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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运2011级1班为了便于把握和学习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系列知识要点概括为四四一十六个要点，即：4个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03年）、中国共产党（1921年）。
4个国际组织：第一国际（1864年）、第二国际（1889年）、第三国际（1919年）、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
4次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中国革命。
4种建设：巴黎公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马克思主义产生（《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历史条件（一）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二）政治条件（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三）思想条件: 主要是在吸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学和英法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
(四)主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以及马恩的理论与实践活动。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主观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一）马克思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明确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力量，并公然声明自己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最终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
（二）恩格斯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1844年2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篇文章，明确指出：经济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关系是全部政治关系的基础；明确提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矛盾的根源；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并强调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消灭现存的“反常关系”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
法国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比德国的魏特林迟生一年，但年寿更短，只活了五十六岁。
蒲鲁东与魏特林一样出身贫苦，甚至更贫苦；他与魏特林一样富有才华，但更有才华。
蒲鲁东的一生，较之魏特林更为精彩。
蒲鲁东一生的精彩程度，与圣西门、傅立叶是属于同一水平的。
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边远省份的一个半农民半手工业者的家庭。
他的父亲既是一个农民，又是一个木桶匠。
蒲鲁东很以自己的庄稼汉祖先而自豪。
1848年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次发言中，蒲鲁东针对一位与他辩论的以出生显贵而自傲的贵族说道：“我的十四代先人都是庄稼汉，请你给我哪怕只举出一个有这样高尚先人的家族来。
”蒲鲁东在自传里写道：“我有一个少见的优越之处，我生来就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木桶匠，他有子女五人，其中我年岁最大。
十二岁以前，我的生活是在田野里度过的，有时作些轻微的农活，有时放牛。
五岁时我就作了赶牛者。
”那时，“我在密密的草地上倒身翻滚，很想也像我的牛一样去吃那些青草，我光着脚在小路上奔跑，我爬树，我捉青蛙、捕龙虾，这使我多么快乐啊。
有多少次在六月的温和清晨我脱去衣服沐浴在朝露里。
我几乎不能把自己同周围的自然界分开。
”（以上引文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223、224页）然而，愉快的牧童生活很快结束了；蒲鲁东十二岁时，他的父亲破产了，既失去了自己的作坊，又失去了土地。
蒲鲁东去到一家旅馆当雇工，凭自己的劳动谋一碗饭吃。
后来由于亲友接济，他被送到一个中学读了几年书。
但由于穷困，中学也未上到毕业。
以后，他又到一家印刷所去当排字工人。
据说，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部重要著作，就是蒲鲁东自己排版的。
中国古代的孔子虽出身贵族，但他也自述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篇》）相比之下，马克思会做什么普通人谋生的事呢？马克思又如何能真正了解普通人的人生呢？蒲鲁东在劳动之余不停息地勤奋自学，阅读能找到的各种书籍。
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哲学思想的批判蒲鲁东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各自思想的转变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809年的1月15日，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诞生在法国贝桑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受其家庭情况的影响，蒲鲁东始终宣称自己代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和要求。
例如，他在1837年致大学校方的报考信中鲜明地表示他“生在工人阶级之中，长在工人阶级之中，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共同的痛苦和愿望使我依然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1]65并指出如果他能进入学校，那么他觉得“最大的愉快无疑将是坚持不懈地和全心全意地通过科学和哲学为那些我乐意称作我的兄弟和伙伴的人谋求道德和精神上的进步，并在他们中间播撒我认为是道德世界规律的理论种子。
”[1]65-66显然，蒲鲁东在他以后的著作中确实是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在传达自己的思想，但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使得蒲鲁东名声大噪，也正是由于这本著作的巨大影响力使马克思于1844年与蒲鲁东接触并开始交往。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马克思不断地借鉴蒲鲁东思想中积极、正确的部分，甚至曾和恩格斯一起高度评价《什么是所有权》这部著作，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
