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波特假说”下的环境、经济、技术效益分析摘要近年来有学者专家提出环境监管力度加大会抑制经济发展等观点。
“波特假说”与这一观点相反，适当的环境监管会刺激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产生经济效益。
本文通过分析“波特假说”中环境、经济、技术三者的关系，探索促进绿色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波特假说；环境；经济；技术一、引言近些年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公众对于绿色低碳、清洁生产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有着实质性的进步，环保督查、生态巡视、挂牌督办等企业生产监督检查机制日益成熟。
从环保部门和社会公众来看，生态环境大幅改善，环境效益需求得到满足；从企业角度来看，经济高速发展给企业带来了机遇，环境监管给企业良性发展指引了道路；从技术研发角度来看，为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维护环境效益，倒逼产业研发升级。
二、环境、经济、技术三因素的交互问题（一）环境、经济发展不协调由于受经济发展方式仍较粗放、新旧动能转换仍在起步期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保护有掣肘现象。
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早期大量消耗资源、竭尽环境承载能力，产业附加值和生产效率低。
但是国际国内环境保护的呼声与日俱增，各级各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
二者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亟待解决，一味追求高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的模式不可持续。
（二）环境技术支撑体系不完善环境技术支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绿色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率，减少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的产生，二是环境治理技术，用以改善历史环境污染，三是环境监测技术，用以监测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变化趋势，产生数据供社会各界分析决策使用。
近年来的技术变革较大程度上提升了生产、治理、监测水平，到达波特假说中三者相互促进的局面还需技术支撑进一步完善。
（三）技术和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会直接、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
但技术是在一定经济土壤中产生的，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技术研发领域，促进技术发展；与之相反，过于追求经济利益，会减少研发投入，影响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作者：李昊匡李斯扬来源：《中国市场》2017年第16期[摘要]文章从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现实情况出发，根据Porter在1991年和1995年发表两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将“波特假说”总结为三个部分：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设计及传统观点解释，并对政府部门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波特假说；环境规制；技术创新[DOI]1013939/jcnkizgsc2017163091引言“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号列车”主动换挡、合理降速，积极地应对风险挑战，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长期的经济发展给环境污染带来的压力依然严峻，春冬季的华北、东北地区仍然不定期受到雾霾的袭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力推进，要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
2波特假说理论基本内容Porter在1991年发表于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一篇文章Americas Green strategy，及在1995年与Linde合著的另一篇论文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据此提出“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环境规制会促使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创新行为，采取较为先进的技术降低环境成本，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竞争力。
著名经济学家Hicks（1932）曾经有过相似的论述，但是只有波特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首次系统阐述了环境保护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双赢”（win-win）结果的可能性，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创新的问题才受到主流工商业和政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波特假说”文献综述作者：武戈应淑雯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年第05期[提要]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各国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严格，有关“波特假说”的研究也不断增多。
本文对“波特假说”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归纳，从基本内涵和研究现状方面对“波特假说”进行分析;最后，对“波特假说”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提出未来展望。
关键词：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创新;竞争力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收录日期：2018年12月24日近年来，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要，政府试图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关于“波特假说”的研究也愈发增加，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有关于“波特假说”的文章进行必要的整理与归纳，为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与经济可以实现“双赢”的局面，正确制定的环境规制可以分为至少六个目标。
一是能够暗示企业存在的资源低效率现象并提示潜在的技术改进方向;二是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信息的收集上可以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三是监管能够降低对环境有价值的投资的不确定性;四是监管创造了推动企业创新与进步的压力;五是监管能够改变传统竞争环境，确保企业无法通过规避环境投资而获得有利地位;六是在不完全补偿情况下规制是需要的，因为创新不能总是完全抵消成本。
Jaffe A B和Palmer K（1997）将“波特假说”分为了三个层面，分别是“狭义波特假说”、“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
“狭义波特假说”认为某些类型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创新，灵活的政府监管能够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弱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刺激某些类型的创新，正确设计的环境规制可能会促进创新。
“强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且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大于额外的监管成本，即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增强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
（一）“狭义波特假说”。
“狭义波特假说”强调的是某些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灵活规制政策。
摘要：基于2003—2017年34个制造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是稳健的。
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门槛值小于0.5528时，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当门槛值越过0.5528时，虽然仍为正值，但却不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减）。
