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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九）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一、高频考点一、单选题1．（2023·广东·统考高考真题）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历史上某一基层制度时，认为聚乡村之民成兵达不到御敌的目的，贼寇一旦来袭，乡民便携家散去，“非什保之所能制”。
这一基层制度是（）A．邻保制度B．保甲制度C．十家牌法D．里甲制度【答案】B【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以得出精确时空是宋朝（中国）。
据材料“《宋论》”可知，题干涉准时间是宋朝，据所学可知，王安石变法时期实行保甲制度，B项正确；邻保制度是唐朝的，排解A项；十家牌法是明朝的，排解C项；里甲制度是清朝的，排解D项。
故选B项。
2．（2023·浙江·统考高考真题）延载元年（694）八月敕：“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外形，以为定簿。
肯定以后，不得更貌。
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
”这种户籍管理方法是（）A．黄籍登记B．白籍土断C．貌阅之法D．诸色户计【答案】C【详解】依据材料“延载元年（694）”、“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外形，以为定簿”可知，唐朝实行貌阅之法，将人口体貌与户籍登记相比较，重新核定户籍。
C项正确；黄籍登记是西晋，排解A项；东晋后期和南朝政府实行白籍土断，排解B项；元朝实行诸色户计，排解D项。
故选C项。
二、新模专练一、单选题1．（2023·辽宁·校联考模拟猜测）有学者指出，“社会把握是在政治把握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的，再通过对社会诸种力气的利用、组合……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政治把握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把握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
下列制度属于秦汉的“社会把握”的是（）A．里甲制度B．乡约制度C．乡里制度D．刺史制度【答案】C【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
水灾环境下近代皖江地区民生研究(1840-1911)
乔松涛;金城
【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2
【摘要】近代皖江地区频繁水灾导致农业歉收、绝收,灾民众多,甚至出现人口伤亡,农业生产力水平下降,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社会矛盾尖锐。
清廷与皖江地区州县官府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生:调拨钱粮赈济灾民,抢修溃决圩堤,消退积水,补种粮食作物;对灾区施行缓征与蠲免,减轻皖江灾区经济负担;以修圩堤为重点展开工赈,进行灾后重建,恢复圩区农业生产。
但是,清廷因面临各种日益加重的危机,在应对皖江地区水灾上已是疲于应付。
【总页数】6页(P137-142)
【作者】乔松涛;金城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
【相关文献】
1.近代皖江地区商会活动研究(1905-1937)——基于安庆、芜湖的考察
2.近代皖江矿业生态环境与矿产资源开发研究——以安徽宣城水东煤矿为中心的考察
