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看闯关东反思城镇化 城乡二元体制需解决

厉以宁：现阶段应首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等2013年05月13日 02:50来源：北京日报0原标题：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抓哪些方面厉以宁就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究竟应当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改革呢？我认为，以下四大改革，应当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可以带来最大改革红利的大事计划体制当初建立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

这两大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

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但这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实际状况。

时至今日，距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无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协调社会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政治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看，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亟需的。

因此，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

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行，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应当注意到，市场化改革距我们的目标模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什么会有差距？主要是由于认识不足。

经济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

正如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健康，一定是内生机制健全、完善，靠内生机制的调节就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

厉以宁：城镇化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2014-03-18 10:02:47|来源：南方日报|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开始时甚至较长时间内，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还不能立即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还会继续存在。

但是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称，人们期待的是：城市资源集约利用，创造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农业实现规模化运营，重振乡村经济，激发社区活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使社会阶层打破城乡隔阂而充分、自由地流动。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要对背后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也就是我们说的改革。

因此理解“新型城镇化”，应该去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例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服务行业管制的放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

此外，与传统“城镇化”所不同，“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大，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谈到中国城镇化，厉以宁认为传统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

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

我们需要通过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到位。

城乡差别缩小了，未来的农民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

但现有体制决定了52.57%即7.2亿的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没有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即约1.58亿农民工。

厉以宁：城乡二元结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2011年12月24日 10:01 新浪财经微博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24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衰退与中国机会”。

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言。

厉以宁：当前欧债危机以及希腊二次探底对我们经济不利，出口订单减少，出口下降，外资来华投资减少，中国资本走出去更困难，这些都应该充分估计到，但整个来说经济还是可以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

保持8%的增长也不是容易的，要把经济增长上去方法很多，乱采乱伐，经济就上去了，所以要调整经济增长质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一点下面我再展开论述。

先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中国商品要走出去，主要靠什么呢？主要还是要靠自主创新，我们经常说的低素质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技工时代刚刚开始，从低素质劳动力要转向技工时代，这个工作国内正在进行，产品成本是随着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而增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走出去靠什么，最近有一些调研说靠抱团，国内有500家企业积极抱团，看哪个国家欢迎，他们说比利时，一切优惠。

单个民营企业出去是不行的，单个国企出去也会被人家认为中国有什么企图，抱团出去就可以了，到冰岛投资，500家他们就要考虑。

对国内来讲，最主要就是调整结构问题，调整结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调，不调也行，经济也不错，何必找麻烦，经济衰退的时候又不敢调结构，实际上这两种办法都有偏差。

调结构对中国当前来说是生死存亡之道，因为企业要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在产能过剩，部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你怎么来调，你不调怎么行，而且GDP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

1840年中英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比英国大好多，但是结构不如人家，1840年他们工业化已经70年了，他们从生产到制造都有的，而中国都是手工的产品，英国已经到了火车、轮船，中国那时候仍然是帆船、马车。

跟日本相比，总量超过日本了，这是我们多年努力的结果，但是一说到结构，应该说不如日本，人均也不如日本，我们比日本人口多十倍，日本产品技术含量多高，超过中国，我们不以总量超过日本为满足，我们的结构要调。

厉以宁：改革就是要打开林冲的枷锁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

”把这项改革进行彻底，就必须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要让12亿人口都住到城里去。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经济方面有两大突破，一是强调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以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另一个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更多的领域，鼓励民企参股国有企业，同时需要国有企业更加开放，让员工持股。

以下为厉以宁教授的精彩演讲摘录：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

第一个问题城镇化。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做“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

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从陆路到了东北就是自由的天地了，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可以做任何事情，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他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可以搞农业，可以建房子。

农村住久愿意进城就进城。

所以生产要素“人”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

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呢？1958年。

当时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这种情况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

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因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城乡二元体制有什么阻碍？从城镇化本身来说，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地位。

厉以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需破除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举世瞩目，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对于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这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因为农村家庭承包制是在维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行的。

结果，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增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为此必须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

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关于农村改革，曾经流行的一种看法曾经流行于学术界部分人士中间的一种看法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农业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使我国早已脱离了凭票证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年代;目前，农村的改革不妨暂且搁置一下，发展更加重要。

比如说，对农民，财政上多给一些，少取一些;金融上，放宽一些，多贷一些;让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再改善一些，这样反而更加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看法如果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农村土地承包刚推广，不能急于再改革。

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再不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仅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还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使工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使广大“农民工”不得不徘徊在城乡之间，这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让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是靠增加政府投入或放宽信贷就能解决的。

只有不失时机地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才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

摆脱一切束缚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解决的思想桎梏，首先要消除三大误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都是以思想解放领路的。

回顾三十年前，1978年5月起，不正是历时半年之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吗?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探索，首先是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

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曾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厉以宁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理论。

