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大部制研究综述
- 格式:doc
- 大小:44.00 KB
- 文档页数:5
中国实施“大部制”概况分析一、大部制的涵义所谓大部门体制,或叫“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例如:管金融:成立“国家金融管理部”,将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及国家各专业银行合并;管运输:成立“交通运输部”,将现有的中国管理运输的三个部门民航总局(管空运)、交通部(管水路公路)、铁道部(管铁路)整合到一起。
二、重提大部制的缘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改革。
但是,我国行政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现代化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我国需要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不断调整和改革政府结构。
事实上,我国早在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曾经就把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组合起来,建立大部制结构,比如把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成水利电力部,把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成商业部,把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委员会合并成对外经济贸易部。
另外,人事部和劳动部也曾合并成劳动人事部。
但后来,一些合并的部门又再度被分开,如人事部和劳动部。
直到十七大报告,在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再次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首先、大部制的提出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管理。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因此,本次(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其次、大部制的提出是为缓解政府职能交叉的矛盾。
在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能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包含有其它部门的职责,就会发生职能交叉现象。
“大部制”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大部制”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一、前言在当前国家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大规模改革”计划,如“政府机构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等,都是为了实现中国发展的整体目标,以追求社会经济的更高质量和更大效益。
其中,“大部制改革”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向。
“大部制”改革是针对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所出现的问题,通过对企业内部的划分,将企业设立为多个独立法人,从而使其在投资、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提高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本文的调研旨在深入探讨“大部制”改革的实施现状、进展及影响,以期为政府、企业及相关各方提供有价值的分析参考。
二、调研内容及方法本次调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 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与进展;2. “大部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3. 各地区实施“大部制”改革的实践案例;4. 改革中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展望。
本篇调研报告主要通过互联网调查、书面材料获取及实地走访等不同的研究手段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
三、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与进展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先后发布了多个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文件,其中包括了“大部制”改革的相关方案。
那么,改革的实施情况如何呢?据调查,当前全国各地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家,并且持续增长,覆盖的行业范围也不断扩大。
此外,全国大部制企业总数也达到了几十万家,占整个国有企业总数的30%以上。
从进展来看,改革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企业的运营效率得到提高,不少企业也因此获得了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改革还对国内市场的整体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加速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推动了降低营业成本,促进了进一步的竞争发展。
四、“大部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在各地进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实施,产生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改革的实施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大部制改革研究综述(五篇范文)第一篇:大部制改革研究综述大部制改革研究综述一、什么是大部制我们在对大部制改革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即什么叫大部门制。
只有先了解什么是大部门制,然后分析大部制存在的现状和问题是什么,大部制改革才能顺利和有序的进行。
那么我就来看一下什么是大部门制。
对于大部门制这个概念,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我认为大部门制就是对政府中相近或者相同的职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归入一个更大的部门管理,由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
或者说是对相近或者相同的机构进行有效的整合,把他们归入一个更大的机构,实现统一职能、统一职责,以及分工和协作的有机协调。
从而实现我国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的目标。
二、对于大部制的评价“大部门制”这个概念在我国官方首次提到的时间是在2007年10月15日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这次报告提出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大整合机构整合和改革力度,探索实现职能统一的大部门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15个地方政府的改革方案,这一举动同时也标志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已经从中央政府向地方征服稳步的前进了。
对此我国学者对大部制改革也掀起了一股浪潮。