3.新媒体背景下旅行社营销策略研究——以皖江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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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晚清皖江地区水灾应对研究——基于《申报》报道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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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位于福建泉州的安平桥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长的石桥，它的落成与宋代富商慈善家黄护的功劳密不可分马克思曾说：“商品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在唐代，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江南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沿着运河而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层出不穷，金陵、扬州、苏州、台州、湖州、宣州、池州等都成为发达的商业中心。
而作为商业发展的中心环节——商人则成为左右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群体。
而在古代中国，商人在致富以后，社会责任感逐渐增强，积极致力于一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为当今的商业伦理道德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后代的商人和企业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古代商人社会责任意识的由来中国古代商人具有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
概括起来主要有政治环境、经济条件、文化思想、个人素质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政治环境的压力。
中国自古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对于商人采取鄙视、打击的态度和政策。
在土地分配上，唐朝对商人有严格限制。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又云：“士农工商，四人各业。
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
工商杂类，不得与于士伍。
”商人排在最末，被视为“下人”和“杂类”，而且不允许做官。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古代的商业一直处于不甚发达的状态。
但是，事物总是向前的，是无法遏制的。
因此，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统治者也就逐渐放松了对商业的控制，但是以加大对商人的剥削为前提的。
正是由于政治地位的底下，所以商人在致富以后积极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一方面用金钱买官位，巴结权贵高官，提高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拿钱来做慈善福利事业，诸如义务出钱修建祠堂、道路、村寨房子，为贫穷人出资或捐钱，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赢得良好的声誉。
经济条件的支撑。
中国古代商人能够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除了政治条件的压制之外，还与其经济实力有关。
能够从事慈善福利事业的商人均是巨贾富商，而不是普通的小商小贩。
明清徽州商帮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明清徽州商帮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摘要：介绍了徽州、徽商和徽州社会。
从徽商的经济实力、儒家修养及生活方式三方面简要分析徽商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指出了徽商对徽州传统聚落社会形成、发展及保存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徽州，徽商，徽州聚落社会徽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宣和三年，从地域上讲主要指现安徽省南部，皖、浙、赣三省结合部。
