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性学报告性作为人类生理和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古代性学是一个需要了解社会背景、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学科。

通过研究古代性学，我们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对性的态度，以及古代人们是如何处理和理解自己的性生活的。

中国古代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思想日益繁荣发展，对于各种人文科学都有了深入的探讨。

性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着广泛的讨论。

在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经常提到性的话题。

他们强调道德风尚的培养，并且认为性行为应该符合道德规范。

孔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个人的修养和家庭的和谐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因此，在古代儒家的观点中，性被视为属于私事，并应该受到严格的道德约束。

然而，在道家思想中，对性的看法则略有不同。

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人们与宇宙相融合的方式之一。

他们主张放松身心，追求自由自在的性生活。

在道家的观点中，性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冲动，人们应该本能地追求性的满足。

除了儒家和道家外，法家也对性进行了独特的研究。

法家强调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认为性行为应该受到社会法律的制约。

他们主张建立严格的家庭法规，并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性行为。

在法家观点中，性被视为一种需要适当管理和控制的力量。

当然，在古代性学的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诸子百家的思想存在。

这些不同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对性的多样性认识。

通过研究这些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对性的态度和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性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了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学也是研究古代性学的重要资料。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既有明确直接的，也有委婉含蓄的，它们反映了古代社会人们对性的看法和态度。

通过研究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人们对性的向往、欲望和遭遇。

古代性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性教育和性观念也有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我国有着悠久的的文化传统，其中性文化的渊源更是悠长。

从性崇拜，婚姻制度，性观念，性风俗，房中术，性文艺，性医学，以及宗教中的某些内容等等的方面，反映出了它在人们生活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性崇拜是原始人性爱的朦胧体现。

性崇拜包括了生殖器官崇拜，生殖器官，性交崇拜等内容，它通过对性的歌颂，顶礼膜拜等行为表现出来。

并借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以及文物，建筑物等等留传于世，甚至连一些山川河流等自然物也被赋予性崇拜的神秘色彩。

原始社会的人们除了通过性交获得“欲仙欲死”的快乐来繁衍人口外，还深信性能使五谷丰登，所以不少地方有野合，妇女在田地分娩的风俗。

人类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最主要地体现为婚姻关系。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性关系是群婚杂交，但是通过长时间的生活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紊乱的性关系不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从而逐步建立了婚姻制度。

古人把婚姻看承是神圣的事情，正如《礼记》所说：“上以宗庙而下以续后世也。

”其主要目的在于“广继嗣”。

人们性行为的主要功能不外乎三点：一是快乐，二是健康的需要，三是生育的功能。

在婚姻关系中，不论古人如何片面地强调了性的生育功能，不管古人如何受性压迫和性禁锢的影响，男女之间性的快乐总是存在着，发展着。

遗留下来的性文物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些千姿百态的秘戏瓷说明了古人决不是象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古板，保守，而是很懂得追求性生活的快乐，掌握了相当多的性爱的技巧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实行了严酷的性压制和性禁锢，而这些文物也说明了，任何压制，禁锢都改变不了人们的自然本性，民间的性爱生活任旧是十分丰富和生动活泼。

从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古代性学资料和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一些文物看来，在我国两千多年古画上就有许多关于男女怎样获得性快乐的论述以及性技巧的提示。

例如《素女经》中的“九法”，《洞玄子》中的“三十法”以及所谓“九浅一深”等等，都是关于性爱技巧的探索；《天下至道谈》中的“七损八益”则是性健康的提示；其它还有对男女性器官的解剖说明，对“五音”，“八动”，“五征”，“无欲”等性反应的研究，等等。