对于大部制的改革背景,各路学者也给予了不同的见解。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从推动大部制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大部制改革致力于改革中国长期以来机构重叠、职责交叉、职能交叉以及政出多门的问题,但从深层次来说,政府致力于推动大部制改革是出于市场经济的需要。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致力于推动大部制改革是把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当成入口点,他们认为现行中国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许多有缺陷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分工的情况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不相协调,同时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对于机构改革的进程缓慢滞后也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息息相关。
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摘要】整体性治理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引发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所提出的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台湾和大陆对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实践领域的应用分析。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综述国内外研究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该学说影响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芬兰及荷兰等国。
国内和台湾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从理论探讨逐渐转向实践应用,其理论思想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一、国外相关研究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协调与整合的连结性机制,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
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 6)首倡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为整体性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perri 6,1997;perri 6 et al.,1999;perri 6 et al.,2002)。
从1997年至2002年,希克斯的理论体系构建逐渐丰富和完善,在其第三本著作(perri 6 et al.,2002)中,他将整体性政府改为整体性治理。
希克斯(2002)指出,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机构组织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希克思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吸收了新涂尔干理论(the new - durkheimians theory)和组织社会学中的有关组织协调的思想,追求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三个面向上,完成政策、规章、服务供给和监督等过程的整合。
希克思将整体性政府与协同型政府、贵族式政府、渐进式政府和碎片化政府进行比较,明确其特征,并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机制、顾客目标和顾客机制、组织目标和组织机制、机构目标和机构机制等多方面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具体措施。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国内外研究评述怎么写篇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写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写法(胡汉辉老师):与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实践相辅相成的是相关的产业组织和行业管理理论研究,特别是规制理论研究的繁荣。
传统上,网络型公用事业作为自然垄断的典型代表一直备受关注,规制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业经济管理的主导模式。
在传统分析的范式里,从规模效应、外部性、公共品等问题出发,自然垄断的规制理论赞同进入限制、强调定价的规制,尤其是边际成本定价的一般原则、长期和短期边际成本及价格歧视等。
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有Kahn(1970,1971)[13][14]的教科书以及Atkinson和Stiglitz(1980) [2]编写的讲义。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决策的有限理性打破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
体现在产业组织理论上,“德姆塞茨竞争”(Demsetz, 1968) [9]、“可竞争市场理论”(Baumol, Panzar and Willig, 1982) [5]对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提出了置疑。
体现在规制理论上,阿弗奇—约翰逊效应(Averch and Johnson , 1962) [3]批判了传统价格规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Stigler(1971) [26]、Posner(1974) [23]、Peltzman(1976) [22]、Becker(1983) [6]等则对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规制俘虏理论。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产业组织和规制理论研究从经验和直觉上对传统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是一直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信息管理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激励理论(Incentive Theory)开始成为新产业组织理论(NIO)和新规制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Regulation)的主流分析框架,非合作博弈论、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
简述“大部制”一、概述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臵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实行大部体制管理,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否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
可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然会朝着大部制管理方向迈进。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是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也许有人说,我们不是一直倡导小政府吗,如果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不是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形象的描绘,是人们期盼政府规模不要太大,不要把更多的钱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须和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的新领域需要政府管理。