徽州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是移民社会，另一个就是四面为山，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徽州原始居民为山越人，两晋、唐末及两宋之际的移民士族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儒家文化与大量的闲置资本。
徽州独特的社会自然环境孕育了独特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
徽人经商是徽州经济最重要的方面，徽文化是徽州极具典型意义的地方特色文化。
现存的徽州传统聚落不仅仅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还记录下了徽商曾经的辉煌。
徽商即徽州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商帮集团，始于南宋，直至清道光年间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并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州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互通有无的传统习俗和移民社会特殊的环境背景是徽商诞生的主要原因。
从明嘉靖到清嘉庆的300年间，是徽商的兴盛时期。
期间，徽商活动范围广，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以经营盐、典、茶、木为主，资本特别雄厚。
明中叶商业繁荣，已出现拥有百万巨资的徽商。
在清代，如徽人汪交如、江春、鲍志道等大盐商，甚至拥有千万的资产。
徽商作为一个同荣共辱的商帮集团，这些典型的足以证明徽商当时经济实力之巨。
徽州传统聚落规模庞大、修建水平高，这主要得益于徽商的经济支持。
由于徽商常年在外经商，家中多为老弱妇孺，徽州住宅特别注重防盗的功能。
除建筑普遍外墙高耸极少开窗外，还现存一些独特的防盗措施。
在南溪南村的老屋厅就是一例。
老屋厅的房门略后退，与墙不在一个平面上，并在窗外设坚固的横档以增强防盗功能。
位于正楼北面的边门以厚铁皮为最外层，中层是较薄的青砖，内层为优质木材，从而达到了很好的防火、防盗的效果。
徽州作为移民社会，自汉末起，外迁入的始祖逐渐繁衍形成的若干家庭聚于一村，形成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聚落。
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总第３３９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１０ꎬ２０２３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３９清代民间助赈方式变迁研究禹思恬ꎬ杨春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ꎬ北京１０００７０)摘㊀要:清代民间助赈事业空前兴盛ꎬ在政府主导赈灾的清代中前期ꎬ富绅偏好选择捐输的助赈方式委托政府赈灾ꎻ而在清代中后期ꎬ民间力量成为赈灾的主力ꎬ富绅则偏好选择各种形式的民间赈济活动直接对灾民进行赈济ꎮ赈济效率是决定富绅助赈方式选择变迁的直接因素ꎬ政府治理能力则是根本因素ꎬ这说明ꎬ在灾害的社会治理中ꎬ政府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关键词:清代ꎻ捐输助赈ꎻ直接赈济ꎻ赈灾效率ꎻ政府治理能力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３)１０－０１６９－１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明清时期灾害治理机制的经济学研究 (２１ＣＪＬ０２０)作者简介:禹思恬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ꎬ经济学博士ꎻ杨春学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ꎬ经济学博士ꎮ㊀㊀一㊁引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为频发的朝代ꎮ在清朝统治的２９６年中ꎬ包括水灾㊁旱灾㊁虫灾㊁雹灾㊁地震等在内的灾害总计高达１１２１次ꎬ其中水㊁旱灾害为主要灾种ꎬ分别占总灾况的５６％和３３％ꎬ受灾范围主要涉及直隶㊁山东㊁河南㊁安徽㊁湖北㊁江苏㊁浙江等人口稠密的粮食产区[１]ꎮ频发的灾情和众多的人口使清政府面临着空前的赈灾压力ꎬ仅凭官赈难以完全消弭自然灾害的恶劣影响ꎮ与此同时ꎬ清代是民间赈济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ꎬ以富绅为代表的 