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分析

2008-06-13 本站张文彤刘奇志[摘要]：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结构的形成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制定的发展框架下，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30年，国家政治经济背景不断变化，武汉城市格局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轨迹，探索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城乡建设空间格局演变总体规划作用正文：一、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概述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在城市空间的投影，不同时期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形态。

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结构的形成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反过来影响各要素的发展。

一个良好的空间布局结构能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增强城市魅力、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

城市空间结构总体而言可分为圈层式和轴向式两大类。

圈层式空间结构是最基本的城市形态，城市用地按照功能的分异一层层向外圈状布局，通常会形成由核心区向外的“三、二、一”型产业布局形态。

这种空间结构的优点是各方向发展较为均衡，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公平性。

新拓展地区紧密围绕已经发展成熟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其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省，可以很快形成规模效应。

但是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城市内部交通日益拥堵，自然环境与城市越来越远隔离，城内环境逐渐恶化，继续圈层状摊大饼发展将使城市不堪重负而逐步衰落。

针对城市圈层式外摊的种种弊端，又出现了“主城＋卫星城”的改良型空间结构模式。

以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为源头，世界许多城市提出了建设卫星城（新城）的概念，即在规模巨大的主城外围较远的地区，新建若干功能相对独立的新城市，形成反磁力点，从而抑制主城规模继续扩大，同时卫星城与主城间以生态绿地相隔离。

