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污染场地修复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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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污染场地修复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陈瑶许景婷来源:《环境影响评价》2017年第03期摘要: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造成大量的场地污染问题。

首先探讨了我国现阶段污染场地的修复状况,分析了我国场地修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污染场地修复数量巨大、场地修复技术粗放单一、场地修复资金较为缺乏、法规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其次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污染场地修复扶持政策进行了详细阐述,分别从欧美国家污染场地的修复成本、投融资能力、环境政策实施等方面展开讨论;最后在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场地修复技术及应用案例、相对完善的场地修复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环境保护政策强制力下我国污染场地修复的管理机制,包括污染场地修复的外部保障体系、污染场地信息与风险识别体系、污染场地修复的内部实践体系。

关键词:污染场地;场地修复;扶持政策;管理机制DOI: 10.14068/j.ceia.2017.03.011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444(2017)03-0038-05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also caused a lot of site pollution problems. First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estoration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econdly, supporting remediation policies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America were elaborated in detail, including remediation costs, ability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from these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site remediation, and relatively completed management system on site remediation, we constructed a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under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was comprised of external security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information and risk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contaminated sites, and internal practice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Key words: contaminated site; site remediation; supporting policy; management mechanism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特别是造成大量的场地污染问题。

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总采样点超标率为16.1%,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我国针对污染场地修复的前期场地调查、修复风险评估、修复技术采纳和政策扶持等一系列管理体系已开展了许多相关研究,由于相应的管理体系尚未完善,具体到污染场地修复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健全、污染场地资料缺失、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工程营运不足、污染权责不清、场地修复的投融资金落实不到位以及污染场地引发的地下水修复等一系列问题[1]。

本文在分析我国污染场地特征及场地修复状况的基础上,借鉴欧美国家场地修复的管理体系,提出我国污染场地的修复机制,以期为我国污染场地修复的管理政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我国污染场地修复的管理现状1.1 污染场地修复数量巨大我国矿区的污染区域已达到300多万亩,实际修复的仅不到20%,由于绝大部分场地在使用过程中都没有采取相应的土壤和地下水保护措施,因此大部分工矿业场地、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填埋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2]。

目前,国内城市中遗留下来约有5000个以上的污染场地,包括已经被污染的和潜在污染的场地。

如果没有足够的前期调查和对场地进行修复,施工过程中将导致急性中毒事故。

例如,北京和武汉曾发生在以前的农药厂址施工时因场地有毒物质导致工人住院治疗,广州由于土壤污染致使亚运村被迫改址,但是现在这块污染场地仍然被当地居民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用于新建房屋[3]。

近年来,全国各地针对污染场地开展了一系列的修复工程,修复场地大部分位于发达城市,如北京炼焦煤气厂污染场地的异位修复[4]、上海电子机械厂污染场地及地下水修复工程[5]。

1.2 场地修复技术粗放单一国内对土壤污染中有机物或者重金属污染仍然以阻隔填埋与异位修复或植物修复为主[6],其中植物修复技术发展于2000年以后,是目前研究最多、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修复技术[7]。

我国大部分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实施集中在借鉴欧美国家技术的基础上模仿,因此修复设备的生产研发、修复过程的运营、修复技术的应用规模等尚处在起步阶段。

虽然第一批场地修复技术目录包括土壤阻隔填埋、固化/稳定化技术等15项修复技术,但实际工程应用中仍然非常粗放,修复过程中会出现修复失效、过度修复或者修复风险较大等问题[8]。

在具体修复技术应用层面上,修复技术和修复方案相对单一,且过度依赖传统的阻隔填埋或者固化/稳定化的处理技术[9]。

1.3 场地修复资金较为缺乏我国缺乏对污染者追责问责机制,因此污染场地修复行为责任主体不明晰,未来较长时间内修复资金都将依赖各级政府以及财政拨款。

“十二五”期间,中央政府直接用于土壤修复方面的治理资金达300亿元。

此外,部分多边机构也为土壤修复产业提供了额外资金,例如价值4.5亿元的世界银行项目“中国污染场地修复项目”[10]。

但由于我国需要修复的场地数量巨大,分配到每个修复场地的费用很少,与美国20世纪90年代污染土壤修复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更是相去甚远。