中间阶级 的壮大为民间赈济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ꎬ其所组织参与的各种形式的民间助赈活动成为官赈的有力补充ꎮ作为清代赈济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ꎬ清代的民间赈济活动广受学界重视ꎮ一些研究聚焦于个人和团体的助赈事迹[２][３][４][５]ꎻ一些研究关注特定历史时期㊁特定地区的民间赈济事业[６][７]ꎻ一些研究针对清代几次重大自然灾害中民间赈济活动的案例分析[８][９][１０]ꎮ然而对于民间赈济采用何种助赈方式这一问题则仍然缺乏探讨ꎮ尽管一些关于 劝分 政策的研究涉及捐输助赈的内容[１１][１２]ꎬ关于宗族义庄㊁义赈等研究涉及不同民间赈济方式的组织运营模式[１３][１４][１５][１６]ꎬ但并未讨论民间赈济是如何在不同的助赈方式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ꎮ本文选择清代这一民间赈济事业空前兴盛的历史时期ꎬ将民间助赈活动划分为捐输助赈和直接赈济两种方式ꎬ聚焦富绅这一民间赈济事业参与主体ꎬ分析其如何在两种助赈方式之间进行决策ꎬ并对助赈方式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ꎮ此外ꎬ现有的绝大多数文章关注民间赈灾的史实本身ꎬ少数涉及官民关系问题[９][１２][１７]ꎬ本文尝试对民间赈济中的官民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ꎮ由于民间力量在清代灾害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学界对于清代民间的赈济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ꎬ然而对此类研究不恰当的解读ꎬ夸大了中国历史上民间赈济的作用ꎬ本文尝试对该时期的民赈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ꎮ㊀㊀二㊁清代民间助赈活动的背景(一)清代的劝分政策及民间助赈活动的参与方式由于清代灾害发生频繁㊁应赈人口规模庞大ꎬ９６１清政府面临空前的赈灾压力ꎬ因此非常注重民间力量在赈灾中的作用ꎮ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力量赈灾的积极性ꎬ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救荒政策ꎬ鼓励具有经济实力的民间力量参与到各种形式的民间助赈活动中来ꎮ首先ꎬ清政府对民间备荒仓储的设立进行了制度化建设ꎬ以便更好地吸纳民间资本ꎬ支持赈灾活动ꎮ清代的备荒仓储设置基本延续了历朝旧例ꎬ除设定官方仓储 常平仓 之外ꎬ康熙年间ꎬ清政府谕令直隶等各省设立社仓ꎬ社仓是由民间出资设立㊁官督民办的备荒仓储ꎬ雍正乾隆二朝 多言社仓之益 («清世宗实录»)ꎬ使得社仓得到了极大发展ꎮ此外ꎬ自道光年间开始ꎬ清政府屡屡颁布政令ꎬ鼓励义仓的设立ꎮ与官督民办的社仓相比ꎬ清代的义仓主要由民间集资建设ꎬ具有更加浓厚的民间性质[１８]ꎮ其次ꎬ清政府通过劝喻和褒奖等方式鼓励具有经济实力的富绅捐款捐粮ꎬ用以充实备荒储备ꎮ具体来说ꎬ清政府采用旌表制度ꎬ即针对不同的捐献规模论功行赏ꎬ给予不同等级的名誉旌奖ꎮ在平常年份ꎬ清政府一方面鼓励富绅向常平仓捐输纳粮ꎮ据考证ꎬ富民捐输同贡监捐纳㊁按亩摊征㊁截漕增补㊁拨帑银采买等ꎬ构成了清代常平仓的谷本来源[１９]ꎮ民间所捐献的仓谷ꎬ作为官赈的一部分ꎬ被用于灾荒中的平粜和赈济ꎮ另一方面ꎬ清政府鼓励富绅向社仓㊁义仓捐输ꎬ用以充实民间仓储的备荒力量ꎬ成为官方仓储的补充ꎮ除平常年份的 常捐 之外ꎬ每遇荒年ꎬ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员在奏报中央政府的条件下向富绅进行劝谕捐输ꎬ募得钱谷往往由地方政府统一调度ꎬ用以赈济本乡本土灾民ꎮ除此之外ꎬ清政府对于个人或团体所进行的施谷㊁粥赈㊁免债㊁贷籽种㊁代完田赋等自发救济活动进行嘉奖ꎮ在上述政策的影响下ꎬ清代的民间助赈事业蓬勃发展ꎮ本文将民间助赈活动分为捐输助赈和直接的民间赈济ꎮ捐输助赈是指民间向政府或政府授权的组织捐献钱粮ꎬ委托政府进行赈灾的行为ꎬ捐输者可能会由于其善行获得一定等级的精神奖励ꎬ其本质是以民间资本充实官赈资金ꎬ委托政府进行赈灾ꎬ应与捐纳进行区分ꎮ①本文将民间力量对常平仓和社仓的捐输ꎬ以及在地方官员的劝谕下应对本地灾情的捐助纳入捐输助赈的范畴ꎬ其共同的特点是政府在这些方式的赈济活动中参与度很高ꎮ需要特别解释的是ꎬ社仓尽管作为民间仓储ꎬ其组织㊁运营㊁管理均具有很强的官办色彩ꎬ不仅必须按照政府的原则经营ꎬ还需每年报告