然而，卫星城并没有起到反磁力中心的作用，主城仍然不可抑制的突破环城绿带的控制，规模不断扩大。

另一种空间结构形态是依托由快速交通干道、市政设施管道集合成的综合交通走廊向外轴状拓展。

第29卷第3期2007年9月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o ur nal of Hubei U niversity (Natura l Science )V ol .29　N o .3　Sep .,2007　收稿日期:2006-11-09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建议项目基金支持项目,项目编号:2002040作者简介:王珺(1980-　),女,博士生文章编号:1000-2375(2007)03-0316-05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研究王　珺,周均清(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化工程中心,湖北武汉430074)摘　要:基于对武汉城市圈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将该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历程依次划分为5个阶段,揭示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认为发展至均衡网络型空间结构是其必然趋势,并指出经济发展、交通诱导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是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空间结构;演变;动力因素;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T U984 文献标志码:A1　引言区域空间结构作为空间要素的组合格局,可视为一种复杂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的地域投影.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是构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过程.关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弗里德曼(J .R .Friedmann )用核心边缘理论演绎了区域空间的演变过程,顾朝林[1]、陈修颖[2]、王建[3]、陆大道[4]等人亦根据经济发展特征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阶段进行了划分.在针对具体区域的研究方面,戈特曼(J .Go ttm ann )揭示了美国的Meg alopo lis 是伴随着居住郊区化的过程逐渐成长演化起来的,金斯伯格(Ginsburg )与麦基(M cg ee )等人则分别研究了日本的大都市地带与东南亚的Desako ta (城乡融合区)的演变规律.国内学者对“长江三角洲”[5]、“珠江三角洲”[6]、“苏锡常”[7]等东南部城镇密集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已进行了较多的论证,但对于中部地区城镇密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较为少见.“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政府为提升区域经济水平而划定的一体化发展区域,是以武汉为中心,以100km 为半径,包括黄石、孝感、黄冈、鄂州、咸宁、天门、仙桃、潜江8市在内的城镇密集区域.在“中部崛起”国家宏观战略逐步推进的当前背景下,“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城镇密集区域,研究其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不仅对“武汉城市圈”未来发展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揭示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密集区域的演变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　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演变阶段的划分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总体上来讲是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但这其中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对地区的发展也带来了根本影响,以至于形成了几个特征鲜明的阶段(图1).2.1　离散型空间结构阶段———隋朝以前的历史时期　区域内城镇以军事、政治职能为重,城镇分布较为零散,城镇行政等级的划分只有政治意义,没有形成经济意义上的等级体系.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地区.本区域农业经济不发达,且因地处当时政治板块的边缘区,并富含铜、铁矿产等铸造兵器的丰富资源,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本区域的城镇主要是出于封建割据的军事需要而产生的,如商代中期的盘龙第2期王珺等: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研究317城,西周时期的鄂王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王城等.秦统一全国之后,将天下重新设郡置县,但这一时期郡、县与乡镇的设置,形成的仍然是一种行政意义而非经济意义上的等级体系[8].三国时期,由于本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十分显赫,各地筑城垒营,兴起了许多政治军事城市,如吴王孙权的国都———武昌(今鄂州)、夏口城(今武昌)等,区域内城镇之间基本无经济联系,“没有一个类似于上游益州、下游扬州,能够在经济上堪称中心从而将其督区大致联聚起来的都会”[9].2.2　向心型空间结构阶段———隋朝至晚清时期　区域内县治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据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实力.区域范围内出现经济中心,并逐渐发展壮大,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由于物资商品的流通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等级梯度的城镇体系以及向心型空间结构.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中原转向南方地区.另外,人类治水技术的不断进步、作物品种增加和耕作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本地区农业的兴盛,使之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产区.农业经济的发达导致商业的繁荣与兴旺,地区发展的军事意义在逐渐淡化,而经济意义却在迅速提升,导致城市职能、分布形态以及整个区域城镇群体空间格局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区域中心城市在这一段时间发育并日益壮大.自从隋炀帝治江夏郡于江夏(今武昌),江夏便成为本地区的政治中心,且很快作为经济中心迅速崛起,并在南宋末年宋金交战之时,超越荆州、襄州成为长江中游最大城市之一.至明成化年间,汉口从汉阳地区分离出去,不久便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商业名镇之一.同时,随着城镇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区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等级梯度的城镇体系.隋大业年间的郡———县划分以及县治的确定开始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而至明代,中心城镇汉口、鄂州(今武昌),二级城镇阳逻、宋埠、仙桃、刘家隔、朱家河等,连同一大批沿长江、汉水分布的小型专业集镇,共同构成了具有一定经济等级梯度的城镇体系[10].