和缺乏同理心。
因此，使用自恋作为疾病隐喻，旨在提醒人们警惕自恋现象的存在，并对其进行批判和预防。
2. 自恋隐喻的商业利用随着自恋现象在大众文化中的普及，商业世界也开始利用这一现象。
许多产品和服务都以自恋为主题来吸引消费者。
例如，在市场上销售的自恋照镜子、自恋服装等，这些产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人们对于自我陶醉和自我愉悦的需求。
然而，商业利用自恋的同时，也加深了自恋现象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
三、自恋疾病隐喻对社会的影响1. 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大众文化中的自恋疾病隐喻，人们对自恋现象的态度往往趋于消极。
《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摘要]苏珊?桑塔格对于西方中“疾病隐喻”的分析,揭示了人类文化在疾病隐喻中表现出来的问题。
她的批评实践触及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隐喻修辞与 __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以及疾病与“他者”的建构。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疾病隐喻;《疾病的隐喻》;文化研究一、隐喻修辞与 __对于“隐喻”,苏珊?桑塔格采用了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而所谓“疾病隐喻”,就是把疾病作为形容词,即说某事物“像”或“是”疾病,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
桑塔格在论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疾病隐喻,比如,“看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错的平面图,就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错”;“西藏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对文明来说,是一种结核病”。
这告诉我们,隐喻这种人类创造性思维形式和修辞手段,可能是危险的,应该警惕和摒弃那些在文化上不正确、在 __上具有欺骗性和鼓动性的隐喻,尤其是疾病隐喻。
作为一种常识,人们总是认为隐喻修辞的巢穴是语言,它使文学描绘显得生动、形象和充满想象力。
然而,这一常识逐渐为当代西方知识界所颠覆,隐喻不再被视为文学语言的专长,而被确认为是语言、甚至思维的基本形式与特征。
美国当代认知语言学家纳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他们在其名著《我们赖以生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都是隐喻性的。
”这一观点指出,人类赖以思维的语言概念都是隐喻性的。
比如,“长江口”、“瓶颈”、“桌子腿”、“箭头”、“了如指掌”中的身体隐喻;“人生道路”、“社会舞台”、“把温度调高”、“情绪高涨”中的空间隐喻;“大脑是台机器”、“人类社会的肌体”中的结构隐喻等等。
如此看来,人类思维根本不可能废除隐喻,然而,隐喻是否就是一干二净、毫无问题呢?身为癌症患者,出于对隐喻修辞的敏感和对疾病隐喻的痛恨,桑塔格说:“当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
”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隐喻是一种双向的映射结构,一方是难以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种被认为丑恶、淫邪的坏事物。
通过其间建立“相似性”,疾病隐喻既可以轻易地把某个所谓的坏事物描绘为邪恶的,又使某种疾病的邪恶和道德色彩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对于疾病隐喻的普遍使用,桑塔格说:“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 __做到谨慎?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
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从古至今,对疾病的厌恶和恐惧,都广泛存在着,尤其是那些病因不明、难以治愈的重疾。
而且由于各种非医学话语(迷信话语、道德话语等)的推波助澜,不仅给这些疾病涂上了神秘色彩,还使疾病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由此,疾病或疾病意象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积累和携带着人类的恐惧和非常复杂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当人们无法理智地思考和描绘“极端”或“绝对”的邪恶时,疾病意象就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廉价的修辞方式,疾病也就成为邪恶的象征。
由于人们在疾病隐喻中不断地把疾病与其他可恶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论,疾病与邪恶之间似乎划上了等号,疾病的邪恶和不道德意义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对病人,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桑塔格看来,领域的疾病隐喻从来都不是清白的,它的目的无外乎煽动暴力,并使严厉的措施正当化,因而是一种 __宣传的修辞手段:“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
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关于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列举了许多例子。
如,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说成是“中东的瘤子”;托洛茨基曾把 __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癌瘤”;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是”梅毒患者。
可以说,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很可能是对疾病意象的暴力运用,它激发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非理性的狂热。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疾病意象所积累和携带的恐惧与邪恶被抛向了某个 __,从而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邪恶,这就大大增加了指责者的本钱,使得严厉的措施合法化。
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在论及比喻(明喻和隐喻)时指出:“对修辞性语言的操控与开发对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甚至经济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由我们用以谈论它的各种修辞手段所调控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强调隐喻等修辞手段在人类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各种语言修辞与某一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意义与 __价值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醒人们注意隐喻等修辞手段潜在的 __意图。
桑塔格对于疾病隐喻的分析正是一种隐喻修辞的文化与 __批判,她的批评实践让我们再度审视这样一个事实:隐喻,不论它在文学和日常表达中创造了多么美妙的言词,它都是一种修辞;而按照其本义,修辞是一种使用语言或其它符号去说服他人和影响他人态度的技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说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个事物,并不是为了更好地、更鲜明地说明和形容这个事物的实际状况或特征,而是为了“说服”的目的,这时的隐喻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动员和 __宣传的手段。