某些高层已经采纳这些“理论”，开始高调宣示将全力推行城镇化以获取最大改革红利的决心。

这对于中国的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来讲，无疑是利好消息。

难怪最近美国在中国的内应“南方系”气焰特别嚣张，敢于目空一切，不断闹事，力图破坏以人民的利益为目的的改革进程。

而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无疑是八年瘟疫的进一步蔓延的信号，继续下去有可能彻底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彻底变成封建的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同时也就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美国经济附庸。

这已经开始进一步威胁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把贫困人群进一步逼进死角，把两极分化推向极端而构成现实性的巨大危险，国人不能不加以关注。

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

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

他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

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

他说：“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

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

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

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

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

厉以宁：中国城镇化道路怎么走？10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以《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为主题发表演讲。

厉以宁认为中国改革是从产权改革开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厉以宁认为家庭农场主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

厉以宁表示，目前的两种户口制度，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导致农民无法与城镇居民获得平等的权利。

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还怎么样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厉以宁提出城镇化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农村，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的方法来管理新社区，也就构成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

同时，厉以宁认为人的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而一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需要公共开支13万元，厉以宁预测资金从哪里来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厉以宁指出，通过卖地解决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而向银行借款又蕴藏着金融风险，他建议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必须要政府投资的就由政府投资，而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进行市场化运作，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曾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政策和经济思想史，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

以下为演讲实录：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当前的中国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叫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

转型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有所研究，因为当时在亚洲、非洲有大批的附属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主要研究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北京商报/2008年/1月/14日/第005版深度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学家放眼量商报记者任思强　朱裴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再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年的2008年，中国近代史上总是以30年作为历史变革的一个基点。

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我国综合国力有了飞速的提高，但在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持续发展的新问题。

那么在下一个30年里，中国又将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继续挺进呢？1月12日，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包括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等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共论未来。

吴敬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他们两人同在1930年出生，籍贯同是江苏，也同样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界泰斗。

但多年来，两人在对经济发展和改革上却有很多对立之处，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牛市崩盘时，吴敬琏称“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后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称吴敬琏的看法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至此吴、厉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且在近10年间再也没有公开对话。

直到今年1月12日，这两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终于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进行了近10年来的首次公开对话。

对话中虽仍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各持己见，但对于我国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功和现存的部分问题也达成了共识。

吴敬琏、厉以宁10年首次共论改革得失30年以来最成功的　三项改革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第二个大成绩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还是很不完善，但是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中它的税收是民营企业提的，我们的出口很多是民营企业起的作用。

文字实录：厉以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

第一个问题城镇化。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但城镇厉以宁：城乡二元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P ioneer 先锋本栏目冠名：英皇星艺（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化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做“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

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清朝末核心提示：以“重建改革逻辑”为主题的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在会上表示，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厉以宁表示，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城乡二元体制。

这种情况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

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 All Rights Reserved.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从陆路到了东北就是自由的天地了，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可以做任何事情，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他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可以搞农业，可以建房子。

农村住久愿意进城就进城。

所以生产要素人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

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呢?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这种情况使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

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路子作者：厉以宁来源：《决策探索·下旬刊》 2011年第12期◎文/厉以宁最近一年，笔者在云南、贵州、重庆、山东、山西、湖北等地方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下面，就关于城乡差距的调查结果和观点谈一下个人意见。

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第一，城乡相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

按照经济学资本基本分三种，第一种是物质资本，如厂房设备、生产资料等，这是传统的。

第二种资本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文化、教育、技术和智慧等。

这个观点出来以后，大家都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

20世纪70年代出现第三种资本概念，就是社会资本。

这和有些报纸上所说的社会资本不是一个概念。

在报纸上，民间资本被称为社会资本；经济学理论中，社会资本是无形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关系。

比如说，广东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这么快？因为有雄厚的社会资本，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都是社会资本。

浙江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浙江有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可利用，浙江人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有这些关系，于是形成三种资本结合创造财富的现象。

城乡相比，三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

拿物质资本来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祖传的房子有产权，有房产证；买商品房，土地是国有的，有产权，房子有产权证，可以用于抵押、转让。

投资的话，一抵押，钱就到手了。

可是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上，祖传的房子是没有产权的，没有房产证的；农民盖的房子，盖得再高也没有产权证，不能抵押，农民只能空手进城，不能带资进城。

人力资本，农村是最弱的。

农村的学校差、教师差、教学设备差，农村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很少。

相对来说，城里教育资源配置较好，农民的人力资本较差。

再看社会资本，城里人，多多少少认识一些朋友；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农村，几乎没有社会资本可以利用。

中国应走农民“就地城镇化”道路
厉以宁
【期刊名称】《农村工作通讯》
【年(卷),期】2013(000)021
【摘要】传统城镇化最后带来的是“城市病”，带来了城市中的“反城市化”倾向。