周边城市的人流、物流开始小规模地向中心城市集聚,形成向心型空间结构.2.3　两极分化型空间结构阶段———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除中心城市武汉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转变中有所发展以外,其他一些工商市镇处于停滞和衰落状况,区域内原有以耕织经济、小商品流通建立起来的城镇体系被彻底打破,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周边市镇的凋落使得城镇体系两极分化严重.鸦片战争之后,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本区域进入工业化时期,但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本地区的工业化开端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色彩.帝国主义低价收购本区域的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等初级原料,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工业产品,再高价倾销回本地区.在外来资本的压迫之下,以张之洞为首的官僚资本在武汉兴建钢铁、军火和纺织等工业.由于基础较薄弱,以及国外与官僚资本的围剿倾轧,本区域民族资本工业生存得相当艰难.在殖民经济的影响下,武汉作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商品流通集散地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城市,迅速地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区域内其他城市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区域内的工业项目绝大多数位于武汉地区;另一方面原本通过农产品交换发展起来的小商品经济,由于城乡间不平等交换而遭到重创,导致众多原有的市镇逐渐凋落.这一时期,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规模差距的逐渐拉大,形成两极分化的空间结构.2.4　集聚型空间结构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　区域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力之下,城镇体系中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差距逐渐缩小,工业化的集聚作用开始显现.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国民经济的组织重在均衡发展,且主要按照地区组织经济,强调每一个省区都要建立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在统一计划安排下,对本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武汉市的投入,加快了冶金、电力、机械、化工等重型工业部门的发展,在“一五”期间将大批重点项目建在武汉.在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就有7项建在武汉.另一方面,针对资源条件、地理区位以及该时期内工业发展的特色,国家也对区域内其他城市进行了重点投资.工业布点由建国前的武汉市,扩展到整个区域,建立了化工区、炼铝、矿山机械、水电、棉麻纺织、食品工业中心[11].大多数城市的工业体系都是在这一时期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工业化的集聚作用开始显现.318　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9卷2.5　极化型空间结构阶段———改革开放至今　这一时期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极化特征,表现出以武汉为绝对核心的形态.从空间规模上看,武汉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从空间分布上看,城市圈内城镇分布呈现以武汉为中心的放射状结构.中心城市首位度很高,形成结构性的失调.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代替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但由于本区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体制转换不如沿海地区快.政府通过投资、税收、政策等手段对工业布局以及城市发展过度干涉;区域发展重点倾向于行政中心城市;各城市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以上这些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种不完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区域人流、物流、资金流向中心城市集聚,却无法通过城市之间的产业链接促进经济要素从中心城市向周围区域的扩散.2004年武汉市非农业人口为474.98万人,是区域内第2大城市黄石市区的7.88倍.2004年武汉市的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到了整个城市圈地区的51.4%、58.0%、59.7%、67.0%、78.2%、75.2%;而其他城市的各项指标最高不过11.4%,且许多指标只有3%左右[12].区域内周边城市分布在主要交通干线(京珠高速、沪蓉高速、107国道、318国道)附近,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放射状轴线.图1　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历史演变规律3　武汉城市圈城镇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及趋势弗里德曼(J.R.Friedmann)认为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空间结构会发生阶段性的演变,按照工业化前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的演进的顺序,区域空间结构相应的呈现出离散型空间结构———集聚性空间结构———扩散性空间结构———均衡性空间结构.与此类似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学家陆大道[5]认为随着由农业经济时期向后工业化时期的转变,区域空间结构可以分为类似的4个阶段:(1)“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构架呈原始状态,区域的城镇居民点没有形成等级———规模体系”;(2)“发展不平衡开始出现,形成一定的空间经济梯度”;(3)“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构架在先发达起来的地区开始形成点—轴状态,形成等级特征”;(4)“形成完善的”点—轴“空间结构系统,但等级差别越来越小,扩散化的作用效果越来越重要”.由弗里德曼等人的经典阶段划分理论可知:由“离散”至“集聚”至“扩散”再至“均衡”是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如本文第2部分所述,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虽然出现了波折与反复,但总的来说遵循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本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伴随着社会经济演进过程,总体上表现为离散状态———向心状态———集聚状态(如图1所示).虽然在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区域空间结构的特征出现了与一般规律相悖的现象,但这是该时期畸形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背景的特殊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从目前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的特点来看,它正处于由集聚型空间结构发展至扩散型空间结构的临界点,其必然趋势是发展成为均衡网络状结构.目前,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呈现出极化型特征,这种特征是在一种不完全市场经济作用下的集聚效应造成的.一方面,源于集聚动力对产业的区位要求第2期王珺等: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研究319　和规模经济要求,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经济要素从周边区域集聚到武汉,并产生了大量的创新元素和成果(商品、技术、社会体制、生活方式等).