经营状况ꎮ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ꎬ乾隆年间ꎬ陕甘地区的地方官员为了管理方便ꎬ借口将社仓交由地方官员管理ꎬ实质与官仓无异ꎮ而在直隶地区ꎬ借领社谷的手续异常繁琐ꎬ需要从州县层层上报得到户部审批(«清世宗实录»)ꎮ基于这些情况ꎬ本文认为社仓具有很强的官办色彩ꎬ因此将对社仓的捐赠划分到捐输助赈的范畴ꎮ直接的民间赈济则通过富绅对义仓的捐助ꎬ宗族㊁同乡会组织的灾害自救ꎬ以及义赈㊁义演等形式实现ꎮ这些形式的助赈活动基本由民间自行组织㊁管理ꎬ政府的介入程度很低ꎮ②(二)清代民间助赈活动的参与主体地方精英是组织㊁管理㊁参与民间助赈活动的主要力量ꎬ地方精英主要由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以及掌握社会财富的商人构成ꎮ③一方面ꎬ清代家族和乡里合一的治理结构赋予了士绅阶级 上传下达 的独特身份:他们既作为地方领袖为宗族和地方代言ꎬ又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承担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责[２０]７８ꎮ为实现 保族敬宗 ㊁获得地方威信和控制权ꎬ抑或是单纯的急公好义精神ꎬ他们都乐于以各种形式参与捐款助赈活动ꎮ例如ꎬ０７１①②③尽管在很多研究中将捐输和捐纳的概念等同ꎬ但事实上二者有本质区别ꎬ这里采纳许大龄(１９５０)的总结: 捐纳与捐输ꎬ用语易混ꎬ严格言之ꎬ捐输系士民之报效ꎬ捐纳则系卖官之行为ꎮ 可以看出捐输与捐纳相比ꎬ功利性较低ꎬ捐输者比较注重捐输钱谷的实际用途ꎮ而捐纳的目的在于卖官鬻爵ꎬ捐纳者在乎所捐钱谷能募得何种等级的官职ꎬ用途则非其考虑ꎮ因捐纳的目的并非为助赈ꎬ因此本文不将捐纳行为纳入研究范畴ꎮ这里的义仓需要和社仓进行区分ꎮ清代的义仓和社仓有较大不同ꎬ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介入程度上ꎮ与社仓相比ꎬ义仓的管理完全由民间进行ꎬ且社仓的职能更倾向于赈济本地百姓ꎬ这同社仓以平粜为主的职能也有一定区别ꎮ本文通称这些地方精英为富绅ꎮ在清代ꎬ全国各地都有 结会 或 打会 的传统ꎬ推举有威望的人做会首ꎬ 不论贫富ꎬ愿与者月朔望各出资ꎬ以谨愿者一人掌之 («(道光)许州志»)ꎮ如遇天灾ꎬ则需组织对贫困成员的赈济ꎮ另一方面ꎬ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儒家 藏富于民 富民为国家所赖 思想催生了一批掌握社会财富的庶民阶级ꎬ虽然 贱不必不贵 士多出于商 已经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ꎬ商人仍然希望实现阶级的向上流动ꎬ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ꎮ与以卖官鬻爵 为本质的捐纳制度相比ꎬ向政府捐输财物进行助赈更符合重利轻义㊁急公好义的道德规范[２１]ꎬ积极参与其他形式的民间赈济也有利于提高其在当地的威望ꎬ因此清代富商乐于参与助赈活动ꎬ成为除士绅外的另一大参与主体ꎮ㊀㊀三、清代民间助赈方式选择偏好的变迁(一)清代中前期以捐输助赈为主清代中前期ꎬ政府倾向于鼓励富绅以向政府捐输的方式参与助赈ꎬ这同该时期政府主导的灾害治理机制有密切的关系ꎮ事实上ꎬ不论在任何时期ꎬ清政府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坚持政府在赈济中的主导地位ꎮ由政府提供赈济可以保证 使恩出于上 ꎬ有利于建立百姓对政府的忠诚和信赖ꎬ有利于维护统治的稳定ꎬ这对于依靠保甲制度进行基层治理的清政府来说尤其重要ꎮ 在清朝的整套乡村统治体系中ꎬ灾荒控制所占地位非常重要ꎬ因而清政府对它的重视并不亚于保甲或里甲制度ꎮ [２２]１７１然而以官赈为主导的灾害治理模式对于政府的要求很高ꎬ不仅需要政府能够调动充足的赈灾物资ꎬ还要保障赈灾过程的有序高效ꎮ总体来说ꎬ清政府在这一时期有能力承担起赈灾的职能ꎮ在«清圣祖实录»中有大量谕令户部发放帑金实施赈济的记载ꎬ例如 各属存仓米谷不敷ꎬ其仓粮不敷之处ꎬ著发户部库银三十万两解往ꎬ速为赈济 ꎮ再如康熙九年十月ꎬ淮扬地区遭受天灾ꎬ康熙皇帝 特差部臣速行踏勘ꎬ准动正项钱粮㊁存积银米ꎬ将饥民赈济 ꎮ从具体执行上看ꎬ各级政府遵循严格的赈灾流程实行赈济ꎬ效率非常高[２３]ꎮ因此ꎬ清代中前期ꎬ政府有能力主导赈灾ꎬ将 治荒权 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ꎮ这一时期ꎬ统治者对于民间力量加入赈灾活动的需求和意愿并不强烈ꎬ只在官赈力有不逮之时才希望借助民间力量进行补充ꎮ在民间力量以何种形式参与赈灾这一问题上ꎬ通过对中前期清代救荒政策的梳理可以发现ꎬ政府倾向于鼓励富绅向政府参与度较高的赈灾活动捐输ꎮ尽管民间以个人和团体自行组织的施谷㊁免债㊁粥赈㊁贷籽种等赈灾活动也受到政府褒奖ꎬ但这一类记载较少ꎬ对其善行的奖励程度也远远低于捐输助赈ꎮ①鉴于清朝中前期官赈力量的强大以及政策的导向ꎬ尽管民间存在小规模的私人赈济ꎬ②但数量较少ꎬ难成规模ꎮ相反ꎬ清政府制定了大量 