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当作确定不疑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正如萨伊所坦率承认的，甚至被当作只是‘偶然’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事实。
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
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同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2]但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马克思发现蒲鲁东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色彩，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分歧愈来愈深，并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彻底分手。
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谁在法国的历史上，出现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谁是被法国人民评选为最伟大的人呢?是拿破仑吗?还是另有其人?今天就和一起来看看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谁吧!戴高乐生于1890年.童年戴高乐童年时期就深受父亲爱国主义的激情的影响,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 1909年,戴高乐考入军校,毕业后就成为一名军人. 之后几乎参加了跟法国有关系的所有战争, 英勇不屈地为法国而战,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二战时期, 法国沦陷, 戴高乐在英国伦敦宣布: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从此开始了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直至德国战败, 戴高乐以民族英雄的姿态重返凯旋门, 法国政府于1944年迁回巴黎. 戴高乐被选为不到两年,由于对法国政治体制不满, 1946年戴高乐辞职下野。
1958年, 法属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 军队开始干预政治, 法国面临内战危险. 已经下野12年的戴高乐发表声明:“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在法国人民的拥护下重掌政权, 领导法国人民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 戴高乐顺应民意,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法属北非的非殖民化, 同时把法国从内战的边缘拯救出来。
戴高乐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促使法国退出北约、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系列思想政策被称为“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是法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在对法国国内的治理上, 他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蒲鲁东主义代表的是哪个阶层？对蒲鲁东的评价导语：蒲鲁东主义是在50-60年代流行于西欧国家的一种思想，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之所以取名为蒲鲁东主义是因为其创始人的蒲鲁东主义是在50-60年代流行于西欧国家的一种思想，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之所以取名为蒲鲁东主义是因为其创始人的名字是蒲鲁东。
通过对蒲鲁东介绍来了解蒲鲁东主义的含义。
蒲鲁东出生于法国的小作坊家庭，从小接触的就是小资产阶级。
在1840年，他在自己的作品《什么是财产？》中首次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
蒲鲁东主义即从蒲鲁东所提出的众多思想中提取出来的总结。
在蒲鲁东主义中，提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有问题的，不合乎理性。
蒲鲁东主义觉得以“个人占有”构建的“互助制”是最好的社会模式。
蒲鲁东还提出以无息贷款的“人民银行”是改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同时他还提倡绝对的个人自由，并且反对所有国家和政府，反对权威。
蒲鲁东主义也不认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看法。
蒲鲁东主义的核心理论就是无政府主义。
这个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
提出者蒲鲁东认为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并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干涉，尤其是所谓的政府形式的干涉是没有必要的，相应的警察监督和保护这些职能也是不必要的。
蒲鲁东的这些看法是来自于施蒂纳，但是他只继承了思想，却没有继承施蒂纳的精神。
在蒲鲁东一边提出自己无政府的观点时，一边却又妥协于法国政府的管理。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思想的软弱性。
蒲鲁东是法国著名的政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对很多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根据他的理论总结出来的蒲鲁东主义在50-60年盛生活常识分享。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文集，署名弗拉·伊林。
文集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而编的，由克德罗夫出版社于1908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
除列宁的这篇文章外，文集还收有尤·涅夫佐罗夫的《卡·马克思的生平和活动》、尼·罗日柯夫的《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弗·巴扎罗夫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罗·卢森堡的《纪念卡·马克思》、格·季诺维也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加米涅夫的《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普·奥尔洛夫斯基的《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米·塔甘斯基的《马克思论俄国》等文。
--1。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
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
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
蒲鲁东和庸俗辩证法合同/协议书当事人信息合同/协议书目的定义和解释合同/协议书有效期权利与义务主要条款与条件违约责任保密条款争议解决适用法律合同变更与终止附加条款签字与日期合同/协议书合同/协议书蒲鲁东与庸俗辩证法合作协议当事人信息：甲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合同/协议书目的：本协议旨在明确双方在关于蒲鲁东及其庸俗辩证法研究领域的合作关系，推动相关学术研究及交流，提升双方对庸俗辩证法的理解与应用。