中国“性文化”起源中国象形文字中，“女”字是一个具有硕大乳房和乳头的女人图形；“男”字的上面是正方形耕地－－“田”，下面则象征力。

从《圣母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认为，女人的性能量是男人的性交中必不可少的。

儒教和道教自问世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宗教和哲学传统。

儒教主要影响公众的生活方式，道教对人的私生活影响较大。

公元七世纪到十世纪，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冲击着儒教。

但是，后来新儒教又扭转了局面，一直统治到新中国成立。

儒教和道教，两者既是宗教又是哲学系统。

它们的创始人都未被神化，其哲学系统也未演化成宗教的教义。

然而，它们又都有忠实的信条和严格的戒律，形成了整套确保人生安乐的独特生活方式。

因而，性的问题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阴与阳过去，自然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按照其自身规律和秩序永存的。

这种观点把世界归纳为循环性、兴衰性和极性三种运动过程和产生各种自然现象的两种基本元素－－阴与阳。

阴阳学说起源甚早，公元前三世纪就奠定了完整的基础，创立了占星术、医学、艺术和管理等内容。

阴象征雌性、黑暗、被动和吸附，它出现于河流之中，用六道不连续的短线、红色、偶数或虎等表示；阳象征雄性、光明、主动和渗透，它出现于山中，用连续直线、天蓝色、奇数或龙等表示。

阴与阳都始于太极，它们之间的变化是互补的，世界上所有过程都是它们相互作用的表现。

阴阳互补这种二元论与西方和其它国家的二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阴阳互相排斥（如灵与肉）、互相对立（如善与恶），但又不互相矛盾，也不相互包含，它们是自然界动态变化中两种大小相等的力。

每当这两种力达到自己的极端时，它们就“物极必反”，转化为自己的对极。

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男人属于阳，女人属于阴，但各自又都包含一部分相反的内容。

性的结合导致阴阳作用，产生新的生命。

性交不仅能完成人类繁衍的任务，而且能使性交者，尤其是男人恢复元气。

在中国，为了婚姻的性交是正常的、合理的，并不违犯道德。

中国性学发展史中国性学发展史一、始源于远古商周：宇宙间当生物出现就有了“性”(不管它是单性生殖或两性生殖)。

当进化到人类，我国原始部落曾由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并有着“性”的催化作用的因素，故人类“性”的存在远远超前于人类文明史诞生的岁月。

在古老的原始社会，人类直接受自然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故对于自然现象不能不深切关心，尤其是对动、植物的繁衍生殖作用更感惊诧。

久之，由此而悟出宇宙的基本原理：一是主动的，一是受动的，在生物为雄与雌；在人类为男与女，父与母…故古人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带有二元性，都有着阴阳的相对，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等，从而便用阴阳来理解宇宙的一切现象，并认为有似动、植物雌雄结合孕育新的生命一样，宇宙间万事万物也由阴阳的结合而产生和发展，因而把表现阴阳作用的人体的一部分—男女生殖器官，视为神圣而渐衍成性器崇拜的习俗。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古老民族，对“性”的张扬与性器官的崇拜是较普遍的。

1988年，在我国的内蒙古境内，曾陆续发现了一批性器崇拜的岩画。

这些大多出自3000多年前青铜时代的岩画，内容可分为男根女阴、男女交媾，感生脚印，求育舞蹈等四类，反映出阴山远古居民生殖器崇拜的特有心理状态。

在性文化方面，我国远古即有“一阴一阳之谓道”(意即阴阳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等黄老学说的概括。

此外，在周《易序卦》中云：“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并以美、柔、弱作为女子的自然属性。

《易.家人》云：“女正乎内，男正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义也”(女的正常职责是搞好家内事务，男子则主外务，男女的这种内外分工是天地间自然的道理)。

这说明远古即有根据性别差异而作不同社会分工的规定。

现在，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已有较显著的变化，但男女最佳适应的社会工种仍还是不无区别的。

在男女间的情爱方面，远古常将“男女”喻为两性性生活的代词。

如《礼.礼运》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反映了这一概念。

我国古代性文化概述我国古代性文化概述我国古代性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中形成的性观念、习俗、行为，以及有关于性的知识、文艺、道德规范和诸般社会体制等。