另一方面,中心城市武汉过于集聚,出于产业区位成本的考虑,这些创新元素急切需要扩散至周边地区,但由于城市之间合作机制不健全、产业链不完善、区域壁垒的存在等问题,这些创新元素和成果无法顺畅地扩散至周边区域,从而导致本区域集聚力远大于扩散力.但随着政府、专业人士对该问题的重视,扩散作用会逐步加强,并表现为扩散型空间结构,直至最终形成均衡网络型状态.4　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因素4.1　经济发展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体现.从表面上来看,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演变呈现出离散型———向心型———两极分化型———集聚型———极化型的特点;究其本质,空间演变的过程反映出“农业经济不发达———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商贸流通业兴盛———殖民经济占主导地位———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本地区空间结构的演变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图2　武汉城市圈内城镇沿交通轴线分布4.2　交通诱导因素　交通因素是促使本地区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变的重要因素.水运交通时期,江、河对区域空间结构影响较大,如明清时期,汉口、阳逻、宋埠、仙桃、刘家隔、朱家河以及一大批专业市镇均沿长江、汉水分布,发达的水运交通促使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铁路交通时期,由于近代大工业生产主要依靠以铁路为代表的快速交通运输方式,传统的水运交通逐渐衰退,导致鸦片战争后本区域许多沿江市镇的凋落与两极分化型空间结构的形成.铁路—高速公路时期,城镇主要沿高速公路、铁路分布,而目前区域内以武汉为中心的放射状的交通布局形式,造成了空间结构的极化型特征的形成(如图2所示).4.3　政策导向因素　国家政策导向因素对本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较东南沿海地区更为明显.探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1,本区域的工业发端于重型工业,目前区域内工业结构的特点仍然是重型工业偏多.国家政策对于重型工业的牵制作用决定了其对区域城市发展以及空间结构演变的深刻影响.第2,较之东南沿海地区,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均较低,空间拓展以及空间结构的变动无法单纯依靠自身所蕴含的经济推动力,政府政策的引导仍然是区域空间结构的成长的主要动力.5　对武汉城市圈未来发展的建议通过追溯武汉城市圈区域空间发展的历史轨迹,把握其空间结构演化的自在规律、趋势及动力因素,有助于探讨有意识的调控机制,用以导武汉城市圈区域规划实践.对于未来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发展,本文建议应按照其空间结构的发展趋势,分阶段对其进行建设,促使其逐渐向更高的阶段演化.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目前工作的重点在于通过产业链的建立,武汉市至周边城市的“放射状”快速交通通道的完善,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政府之间合作机制的健全,引导各种创新元素和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扩散,促使周边区域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结构等各方面的转换,从而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构建扩散型空间结构.当完成扩散型空间结构的构建后,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均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　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9卷320在于平衡布局,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发挥.主要表现为加强区域周边城市之间的横向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状均衡结构;同时依托政府公共资源,加强周边城市之间的相互协作;并特别关注城镇实体空间与生态基质空间之间的关系,控制城镇蔓延.参考文献:[1]顾朝林,赵晓斌.中国区域开发模式选择[J].地理研究,1995,(4):8-22.[2]陈修颖.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与实证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43-49.[3]王建.区域与发展———中国发展报告[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45-46.[4]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104-111.[5]张京祥.城镇群体空间组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38-39.[6]李红卫,王建军,彭涛,等.珠江三角洲城镇空间历史演变与趋势[J].城市规划学刊,2005,(4):22-27.[7]黄明华.苏锡常都市圈空间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45-152.[8]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市县概况[M].湖北: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社,1984:44-50.[9]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慧.湖北通史秦汉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96-316.[10]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慧.湖北通史明清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40-470.[11]周兆锐.湖北省经济地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55-58.[12]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统计年鉴2005[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4-110.Study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WANG Jun,ZHO U Jun-qing(Digital Research Center,H uazhong U niv ersity of Science a nd T echnolog y,Wuhan430074,China)A 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 cess of Wuhan urban agg lomeration, the pape r divid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into5stages and promulg ates the evolution rules o f the regio n s spatial structure.The research also arg ues that the inevitable trend o f the region's spatial structure is the balanced ne tw ork and ascer tains the economic develo pment,traffic inducement and the policy orientatio n are the m ain dynamic facto rs.Key words:spatial structure;evo lution;dy namic factor;Wuhan urban agg lomeration(责任编辑晏建章)。