定义和解释：蒲鲁东： 19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其著作《贫困的哲学》闻名。
庸俗辩证法：对于辩证法的一种表面化或误解的运用，通常未能深入到辩证法的核心。
合同/协议书有效期：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至[结束日期]终止，除非双方另行书面同意延长。
权利与义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甲方应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源和文献支持。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交定期的研究进展报告。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应负责具体的研究工作，包括分析蒲鲁东的理论和庸俗辩证法的应用。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研究成果和相关建议，并参与定期的学术讨论。
主要条款与条件：研究范围与目标：双方同意对蒲鲁东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特别关注庸俗辩证法的影响及其批判。
研究成果应包括对蒲鲁东理论的全面分析以及对庸俗辩证法的批判性探讨。
学术交流与合作：双方应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交流研究成果和观点。
双方应共同参与相关的学术出版活动，以提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资源共享：双方应共享各自掌握的研究资源和文献，包括数据、分析工具及其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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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条款：双方应对协议内容、研究数据及学术成果保密，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作者： 江莹
出版物刊名：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页码： 96-99页
主题词： 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小生产方式;思想体系
摘要： <正> 恩格斯说过:“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
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
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2页)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混合体。
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无政府主义就有孳生和传播的土壤。
我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现在小生产方式仍然存在,无政府主义曾泛滥成灾。
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探讨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特性及其根源,对研究无政府主义,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仍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蒲鲁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
1842年，马克思接触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的每一部重要著作，几乎都对蒲鲁东有所涉及，并且每次评论的观点都不尽相同。
蒲鲁东一直受到马克思的持续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一视点重视不够。
本文将就这一不可或缺的视阈作出剖析。
一19世纪中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园地中到处都是社会主义的萌芽。
除了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影响比较大的当数与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个名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潮。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马克思和蒲鲁东最初就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位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
研究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需要联系蒲鲁东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即《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
1809年，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附近的乡村。
1837年，他在致大学校方的报考信中表示，自己“生在工人阶级之中，长在工人阶级之中，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共同的痛苦和愿望使我依然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如果能有幸得到求学的机会，他“最大的愉快无疑将是坚持不懈地和全心全意地通过科学和哲学为那些我乐意称作我的兄弟和伙伴的人谋求道德和精神上的进步，并在他们中间播撒我认为是道德世界规律的理论种子”。
[1](pp.65-66)蒲鲁东成名之后，确实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发表言论和论著，以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为己任。
蒲鲁东的成名之作，是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又译《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简称《什么是所有权》）。
全书的主题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即“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
蒲鲁东从法权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进行尖锐的批判。
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有平等享受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却通过地租和利息掠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盗窃行径。
中国学者眼中的蒲鲁东——国内蒲鲁东研究述评
刘雅
