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区制改革浅析

民国大学区制改革浅析摘要：民国大学区制改革是近代教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冲破了旧有的教育禁锢，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本文主要通过对《益世报》相关报道的分析，探讨大学区制实行的基本情况，深入挖掘其在教育独立、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各方面所开创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国；大学区制；益世报大学区制(1927-1929年)，是蔡元培等人参照法国教育制度，于1927年试行的以教育独立为目的的教育制度。

它设立大学院和中央、浙江、北平三个大学区，在中央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地方以大学区校长“总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

但大学区制在试行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1929年6月“业经二中全会议决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试行不到两年便宣告结束。

而民国四大报纸之一的《益世报》，记载着很多关于大学区制的相关报道，这为该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资料。

《益世报》素以立论公正、秉笔直书的反映社会实况而在民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其史料价值十足珍贵。

本文从《益世报》对大学区的记载出发，对该教育制度进行探讨，以期能对大学区制有个新的认识，并对现代教育改革带来新的启示。

一1840年以来，中国教育开始由传统向现代演变。

尤其是在维新变法推动下，废除了封建科举制度。

随后制定的“癸卯学制”、“癸丑學制”，尤其是“壬戌学制”进一步铲除了封建教育的流毒，使中国现代教育逐步走向正规。

但是，20世纪初，中国军阀当政，教育被其把持，成为官僚服务的工具，严重影响了教育正常发展。

针对上述弊病，蔡元培等人开始推行大学区制改革。

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具有不少自己的独特之处。

(一)教育独立，学者主政为了实现教育家管理教育，保障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大学院确立“教育上一切行政官吏，自当以学识兼长，并富有经验之人充之”。

并且在制度上规定实现“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思想独立、教育内容独立”。

在大学区内，教育独立于行政区管辖之外，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约束，并设立评议会为区内审议机关，保障政策落实。

大学区校长也由学者担当，总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

并设立各委员会，与校长共同议政，形成以校长为主导，各委员参与的制度。

这样，大学区制在制度上为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重视学术与科学研究大学院成立之初就为增高学术、探求真理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以为全国学术之中坚。

大学区也秉承大学院之理念，中央、北平、浙江都成立了研究院。

正如张乃燕所言“既有研究院则凡科学上与工业上种种问题，皆得借此解决也”。

这些机构设立之后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不小成就，促进了全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实践着“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念。

近代以来不少人士指出，中国之落后，根源在科学与教育的落后。

因此大学院与研究院的成立，从科教上为中国振兴提供了动力。

(三)文化教育机构齐全，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学院与大学区注重公共文化事业，设立博物馆、图书馆、讲演所等众多的文化机构，这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底蕴，丰富了师生的学习生活，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文化设施的空白。

此外，大学院与大学区不但教授学生课本理论，同时又不忘学习与实践的联系。

大学院设立劳动大学，大学区设立劳工学院与劳农学院，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使所学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例如，北平改“天津河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为“北平大学区河北省立劳工学院”，宗旨就是培养懂理论又会操作的专业人才，大大缓解了社会的需求。

大学区制初创时的原则就是实现教育独立，学者主政，“国民政府不设教育部，以中华大学院代表，免造成官僚化教育”。

使中国教育摆脱落后状态，培养优秀人才，实现教育现代化。

大学区制的上述独特之处，尤其是教育独立改革摒弃了旧教育的恶习，带来了西方新教育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一股新风气，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二蔡元培、李石曾等希望实现“教育独立”的美好蓝图，尽管本身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了来自自身和外部的不少阻难，很多设施和计划都未能兑现。

最终以失败结束。

原因主要如下：(一)大学区制本身的缺陷与不足随着大学区制试验的深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

北洋大学罗列多种理由“集权制的错误，学术化的缪解，养成学阀化的教育等等”反对大学区制。

保定河北大学也陈列四种理由表示质疑。

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提出八条反对意见“名实颠倒，制度庞杂，违反五中全会决议，误解法国教育制度，名实不符，权责不分，效率低减，侵渔太甚”。

他们从大学区制本身的弊端出发，指出了大学区制弊端对教育的消极影响甚大，力主废除大学区制。

此外，大学区在校名上深陷泥潭，遭到江苏和北京等地反对。

大学区制迫于压力，经过多次修后变得效率低下，大学内仍是各自为政，几乎等同于原教育部。

大学区制实践，以教育独立化，学术自由化为理想。

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很多原则和机构都过于理想化或者充满缺陷而流于形式或中止。

大学区制度在试行中非但没有改善教育厅的缺点，其自身更是流弊丛生，如设立评议会，根本都不能实施，行政学术化也很难落实。

另外，大学区重视大学而忽视了中小学教育，根本没有按大学院的制度来平衡教育，造成了教育畸形发展。

这些暴露了大学区制在实施过程中的不完善之处，试行起来肯定会遇到很大阻力。

(二)违背社会现实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无暇顾及教育。

普通老百姓衣食难堪，根本没有心思去关注其他事情，社会组织和广大师生也不知详情，使得这场教育改革一开始就是脱离群众的，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大学区制来源于法国，在法国实行非常成功，但是否适合中国的教育环境是很大的问题。

河北省执委会质疑“教育行政权，应否超于行政权之外，而自居独立系统”。

近代以来，我国先后用日本、英美、德国的教育制度，其在中国难以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搬硬套，忽视中国实际。

教育归根结蒂是为社会服务的，大学区制试行的一些举措与当时社会现状相抵触；而后期又失去了政府的支持。

国民党在政局稳定之后，即宣称“谈教育莫急于确定教育宗旨及教育标准，以端人心而正趋向”，开始施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

大学区制秉承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要想使教育独立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独立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把大学区制照搬到中国而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思想观念，忽视动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实力，忽视国民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开始的独裁统治等国情，显然是不合时宜，不合事宜。

(三)经费问题教育经费，是立校之基础。

然而1928年，南京政府初建，国内局势不容乐观，教育经费往往被他方挪用不能及时到位。

为此河北省成立教专款促进会以督促教款早日实现，而北大教职员“感于维持教育之困难，及经费之无办法”，成立国立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保障教育经费独立”。

在江苏浙江等地也是因经费问题搞得各校不能正常上课，严重影响了学校教育。

大学区制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突出，没有完全得到学校与师生的认可，社会基础不够夯实，遭到反对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领导的内部矛盾正是大学区制试行艰难时刻，其内部又爆出不和谐声音，先是大学院院长“蔡先生今日已上四次辞呈”，同时副院长杨杏佛“予决专心致力于中央研究院之工作”请求辞职，后又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请辞。

领导核心有变难免引起军心不稳。

而大学区制上层领导因为意见相左而分裂为蔡元培系和李石曾系。

这更是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还对大学区制的试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大学区制的大胆尝试本身就是一种创举，其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境况中，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它那种为改变中国教育落后面貌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仍然可歌可泣，其本身亦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对现代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大学区制是对新教育制度的大胆探索，致力于教育独立。

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制度的学习多是“中体西用”，教育也是如此，并没能保证教育稳定发展。

大學区制以实现教育独立、去行政化为宗旨，试图使中国教育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当下教育改革值得借鉴的蓝本。

大学院和大学区促进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致力于民众的教育启蒙。

它设立的研究院及其他文化机构，不论是在人才培养与招揽还是在学术与科学研究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及其与教育的融合。

大学院还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废除了部分封建教育残留恶习，促进了人们的认识和观念的改变。

总之，教育改革要紧追时代步伐。

时代在进步，教育改革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教育就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在不断发展，教育也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不至于落伍而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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