劝喻 政策ꎬ鼓励富绅在政府官赈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向常平仓㊁义仓以及地方政府捐输财物ꎮ通过捐输的形式ꎬ清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享有捐输财物的支配权ꎬ将民间救荒力量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ꎬ同时防止了民间对于 治荒权 的分割ꎮ③为了使因赈捐输取得更好的成效ꎬ清代中前期ꎬ历任皇帝都制定了相应的劝输政策:顺治十年ꎬ清政府发布谕令ꎬ 士民捐助赈米五十石或银百两者ꎬ地方官给匾旌奖ꎬ捐米百石或银二百两者ꎬ给九品顶戴ꎬ捐多者递加品级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ꎮ康熙时期则根据捐输数量将捐输者分为三等ꎬ对于捐输最多的一等尚义之民由督抚给匾旌奖ꎬ二等㊁三等则分别由知府和州县给匾旌１７１ ①②③«榆次县志»«余姚县志»«婺源县志»等均记载了清代前期一些数额较大的私人赈济活动ꎬ均未获得政府的实物奖励或只获得了口头嘉奖ꎮ例如ꎬ乾隆十六年ꎬ歙县大旱ꎬ当地富绅徐以晟输粟平粜ꎻ徐启疆捐资赈里中饥ꎻ吴基本往浙西买粮平粜以赈济穷乏ꎬ这些善行都被记录在«歙县志»中ꎮ再如ꎬ康熙六十年ꎬ山西榆次发生雨雹ꎬ当地富绅赵光文出谷以赈ꎻ乾隆初年ꎬ阳曲岁欠ꎬ张光祖出千金煮粥赈饥荒ꎮ清代通过保甲㊁里甲制度实行基层统治ꎬ清政府和地方精英事实上构成了委托 代理关系ꎮ清政府一方面以官方名义授予了地方精英管理地方事务的特权ꎬ另一方面又忌惮其在当地实力的壮大ꎬ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威胁其统治ꎮ而赈灾活动本身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ꎬ因此清政府尽可能将赈济的职能掌握在自己手中ꎬ避免给当地富绅提供通过赈济 邀买人心 的可能ꎮ奖ꎮ若有破格多捐㊁数量极大者ꎬ则有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旌奖ꎮ雍正乾隆二朝ꎬ针对捐输制定的奖励政策大抵不过如此ꎬ一则给予荣誉封号ꎬ二则给予不具实权的散官ꎬ对于奖励的标准则更加细化ꎬ形成了制度化的劝输方案ꎮ从具体执行上看ꎬ捐输赈济往往在地方官员的首倡下开展ꎬ地方官应当 以至诚开谕ꎬ劝富民赈济 ꎬ地方官本人 一般皆应身体力行ꎬ若能率先捐俸倡导ꎬ庶几不令而行 («救荒策»)ꎮ例如ꎬ乾隆二十年ꎬ江苏遭遇严重水灾ꎬ江苏巡抚庄有恭率先出资延请道士打醮禳灾ꎬ苏州知府赵酉也出资为灾民延医诊治ꎮ再如ꎬ乾隆五十九年ꎬ浙江余姚 东北二乡以飓风ꎬ木棉无收ꎬ积歉之后ꎬ次年人民至掘蕨根㊁采榆皮以食ꎬ濒于死亡者数矣 («余姚捐赈事宜»)ꎮ为此绍兴知府带头捐米一百石ꎬ余姚知县戴廷沐捐米三百石ꎬ鼓励当地富绅捐输助赈ꎮ这样的带头捐输往往能够得到富绅的支持:一些富绅出于对贫困者的怜恤以及急公好义的精神ꎬ乐于对贫困百姓进行赈济ꎮ①例如ꎬ康熙年间ꎬ天台富绅齐珣数次在政府的劝输中赈济灾民ꎬ面对入室盗谷的灾民齐珣 见而释之ꎬ语诸子曰: 不忍以数石粮使人终身蒙垢也! («(民国)台州府志(二)») 霍邱嘉献捐钱米助服ꎬ活千万人ꎮ署县事㊁凤阳府别驾唐公时亲诣奖劝ꎬ题其堂曰:积善余庆ꎮ («(同治)霍邱县志»)甚至顺治时期有诸暨富绅姚日南ꎬ为响应号召捐输兴办社仓变卖田产ꎬ因赈致贫(«(乾隆)绍兴府志»)ꎮ更多的富绅进行捐输则出于功利的目的ꎬ他们或出于因饥荒导致暴乱对自身财产和安全可能造成影响考虑ꎬ②或基于 惟减富方可济贫ꎬ亦惟济贫始能安富 («(光绪)青浦县志»卷八)的考虑ꎮ③更直接的ꎬ通过出资对灾民进行救助ꎬ可以帮助富绅获得当地百姓的尊重和爱戴ꎬ帮助其谋求长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ꎮ (乡外的救济)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ꎮ [１３]６８例如ꎬ顺治年间钱塘士绅吴炌㊁乾隆年间会稽士绅郦武魁等人不仅自己积极捐输助赈ꎬ还想方设法帮助地方政府号召其他人捐赈ꎮ再如ꎬ乾隆朝水甲子邑水灾中ꎬ诸暨陈炎除积极捐赈外ꎬ 仍襄理官赈ꎬ郡守周邑令陈旌之 («(乾隆)绍兴府志(二)»)ꎮ总体来说ꎬ清代中前期的捐赈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ꎮ由于官赈力量强大ꎬ民间力量只是对于官赈不足㊁不能之处进行补充ꎮ因此事实上ꎬ在道光朝之前清政府向民间劝谕捐输的频率并不高ꎬ并得到了富绅的热烈支持ꎮ根据清代王元基的统计ꎬ仅在乾隆五十九年余姚两乡因飓风导致的灾荒ꎬ就募得了大笔资金ꎬ 