【期刊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年(卷),期】2014(000)001
【摘要】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B.J.Proudhon)(1809—1865)出生在法国东部贝桑松城郊区,活跃于19世纪的政治界。
他一生著述繁多,涉猎面十分广泛。
虽然这些著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蒲鲁东也算不得什么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创作和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法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广泛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中国思想界。
不过中国人对蒲鲁东的了解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缘故,具体说来是由蒲鲁东和马克思的特殊关系造成的。
【总页数】12页(P326-337)
【作者】刘雅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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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比德国的魏特林迟生一年，但年寿更短，只活了五十六岁。
蒲鲁东与魏特林一样出身贫苦，甚至更贫苦；他与魏特林一样富有才华，但更有才华。
蒲鲁东的一生，较之魏特林更为精彩。
蒲鲁东一生的精彩程度，与圣西门、傅立叶是属于同一水平的。
蒲鲁东出生于法国边远省份的一个半农民半手工业者的家庭。
他的父亲既是一个农民，又是一个木桶匠。
蒲鲁东很以自己的庄稼汉祖先而自豪。
1848年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次发言中，蒲鲁东针对一位与他辩论的以出生显贵而自傲的贵族说道：“我的十四代先人都是庄稼汉，请你给我哪怕只举出一个有这样高尚先人的家族来。
”蒲鲁东在自传里写道：“我有一个少见的优越之处，我生来就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木桶匠，他有子女五人，其中我年岁最大。
十二岁以前，我的生活是在田野里度过的，有时作些轻微的农活，有时放牛。
五岁时我就作了赶牛者。
”那时，“我在密密的草地上倒身翻滚，很想也像我的牛一样去吃那些青草，我光着脚在小路上奔跑，我爬树，我捉青蛙、捕龙虾，这使我多么快乐啊。
有多少次在六月的温和清晨我脱去衣服沐浴在朝露里。
我几乎不能把自己同周围的自然界分开。
”（以上引文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223、224页）然而，愉快的牧童生活很快结束了；蒲鲁东十二岁时，他的父亲破产了，既失去了自己的作坊，又失去了土地。
蒲鲁东去到一家旅馆当雇工，凭自己的劳动谋一碗饭吃。
后来由于亲友接济，他被送到一个中学读了几年书。
但由于穷困，中学也未上到毕业。
以后，他又到一家印刷所去当排字工人。
据说，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部重要著作，就是蒲鲁东自己排版的。
中国古代的孔子虽出身贵族，但他也自述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篇》）相比之下，马克思会做什么普通人谋生的事呢？马克思又如何能真正了解普通人的人生呢？蒲鲁东在劳动之余不停息地勤奋自学，阅读能找到的各种书籍。
1837年，他28岁时，写成一本小册子《普通语法论》。
他拿着这本小册子希望得到贝桑松大学的一笔奖金，未能如愿。
后经努力，获得该大学为期三年每年500法郎的助学金。
有了这笔钱的宝贵资助，蒲鲁东研究与写作的条件有一定改善。
1840年，他出版了他的名著《什么是所有权》；1846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在这两本书之间，1843年还出版了一部哲学论著《论人类秩序的建立》。
蒲鲁东比马克思年长9岁，大约从1844年起二人就经常交往，当时马克思住在巴黎。
后来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仍继续交往。
1846年，马克思致信蒲鲁东，邀请蒲鲁东担任马克思的一个组织在巴黎的通信员。
蒲鲁东在 1846年5月17日发出的回信中答应了马克思的要求，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表达了他与马克思不一致的观点。
蒲鲁东的信中写道：“……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不要在一切教条主义消灭之后又想起强使人信奉某种主义；我们不要陷入您的同国人马丁·路德的矛盾里，他在推翻天主教的神学以后立即借着开除教籍的办法创立了新教徒的神学。
整整三个世纪以来德国完全忙于揭掉马丁·路德的这块新泥皮。
我们也不要再制造麻烦事，为的是不再给人类添累赘。
“……我们在领导运动的时候不要领导新的固执，也不要扮演新宗教的圣徒，尽管这是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
……“还想谈一下您在来信中所用的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个说法。
您可能仍然抱着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出其不意的攻击，如果没有早先被称作革命而实际简直是乱动的那种东西，就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实现。
我理解这个看法，我能替它找到辩护的理由。
我愿意以后对这个题目加以讨论，我自己也在很长时期里同意过这个看法；但是，老实说，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完全改变了。
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完全不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
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
“……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
”（以上部分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218、219页）蒲鲁乐在这封信的偏后部分还写道：“我必须顺便告诉您，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是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我国的无产者对知识的渴望是这样地强烈，倘若有谁除了血以外不能给他们别的饮料，那他们就会对他老实不客气。
”（此段译文见梅林《马克思传》161、162页）蒲鲁东这封信中有几段话都是名言，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蒲鲁东时常引用的蒲鲁东的“反动观点”。
总之，蒲鲁东不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消灭私有制，而且他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
并且，蒲鲁东反对把新的社会改革理论变为一种新的宗教。
在今天看来，蒲鲁东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警惕马克思把其理论变为一种压制人的新宗教，这些看法确有相当的先见之明。
1846年春天，马克思与魏特林完全决裂。
接下来，由于这次通信，马克思与蒲鲁东也完全决裂了。
蒲鲁东本来不愿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法国1848年以推翻路易·菲力普王朝为直接目的的革命把他卷了进去。