在我国古代性文化中，由于汉族人口很多，聚居地最广，影响最大，故本篇重点介绍汉族的性文化。

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

汉族先民曾经历漫长的原始公社时代，经过“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阶段。

至黄帝以后，转为父系氏族部落，并进入部落联盟时期。

历史传说反映出，汉族远古先民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不同氏族部落集团的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和斗争，逐步融合为同一族体。

这一融合过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区域也扩展至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在秦朝汉代国家统一的条件下,形成为汉族。

自秦汉至今的2000多年间，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掳掠、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处，共同开发边疆，其中不少从而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另一方面，边疆各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处，往往大都融入汉族之中。

由于汉族历代均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故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

古代汉族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是“三纲”和“五常”。

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

这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发挥春秋时期孔、孟儒家学说总结而来，其后一直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国家观念。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

汉族通行一夫一妻制婚姻，但封建士绅阶层普遍存在纳妾现象，在亲属的亲疏观上，以父系为中心。

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故汉族古代的人口观主张“多子多福”。

在此基础上，子对父应尽忠尽孝，其中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最高体现。

这种宗法制度的扩大，则表现为“子民”对最高统治者“天子”的道德规范。

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性一直被视为一个非常私人的主题，很少得到系统地研究和讨论。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散布在古代书籍和文化遗产中的许多性相关的信息，如《红楼梦》中的“葫芦岛”和《金瓶梅》中的“肉具”，都反映出一定的性文化现象。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一、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由于各个国家、地区和时期的人们对性的看法和态度可能截然不同，所以要讨论中国古代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

在中国古代，性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从生殖行为、婚姻性行为、妓女、性节日等许多方面都被广泛地反映出来。

此外，基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如医学、宗教、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等，也为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性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在古代中国，性最初像其他物种一样，只是繁殖后代的行为，并没有形成特别的文化内涵。

然而，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性逐渐从繁殖行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文化、甚至宗教意义的人类活动。

此后，中国古代性文化又坐在了儒家的熏陶下与佛教的文化影响下而存在和发展。

在儒家思想中，儒家经典《大学》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齐家阶段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情欲之道，同时儒家对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论述也影响了古代性文化的形成。

佛教思想通过歌颂纯洁的爱情和婚姻关系，同时反对嫖娼和乱伦等不道德行为，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古代中国性文化的概念。

三、性文化的影响正因为中国古代性文化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血液中流淌着历史情感，因此对社会、历史和文化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古代性文化对古代社会道德伦理构成的影响比较深远。

古代中国大多对婚姻、性上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道德及法律措施。

此外，在古代儒家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使夫妻和合”的正确道路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可以促进人际关系，提高家族团结和对社会的贡献。

中国性文化发展简史
虽然中国古代的不少统治者对民众实行性禁锢和性封闭，但是，也不能认为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性问题上是十分封闭与保守。

这种看法就像过去外国人总认为中国人全是男人拖长辫、女人裹小脚那样。

其实，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性用品的国家，历史上曾有各种石制的“男根”、“石祖”，也有青铜的、木制的、玉制的、象牙制的各种助兴工具。

在现存的文物中，就有汉朝时的铜制双*，可供后宫中没有机会受到皇帝临幸的嫔妃们自娱使用。

由于古代大多是父母指婚，新郎新娘在洞房前一般都没有见过对方，所以第一次见面时就要脱光衣服实在有些尴尬。

下图这样一个开裆裤就是专门新娘洞房花烛专用品。

在春秋战国期间，人们对闺房之事并未视为隐私，可以公开谈论，甚至宫廷里讨论国家大事时也谈论。

到了汉代，闺房之事便被视为男女的私事，不公开谈论了，但也未视为丑事。

在唐代，民风更为开放。

只是到了宋代理学盛行以后，中国社会才实行了其八百年的性禁锢与性封闭，但也是禁下不禁上，表面上禁而实际上禁不住。

总括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所受到儒、佛、道教的熏陶甚深：儒家视性为人类自然的本性与需要之一；佛家认为诸天神佛大部分都是男女同体、集雌雄于一身；道家更进了一步，视男女交合是采阴补阳、长生不老之道。