如伴随网络的出现,有了网络犯罪、网络经济、网络传播媒体等,这些对社会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非常大,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管理。
过去政府没有这方面的管理功能,现在政府就要配备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引导。
所以“小政府,大社会”和大部制是两个不同的含义,二者都有其特定的范围,不应该简单地等同或者对立。
国外政府改革趋势和大部门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摆脱财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掀起了一场“新型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政府机构设置也折射出一些共同的特性和趋势。
在经济调节职能上,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重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指令等;在政府组织形态上,实行“少机构,宽职能”的大部门综合管理体制。
这种由管理创新带动的体制改革,有其特定的发展背景和演变过程,认识国外政府管理创新和机构设置的情况和特点,对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和管理创新,非常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国外政府改革的五大趋势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的“新型公共管理改革”,是一次具有划时代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行政改革,内容涉及政府治理理念、政府运营方式以及政府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大致表现出五个主要趋势。
(一)公共行政的民主化。
实行决策权能与执行权能相对分离。
一些国家将政府部门分解成决策部门和具有特定服务功能的执行机构,使执行机构在财力、人力等资源配置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同时对后果也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具体做法上,通常采取签订责任书的方式,明确执行机构的责任范围、工作目标及考核标准。
英国是这一改革的典型,目前近三分之二的文职人员已转到执行机构,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爱尔兰、新加坡等国也有类似做法。
实行地方分权。
许多国家在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将更多的事权、财权、项目管理权、法规制定权等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
如法国、日本、西班牙等中央集权国家在维护单一制国家结构和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二)公共部门的民营化。
各国都基本认识到政府失灵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职能的过于庞杂,而且在于政府自身属性和规模的模糊界定。
一些国家在改革中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这类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卸载)改革是“政府瘦身”的重要举措,这方面韩国比较突出。
韩国政府采取了对原有国有企业分类的办法来实施民营化改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继续优化政府结构、行政层级、职能责任,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因此,大部制改革是我国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从大部制的视角,对中外政府机构进行比较,分析其各自特点并借鉴其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国家大部制改革的背景1.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带来了巨大影响,这提升了西方各国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视程度。
而政府能力是一国综合能力和竞争力的主导因素,政府如何有效引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
2.国内政治压力加大纵观西方各国的大部制改革,无不是在国内经济、社会陷入困境时进行,这符合社会进步的规律:当旧的体制不能很好的管理社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时,就革除它。
3.政府机构弊病显现在西方国家行政机构调整过程中,往往在编制中增添许多新的机构和人员难以适应政府管理范围的扩大化,但这使西方政府的工作重复、混乱,浪费、权力和管辖权的冲突现象严重,政府机构之间矛盾重重,出现了行政管理混乱的现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西方国家的大部制改革就势在必行。
西方国家大部制改革的方法步骤部门体制作为政府组织形态变革的重要举措,涉及面广,各国在推行过程中都十分慎重,采取了很多办法来推动改革,以充分发挥大部制对改进政府管理的积极作用。
1、注重整合,加强协调在促进部门之间协调方面,各国采取的办法有:通过总统和总理完成部门问的协调;通过减少副首相等副职数量、提高部分部长的地位来实现;通过成立专门委员会或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协调。
随着部门数量的减少和职能的扩大,各个大部具有较为独立、完整的行政资源和权力系统,容易造成各个大部之间的协调难题,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整体性。
2、体制支撑,配套改革为了推行大部制,各国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有:设置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具有功能综合性、设置稳定性的优点,直属机构具有运作灵活性的优点,可以呼应社会变迁对政府职能的新要求,与大部相配套。
三一文库()/工作总结范文/工作总结〔关于大部门的体制改革理论研究〕关于大部门的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报告要求“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大部门体制,也称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一、细化型条块分割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政府服务模式,要跟进市场需要,加快提供公共服务的进度、调适行政管理改革速度和降低民主法制建设的难度,增加行政效能,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推行大部门体制是政府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恰当切入点。
下面先分析现有过细的条块分割体制的弊端:第一,不断增加条条管理机构的改革难逃“改革———膨胀———改革”的循环怪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进行了五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相应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数量变迁为100———68———59———40———28个,但后来又增加不少直接管理机构,各个地方政府相应的机构改革没有启动。
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行仍然带有明显的“直接经济干预型”印痕,职能交叉多,条条分割过细又相互独立;出现新的社会事务就增加一个国务院直接管理的部门,然后再上下对应设立机构,导致国家管理部门只增加,而原有职能的机构减得很少,导致政府机构不断精简又不断膨胀的循环改革。