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发展转型与体制新型双重转型的特征，因此城市化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要破除实施已长达50年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

今后，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要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采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模式。

也就是说，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要进入以新农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社区。

只要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新农村就可以由村的管理变为社区管理模式，这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

【总页数】1页(P40)
【作者】厉以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产城融合”引领新型城镇化道路——基于保定部分县(市)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调查 [J], 田俊茹
2.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加快农民市民化的现实途径 [J], 韩越
3.农民就地城镇化路径研究--保定的农民新型城镇化之路 [J], 田俊茹;张吉明;张树
光
4.中国乡村城镇化应走“适度城镇化”发展之路——对中国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反思[J], 蒋昭侠
5.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书评 [J], 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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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2012年8月13日，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厉以宁第一个问题，改革与发展。

我们先从一个人的健康谈起。

一个人要身体健康，首先需要内在机制健全完善。

如果内在机制还不能使身体恢复健康，就需要借助外面的力量，就需要看医生吃药打针。

经济体也是一样，最要紧的是内生力量的作用，是机制的完善和健全。

宏观调控是外来的作用、外来的影响和外生力量，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改革，就是要让市场机制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它不能代替内生力量的作用。

如果不进行改革，市场经济的机制就不可能健全和完善。

宏观调控不能代替改革，许多问题是宏观调控所不能解决的。

比如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种叫投资冲动的“怪圈”，就是地方政府都要求加快发展，为满足各地加快发展的要求，中央增大了财政支出，信贷规模也随之扩张。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经济过热，物价上涨。

这时，又要进行紧缩，紧缩一段时间以后，地方政府又要求不能这样下去，因为地方的财政收入和税收都在减少，失业增加了。

这样一来，经济就又走上投资增加、信贷膨胀的道路，如此周而复始，就形成了投资冲动的“怪圈”。

对这个问题，宏观调控能做到的，无非是总需求的调节，但它解决不了机制的问题。

最近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是社会阶层的凝固化，也就是职业的世袭化。

这个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是没有的。

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特别是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渠道是畅通的。

但是到后来，流动越来越难，流动渠道堵塞的情况非常严重，这就产生了社会阶层的凝固化。

再加上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就出现了职业的世袭化。

特别是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出来打工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孙子可能仍然是农民工。

这种情况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不相一致，这也是宏观调控解决不了的，只能通过深化改革，使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

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这仅仅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离真正的目标模式还有一段距离。

作者： 厉以宁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誊院长
出版物刊名： 中国报道
页码： 111-111页
主题词： 体制改革 城乡二元 开放型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行政管理体制 免费义务教育 现代化建设 外经贸体制
摘要：过去五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四;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国有企业、金融、财税、外经贸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但今后我们的经济要朝既定目标向前健康发展，有四个经营理念必须转变。

论城乡一体化□本刊特稿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市100871）摘要：今后30年，我国改革的重点将是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应该是双向的，即农村居民可以迁往城市，在城市工作或经营企业，城市居民也可以迁往农村，在农村工作或经营企业。

我国目前的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是单向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关键不仅在于城乡居民户籍分列，更重要的在于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双向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应该尽快消除这种体制障碍，赋予农村居民财产权，发放房屋产权证，将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双向的城乡一体化，有利于中国经济走向以居民消费拉动为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民财产权；财产性收入；就业渠道；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0）11－0007－04一、为什么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在农村调查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提出为什么不发房产证的问题。

有的农民说：城里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在那里，无论是祖传的房屋还是新购的商品房，都有房产证；而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祖传的房屋也好，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的住宅也好，为什么不发房产证呢？农民们想不通。

看来这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

农民还反映，由于自家的房屋没有房产证，既不能抵押，又不能转让，要进城经商、开店或打工，如果把家属也带到城里去住，只好门上一把锁，让老鼠在房屋里做窝。

那么，为什么不出租呢？有熟人愿意租房，当然是件好事，但正因为出租者没有房产证，只能廉价租给熟人，等于请人代为照看住宅，而不敢租给陌生人。

怕自己没有房产证，人家拒不支付租金怎么办？或赖着不走又怎么办？村干部说，还有更糟的呢。

比如，农民一家人都进城了，门上锁了，有的却被撬开，在空房子里堆炸药，于是变成了地下爆竹作坊；有的变成炼地沟油的黑店，还有的成了聚赌嫖娼的窝点，给村里带来不少麻烦。

双向城乡一体化显露生机
厉以宁
【期刊名称】《决策探索》
【年(卷),期】2012(000)022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城乡经济社会总的来说都在快速发展，成就显著。

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并成为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障碍。

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切实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弄清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有的观点我曾撰文介绍过，这里结合最近一些调查的情况谈谈我的新思考。

【总页数】2页(P16-17)
【作者】厉以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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