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五

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五此时吴佩孚所委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正遭到黔军贺龙、王天培两部的猛攻，一败涂地，所以杨森遂进军鄂西与卢金山会合。

此时北洋军在鄂西兵力尚强，有刘建章的十八师、于学忠的二十六师、阎恺成的第七师、张甫成的第八师等部队。

杨森遂联合北洋鄂西诸部，自宜昌、沙市分道东下，吴佩孚也以靳云鹗南出武胜关，进至湖北的麻城、黄安一带，而占据襄、樊的张联升部，也沿汉水东下。

北洋直系势力一时间颇有回光返照之势。

但这也就是回光返照了！吴佩孚的盟友，最可能对当时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孙传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位割据江南财富之地，手握二十万重兵的五省联军大帅，居然在这要命的当口玩起隔岸观火的把戏来——他严重低估了北伐军的战斗力和决心，以至于吴佩孚的主力已全被打垮，而他的主力部队却还在江西磨蹭——所以这会儿北伐军各支主力已纷纷移师江西，找他的麻烦去了。

而另一路吴军主力，刚被吴佩孚重新起用的靳云鹗，虽然号称吴军头号战将，却因此前的矛盾而早已对吴心怀不满（在不久前的南口之战中，吴佩孚以私通冯玉祥为由，将指挥前线作战的靳云鹗解职），也不肯积极南下解武昌之围。

因此各路北洋军虽然嚷嚷着要在武昌城下痛揍北伐军一顿，但却谁也不肯出死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杨森，算是最积极，可他也打不到武昌城下。

最后，守武昌的吴军悍将刘玉春拼命死撑到10月10日，终于城破被俘，从此解甲归田，回天津老家著述他的《百战归田录》去了——刘玉春死守武昌，给北伐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不过那多一半还得怨蒋校长实在不会攻城），因而与几乎同时的杨虎城死守西安、傅作义死守涿州，并称为“民国三大守城战”。

北伐军解决武昌的刘玉春后，腾出手来进军江西，迅速打垮了孙传芳的驻赣部队，于11月初相继略取九江、南昌，长江中下游大局已定。

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南北纷争，至此已明显呈南强北弱之势——南方在政治上的优势日趋明显，鹿死谁手，大抵可知。

可不识时务的杨森，却非要在这时候异想天开，沿长江东下进军去争夺武汉三镇，自然要一头撞在南墙上。

果然，就在他挥军东进时，贺龙、王天培两部却突由湘北的常德出兵，向鄂西的沙市、宜昌实施迂回，将突出的杨军第一师师长曾子唯所部截断，曾师长及其其所辖的孟浩然、周绍轩两旅走投无路，随即被第八军唐生智收编。

而另一支杨军何金鳌、魏甫成两部也被北伐军击溃，被迫败逃宜昌。

吃了败仗的杨森，立刻便又想起把兄弟朱德来。

他急派代表周建侯前往武汉迎接党代表朱德回来——10月23日，北伐军总部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以朱德为二十军党代表的任命就已经下来了，但杨森还想观望，迟迟不肯就职，于是就吃了这个大苦头……这回在朱德的责备下，杨森只得于11月16日很不情愿地宣布就任这个南方任命的第二十军军长。

他在万县打出青天白日旗号，还满大街贴满革命标语，以图表明立场，挽救他的鄂西部队——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二十军”这个番号从此就阴魂不散地跟定了他的“杨家军”，一直到1949年才曲终人散。

与此同时，川军其他实力派人物也纷纷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刘湘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就在川军一众诸侯们乱哄哄地换旗时，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思想也正在静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头脑——那思想，给人们指出了眼前苦难的原因，也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在那个迷惘的时代里，这无异于是一盏明灯。

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质疑当年那些人们的崇高理想和执著精神——虽然他们也会生老病死，也会犯错误，但至少他们的初衷总是不坏的。

话说1923年8月，刘伯承在大足斩龙坳之战中与黔军苦战，右腿动脉中弹重伤，本该即刻住院治疗，可他却因此前丢重庆受了委屈，竟赌气死扛着不肯下战场，一定要为自己正名。

直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才被强行送到成都救治。

然而腿伤容易治，心伤却不容易治，刘伯承这一养伤，就再也没有回部队去——哪怕是熊克武把自己乘坐的官轿送给他用，赖心辉来请他当师长也没能让他心回意转。

他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但又不知道该向何处去，一时间迷惘不已。

可是革命老前辈吴玉章，介绍给他的一位朋友，却把那盏明灯指给了这个在迷惘中苦闷的年轻人。

可刘伯承虽然眼睛不好，却也绝不喜欢盲从，尽管他今后为这盏明灯，为这面旗帜奋斗了终生，但在当时他却说的是：“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

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可那位朋友也并不生气，他居然对这种不盲从的态度相当的赞许，还在日记中写道：“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于是，两个聪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以及为苦难中的生灵们寻找未来的志同道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有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的近代史上就会少一位“军神”，而刘瞎子的知名度也绝不会超过潘鹞子、唐二瘟、王灵官、范哈儿这些舞台人物。

