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宅与吴文藻的关联探究社会学 12145040 杨秋莎一、人物介绍（一）、个人介绍李安宅(1900-1985年)，河北省迁西县人。
字仁斋,笔名任责。
著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
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研究会顾问等。
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
1938年赴甘肃拉卜楞寺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调查,后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
1947年到1949年在美英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进藏任教。
1963年任教于四川师范学院。
1985年逝世。
李安宅教授一生专治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的研究,以综合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来观察社会，强调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及中国的边疆地区，并提出“社会学与人类学不必再分”的观点。
他在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都有建树。
是中国社会学和民俗学的创始人之一。
吴文藻（1901年12月20日-1985年9月24日），江苏江阴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在美国，吴文藻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
他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1939年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
妻子为著名作家冰心。
吴文藻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二）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年，李安宅考入山东齐鲁大学。
这是旧中国13所教会大学之一，前生是由美国、英国等教会创办的山东基督共和大学。
1924年李安宅考入燕京大学研究生班。
燕京大学是美国政府利用清朝政府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后被迫签订分《辛丑条约》中向各国交纳的所谓“庚子赔款”中分给美国的一份三千万两白银，在北京郊外建造的一所大学。
以培养亲美派和去美国留学的学生。
1926年李安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学习和研究，兼任助教。
吴先生一向认为，人类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人才，才能取得巨大成就。
因此，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的工作，先后培养了费孝通、林耀、李安宅、翟同祖、关瑞梧、黄迪等中国当今知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1931年，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考察》有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3年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的提倡和推行他的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
他认为，人类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的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一些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
期间，李安宅参加了吴先生主持的到国内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工作。
吴文藻还主张青年人学贯中西，因此李安宅的《美学》专著于世界据出版。
鉴于中国学术条件局限，在吴文藻先生的安排下，李安宅于1934年至1936年先后到加利福利亚大学柏克莱学院人类学系跟着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学习，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着著名的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
在那里，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全部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学和现代社会学知识，并参与了新墨西哥州祖尼族人的印第安母系社会调查及墨西哥的乡村调查，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
而他对印第安祖尼母系社会的研究，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对美国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也许人们会说李安宅的莫大成就来自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
可是在我看来他的成功离不开吴文藻的指点。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之下，他考到燕京大学，进而成为吴文藻先生的助教，而有得到吴先生的安排下到国外学习，让李安宅先生掌握到很好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那么，他为后世提供的作品也就没那么精彩，今天我们能学到李安宅先生的著作中的知识也许就没那么精辟了。
二、两人在研究上的一些异同（一）、吴、李二人关于“边疆”关系的问题争论吴文藻是中国近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被社会学界称“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他倡导的社区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们当今社会调查研究更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吴文藻在把东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学派进行比较之后，借鉴了马林洛夫斯基和拉德利弗-伯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找到了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架构之后，吴文藻开始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国情惊醒研究。
他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指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社会”。
他人为，研究社区文化的基本方法就是进行实地调查。
李安宅是我国近代边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长期致力于边疆史地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在边疆史地宗教方面著述甚多，诸如《论边疆服务》、《实地研究与边疆》、《论边疆建设在区域分工》、《边疆社会建设》、《论坚贞与边疆》、《胜利与边疆工作》、《宗教与边疆建设》、《谈边疆教育》等，而《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边疆社会工作》1。
其边疆思想着眼于“实地研究”，寄托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
李安宅的边疆思想与其学科背景、边疆研究经历及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自抗战军兴，边疆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但如何对“边疆”做理论上的界定与概括，却因视角不同而众说纷纭。
吴文藻吴文藻11944年中华书局出版，1946年再版，收入社会部“社会行政丛书”，该书若干部分发表在《边疆服务》、《边疆通讯》等刊。
在《边政学凡》2里谈到了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实用的”。
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是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寻源探求法则。
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
吴文藻先生认为，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该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问的边民，一块肉有借镜。
“为政有学始”就是这个道理。
这便是边学在实践上的功用。
吴文藻先生认为“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
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
”“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3李安宅则认为把“边疆”理解为“国界”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边疆乃是相对内地而言。
边疆所以不与内地相同的缘故，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
李的界定兼顾了地理与文化，但其“地理”和“文化”的范畴与吴的界说大相径庭。
他明确提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
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
就部族而论，“蒙古在成吉思汗忽必烈的时代就是边民，在元顺帝时代便失掉了边民的资格……汉人之为汉人，乃是由于各种不同民族相合而成……本不是一个单纯血统的称呼。
故汉人这一类的字眼不能与边民相对待”，“如此我们便不能不用地形与文化来作边疆的界范”，而“文化的边疆实以地形的边疆作基础。
”李安宅的这一界范是符合实际的，既考量了边疆的历史，又回应了当时中国“抗战”导致边疆意蕴扩展的现实状况。
《二》、吴李个人折射的学术特点1、调查研究的起点有所不同吴文藻专注于社会, 李安宅钟情于文化,“社会”与“文化”两个范畴各为他们的学术始基。
虽然他们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以英国的功能学派为理论基础。
吴文藻在把东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学派进行比较之后，借鉴了马林洛夫斯基和拉德利弗-伯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李安宅先生主要钟情于文化的研究，文化是他的学术活动地点。
特别是他对藏族宗教的研究。
1938年,李安宅先生与夫人于式玉赴甘肃夏河县拉卜愣藏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期间,李安宅写出了大量的藏区宗教、文化、民俗方面的论著。
虽然李安宅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于吴文藻先生的打不相同，但是他也是比较注重社会实践调查。
他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充分地表露了他在吴文藻等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 布朗学习社区功能主义研究视角之前对于“内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他对于建立中国式社会理论的野心以及他对于国粹主义的批判态。
找到了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架构之后，吴文藻开始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国情惊醒研究。
他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指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社会”。
他人为，研究社区文化的基本方法就是进行实地调查。
他的社区研究把社会关系和人之间的互动作为起点, 认为社会事实先于个人的存在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而“社区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区2刊于1942年《边政公论》第一卷，5、6合期。
3吴文藻，边政学凡（J）边政公论1卷，5-6期和刊，1942.1.内经营共同生活的群体。
它可以是人数较少,经济较简单,文化低的原始族群,也可以是人数较多, 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和城市。
”42、调查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吴文藻先生的社区研究主要是在汉族地区，较少到少数民族地区。
而李安宅先生的社区调查研究主要是在西北地区。
1938年,李安宅先生与夫人于式玉赴甘肃夏河县拉卜愣藏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期间,李安宅写出了大量的藏区宗教、文化、民俗方面的论著。
如《藏族宗教实地考察》、《喇嘛教育制度》、《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等。
1941年李安宅被华西协和大学聘为社会学系(1952院系调整后并入四川大学)主任教授抗战胜利后,李安宅继续出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所,由于李安宅所长收集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英文典籍并募得较充足的经费,1945年又增加了谢国安、刘立千两位西藏问题专家,因而在藏区研究上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无论是吴文藻先生还是李安宅先生，研究者都是汉人。
汉人研究汉族社会同研究少数民族,二者相比,后者更加富于挑战性,因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饮食、风习与汉族差异较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气候、海拔、交通等条件与汉地差异较大, 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尽管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各族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似乎不能简单地以‘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来定位”5研究少数民族是民族学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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