计捐钱两万贯有畸ꎬ买米八千二百石有畸ꎮ至舍药数万丸㊁给槽数百具ꎬ尚不在数内 («淳安荒政记略»)ꎮ由于富绅积极捐输ꎬ清代中前期的社仓建设和其积谷都卓有成效ꎮ清代的社仓在康熙四十二年开始在直隶等地设立ꎬ仅仅两三年间ꎬ直隶社仓已经积谷 七万四千九百七十石有奇 ꎬ永平㊁保定二府已 陆续捐谷四百三十五石有奇 («清圣祖实录»)ꎮ雍乾时期是清代社仓最为兴盛的时期ꎬ雍正初年ꎬ湖北省各州县社仓 多者至一县有一百九十余处ꎬ社仓积谷多者至一县有一万四千余石 («经政志六 仓储»)ꎻ河南省社仓积谷共计１０.９７余万石ꎻ陕西省在全省各乡设仓５４５处ꎬ贮谷达５５万石ꎮ至乾隆年间ꎬ社仓因妥善经营ꎬ 子母相生ꎬ数愈十倍 («大清会典事例 积储»)ꎮ除向地方政府和社仓捐２７１①②③一方面ꎬ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主流的意识形态ꎬ对富绅提出了富而好义的道德要求ꎬ而富绅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 康济天下之愿无所施ꎬ则退而为善于一乡 的责任感ꎻ另一方面ꎬ明清以来ꎬ儒家思想进一步受到道家㊁佛教思想的影响ꎬ佛教中 积善成德 因果报应 等观念也激励了富绅为求 福报 而积极行善ꎮ在灾民 万姓嗷嗷ꎬ宛转待毙 的状况下ꎬ极易出现铤而走险㊁抢劫富户的情况ꎬ例如在乾隆初年ꎬ江南㊁江西㊁湖广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抢粮事件ꎬ江西仅一邑中就出现了数百起抢粮案件ꎬ因此一些富绅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ꎬ愿意主动向灾民提供赈济ꎮ清初理学家陆世仪对这一思想进行过详细论述ꎬ他在«思辨录辑要»中写道: 治国之道ꎬ使富民出粟以养贫民ꎬ贫民出力以卫富民ꎻ此其常也ꎮ然其要在使贫富之心相通ꎬ贫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ꎬ则其效力必勤ꎬ富民藉贫民之力而有用ꎬ则其出粟必乐ꎮ 清代商品经济得到发展ꎬ在粮食商品化程度高的地区ꎬ贫富之间的依存度更高ꎮ张崇望(２００４)认为这也是江淮地区民间多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原因ꎬ详情可参考其学位论文«明清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ꎮ输外ꎬ直接向常平仓捐输也是清代中前期富绅捐输的一种方式ꎬ绝大多数情形ꎬ民间捐输在常平仓仓谷来源中所占比重只是一小部分[１９]ꎬ但也有极少数案例ꎬ富绅捐输构成了一些地区常平仓仓谷的主要来源ꎮ①(二)清代中后期以直接赈济为主清代中后期ꎬ捐输助赈的方式逐渐衰落ꎮ自道光朝开始ꎬ贪腐问题日益严重ꎬ政府各项工作也趋于无序状态ꎬ这对捐输助赈的方式造成了恶劣影响ꎮ一方面ꎬ由于管理松懈㊁贪墨严重ꎬ各地社仓逐渐废弛ꎮ正如道光帝在谕旨中所言: 社仓原系本地殷实之户好义捐输ꎬ以备借给贫民之用ꎮ近来官为经理ꎬ大半藉端挪移ꎬ日久并不归款ꎮ倘遇俭岁ꎬ颗粒全无ꎬ以致殷实之户ꎬ不乐捐输ꎬ老成之首士ꎬ不愿承办ꎬ是向来良法ꎬ徒为官吏侵肥ꎮ («大清会典事例 积储»)一方面ꎬ民间捐输的款项常常被官员贪污ꎬ甚至被政府挪作他用ꎬ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富绅的捐输意愿ꎮ另一方面ꎬ由于清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ꎬ由政府主导的官赈越来越难以为继ꎮ为了扭转这一状况ꎬ政府不得已一再加大劝输力度ꎬ企图通过增加民间捐输充实官赈资本以弥补财政困境ꎮ据考证ꎬ光绪一朝举办的赈捐至少达到１４３次ꎬ为清前期赈捐总数的１０倍还多[１１]６５ꎮ此外ꎬ清政府一再提高 冠带荣身 的筹码ꎬ并采用各种强制手段强迫富绅捐输ꎮ例如ꎬ道光二十九年ꎬ虞邑发生水灾ꎬ 是时两邑常令黄公金韶㊁诏令毓公庆请绅士设局ꎬ始劝终逼甚至不愿捐者ꎬ或枷地保以催之ꎬ或提本户以罚之 («虞邑洪水计稿»)ꎮ此类强行摊派的记载在清代晚期数见不鲜ꎬ这种变劝借为强征的方式引起了富绅的严重不满ꎬ富绅越来越不愿意选择捐输的方式参与助赈活动ꎮ 捐输 这种助赈方式逐渐没落ꎮ在捐输助赈逐渐衰落的同时ꎬ各种形式的民间直接助赈活动开始兴盛起来ꎮ首先ꎬ义仓开始在各地设立ꎬ弥补了社仓废弛所导致的民间仓储力量的亏空ꎮ清中期以降ꎬ社仓的衰落促成了义仓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和普及[２４]ꎮ嘉道年间ꎬ考虑到社仓已经形同虚设ꎬ清政府对于社仓的设立和积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ꎬ并得到了富绅的热烈响应ꎮ同样ꎬ作为由民间出资兴办的备荒仓储 