传至现代的一些中国古代性书籍，在当时具有十分先进的内容。

应该说，中国古代性文化从总的看来，成人用品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是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是曲折发展的。

性的历程：从两宋到明清性的历程：从两宋到明清核心提示：彭遵泗的《蜀碧》上说：“张献忠据蜀时，偶染疟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

’众不解也。

比疾起，令斫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将焚之，必要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

忽见己之妾足最窄者，遂斫之，其臭达平政门为乐……”“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可见到了明末，女子缠足人数已众。

裹足是贵族妇人的专利，贱民阶层的女子是被明令禁止缠足的。

明朝中叶时有位叫黄冈瞿的文人，写过一本《徵君九思》，顾名思义，当然是希望书中所提的建议能够分君之忧。

不过他的建议都很是庸常，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倒是其中有一条弱敌制敌的“妙策”异想天开——建议在御边时对敌人要“诱化其俗，令彼妇女习中国法，俱束缚双足为弓样，使男子惑溺，减其精力，惰于击刺”。

这个建议虽然荒唐，但是反过来推想，倒是指出一项事实——缠足是一个国家、民族腐朽、堕落的表现。

对女子来说，缠足是为了追逐美，那么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人也这么想么?显然不是。

明朝有一本《女儿经》在民间刊行甚广，后来清同治年间贺瑞麟将它订正为《改良女儿经》，内中对女子缠足作了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那么，为什么要千缠万裹来拘束?这是因为圣人的教诲。

元代的伊世珍在《瑯环记》上说：“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

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

”有了这样的教诲，女子因小脚而不良于行，便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甚至于出现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便云：“宜兴周相国以千金购一丽人，名为‘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难移，每行必须人抱，是以得名。

”女子缠足，在当时是一种教养，这样的教养流行于贵族家庭之中。

因为女子缠足之后出行不便，则自然限制了谋生能力，在经济上必然完全依赖于男方，而平常人是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不干活的女子的。

所以缠足虽然是风气所趋，但是官府也不是什么女子的足都让缠的。

中国无性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衰落中国无性文化、又称性禁锢，以防淫禁欲为宗旨，以严厉束缚妇女的性活动、抑制妇女的性欲为特点。

它源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实施于两汉，宋儒又发展了无性文化，从理论上把性禁锢推向顶峰，而实施最力的是明朝，自清朝开始衰落。

一、私有制逐渐完善。

使男人产生了独占妻子的愿望。

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以男子为中心建立的婚姻家庭逐渐稳固，私有财产也就产生了。

炎黄时代，战争增多，规模加大。

战争的目的，由争夺适宜生存的地盘，进而逐渐加入了掠夺私有财产。

战争中的俘虏则成为第一批奴隶。

奴隶也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此时的奴隶是作为家庭成员与奴隶主生活在一起的。

男性奴隶主与女性奴隶、女性奴隶主与男性奴隶之间的通奸是常有的事。

黄帝立四妃，四妃共生五子，而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那么黄帝定有四妃之外的事实上的妻子，或许就是女奴隶。

黄帝之曾孙帝喾亦立四妃，元妃姜螈在高襟之祀时，与神尸(巫)共舞，然后与神尸性交，遂生后稷。

作为部落联盟大酋长的帝喾，对此并不介意。

这说明当时男人独占妻子的愿望，还未产生或者并不强烈。

随着社会发展，私有制逐渐完善，私有观念逐渐增强，至禹时，男人遂产生了要求“我的儿子”的念头。

《尚书·益稷》中说：“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

予弗子。

”禹娶涂山氏女名娲，辛日娶，隔壬癸二日，至甲日，启呱呱而诞矣。

所以禹说：“予弗子”，即我不把启当作我的儿子。

《绎史》十二中说，禹娶涂山氏，与她一起治水，通轩辕山时，禹与涂山氏约定：送饭时先拉铃。

涂山氏忘记拉铃，将饭直送洞中。

看到禹化黄熊开山。

涂山氏惭，走到嵩高山化为石。

禹大呼“归我子”，“石北面而生启”。

去掉神话色彩，说明禹要“我子”即“我的儿子”心切。

禹追求“我的儿子”，说明禹知道自己在生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禹明授益实传启的事实证明，禹要“我的儿子”，是为了传承特权和私有财产。