这些改革没有摆脱“帕金森定律”,即“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一般规律性。
因此,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是官僚机构发展过程中惯有的通病”。
这一系列改革在事实上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第二,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不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计划管理,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转型还不到位,旧的计划经济对应的政府管理部门不断裁撤,新的社会事务管理部门不断增加,裁撤少、增加多,部门设立越来越多,职能划分越来越细,再强调上下对口,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下来,行政机构、人员、经费不断膨胀,官民比例不断增加,财政供养人数比例一直增加。
关于我县“大部制”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为整合部门资源,推进行政职能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加快经济发展,根据县委、县政府“解放自我、创新发展”***实践科学发展创新体制机制新优势课题调研要求,县发改委在充分征求相关部门和部分乡镇意见的基础上,根据“***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的实际,对全县“大部制”改革工作开展了调研。
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围绕全面实施“创新创业”总战略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明确和强化责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完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1、坚持精简统一效能。
推进职能整合和机构调整,着力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能。
2、坚持上下衔接。
职能调整和机构设置与省政府机构改革相衔接,省里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和强化的部门及职能,予以对应落实,建立与省政府组织框架总体协调的行政组织体制。
3、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公共治理机构,改革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构建和完善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4、坚持权责一致。
合理界定和配置政府部门职能,理顺职责关系,明确和强化部门责任,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着力解决多头管理、权责脱节的问题。
5、坚持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进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认真执行政府组织法律法规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逐步实现政府组织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
大部制改革研究述评作者:蔡长昆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04期摘要:十七大以来,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学界围绕大部制改革,尤其是对大部制改革的原因、路径、难点与阻力以及国外经验借鉴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我国大部制研究依然存在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主要以“价值导向”和“功能导向”的“谚语式”研究遮蔽了经验性的科学讨论和理论积累等问题。
未来我国的大部制研究应以我国历史经验、地方经验以及国际经验比较为基础,实现系统性的理论积累,以引导我国大部制改革进程。
关键词:大部制改革;述评;理论基础;经验研究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62-06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难点。
建国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虽有推进,但总体而言并不成功:这些改革没有在根本上打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1][2]。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即大部制。
在这一背景下,学界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对大部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什么需要大部制改革;怎样推进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和阻力有哪些;国外的大部制改革对我国有什么启示。
一、为什么需要大部制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挑战需要实行大部制,大部制改革是“大势所趋”;第二,大部制特殊的内涵和特征是我国应对行政管理体制缺陷的方案;第三,大部制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行政体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以及我国传统行政体制的不适应共同构成了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背景。
首先,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公共行政体制的复杂化,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应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需要;其次,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既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的要求,也提供了经验支持,行政体制的国际接轨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需要参考国际行政体制——而国际上基本上实行大部制[3];最后,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在应对变革中的经济社会的挑战时捉襟见肘:我国传统行政体制应对能力的缺乏,部门之间的高度专业分工导致集体协调困难,权力分散使统一领导阙如,部门利益压倒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压倒长期利益[4]。
论文范文:欧洲国家大部制改革研究——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例第一章大部制基本理论大部制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目前,我国大部制改革尚处于试推阶段,而大部门体制是高度市场化的发达国家率先探索、推行的一种政府组织设置模式,因此,本文探析国外较成熟的大部制,试图从其实践中寻求经验、技巧,总结推进阻力、存在的问题及困境,为逐步深化推进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启示参考。
在欧洲,发达国家居多,奉行大部门政府体制的国家居多,故以欧洲为视角进行分析研究。