1.4 法规管理体系尚不完善2014年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技术性污染场地准则,为开展污染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修复治理提供了技术指导和支持,但是仍缺乏专门的场地污染法律来规范场地管理程序和修复市场。

部分省份的场地污染标准比国家标准发展更完善,尤其对于一些城镇化快速发展需要管理污染场地的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深圳,当地很多标准被用于完善国家污染场地的政策制定。

场地修复不仅是修复技术及方案确定的过程,还包括前期调查、风险管理、修复评估及过程监管,由于缺乏类似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和《超级基金法》等专门针对污染场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导致污染治理责任主体难以认定,无法进行后续修复工作的落实。

现有的不能分离重金属的场地修复技术如阻隔填埋、固化稳定化等都存在长期的潜在环境风险,需要后期持续性的环境监管,因此迫切需要加强长期风险防范的具体管理制度。

2 国外污染场地修复的政策支持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发展环境修复,美国的污染场地修复历经“超级基金”的三轮变革与创新,在技术、立法和资金上不断完善,1990年前后主要以填埋和焚烧处置为主,21世纪以来其环境修复理念已经转为资源的修复、污染场地的风险管理、评估以及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决策。

加拿大土壤修复主要以污染者自我修复为主,各省在联邦政府指导下实施立法,联邦政府则对国有土地和“遗孤”土壤实施修复管理。

英国和日本则主要借鉴美国模式。

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广泛采用基于风险的管理策略,开展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污染场地修复评估与实践研究,包括修复技术筛选矩阵、多目标决策支持技术、费用效益分析、生命周期评估、环境效益净值分析等定量评估模型以及文件导则、决策流程图、计算机软件等决策支持系统,其关键技术方法包括污染物的土壤质量环境准则制定、修复技术研发及应用、污染场地的风险管理及评价等。

这些管理决策系统与技术手段为污染场地的前期调查、风险特征、评估决策以及后期的修复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技术保障和法律依据[11],如图1所示。

2.1 美国污染场地修复的政策支持1980年美国议会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案》,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超级基金”,这项法案填补了污染场地修复的空白。

“超级基金”设立了高达16亿美元的信托基金,专门用于治理无法确定责任方的污染场地,并通过确定“潜在责任方”,以“污染者付费原则”解决修复经费问题。

1980—2015年,美国国家环保局(EPA)设立的国家优先处理目录(NPL)和基金替代协议(SSA)共纳入1439个污染场地,受地下水污染迁移的场地累积1138个。

截至2015年,NPL中已有1177个场地完成物理修复实施工程,“超级基金”项目共完成93 901个污染场地的评估[12]。

除了设立超级基金,EPA还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来支持场地修复的资金需求。

超级基金(EPA以及潜在责任组织)联合美国能源部、美国军方、州政府修复计划、资源保护和回收、地下储备、私人公司共同成为美国污染场地修复的资金来源渠道,其中国家能源部是当前美国污染场地修复的最大责任方,污染场地年修复费用均超过20亿美元。

同时,美国提出“棕地开发”的土壤环境管理模式:国家鼓励企业进行土壤修复和土地开发,并对由于污染而不能有效开发的土壤提供各种补贴和政策优惠,从而使美国场地修复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

美国除在超级基金中设立修复技术和法规,制定风险管理的策略和工程评估,还参与地方州环保署设计系列的环境修复实践工具共同完善场地修复管理,如明尼苏达州环保署实施的全过程污染场地风险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以及伊利诺斯州实施的污染场地修复技术评估矩阵等[13]。

美国在环境诉讼方面推动部分类别对原有污染场地清理的做法,对我国的污染场地治理也有很多借鉴意义,尤其是污染场地涉及地下水污染的场地修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