中国传统性文化一、中国传统性文化的发展轨迹1、原始社会双性同体的阶段，在历史上对应着的是人类处于无性意识的阶段。

“双性同体”的无性阶段，反映了原始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

譬如佛教中的菩萨，本来并无性别，亦无生死，他们可在世人面前根据不同需要，示现各种化身。

这是与佛教普渡众生的平等观念相一致的。

而双性被切割后的分体，则意味着性别意识得到了强调，无性阶段进入了有性阶段，性别差异由此产生。

在中国的人类起源神话中，暗含了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

传说华夏种族是由伏羲和女娲兄妹相婚而产生的，而伏羲和女娲是双头人首蛇身的神怪。

这一图像在历代都可见到。

安阳发掘的商墓和春秋楚墓，东汉时梁词石室画像都有石刻的伏羲女娲交尾双头人首蛇身的图像。

在汉代石刻画像与石画中，两者被描绘成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的蛇尾巴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两人的面部或正向或背向。

伏羲手捧太阳，太阳里面有一只金鸟，女娲手捧月亮，月亮里有一只蟾蜍。

或者伏羲的手里拿着直尺，象征男根，女娲的手里拿着圆规，象征女阴。

据何新考证，伏羲和女娲原是由一神之名分化为二神之名，伏羲与女娲不惟同姓，姓风，而且同名，女羲别名女希，与伏羲实际上同名。

也就是说，伏羲与女娲本是由一神分化为二神，正因为如此，伏羲和女娲之间是一种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的关系，由此，也能理解两者为何是双头人首蛇身的神怪。

原始社会的久远，很多资料因难以保存而丧失。

所以，能为我们提供的关于中国早期性文化的资料，实在是少得可怜。

然而，仅从这些少得可怜的资料中，也足以窥见早期中国社会性控制、性文化的若干特点。

昔太古尝无君矣。

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

（《吕氏春秋。

持君览》）一幅原始部落群居杂处的图画，文明社会所有的一切，在这个混沌的蒙昧社会中均不存在。

无差别，无等级，除自然力的限制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相当随意而自由。

中国古代性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性观念主要受着中国封建思想、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中医性医学的影响，三者之间既相互对立斗争，又相互影响、渗透，因而形成独特的发展形式。

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现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的种种性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殖观念生殖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于原始时代，当人类开始发现性与生殖的关系时，就有意识地通过性交来繁衍后代，以维系人类的生存;增加以人力为主的生产力，扩大生产，改善物质生活。

这一时期的性心理可以通过残存的远古时代的岩壁画上清楚地看出。

如新疆呼图壁县的岩壁画，在一对裸体男女的性交图下，两长队小人翩翩起舞。

这揭示了人类对性交繁衍功能的肯定、歌颂和崇拜心理。

当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为了维护权力和财产的维护继承，子嗣就必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存在，并非只在于享受男女之间的性欢乐和情爱，而是承担和完成着生儿育女的天职，继而出现了有关生育的社会和医学研究。

1 自然生育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易经》首先肯定了性——生殖是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是符合大自然的运动规律的一种行为，指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性——生殖一样有着共同或类似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如(《周易·系辞下》)：“天地氤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就是把自然界事物的阴阳交感生化和人类的性——生殖进行类比，对其变化规律的认同与肯定。

先秦诸子如老、孔、孟、墨、苟等承袭了《易经》的这种思辨方式，肯定了性生殖的自然属性。

诸子百家这种朴素的唯物观，对中国几千年的性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后几千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禁欲的佛教乃至后期传人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禁欲思想都未能使中国人的性观念产生根本的改变。