浅谈武汉市的城市空间结构作者：汪小婷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摘要：武汉，中国中西部地区第一大城市，华中地区最繁华都市及中心城市，长江中下游特大城市。

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将武汉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

作为中国内陆特大城市,近代武汉的空间结构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从“起始阶段”向“加速阶段”转化的过渡期,某些发达地区则已率先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武汉市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且呈出自身的特点。

关键字：一、武汉市历史上城市空间的演化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武汉市的城市空间形态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是在受传统制度、经济发展、社会变化、文化观念及地理环境等主要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历史上武汉是由三个完全不同的城镇链接而成的，三镇之间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差异很大。

武昌、汉阳相对发展较早，历史较为悠久，武昌、汉阳两镇的空间布局主要是遵循中国封建后期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城内道路剁成直角相交的方格网状，居民住宅多位于街道两侧。

早在1861年以前，武汉实际上只有武昌、汉阳两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市镇，汉口此前所谓的老城区是自发形成的，主要是零散布置的一些民房。

汉口的发展相对较迟，在明朝时期发展较快，主要是利用长江、汉水的水运之便，作为码头和商业市镇发展起来的。

到明末清初，汉口镇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随后汉口被开辟为商埠，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由于租借的开辟，租界区的建设引人了西方当时先进的规划理念和建设技术，使得汉口的城市空间结构带有西方城市的特色。

在汉口迅速发展的同时，受张之洞的影响，武昌、汉阳相继建立起一批近代工业，修建陆汉铁路及其它市政设施。

且在青山、滨江一带开通商口岸，使武昌城市空间沿长江向北扩展。

汉口租界与武昌商埠的建设，使武汉的城市空间格局由原来的“沿河”(汉水)发展转变为“沿江”发展，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构成的近代都会初步成型。

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首位大城市, 西汉时开始建制,近代成为“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大商埠和对外通商口岸,曾是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国民革命的中心地,并一度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

武汉“三足鼎立”的城市结构,使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进程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武汉从一个“因武而生”的军事城堡发展到今天拥有800多万人的华中地区特大中心城市,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不同阶段的发展,形成了三镇“三足鼎立”的城市结构, 使得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进程也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 初步可将其社会空间发展分为3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是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形成和发展时期武汉被长江汉江两江分割, 在历史上两江曾多次改道, 最终形成目前的武昌、汉阳、汉口三足鼎立的态势。

三镇的城市空间结构从形成开始就存在一定的差异。

汉口的发展始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 开始最晚,发展最快。

它主要利用长江、汉水的水运之便,作为码头和商业市镇发展起来的。

到明末清初,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并有“九省通衢”之誉。

但由于航运技术的限制也只能依托汉水, 沿河成市,上起硚口, 下至汉口, 在今长堤街与汉水之间,面积不过十余平方公里。

元、明、清时期,武昌为湖广行中书省、湖广布政使司、湖广总督署所在地, 历来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

汉阳城几度兴废, 至南宋度宗咸淳十年城区基本定型。

解放以前, 武昌和汉阳基本上仍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采用“方城直街、城外延厢、以形寓意、礼乐和谐”的布局方式。

城址选择重视对地区周围自然环境的探察,追求山环水绕的形胜境界, 其城垣依据地形呈不规则方形或长方形。

城内道路多呈直角相交的方格网状, 并有南北和东西通向城门的主街。

城市内部空间布局整体感较强,主要政治、文化类建筑具有明显的轴线配置关系。

城市中心形成“十”字或“丁”字形街口, 并作为衙署、钟鼓楼、市楼或学宫等官方建筑的所在地。

论武汉从古至今的城市格局摘要：武汉汉口一带古有夏汭、鄂渚之名。

武汉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其考古发现有东湖放鹰台遗址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鱼叉。

市郊黄陂区境内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方国宫城，是迄今中国发现及保存最完整的商氏古城。

通过对若干珍贵的城市历史图片的整理，概述了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历史演变及近现代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形态历史演变规划发展一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历史演变武汉最早的城市建设史应当从距今3 500多年前商代盘龙城开始。