隐喻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文化“症候”,因为它携带和传达了某种文化假设、道德意义与 __意图。
因此,对于许多形式的隐喻,应该保持一种警惕和谨慎的态度。
比如,战争(或军事)隐喻就是一个值得揣摩和审视的隐喻,因为“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战争隐喻还是可取的、必需的,如抢险救灾中的“众志成城”、“奋战到底”、“人民战争”等等这些唤起团结和激发斗志的隐喻。
对于战争隐喻,我们要警惕的是它可能激发的非理性、狂热和盲从。
二、身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桑塔格明确指出其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
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唐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辩论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
”在文学艺术领域,桑塔格提倡的“反对阐释”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学宣言,目的是反对把文学艺术减缩为内容、意义和思想而忽视了文学艺术中蕴含的感性体验。
因为在她看来,阐释就是通过各种话语赋予世界以意义,无论这些意义是道德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
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
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
”以上论断,可以视为桑塔格的“反文化”宣言,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道德与__价值观念(“影子的世界”)的全面反叛,因为正是这套意义与价值系统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妨碍了人们通过“听”和“看”来获得对于世界的体验。
桑塔格对于疾病的道德意义的剥离,是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对阐释”策略在身体与疾病问题上的运用。
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权力铭刻其中的场所。
英国的阿雷恩?鲍尔德温等学者指出:“人的身体是文化的客体尽管人的身体是由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基质组成的,其外观、状态和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组成。
”[6]从我们身体的外观,到状态,再到活动,都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规范。
大多数文化研究学者对于身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如何塑造和规训我们的身体,比如,文化如何为社会个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提供向导和训诫;二是批判某一文化赋予某种身体形式(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意义与 __价值观念,如黑人的身体往往携带了更多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属于第二种,它关注的对象也是身体,是患病的身体,它的目标是清理疾病的道德意义。
对于疾病,桑塔格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她坚信:“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并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最终都被证明只有一个生理原因———如双球菌之于肺炎,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维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因此,极有可能,将来也会为癌症找到类似的单一的东西(即单一的病因和单一的治疗方法)。
”基于这种对疾病的科学主义或“生理主义”看法,桑塔格历数了特定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何以非科学的话语,尤其是迷信话语、道德话语,建构有关疾病的“神话”和文化道德意义的现象。
其中,桑塔格尤其反对疾病的宗教迷信解释和“”解释,因为这些有关疾病的幻象和神话,不仅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而且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比如,《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中所体现的古代世界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结核病被认为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的病,这些人在活力和生命力方面有明显缺陷;癌症被认为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癌症患者往往是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
疾病是否应该有道德意义?桑塔格有关疾病的“去意义”策略和“生理主义”态度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
然而,当这种“生理主义”涉及艾滋病时,桑塔格就遭到了许多批评。
对此,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就曾指出:“她的小心翼翼和谨慎态度激怒了批评家。
她避免谈论艾滋病的文化意义和艾滋病的政治意义紧密结合的程度。
”默克罗比认为,艾滋病的意义比癌症更加深远,与身体政治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艾滋病与性冒险、毒品、同性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可以传染给所有人。
因此,桑塔格对于艾滋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避而不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对于这种争议,当今世界的官方主流文化对于艾滋病问题大都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对导致艾滋病的某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但对于患者与疾病本身则操持一种给予同情和反对歧视的态度,这无疑又淡化了疾病本身的道德意义。
人类生活在一个文化意义的海洋,其中有许多意义是有关身体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它们构成了桑塔格所谓“影子的世界”的一部分。
桑塔格力图去除患病的身体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呼唤一种更加开明、宽容和进步的文化的到来,这种文化将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
不仅如此,桑塔格的批评实践还彰显了当今文化研究一贯的批评路线和立场:在人类的历史上,围绕着下层阶级、女性、黑人和少数族裔的身体形式,有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文化意义与 __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来说,摈弃和清理那些具有压制性、歧视性的意义与价值,是一条远未走完的道路。
三、疾病与“他者”的建构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