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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作者：李昊匡李斯扬来源：《中国市场》2017年第16期[摘要]文章从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现实情况出发，根据Porter在1991年和1995年发表两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将“波特假说”总结为三个部分：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设计及传统观点解释，并对政府部门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波特假说；环境规制；技术创新[DOI]1013939/jcnkizgsc2017163091引言“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号列车”主动换挡、合理降速，积极地应对风险挑战，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长期的经济发展给环境污染带来的压力依然严峻，春冬季的华北、东北地区仍然不定期受到雾霾的袭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力推进，要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
2波特假说理论基本内容Porter在1991年发表于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一篇文章Americas Green strategy，及在1995年与Linde合著的另一篇论文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据此提出“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环境规制会促使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创新行为，采取较为先进的技术降低环境成本，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竞争力。
著名经济学家Hicks（1932）曾经有过相似的论述，但是只有波特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首次系统阐述了环境保护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双赢”（win-win）结果的可能性，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创新的问题才受到主流工商业和政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增长率，工业部门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更是取得了年均GDP增长率高达11.5%左右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2021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评估报告》显示，中国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PI）得分43.0分，在178個参赛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8位；同样，2021年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报告》对将环境问题视为高级优先领域的国家表现进行了EPI排名，中国在空气质量方面排名倒数第二。
EPI得分过低从侧面也反映了我国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
因此，在我国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中务必在强调结构化调整、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触发环境友好型创新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问题是，环境规制强度真的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吗？1文献综述Dension和Gollop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削弱企业的竞争力，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1991年，波特（Michael Porter）[3-4]向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严格且设计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创新并且能够部分甚至完全抵消环境规制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这被称为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Jaffe通过梳理因果关系将波特假说区分为狭义的“波特假说”、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弱、强“波特假说”的验证。
弱“波特假说”是指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引发企业创新，但不能表明该创新对企业是好是坏，此为“弱”之所在。
当前已有大量文献对弱“波特假说”进行了检验，并得出环境规制与专利申请、RD支出等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如Lanjouw、Brunnermeier和Johnstone 的研究。
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是指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影响是一种双重的效应。
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竞争力，导致企业退出市场或降低其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也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与提高环保水平，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是对企业经济和环境双重效应的评价，强调环境规制的实施应注重平衡，防止环保成本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过度冲击。
在环保方面，不仅要加强监管，提高环保标准，还要加强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的落实，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企业从传统的“污染者”转向绿色发展。
在实践中，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将促进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环境技术进步，加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责任，促进经济与环保的协调发展。
同时，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合作，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为人类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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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作者：叶琴曾刚戴劭勍王丰龙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02期摘要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
然而对于弱波特假说、狭义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学术界还存在争议。
基于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节能减排技术专利申请、综合能源价格、污染物排放等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方法，研究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
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滞后一期起促进作用，弱波特假说成立有时间约束条件。
滞后一期的命令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这与国有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是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关。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命令型规制工具对即期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规制工具起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市场型规制工具的负向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这与区域的能耗水平和市场经济活力相关。
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市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弱波特假说成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丰富了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并为分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环境规制；命令型工具；市场型工具；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中图分类号F4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2-0115-08DOI：10.12062/cpre.20170915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
然而，作为节能减排行动参与主体的企业往往无法在注重发展自身的同时自觉肩负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环境规制就不可或缺。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对于环境污染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干预，以控制污染程度和改善生态环境，规制方式包括命令型的行政法规手段和市场型的经济手段[1]。
中国自“十一五”以来，加强对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约束力度，并逐步形成了2030年的节能减排路线图。
财政分权下“强波特假说”的再验证作者：陈雨柯来源：《商业研究》2018年第01期内容提要：环境规制引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得到诸多研究文献的实证检验，但创新活动提高企业绩效以补偿环境遵循成本的“强波特假说”却很少得到相关研究的验证。
本文利用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Homamoto的两阶段法对“强波特假说”进行分析，并讨论政府财政分权是否会产生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环保研发投入，但会抑制企业非环保研发投入，环保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与竞争力不产生显著影响，非环保研发投入则存在显著正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强制型环境规制驱使企业将研发资金转向环保创新，但财政分权会弱化这一影响。
上述结论说明“强波特假说”在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中并不成立。
关键词：强波特假说；企业绩效；环保创新；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1-0143-10一、引言随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严重，通过环境规制来约束企业生产行为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
但是，作为被规制对象的企业，面对逐渐趋强的环境规制，是选择被迫性污染处罚继续生产，还是加大技术创新实现“一劳永逸”？对此，政府部门倡导的环境规制到底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不同的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观点。
传统新古典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污染行为，改善社会环境问题，但会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费用，抑制研发资金，最终降低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企业绩效。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同，“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入，长期上创新投入带来的绩效增长会超过环境成本，并能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
Jaffe & Palmer（1997）将“波特假说”分解为“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两个版本，“弱波特假说”是指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强波特假说”是指环境规制引致的企业创新活动能完全补偿企业的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竞争力。