以英、法、德三个国家为例子的原因如下,首先英国、法国、德国三个国家是欧洲实行大部制国家中的典型代表,长期奉行大部制并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成效;其次,大部制可以是原发的自然状态,亦或是以机构整合为标志的变革过程,对英国、法国、德国而言,三个国家的大部制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逐步完善的变革过程,对于我国更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节大部制的涵义与界定一、大部制的涵义大部门体制(Giant Department)简称为“大部制”,最早源于西方,是政府实施的一种具有广泛管理职能的综合管理体制和组织形态。
一般是指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职能相近、相关,业务范围相似的部门合并同类项,整合为一个大部,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以扩大部门的职能范围,节约行政管理资源,将部门间协调转为部门内部协调,促进部门凝聚力,最大限度地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限冲突、以及权责脱节等政府管理问题,从而达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目标。
有着多年对国外“大部制”研究经验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长董礼胜对“大部制”这样描述:所谓“大部制”,就是按照大块的职能领域,而不是按照工作类别、或是服务对象、服务地域来设立政府部门。
具体地说,就是为了推进政府的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照政府的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了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
在这一大部门体制下,政府部门管理范围较广,职能综合性强。
各国中央政府核心机构设置与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基本情况关键字:大部制大部门体制不同的政府职能由相应的政府机构承担。
设置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基本前提。
政府机构主要解决的是政府职能由谁来做,由谁来完成的问题。
受到各国国情、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治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各国政府机构的设置也必然会各不相同,各具特色。
另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也会呈现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经验。
考察和了解这些普遍性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积极吸收和借鉴其合理的内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政府管理的大部门体制就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率先探索并逐步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当然,从历史背景来看,作为企业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大事业管理部门”的经验,对这些国家在政府管理上采行大部门体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在总结各国中央政府核心机构设置的总体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和分析一些国家的大部门体制改革和实行的情况,以期能对我国下一步探索和实行大部门体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 各国中央政府核心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核心机构,在国外一般是指参加内阁的部级首长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主要组成部门,所以,有人也称其为内阁机构。
不过,因为有些国家并没有内阁的明确设置,所以,我们在此通称为中央政府核心机构。
从概念上它大体相当于我国的国务院组成部门。
今天,联合国已有近200个成员国,各国中央政府核心机构设置也是各具特色。
我们这里主要考察两类国家,一类是普遍实行市场经济并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这里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9个成员国为代表。
另一类是处于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主要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7个国家。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从中央政府核心机构设置数量来看,中央政府核心机构设置数量最多的是新西兰,现政府的核心机构有30个(不过内阁部长多兼职几个部的首长,所以内阁部长人数也只有19人),其次是加拿大,有26个,其他国家则都在20个以下,其中,澳大利亚和英国都为19个,美国和法国都为15个,德国为14个,日本为1 2个,机构设置最少的国家是瑞士,只有8个。
(--)文献综述1.国外研究状况综述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是随着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运动的发展而演变、深化的。
(1)20世纪80年代后,英、美等国家相继开展了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
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管理的方法运用于公共部门,把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公共服务的指导思想,西方国家对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管理主义、公共选择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
罗茨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实质是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
戴维·奥斯本等人在《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阐述了企业家政府理论这一新公共管理的理想实践模式,主张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①。
治理理论成为改革公共服务的~个重要理论。
治理理论的创始人是詹姆士·N·罗回[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西瑙。
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提出全球治理的思想。
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多中心与地方公共经济》等著作中提出多中心制度设计的理念。
他们认为,高度的多中心与分化不会导致公共服务成本的提高。
对此他们开列了公共服务多种提供途径的清单:经营自己的生产单位、与私营公司签约外包、确立公共服务的标准、向家庭签发凭单、与另外一个政府单位签约,等等。
与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相关的研究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例如,美国的詹姆斯·鲍曼:《职业优势一公共服务中的技能三角》(2005)、戴伟·奥斯本的《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2002)、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2004)、B.盖伊·彼德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2001)、麦克尔·巴泽雷的《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2002);史蒂文·科恩,威廉·埃米克的《新有效公共管理者》(2002)、马克·G·波波维奇的《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2002)和简·芳汀的《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2004)。