《易经》和儒学的创始人从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角度都把性看成是生殖的工具。

把婚姻看成是维护生殖的形式和手段，性和生殖都要在婚姻的范围内进行，即所谓“人伦”。

实际上是把性的自然属性和性的生殖功能混淆为一体，这为宋代理学否定性的本身价值和意义，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代文明——性文化来自话题#历史杂谈2.0万篇人类要认识自然，首先要认识自己。

为了解我们身为成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关我们童年的事。

同样的，为了解性在我们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我们也需要知道其历史的渊源。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受到“现在”的压力，容易沉迷于“将来”遗忘“过去”。

——卡洛多利安人类进化：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森林古猿：人类祖先，550～130万年前。

DNA比对分析证明：人类是大猿中的一支，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最为相似，基因有98.7%的相似度。

原始社会（中国）：起源于170万年前元谋人——中国最早人类。

原始社会经历两个时期：原始人群、氏族公社（母系、父系）。

北京人是原始人群时期典型代表，山顶洞人过着母系氏族生活。

中华文明：从良渚文化起算，距今5000年。

皇帝：4000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首领（华夏祖先）。

炎帝部落、皇帝部落结成联盟——炎黄子孙的由来。

皇帝之后，是尧、舜、禹（大禹治水）。

原始社会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群居群交（由不分辈分群交演变成同辈之间群交）；后期，部落之间异性群交，男性多妻，女性多夫，且性行为具有随机性。

后代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至新石器时代，群交转向相对确定的偶交。

性崇拜：原始初民不清楚生殖器接触、性交、生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理解自身的性行为以及生殖现象。

在古埃及，崇拜日月神明，日有阳刚之气，代表男性。

月有阴柔之美，代表女性。

性是一种魔力，身心俱醉。

对女性生育，更是神秘而敬畏。

因而，就出现了生殖崇拜、性交崇拜与生殖器祟拜。

生殖器崇拜几乎在所有宗教中，最深刻、最使人敬畏的是：生育和生殖能力的自然属性。

但在基督教中：以圣保罗为代表的性的观点——性，是罪恶。

《旧约》记载人类原罪来自夏娃：夏娃受蛇引诱偷吃智慧树之果，并把果实分给人类的始祖亚当，从而招致耶和华对人类的诅咒和惩罚。

然而，作为人类被隐藏的最本质欲望特征，性行为对于一些宗教而言是现实享乐的重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人性文化的跨越式进化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段时期，人性文化经历了跨越式的进化。

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为丰富和充沛的时期。

本文将通过多个方面进行展开，深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人性文化的跨越式进化。

一、思想的解放在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礼教体系逐渐被打破，诸侯国间的交往和思想碰撞逐渐增多，思想的多元化和解放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显著特征。

诸子百家涌现，其中儒家、道家、墨家三家思想最具代表性。

儒家强调社会秩序、礼教体系、贤人治国，追求“仁爱”、“仁政”；道家强调个体的自我生命价值，弘扬“无为而治”、“天道自然”；墨家强调兼爱、非攻、非命等思想，强调平等与和平。

这些思想理论的涌现，让人性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人的本性和价值，成为探讨人性文化的重要角色。

二、人性理论进化春秋战国时期，人性理论逐渐从道德化转向人本主义，强调个体的自我完善与开发，以及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关系。

在《孟子》中，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人”，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去除外在的干扰和影响，人人都可以做到善。

同时，他还提倡“立身以达天下之人之所欲”，强调人的自我完善与开发，使之具备更高的社会价值。

《庄子》中的人性理论则更加注重与自然的融合，提出“人与自然无差别”，并强调“至静至清”、“以静制动”等思想，让人与自然的融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人际关系的进化春秋战国时期，人际关系的进化也是一个重要标志。

这段时期，人们的人际交往，不再局限于利益关系，而是注重个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尊重、友爱。

《论语》中的“仁”思想更直接地表现了这种进化，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思想。

这种理念让人们关注自己以及他人的感受，相互尊重，建立起相互信任、支持、帮助的人际关系。

四、审美理念的进化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美的敏感度不断提高，审美理念也在不断变革。

传统的审美观念让位于更加多元的审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