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分解验证王腾;严良;何建华;郑世刚【期刊名称】《中国环境科学》【年(卷),期】2017(037)004【摘要】通过搜集中国2000～2014年数据,运用DEA 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30个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并进一步分解求得技术水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验证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间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分别运用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技术水平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技术水平退步是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为负,波特假说不成立.环境规制与纯技术效率存在单门限效应,且环境规制在不同区间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为正,波特假说始终成立.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均存在单门限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0002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为正,此时波特假说成立;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0.0002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影响为负,此时波特假说不成立.因此,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需要考虑到环境规制强度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效果的差异.【总页数】8页(P1571-1578)【作者】王腾;严良;何建华;郑世刚【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X24;F062.1【相关文献】1.论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基于"波特假设"理论验证的影响因素分析 [J], 王爱兰2.波特假说框架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贸易的影响 [J], 顾冰;唐锋3.波特假说框架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动态演化的影响 [J], 张倩;姚平4.波特假说框架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绩效的影响\r——基于新疆天富能源的案例研究 [J], 李海婷5.环境规制和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和EKC假说的实证研究 [J], 陆玉玲; 李小胜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沈能1，刘凤朝2（1.苏州大学商学院，江苏苏州215021；2.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4）摘要：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
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波特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图分类号：F4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9753（2012）04－0049－11Can Intens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orter Hypothesis ReexaminedSHEN Neng1，LIU Feng－chao2（1．School of Busines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215021，China；2．Faculty of management，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116024，China）Abstract：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of China during1992－2009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m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 respectively，and uses nonlinear threshold panel model to study“threshold effect”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ing rol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The more developed eastern support the Porter hypothesis but the more backward central is on the opposite．The result is mainly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Only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cross a single threshold value，Porter hypothesis can be achieved，which means a U－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re exist two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resholds．The higher the GDP is，the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an mad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hreshold effect；Porter hypothesis；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收稿日期：2011－09－08修回日期：2012－02－16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03023）。
作者简介：沈能（1976－），男，浙江平湖人，苏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管理。
94一、引言经济快速的增长伴随着持续下降的环境质量、较低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不断增加的环境健康损失等问题。
由于技术创新在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将成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有效途径。
环境规制政策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同时也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及技术的扩散速度和深度，各国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中，逐渐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及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由于制度、历史、区位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特别是环境规制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因此，考察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降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格局，对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绿色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文献回顾传统经济学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是相互抑制的，这种抵消关系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即加强环境保护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的经济成本将妨碍企业产出的增长，最终影响一国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波特（Mi-chael Porter）在1991年向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1］。
该假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不但不会增加企业成本，反而能够引发创新，产生净收益，进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1995年，波特与范德林德（Class Van der Linde）［2］对此假说进行完善，进一步解释了环境保护经由创新而提升竞争力的机理。
那么，在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能实现“双赢”吗？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研究样本、分析方法和变量设计得出不同的结论，实证研究结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波特假说”不成立，即环境规制一定程度上导致技术创新和企业（产业）绩效下降。
Deni-son（1981）［3］考察了美国1972－1975年生产率的变化，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导致美国生产率下降了16%。
Gollop和Robert（1983）［4］对美国1973－1979期间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实施，使得电力企业转而使用部分低硫煤作为替代能源，导致电力产业生产率增长下降0.59%。
Gray（1987）［5］分析了美国1958－1980关于对制造业环境和健康安全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两种规制导致产业生产率每年平均降低0.57%。
Jorgenson和Wilcoxen （1990）［6］分别比较了没有环境规制与实施规制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使得GNP下降2.59%，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化工、黑色金属以及纸浆和造纸产业。
Barbera和McConnell（1990）［7］研究发现，1960－1980年美国钢铁、化工、造纸、有色金属等产业10%－30%的生产率下降可归于污染治理投资。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产业）绩效产生负面效应，传统观点得到部分证实。
第二，“波特假说”成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或（企业）产业绩效产生积极效应。
Lanjouw和Mody（1996）［8］考察了美国、日本和德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的发明和扩散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污染治理支出与环境专利数量呈现正相关关系，环境专利数量随着污染治理支出的增加而增长，但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有1－2年的滞后期。
Jaffe和Palmer（1997）［9］使用美国制造业1975－1991年的有关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R＆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污染治理成本与R＆D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污染治理成本与专利申请数量关系不显著。
Brunner Meier和Cohen（2003）［10］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146个制造业1983－1992年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专利间存在较小但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erman和Bui（2001）［11］考察了1982－1992年空气质量规制对洛杉矶地区石油冶炼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受规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有较大的升幅，但同期没有受规制企业的生产率是趋于下降的。
05Domazlicky和Weber（2004）［12］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美国1988－1993年化工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并不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率的下降，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成为企业生产率提升的诱因。
第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企业（产业）绩效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Conrad和Wast（1995）［13］考察了德国1975－1991年环境规制对10个重污染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发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正面效应很小，其中一部分产业生产率降低。
Boyd和McClelland（1999）［14］对美国1988－1992环境规制对纸浆和造纸业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政策的产出增加和产出损失效应并存。
Lanoie、Patry和Lajeunesse （2001）［15］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17个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短期来看，环境规制对产业生产率有负面作用，但长期来看，影响为正。
Alpay、Buccola和Kerkvliet （2002）［16］考察了1971－1994年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业的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对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加工业的生产率有负的影响，利润率影响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