国内外大部制文献综述任静(公共管理系107081 10708110)摘要: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的思路,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如此重要的报告中出现“大部门体制”这一提法还是首次,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许多热议和争论。
学界围绕大部制改革,尤其是对大部制改革的原因、路径、难点与阻力以及国外经验借鉴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我国大部制研究依然存在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主要以“价值导向”和“功能导向”的“谚语式”研究遮蔽了经验性的科学讨论和理论积累等问题。
本人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希望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实行有所裨益。
关键词:大部制;内涵;政府管理;动因;推进;结构正文:大部制的内涵及产生渊源明确大部制的概念是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尽管表述不一,但主流观点的要义和内蕴相差无几。
学者们普遍认为,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大部制是指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都管理,从而降低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换言之,大部制是一种政府组织架构类型,是指以相对较少的政府组成部门覆盖尽可能多的政府的基本职能。
张成福和杨兴坤集中于大部制的内部结构的研究,认为大部制的实质在于政府机构内部的职能整合、统一领导、运转协调、资源共享、结构优化以及机构精简。
李汉卿则认为大部制本质不仅包括部门调整,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质是政府职能的重新调整。
从政府产生之时,就存在着依据对象进行分工管理的客观要求。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要求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必须有所分工,才能有效地实施管理,也就是实行部门管理体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不断增加,机构数量也将不断增多,进而出现政府部门管理中交叉、重叠、真空领域不断增加,产生矛盾和问题。
于是,大部门体制应运而生。
近几年来,大部门体制逐步成为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组织中央政府时的一种选择。
密尔认为,设立行政部门的原则应以处理行政事务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性为主。
1918年发表的《富尔顿报告》确立了设计政府体制的原则,即“按任务分工”的职能原则,从而使“混乱与重叠的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对大部制的明确理论表述。
实践中的做法就是把一些职能有联系的小部门合并组成“特大部门”。
“特大部门”可以制定自己的策略和决定自己的工作重点,也能自行解决问题,而不用通过部门之间的委员会进行长时间讨论,它大得足以完成一些专门性的工作,能支持中央比较明确的策略。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政府职能的增加,英国有意识地推行了大部制;这一过程在60年代曾加快进行,当时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大部”(卫生与社会保险部、外结合联邦事务部以及国防部); 70年代末大部制推行工作基本完成,之后进入调整和完善阶段,英国政府的部门数量始终维持在18个左右。
张成福、杨兴坤认为,大部制产生的背景是:应对专业分工与整体协调之间的冲突、缓解权力分散与统一领导之间的矛盾、化解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谋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当代公共事务本身的复杂化趋势和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有力支持。
大部制具有职能整合、统一领导、运转协调、资源共享、结构优化等特征。
大部制应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家战略管理能力;应突出政府管理的重点,强化政府的核心职能;应依事权统一,指挥统一,权责相称,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原则进行;应明确划分部门权限;应重视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应强化部委机构政策制定的能力。
实行大部制的动因宋世明提出国外实行大部制是多种动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归结为政治、管理和经济三个层面。
从政治层面看,大部制改革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在驱动,权力的接受者必须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部门扯皮、分割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只有进行部门整合才能让选民满意。
从管理层面看,大部制改革是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寻求有机统一的内在驱动。
发达国家通过依法设置各种专业化独立机构来履行执行职能,而内阁则管理执行机构,专门负责决策,从而化解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层面看,大部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根据公共管理的需求进行综合设置。
曾维和则认为国外大部制实施的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1.整合政府机构,加强部门间协调的需要2.调适政治——行政系统,强化中央控制能力的需要3.适应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我国实现大部制的原因,蔡长昆认为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挑战需要实行大部制,大部制是“大势所趋”;第二,大部制特殊的内涵和特征是我国应对行政管理体制缺陷的方案;第三,大部制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目的和意义。
大部制的推进过程无论是从大部制改革的背景、还是从行政体制的现实来看,都迫切要求我国推进“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大部制改革的基本要素,大部制改革的内容则是大部制改革的范围和边界。
对于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杨敏认为“大部门体制改革必须遵循自上而下的改革逻辑:一是按照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原则对整个政府机构进行重组;二是按照职能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行整合,继而在大部委内部再实现决策、执行、监督分离”;陈天祥认可这一论点,提出大部制必须按照“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决策、执行、监管三者适度分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方向推进;毛寿龙特别强调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政府机构实行决策、监督、执行分开”是基本思路。