因此，必须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其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门槛效应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1）05-0093-07作者简介：李颖（1971—），女，博士，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合肥230601）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李颖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一、文献综述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通过环境规制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因此，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1991年，Porter [1]（p95-117）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法规将会给企业技术创新带来刺激，从而使得企业成本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波特假说”提出之后，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浓厚的兴趣，围绕这一假说，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其中，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在“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提出之后，Van der linde （1995）[2]（p97-118）指出合理制定的环境标准可以触发创新抵消，使企业能够提高资源生产率。
补充和完善了环境规制会正向影响创新活动的相关理论。
曾凡银和冯宗宪（2000）[3]（p96-101）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环境规制标准，那些环境规制指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将会强化本国环境规制的力度，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财政分权下“强波特假说”的再验证作者：陈雨柯来源：《商业研究》2018年第01期内容提要：环境规制引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得到诸多研究文献的实证检验，但创新活动提高企业绩效以补偿环境遵循成本的“强波特假说”却很少得到相关研究的验证。
本文利用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Homamoto的两阶段法对“强波特假说”进行分析，并讨论政府财政分权是否会产生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环保研发投入，但会抑制企业非环保研发投入，环保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与竞争力不产生显著影响，非环保研发投入则存在显著正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强制型环境规制驱使企业将研发资金转向环保创新，但财政分权会弱化这一影响。
上述结论说明“强波特假说”在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中并不成立。
关键词：强波特假说；企业绩效；环保创新；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1-0143-10一、引言随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严重，通过环境规制来约束企业生产行为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
但是，作为被规制对象的企业，面对逐渐趋强的环境规制，是选择被迫性污染处罚继续生产，还是加大技术创新实现“一劳永逸”？对此，政府部门倡导的环境规制到底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不同的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观点。
传统新古典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污染行为，改善社会环境问题，但会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费用，抑制研发资金，最终降低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企业绩效。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同，“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入，长期上创新投入带来的绩效增长会超过环境成本，并能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
Jaffe & Palmer（1997）将“波特假说”分解为“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两个版本，“弱波特假说”是指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强波特假说”是指环境规制引致的企业创新活动能完全补偿企业的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竞争力。
The Human Capital Conditions of Porter
Hypothesis：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作者： 张磊[1];李荣杰[2];赵领娣[1]
作者机构： [1]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青岛266100;[2]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太原030006
出版物刊名：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2-39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6期
主题词： 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人力资本;环境技术效率;环境—经济综合绩效
摘要：“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
近年来，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要，政府试图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关于“波特假说”的研究也愈发增加，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有关于“波特假说”的文章进行必要的整理与归纳，为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波特假说”基本内涵“波特假说”认为环境与经济可以实现“双赢”的局面，正确制定的环境规制可以分为至少六个目标。
一是能够暗示企业存在的资源低效率现象并提示潜在的技术改进方向；二是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信息的收集上可以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三是监管能够降低对环境有价值的投资的不确定性；四是监管创造了推动企业创新与进步的压力；五是监管能够改变传统竞争环境，确保企业无法通过规避环境投资而获得有利地位；六是在不完全补偿情况下规制是需要的，因为创新不能总是完全抵消成本。
Jaffe A B和Palmer K（1997）将“波特假说”分为了三个层面，分别是“狭义波特假说”、“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
“狭义波特假说”认为某些类型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创新，灵活的政府监管能够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弱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刺激某些类型的创新，正确设计的环境规制可能会促进创新。
“强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且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大于额外的监管成本，即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增强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
二、“波特假说”研究现状（一）“狭义波特假说”。
“狭义波特假说”强调的是某些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灵活规制政策。
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某一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Brouhle K等（2013）研究了美国最大的志愿项目之一“气候智慧”项目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参与“气候智慧”会带来环境专利方面的变化，但只存在于研发密集度较低的企业中。
曾义等（2016）采用排污费作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认为其能够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转型。
也有部分文献研究的是多种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李婉红等（2013）通过构建理论框架模型，研究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场化型规制工具和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包括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与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得到的结论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促进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市场化型规制工具和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