武汉三镇中，武昌历史最为悠久，三国时期孙权得夏口后，将郡治移至夏口城，即今武昌。

在武汉城市发展中筑城最早的，一是东汉末年“戴监军筑，黄祖所守”的却月城（今汉阳龟山以北）；二是孙权于公元223年在今武昌蛇山（江夏山）筑的夏口城。

却月城周围一里八十步；夏口城周围二三里，两城隔江相峙。

也正是在三国时期，武昌、汉阳开始分治，两城独立发展。

后武昌城于唐敬宗宝历初年改筑砖城，明洪武四年再次扩建，城区基本定型。

汉阳城则几度兴废，至南宋度宗咸淳十年始新筑汉阳城，城区自此定型。

元、明、清时期，武昌为湖广行中书省、湖广布政使司、湖广总督署所在地，历来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汉阳为汉阳府治和县治古汉阳城墙武汉的城市起源，是东汉末年的位于今汉阳的却月城、鲁山城，和武昌蛇山的夏口城。

东汉末三国初，地方军阀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

“却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

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与今鄂州市互换的。

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

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了一座瞭望塔——黄鹤楼。

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首位大城市, 西汉时开始建制,近代成为“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大商埠和对外通商口岸,曾是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国民革命的中心地,并一度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

武汉“三足鼎立”的城市结构,使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进程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武汉从一个“因武而生”的军事城堡发展到今天拥有800多万人的华中地区特大中心城市,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不同阶段的发展,形成了三镇“三足鼎立”的城市结构, 使得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进程也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 初步可将其社会空间发展分为3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是武汉市社会空间结构形成和发展时期武汉被长江汉江两江分割, 在历史上两江曾多次改道, 最终形成目前的武昌、汉阳、汉口三足鼎立的态势。

三镇的城市空间结构从形成开始就存在一定的差异。

汉口的发展始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 开始最晚,发展最快。

它主要利用长江、汉水的水运之便,作为码头和商业市镇发展起来的。

到明末清初,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并有“九省通衢”之誉。

但由于航运技术的限制也只能依托汉水, 沿河成市,上起硚口, 下至汉口, 在今长堤街与汉水之间,面积不过十余平方公里。

元、明、清时期,武昌为湖广行中书省、湖广布政使司、湖广总督署所在地, 历来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

汉阳城几度兴废, 至南宋度宗咸淳十年城区基本定型。

解放以前, 武昌和汉阳基本上仍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采用“方城直街、城外延厢、以形寓意、礼乐和谐”的布局方式。