学者们还从微观层面对大部制改革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李军鹏认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职能整合和机构整合、内部协调机制的建设、执行制度建设、服务机制建设以及监督机制建设六个方面。
张成福和杨兴坤进一步认为大部制改革中职能整合的前提在于确保国家战略,实现国家核心职能,这需要依照“事权统一、指挥统一、权责相称、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原则进行”;并依据“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事有权、有权有限”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划分部门的权限;在此基础上,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部委机构政策制定的能力。
可见,这些学者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讨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变革;二是决策、执行以及监督三分,将大部门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政治体制的变革。
宋世明在大部制改革基本构成要素的论述中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他认为大部门体制的实质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包括两个部分:大部门体系和大部门机制,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大部门体系是由核心化的行政政策中枢及其办事机构、综合化的政府组成部门、专业化的执行机构三个要素形成的政府组织架构;大部门体系应采取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是政府组织架构调整与政府运行机制再造的统一。
在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指导下,学者们开始研究大部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中央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二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对于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沈荣华强调中央政府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积极稳妥。
倪星和付景涛以英法经验为基础,重新设计了我国大部制结构。
其设计思路是以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为基础,对现有政府部门的宏观职能进行亚职能解析,根据职能行使的效率原则和适应社会发展原则对亚职能进行组合以形成宏观职能,根据宏观职能优化组合形成“大部”,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了完善部门间协调的机制,健全部内协调机制,明确部门领导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复杂性,且受环境条件和历史制度的约束,在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仅凭西方国家的经验实现大部制组织结构的设计是有缺陷的,这说明现阶段学者们对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路径的整体设计缺乏合理性。
相反,地方的实验给学者们一个新的经验基础来研究大部制改革的推进策略,因此,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对成都大部制改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上文讨论大部制改革的两个思路——决策分权以及结构调整。
彭澎根据广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观察,把改革模式区分为三种,分别是: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的深圳模式,以“党政联动”为特点的顺德(及珠海)模式和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广州模式,虽然彭澎并没有对每种模式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但其分类对我国地方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与彭澎对大部制改革模式的分类相对应,付金鹏和陈晓原在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地方经验基础上界定了三种大部制改革模式:职能统合性、规划调型和党政合署型。
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比较和总结了不同模式的相对适用条件:职能统合型大部制是优先考虑的形态;规划协调型大部制可以成为一种补充形态;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党政合署型大部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对大部制改革研究中类型学讨论和探索适用条件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对不同模式的内部机制和边界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仍然缺乏,需要更多经验研究加以补充。
李文钊等对乌海市国地税联合办税的大部制实践的研究代表了这一取向,他们认为业务活动属性及机构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决定机构改革的边界,以及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变量。
总之,学者们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研究主要是以前文讨论的两种取向为基础的,这进一步决定了大部制改革的推进策略,特别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推进策略。
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给大部制改革研究带来了新的对象,学者们对地方大部制改革的研究也从宏观的原则性论述转向改革模式的类型学讨论,并逐渐过渡到研究部门结构改革的内在变量,这应是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大部制的具体实施情况沈荣华认为国外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配套措施,是推行决策与执行分开,设立各种形式的执行机构,对部门内部机构进行重组。
归纳起来,可将部门内部结构划分为5种模式。
1.政策局+执行局模式,以英国为代表。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部门内部分别设立政策局和执行局,政策局负责协助部长制定政策,执行局专门负责政策执行;执行局相对独立,在人事、经费、管理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部对执行局采取“适距控制”,实行契约管理、绩效管理、项目管理。
英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荷兰、挪威、瑞典、新加坡等国都有类似的做法。
2. 职能司局+独立行政机构模式,以德法为代表。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延用传统科层的组织模式,在各部内仍设立职能司局作为骨干框架,同时由直属的独立行政机构,或者由归口管理的独立行政机构,负责相关政策法律的执行。
独立行政机构一般依法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或节制,人员属公务员体系,可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
部属独立行政机构,只负责某个方面的政策法律执行,部门决策并不是完全靠独立行政机构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