张平等（2016）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费用型环境规制即排污费的征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但不能促进技术创新，而投资型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二）“弱波特假说”。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弱波特假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部分学者得到的结论支持“弱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有着促进作用。
Horbach J（2006）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发现环境规制、环境管理工具以及一般组织变革能够鼓励环境创新。
但也有学者认为“弱波特假“波特假说”文献综述□文/武戈应淑雯（江南大学商学院江苏·无锡）［提要］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各国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严格，有关“波特假说”的研究也不断增多。
本文对“波特假说”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归纳，从基本内涵和研究现状方面对“波特假说”进行分析；最后，对“波特假说”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提出未来展望。
关键词：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创新；竞争力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收录日期：2018年12月24日管理/制度《合作经济与科技》No.3s2019 142--说”不成立，即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负。
尹建华等（2018）重点关注了失信惩戒对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是失信惩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负面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也得到了其他不同的结论。
Kneller R和Mander-son E（2012）研究发现，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刺激环境研发和环境资本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对总研发和总资本积累没有正向影响，也就意味着环境R&D可能会挤出非环境R&D。
刘伟等（2017）发现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呈现“U”型特征，也就是说，弱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是不利的，然而当其强度达到拐点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则是正的。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关于“弱波特假说”，国内外研究由浅入深，由最开始的研究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调节变量等，得到的结论也越来越丰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正负相关关系，同时也有门槛效应、“U”型关系等。
（三）“强波特假说”。
关于“强波特假说”，近年来的研究也逐渐增加。
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从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或者经营绩效两个方面。
赵红、谷庆（2015）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出发，研究环境管制、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关系。
蔡宁等（2014）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但是影响程度随着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在经营绩效方面，李波、孙利华（2017）的研究表示医药产业环境规制对行业经营绩效作用为正且存在滞后效应。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张子龙等（2015）运用了数据包络法以及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绩效具有滞后作用，当期为负，滞后一期为正。
学者们关于“强波特假说”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等。
宏观层面，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或其他行业的影响；微观层面，则从企业角度出发，搜集多个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
研究内容上，文献研究的多为企业竞争力和经营绩效方面，而关于其他绩效的研究则相对而言较少。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根据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波特假说”的研究逐渐增多，在多个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首先，研究范围不断扩展。
最初的研究多围绕“弱波特假说”展开，而现今的研究则包括了“波特假说”的三个层面；其次，研究对象逐渐增加。
涉及了宏观和微观等多个层面，同时对环境规制等重要变量的指标选取也更加多样；再次，研究方法多样。
包括了实证、理论、案例研究法等；最后，研究结论日益丰富。
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线性关系，也有非线性关系，同时，关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
结合目前“波特假说”研究现状以及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围绕“波特假说”的研究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有关于“强波特假说”的研究可进一步展开。
尤其是关于企业竞争力上，多数集中于企业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可开展有关竞争力其他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各国或者各区域的对比研究。
目前，文献中有关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技术创新等的影响研究，但对于各国之间或者各区域之间的文献研究仍较少，因此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加强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1］Porter M E，Claas V D L.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2］Jaffe A B，Palmer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J］.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s，1997.79（4）.［3］Brouhle K，Graham B，Harrington D R.Innova-tion under the Climate Wise program［J］.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13.35（2）.［4］曾义，冯展斌，张茜.地理位置、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转型［J］.财经研究，2016.42（9）.［5］李婉红，毕克新，曹霞.环境规制工具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为例［J］.系统工程，2013（10）.［6］张平，张鹏鹏，蔡国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4）.［7］Horbach J.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New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sources［J］.Research Policy，2006.37（1）.［8］尹建华，弓丽栋，王森.陷入“惩戒牢笼”：失信惩戒是否抑制了企业创新———来自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证据［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6）.［9］Kneller R，Manderson 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in UK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Resource&Energy E-conomics，2012.34（2）.［10］刘伟，童健，薛景.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J］.科研管理，2017.38（5）.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