城址选择重视对地区周围自然环境的探察,追求山环水绕的形胜境界, 其城垣依据地形呈不规则方形或长方形。

城内道路多呈直角相交的方格网状, 并有南北和东西通向城门的主街。

城市内部空间布局整体感较强,主要政治、文化类建筑具有明显的轴线配置关系。

城市中心形成“十”字或“丁”字形街口, 并作为衙署、钟鼓楼、市楼或学宫等官方建筑的所在地。

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分析李胜坤;张毅;闫欣;汪洋洋;曹娟【摘要】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1990、2000、2006、2012年的常住人口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和半方差函数等方法，研究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2012年城市圈人口密度呈现“西高东低，中间高、南北低”的特征，人口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对应关系；1990年以来，人口密度相似的地区在空间集聚分布，且集聚趋势不断增强；人口分布越来越不均衡，由空间相关引起的人口分布的结构化分异越来越显著；除东南-西北方向，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度在另外3个方向均增强；人口向以武汉中心城区、黄石市辖区集聚的趋势明显。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statistic data of 1990 , 2000 , 2006 and 2012 , population's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ving trend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methods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emi-variance func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pulation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year of 2012 , and its density has gotten a feature of ‘high on west and low on east , high on north and south , low in mid-dle’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space . Population is clustered in space , this concentrating trend is enhanc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Since 1990 , population's distribution is becoming imbalanced , and this phenomenon is enhanced gradually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varying degrees of increase in three directions , which are south-north, northeast-southwest and east-west directions , respectively .Population has a notable tendency ofconcentrating in the area of Wuhan central district and Huangshi municipal district .【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5页(P11-15)【关键词】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演变;空间变差函数;武汉城市圈【作者】李胜坤;张毅;闫欣;汪洋洋;曹娟【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 430079;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 430079;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中国南京 210023;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 430079;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武汉 43007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901.3人口分布一般指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1]，历来是地理学者研究的热点[2]．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地域分布的变化．进行人口时空动态变化方面的研究，对认识一定社会阶段区域人口增长规律、引导人口的合理布局、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3]．中国学者从不同的尺度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探索[4-13].梳理文献发现，国内人口分布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研究对象既有大尺度的国家、经济地带、省域，也有中观尺度的市域，市域的研究多集中于特大城市，较少关注中小城市；(2)人口分布受空间位置影响，单元空间关联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逐渐受到学者的青睐；(3)多定性分析人口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定量确定影响因子的方法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武汉城市圈是武汉和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城市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2012年，它以约占湖北省1/3的土地面积和一半的人口，贡献了全省近2/3的生产总值；从所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看，圈域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经济指标居城市群之首．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圈域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按现有发展模式，城市圈将进入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14-15]．在借鉴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对1990年以来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格局的演化作简要分析，以期发现人口分布及演化规律，并为城市圈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研究基础．1.1 空间自相关选用全局Moran指数从整体上描述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状态，表达式为[16]式中，I为全局Moran指数，n为空间单元数，xi和xj是区域i和j的观测值，wij是空间权重．基于邻接关系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并对Moran指数进行z检验：Z(I)=[I-E(I)].式中，E(I)为数学期望，var(I)为理论方差，若Moran指数的正态统计量z值大于0.05水平下的临界值1.96，则说明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1.2 空间变差函数空间变差函数又称半方差函数，本文运用空间变差函数描述引起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结构性和随机性变化，公式为[17-18]式中，g(h)表示半方差函数，Z(xi)和Z(xi+h)是随机变量Z在xi和(xi+h)上的取值．一般用空间变异曲线表示半方差的分析结果，曲线纵坐标为半方差g(h)，横坐标为分离距离h，它有以下重要参数：块金值(C0)用于反映变量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程度；基台值(C+C0)用于反映系统总的变异程度；变程(A)用于表示变量空间自相关的尺度或作用范围；块金值与基台值之比C0/(C+C0)用于反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分维数(D)由半方差函数和分离距离确定：2g(h)=h4-2D，它可以对不同变量间空间自相关的强度进行比较，值越接近2，空间分布越均衡[18]．