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角度的二语习得研究_观点_现状与展望_蔡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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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1期总第119期外语研究Fo reig n L anguag es Research2010,l1Serial l119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究专栏[编者按]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其应用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究的结合便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有鉴于此,5外语研究6编辑部邀请蔡金亭博士组了这个专栏,以反映国内部分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
本专栏分为前后两个相互照应的部分:前一部分的两篇论文分别是综述性和理论性的,后一部分的两篇论文则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认知语言学角度的二语习得研究:观点、现状与展望*蔡金亭朱立霞(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471003)摘要:认知语言学角度的二语习得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而且能检验认知语言学理论。
本文评述了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习得的观点,从多义词、介词、短语动词、熟语的习得四方面梳理了认知语言学角度的二语习得实证研究,并指出了今后该领域应重点努力的七个方面。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原型;概念隐喻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10)01-0001-071.引言认知语言学自20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在国际和国内不断蓬勃发展,主要集中于探讨认知语言学理论并用这些理论来描述英语、汉语等具体语言。
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成熟,其研究成果不断地被应用到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中去,以解释和解决二语习得和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检验认知语言学理论。
在国外这种趋势已初见端倪,例如:P tz,Niem eier& Dirven(2001a,b)主编了两卷本的5应用认知语言学6,Achard&Niemeier(2004)主编了5认知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6以及Robinson&Ellis (2008)主编了5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手册6,这些文集的出版标志着人们开始关注认知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的结合,并由此形成了二语和外语教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个新的领域,积极投身于相关研究之中,2008年分别在安徽财经大学召开了/认知语言学与二语习得0,在杭州师范大学召开了/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0专题学术研讨会。
在认知语言学角度的二语习得和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有必要系统梳理国际和国内已取得的成绩,以明确今后的研究目标。
本文重点评述以学习者为重点的二语习得研究,特别是依靠数据的实证研究,一般不考虑以教学法为重点的讨论性的研究。
但因为教学和习得如同硬币的两面,很难截然分开,一些采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教学方法促进学习者外语学习效果的实验也纳入本文的范围。
下文分为三部分:首先讨论认知语言学对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理论观点,然后重点综述国内外有关的实证研究,包括多义词、介词、短语动词(phr asal verbs)、熟语(idio ms)等,最后指出今后值得关注的七个方面。
2.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习得的基本观点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形成、运用、习得都是基于用法的(usage-based)。
在此,重点阐述它对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的基本观点,并作相应讨论。
第一,母语是以具体用法为基础逐步习得的;习得语言就像其他复杂的认知活动一样,从具体的事物中提炼出抽象结构或图式(To masello 2000a,2000b;Lieven&Tom asello2008)。
二语也与其他知识一样,是通过经验学会的,学习者从输入中接触到众多的形符(token),经过加工后作为类符(type)储存起来;而后,通过归纳概括出高层次的类符(H udson2008:103-109)。
在此过程中,有两类因素至关重要:主观因素是学习者的动机和注意(H udson2008:109),客观因素是语言的#1#*本研究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资助,也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科研基金项目/认知语言学知识的导入与基础日语教学0的部分成果。
频率,具体包括形符频率(token frequency)和类符频率(ty pe fr equency)(详见Bybee2008)。
因此,在二语习得和教学中要充分重视具体语境中的具体用法,对于常用的表达,要设法引起学习者的充分注意,让他们结合语境多加练习。
第二,儿童习得常规结构和非常规结构的方式相同,都是通过一般的学习机制获得的。
Tom asello(2000a,2000b)认为,儿童语言发展依赖于人类共有的认知与社会过程,主要包括意图识别与文化学习、类比与结构映射、结构合并(参见刘正光2009)。