二月革命的初期，蒲鲁东又出版了一本新书《社会问题的解决》，他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获得了许多群众的支持。
自从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问世以来，他对富有的剥削者及整个私有制的激烈攻击，已在贫苦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848年4月，蒲鲁东作了《人民代表者报》的编辑。
他的报纸的激进态度招来了资产阶级的憎恨，几次被政府查封，他又先后改名《人民报》、《人民之声报》继续出版。
他的报纸销量达到七万份，这个数字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销量。
1848年6月，国民议会补选，他以七万七千票当选为巴黎的代表。
6月30日，正当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失败后刚几天，统治集团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最厉害的时候，蒲鲁东在议会里发表态度激烈的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指责他们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咒骂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整个社会制度是以无知和奴役作为基础的。
连同马克思也十分称赞蒲鲁东的这次演说，认为“在六月起义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46页）由其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决定，蒲鲁东对政治革命不寄予过分的希望，他希望在经济领域里促成改革，使贫困阶级从经济上获得解放。
路易·勃朗主持的国家工场被解散后，蒲鲁东发起组织开办国民银行的活动，希望给穷人以无息贷款，使贫苦阶级从经济上翻身。
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
到了1849年，蒲鲁东终于因为他的报纸而被判刑三年。
在监禁初期，他仍继续领导他的报纸，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
例如，他攻击路易·波拿已总统的政策模糊不清，他质问道：“请你告诉我，总统先生，你是个什么人物：是男人，是女人，还是半阴阳人？是兽还是鱼？”在监禁期满前不久，蒲鲁东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道：“我打算在经过这样的一番幻想以后重新做我那排字工人或店员的旧工作，因为现在在法国凭著作是不能为生的。
我曾打算改革经济学和哲学；此外，我还在从事于世界历史。
这些我都能作到，因为我习惯于在贫困中、在不舒适的物质条件下工作。
我的头几部著作是在看印刷机的时候写的，并且自己排印自己的作品。
‘经济矛盾’一书是我在里昂站柜台的时候写的。
最近的作品是我在监狱里写的。
我希望我一生的末尾就像一生开头时那样。
我作了许多事，最后我也能够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们当中的一个而引为自豪。
”（见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252页）实际上，蒲鲁东出狱后仍在进行研究和写作，1858年写了一部大部头的书叫做《论革命和宗教中的正义》，对天主教教会进行尖锐的攻击。
因此，他又一次被判处三年监禁。
这一次，他不愿再住监狱，于是选择了被逐国外。
我手边没有任何从基本态度上肯定蒲鲁东的他的传记或其他资料；我所有的资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是批判蒲鲁东的。
但是，在上面引用的卢森贝的书的253页上，有如下一个脚注，还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的人格。
这个脚注说：“在私生活上蒲鲁东是不贪图己利的。
他的物质生活极为困苦，时常寻找办法以脱离窘境，这时他决定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来修筑巴黎到柏桑爽的铁路。
这个计划倒不是什么空想的东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蒲鲁东的这个计划被一个机警的生意人、原先的圣西门主义者伊沙克·培雷抢去了。
后来伊沙克·培雷把他作为这个计划的创制者而送给他一万二千法郎，但是他拒绝了。
”这里说的是他第一次出狱以后的事情。
到了1860年，路易·波拿巴皇帝专门颁布命令，对蒲鲁东免于处罚，并允许他回到法国。
但他并没有享受这个宽待立即回国，其原因，据卢森贝的书中说，“是当时的物质状况不允许他从比利时迁回法国。
”仅仅因为贫穷，连自己的祖国也无法返回，于此可见蒲鲁东晚境的凄凉。
他于1862年才得以回到法国，1865年1月便因病去世。
以下来说蒲鲁东的思想。
先来说他的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蒲鲁东列为那个“反动至极”的无政府主义的始祖。
其后继者还有俄国的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的先驱，有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施蒂纳和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葛德文；这是一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所提到的。
其实，无政府主义有更深广的思想渊源。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一些共产主义者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都为蒲鲁东开始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思想养料以至几乎是直接的思想模式。
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与无政府主义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只当好守夜人的角色就行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
这种观点，自然表现出一种削弱政府职能的倾向。
早期的共产主义设计者们，其中一部分人设想未来的社会就应是由一个一个独立自足的公社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式的结构，不要强大的中央政府，甚至根本不要官吏，不要军队。
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张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是没有政府、没有官吏、没有警察、没有法庭的。
蒲鲁东在其《一个革命者的自由》（又译为《一个革命者的忏悔》）中，区分了两种社会构造：“我把整个社会分为两种构造，一个是我们所叫的社会的构造，其他一个就是政治的构造；第一种之于人类是本有的，自由的，必然的，它的发展特别在于逐渐衰弱并隔开第二种；而第二种则本然地是造作的，束缚的，和过渡的构造。
“社会构造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利益建筑在自由契约与经济力量的组织之上的平衡，所谓利益，是一般的，即：劳动，分工、合力、竞争、商业、钱币、股票，互相保证，等等。
“政治构造以权力为原则。
它的形态是：阶级的区别，政权的分立，行政的集中，司法等级，以选举为主权的表现，等等。
……“这两种构造，如我们所容易看出的，有绝对相异而且又不可并行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