1.3 数据来源人口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来自于全国第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年鉴》．研究采用常住人口数据，时间序列为1990—2012年．在居民点人口规模相差不大的前提下，居民点密度大的地方，人口密度也大[19]．经测算，2012年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中有42个平均镇级人口规模为3万～6.6万人．借助闫庆武等[19]提出的人口密度空间化方法，得到2012年武汉城市圈人口密度图(图1)．由县域尺度上的人口密度值并结合图1可知：2012年，武汉城市圈人口密度的空间差异非常显著，江汉区和通山县是人口密度最高和最低的县域，密度值分别为20 811 人/km2和150 人/km2，二者相差138倍；人口分布总体呈现“西高东低，中间高、南北低”的格局，地形对城市圈人口分布的影响显著，圈域中部鄂东沿江平原和西部汉江平原上人口密度值较高，面积广大的北部、东北和南部低山丘陵区人口密度值普遍偏低；武汉中心城区占城市圈总面积的1.62%，集中了20.53%的人口，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分布中心，黄石市辖区为人口密度的高值区域，是城市圈人口分布的副中心，黄冈、鄂州和孝感等地级市驻地附近人口密度也较高，总之，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明显；人口呈交通干线(高速公路、铁路)沿线集中分布的特征，东西方向的沪渝高速和东北—西南方向的汉丹、武九铁路沿线人口集聚现象尤为明显；以县域为单位，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579(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密度值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口密度值偏低，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比较强的对应关系．3.1 空间自相关分析借助OpenGeoDa软件计算武汉城市圈人口在1990、2000、2006和2012年4个时间断面上的全局Moran指数值和相关参数(表1)，并绘制人口密度散点图(图略)．4个年份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z值均大于0.05水平下的临界值1.96，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城市圈中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在空间上相邻(高高集聚)，人口密度小的地区也在空间上相邻(低低集聚)．1990年以来，城市圈中部始终是人口密度高高集聚区，而边缘地区始终是人口密度的低低集聚区，这与区域地形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近2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圈中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边缘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中部大量转移．随着时间推移，Moran指数值不断增大，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更加明显．3.2 空间格局演变借助GS+软件，将城市圈4个年份的县域人口密度值赋到县域单元几何中心点上，经Log变换后，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满足半变异函数分析的前提条件．定义采样步长为10 268.65 m，使步长值乘以步长数约等于样点间最大距离的1/2，以确保半方差图有意义[20]．用球状模型、高斯模型、线性模型、指数模型分别对样点数据进行拟合，选取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同时计算4个年份不同方向上的分维数，并进行克里格三维空间插值．变差函数拟合参数和分维数见表2、表3，空间插值图见图2．(1)圈域人口高度集中于武汉中心城区和黄石市辖区使4个年份的变差函数块金值都比较小，也说明人口分布的随机变异程度较小；块金值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表明人口分布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小；1990—2012年基台值不断增大，最大值(1.829)是最小值(1.447)的1.26倍，说明人口分布格局总的空间变异不断增大；块金系数值均小于0.25，表明人口分布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18]．(2)步长值一定的条件下，4个年份的变程值逐渐增大，由47 700 m增长为54 800 m．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圈域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相关作用范围逐渐增大．(3)4个年份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选择的均为球状模型，表明圈域人口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拟合模型的决定系数逐渐增大，表明城市圈人口分布的空间自组织性不断增强．(4)空间变差函数分维数在全方向上的拟合决定系数不断增大，拟合效果越来越好；全方向的分维数数值不断降低，越来越远离均质分布理想值2，表明城市圈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程度不断加剧；对比4个方向上的分维数，南—北方向上的分维数数值始终是最小的，且拟合程度较好，表明南—北方向上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度始终最大；除东南—西北方向外，人口的空间均质性在另外3个方向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2012年，南—北、东北—西南和东—西方向上分维数数值相对于1990年分别下滑6.80%、0.50%和8.15%，其中，东—西方向上分维数数值变化较大，表明该方向上人口分布的差异程度增加得最为强烈．(5)由克里格三维空间插值图，1990年以来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结构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人口空间分布始终存在两个“高峰”，即武汉中心城区和黄石市辖区，除此之外的广大区域，形成人口空间分布的“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峰”峰值不断升高，坡面变得更加陡峭，表明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程度不断增大，人口向以武汉中心城区、黄石市辖区集中的趋势明显．(1)2012年，武汉城市圈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异显著，总体表现出“西高东低，中间高、南北低”的特征，地形对城市圈人口分布的影响十分显著，人口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比较强的空间对应关系，另外，城市圈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明显，并表现出交通廊道指向性．Moran指数显示，人口密度相似的地区在空间集聚分布，且集聚趋势不断增强；(2)1990年至今，县域尺度上，人口分布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小，由空间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越发显著；南—北方向上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度最大；除东南—西北方向外，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质性在另外3个方向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东—西方向上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程度逐渐扩大；(3)城市圈中、西部位于鄂东沿江平原和汉江平原上，地势平坦，长江及汉江自西向东穿行而过，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逐渐增多，武汉中心城区和黄石市辖区已逐渐成为城市圈人口分布的中心和副中心．【相关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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