虽然学者们认为,二语习得也是通过一般的学习机制获得的,但笔者认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机制与To masello提出的三个过程有所区别。
世界上大多数二语学习者都部分或主要依赖课堂学习,缺乏丰富的交际环境,许多人的学习目的也不是了解目的语的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交际意图识别和文化学习起的作用很小。
在课堂中,老师会根据课本或语法书向学生介绍词汇、语法、语篇等各方面的规则和规律,虽然学习者有时也会依靠有限的目的语输入进行类比、结构映射和结构合并,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老师引导进行的,可见,后两个过程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明显比母语习得小。
第三,二语习得本质上与母语习得是相同的,它们都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频率、提示与结果关系的关联度(co ntingency betw een cues and outcomes)、多个提示之间的竞争、突显度(salience)。
但除此之外,二语习得还受母语干扰、母语知识的遮蔽和阻断(ov er shadow ing and blo cking)等因素的影响。
(E llis2008)具体到以课堂学习为主的二语习得来说,这种差别更大。
例如,主要依赖课堂来学习二语的学习者接受的目的语输入严重不足,不仅无法与母语习得相比,与在目的语环境中习得二语的输入量也有很大差别,这就导致了学习者很难熟练掌握目的语,其二语通常会发生固化现象(fo ssilization)。
第四,二语习得要充分利用语言的动因(mo tivation)(Boers&Lindstromberg2006:313-315;P tz2007:1145-1146)。
P tz(2007:1145-1146)着重从象似性(iconicity)和语言意识(lang uag e aw areness)方面强调要认识到语言的动因在二语习得和教学中的重要性。
其实,语言的动因表现范围很广,不仅限于形式与意义之间(如象似性),其他方面同样很有应用价值,但目前尚未引起大家关注。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任意的,而是一般认知过程的反映。
语言的动因表现在三个方面(Radden&Panther2004,转引自Boers&Lindstro mber g2006:309-313):(1)意义-意义联系(meaning-meaning connectio ns):受到的关注最多,指的是词汇的各义项的排列不是无序的,而是以原型义项为核心,按照与原型意义的关系远近向外扩展的;(2)形式―形式联系(form-form connections):研究得很少,主要表现在语音层面,包括押韵(rhyme)、头韵(alliteration)和半韵(asso nance);(3)形式-意义联系(form-meaning connections):指语言的音系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象似性是一种典型的反映。
第五,恰当利用原型(pr ototype)和图式(schema)能促进二语习得(P tz2007:1148-1151)。
这一观点已被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详见本文第3节。
第六,认知语言学和基于用法的模型强调语言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在真实互动中学会的,强调学习者的自身参与。
这种思想与交际教学方法的理念不谋而合。
(Robinson&Ellis2008: 490)3.认知语言学角度二语习得研究现状3.1多义词的习得认知语言学的许多研究(Lakoff1987;T ay lor 1989)都发现,多义词各个义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基本义项为原型组成语义网络。
相关的二语习得研究力图回答如下问题:设法使学习者认识到各义项的关系是否有助于他们掌握词的意义?T aylor(1989)发现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有相似之处,具体有:1)原型意义比边缘意义更早被二语学习者习得;2)学习者水平越高,其对二语原型的选择和判断就越接近本族语者,但是无论学习者水平高低都会同本族语者存在差异。
Csabi(2004)以hold和keep这两个多义词为焦点,通过实验的方法发现在词汇教学过程中,概念隐喻、借代等语义激活因素能够对学生的二语词汇习得提供帮助。
他以52名匈牙利中学生为受试(中等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将他们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材料是包含keep与hold的三组填空题(第一组题要求使用这两个词填空,第二组要求使用包含这两个词的短语动词填空,最后一组要求使用包含这两个词的熟语填空)。
实验开始前,两组受试接受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即教师没有向实验组提供这两个词语对应的匈牙利语的解释,而是按照词语多义现象的认知机制,解释了词# 2 #语多义产生的激活因素,学生们按照意义激活的知识进行了记忆。
而对控制组则采取一般教学方法,提供对应的母语解释,要求学生根据这些信息进行记忆。
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分析,Csabi发现实验组,即接受并且了解到多义词现象中某些概念和认知机制的(例如概念隐喻和借代)学生,比起不熟悉这些机制的学生来说,能够更加轻松地掌握多种意义。
Boers(2000)共做了三个实验,其中第二个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扩大描写经济形式升降变化的词汇(例如soar,skyrocket,plunge,dive等),受试是法国大学中商业和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具有中级英语水平。
研究者鼓励实验组(40人)注意材料中动词的源域(so urce dom ain),而让控制组(33人)注意动词表示的速度变化。
即时后测要求受试根据几幅描写经济形式变化的图写一篇作文。
通过计算他们使用动词的类符数量,发现实验组使用动词显著比控制组丰富。
这说明,让学生认识到动词背后源域所代表的基本义项有助于其他比喻义项(figurative sense)的记忆保持。
但是, Boers(2004)一年后又对这两组学生进行的类似测试发现,他们在动词运用方面没有显著差别,说明该种方法所产生的记忆保持效果未能进入长时记忆。
Ver spoor&Low ie(2003)对78名荷兰学生(至少学过3年英语)习得英语多义动词(如grapple,boost等)进行了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