就在1926到1927年的年头岁末之间，就在刘湘、杨森们纷纷换旗前后，绰号“烟灰”的川军师长罗泽洲，也捋起了袖口，对他的大兵们口水滔天地讲了一番“革命”的大道理：“大家都说老子是假革命，现在我因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招牌，另制旗帜及全师领章、臂章等东西，已经花掉了二万多，难道不是钱嗦？还敢说老子不革命，难道还要傻花些钱才算革命嗦？”我们生活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罗烟灰在开黄腔，可以拿他当笑话讲，不过罗师长本人，在当时却未必清楚这一点。

其实，在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什么才是“革命”的诸侯，还绝不仅是罗泽洲这一家。

诸侯中的大多数人，只知道鸦片烟酒姨太太。

他们以为，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而唯一能确保这一切的，就是手里的枪杆子。

所以他们将这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可现在，偏偏就有人要策反他们的命根子。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过的“新”冲突，便开始了。

说它“新”，是因为这场冲突的起因、目的和手段，都是诸侯们从来没有见识过或意识到的，它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方式突然发生的。

在过去，也不是没有因为抢夺枪杆子而发生流血斗殴事件，刘湘、杨森之间就因此有过多次恩怨，至于其他大鱼吃小鱼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然而究其目的和结果，却始终不过是成都或是重庆城里的张大王换了李大王，但大王们那些一塌糊涂的旧脑子里，对鸦片烟酒姨太太的古老嗜好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绝不是个人品格问题。

比如说刘湘这方面就比杨森强，他本人可以不纳妾不吸鸦片，但他却阻止不了手下的大王们纳上十房八房的姨太太，成天倒在烟榻上上吞云吐雾，更不用说什么克扣贪黩了——他当然清楚这一切都不好，但他更清楚水清了养不住鱼的道理。

他没有别的理由让师、旅长们对他效忠，于是只好默许他们的恣情享乐与无法无天。

局限他们脚步的是这个时代。

更进一步说，整个民族都还没有为共和时代做好准备——人们渐渐具备了那样的眼光，但脚下的桎梏却让他们迟迟不能迈出步伐，他们因此而愁闷彷徨。

要不怎么说那是个极其痛苦的转型期呢！事实上，这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除了金钱收买与加官晋爵外，天下的诸侯们都还远没能找到一个理由，一个足以说服英雄豪杰们为之无偿奋斗和牺牲的理由。

可就有一群人找到了这样的理由，而且还试图用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下层官兵反对自家的诸侯老板，自己起来当家作主人，建设一个属于普天下的苍生，而不是帝王将相们的理想国。

而且他们还真就做出来了，这就是“顺泸起义”。

这也是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刘伯承和他的那个入党介绍人杨闇公。

他们计划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举行起义——然后以各部集结顺庆，并以此为基地，向绥定进攻，消灭坚决不换青天白日旗的刘存厚后，出湖北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在他们的策动下，12月1日，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部首先起义，12月3日，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也在顺庆打响，随后江防司令（相当于旅）黄慕颜将部队从合川拉到顺庆与秦、杜两旅会合，川东南一时大为震动。

在起义的部队中，驻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两旅是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本人是保定军校出身，但倾向于刘湘，因此兼有速成、保定双重身份；而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旅则是赖心辉的部队（其中袁品文旅是原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而陈兰亭则在护国战争时代就和刘帅是老熟人了），属墙头派；黄慕颜则是邓锡侯手下大将黄隐的胞弟，属保定系邓锡侯系统……也就是说，速成、保定以及墙头草赖心辉的部队，都有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准备会议的，共有十二位师旅长或其代表——这还没有算上那些虽没参加会议，但也都对起义抱支持态度师旅长们。

也就是说，除了这些已经发动的部队外，还有大批师旅长存在严重的立场问题，其中颇不乏被诸侯们倚为心腹的骨干。

比如说，邓锡侯手下的师长陈鼎勋、旅长旷继勋，刘湘手下的旅长郭勋祺、杨森手下的师长郭汝栋、白驹、向成杰、罗觐光（刘伯承第二混成旅时代的老下级）等人，甚至还有杨森的侄子第九师师长杨汉域，也都同情甚至支持起义。

旷继勋虽未参加“顺泸起义”，但另在1929年在蓬溪发动了“牛角沟起义”。

起义失败后他去到上海，参加了陈赓领导的“红队”，还打伤过黄金荣。

后来他又去了鄂豫皖，在红四方面军一直干到军长，许多开国将军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他在1933年因为路线问题为张国焘所杀。

杨汉域则掌握着杨森的老本钱第九师，他和朱德关系很好，所以有人向杨森告密说他企图带着第九师在涪陵起义——告发军长侄儿谋反企图，这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捕风捉影吧？杨森因此大怒，撤掉了他的师长，还把他扣押了好久。

郭勋祺则是刘湘手下的著名勇将，他也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前的准备会议，被王陵基、蓝文彬这两个死脑筋在刘甫公面前参了一本，结果旅长干不成，被调任副师长闲职，以至于二十年后刘伯承还在为这事儿给他道歉呢！然而就如当事人在许多年后的回忆中说的那样，这次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还是有些“幼稚病”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打击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