清代义仓ꎬ在管理和功能上同社仓有较大区别:义仓是完全由民间进行管理的仓库ꎬ与由政府监管甚至直接参与的社仓相比ꎬ其管理几乎完全由受民众信赖的当地富绅负责ꎬ受政府管辖㊁干涉的程度远远低于社仓ꎮ从功能上来说ꎬ社仓以春粜秋籴的借贷业务为主ꎬ而义仓更加集中于专门的灾害赈济ꎮ正如道光时期陶输所言: 义仓苟欲鲜弊ꎬ惟秋收后听民间量力捐输ꎬ自择老成者管理ꎬ不减粜ꎬ不出易ꎬ不借贷ꎬ专意存贮ꎬ以待放赈ꎮ («清史稿»卷１２１)清代中后期ꎬ富绅对义仓的捐输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光绪年间的连州永济义仓ꎬ 由宾于乡保安村公众设立ꎬ置田收租ꎬ年收租谷一百担ꎬ递年陆续储积ꎬ每年荒月办平粜ꎬ或施粥以济贫民 («清远县志»)ꎮ甲午海战后ꎬ广东阳春县的官溪义仓ꎬ仅靠士绅捐赠就募得仓谷数千石ꎬ 另置有马水墟铺二间ꎬ年租钱十四千文ꎻ另设三甲昭义堡ꎬ绅富捐谷亦有六百石之多 («阳春县志»)ꎮ在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ꎬ嘉庆以降ꎬ义仓的建设卓有成效ꎮ根据«江西通志»记载ꎬ仅南昌一府就积谷６２６３０石ꎬ临沧府积谷量为２３４９３石(«经政略 仓储»)ꎻ而光绪六年至七年ꎬ仅在陕西一省就新建义仓１６００多座ꎬ共积谷８０多万石(«清朝经世文续编»)ꎮ嘉道以来ꎬ清代开始了粮食储备从官仓为主向民间及谷仓为主的转变[２５]ꎬ这同义仓的兴盛有很大关系ꎮ宗族救济也成为清代中后期民间赈济的重要形式ꎮ通过设立宗族义庄并向宗族义庄捐款ꎬ富绅可以实现对宗族成员乃至周边贫民的赈济ꎮ义庄是在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下ꎬ为实现敬宗收族目的ꎬ由宗族中的士绅捐赠田产和庄屋ꎬ救济族众的组织[１５]ꎮ通常以血缘的亲疏和族人的贫富来确定救济范围ꎬ例如ꎬ清代苏南地区的武进恽氏和龙溪盛氏规定义庄的受益者为建庄者的直系支派(«恽氏义庄缘起»«龙溪盛氏族谱»)ꎻ吴江的济阳义庄庄规明确规定将 鳏寡孤独废疾 者作为主要救济对象(«济阳义庄规条»)ꎮ每遇灾荒ꎬ宗族往往取３７１①«婺源县志»记载了康熙时期徽州常平仓的仓谷主要由当地士绅捐输ꎮ。
67作者简介：那秦（1993— ），男，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荒政问题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原因在于政府对灾荒如有应对不当、救济不到位的情况发生，极有可能引发动乱，威胁其统治地位。
清末，洮南府地区河水泛滥连年发生水灾。
随即，洮南府署展开了一系列的救济赈灾措施。
一、1905-1911年洮南府水灾灾情概况（一）水灾灾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洮南府属靖安县发生水灾。
据洮南市档案馆藏《靖安县设治局报洮儿河交流河水灾呈文》档案记载：“靖安县西南地势低洼，每年夏季雨水丰沛之时，洮交二河时常漫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22日至26日，连日大雨致山洪倾泻如注、洮交两河水势骤涨。
遂县属西南两家子堤岸被冲决，洪水漫淹了十余村，水深达三至四尺。
被淹十二个村庄水涝达二十余里。
除高粱已成熟没有被淹外，村民所种之谷子、黄豆、荞麦、芝麻等都已受灾，唯恐将来收成减少。
其中，受灾的村庄有：两家子、芒歌、倭什套堡、五家子、得勒顺昭、十家子、孤家子、协林昭、苏合台、明三昭、宝马台、四家子。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中旬洮儿河增水六尺、前年建造的提防被冲毁。
洮南府五百余垧土地被洪水侵袭。
宣统二年（1910年）夏秋之际洮南府全境因洮儿河下游水流疏拽不及，又经连日雨水致山水倾泻、洮儿河水位猛涨，河流漫溢。
洮南府全境被水成灾、受灾群众甚多。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下旬连日大雨致河水泛滥，洮儿河增水一丈以上。
二百余垧耕地被冲毁，受灾群众有两万八千余名。
（二）灾情成因1.自然因素在地质、地貌方面，洮南府地貌多属平坦低洼型，易于积水，每当大雨来临之时，多造成洪涝灾害。
洮儿河下游土质松软，如遇夏秋时节连雨多天，地表的表层土容易随雨水流失极易引发泥石流，山洪。
致山水倒灌，河水漫溢出槽。
遂地势低洼处的庄稼时常被淹，以至于很多民户颗粒无收。
据《靖安县乡土志》载，洮儿河水浅之时深不过一二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