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原则与证据裁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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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心证为大陆法系认证过程中对证据的判断原则,而自由裁量也涉及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所具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力。
自由心证主要依靠法官的主观意识与经验知识来对事实“碎片”进行必要的挑选与组合以最终确定民事纠纷事实的过程。
自由裁量主义促进司法的能动主义,[1]为更能使裁判结果趋向于实质真实,[2]法官应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分配与平衡正义。
[3]因此,法官的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是诉讼中极其重要的两个问题,尽管两者存在区别,[4〕但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紧密结合的两个问题,这种紧密结合尤其表现在证据认定领域之中。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的矛盾同样存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就是要解决好民事证据判断与对证据自由裁量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两者的区别及合理运用也是非常难以把握。
一、为什么需要自由心证与对证据自由裁量民事审判作为解决民事纠纷最重要的社会化机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是其核心内容,即查清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合理裁判这样一种流程却基本上没有改变。
因此,人们对民事审判理想化形态的设想是:在案件进人庭审之前由各方收集的证据材料的数量与质量足以恢复民事纠纷的真相,法官或民事纠纷的裁决者在准确无误地把握了案件的真相之后,适用事先设计好的完善的民事法律作出完美的民事司法裁判,从而纠正失衡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并维护社会既成的民事生活秩序。
然而在现实的民事审判实践中,上述的理想化形态却不太可能出现。
首先从证据质的层面上看,无论证据的数量如何齐全,任何证据都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
不管何种证据材料都只能是对民事纠纷事实一个侧面(指真实合法的证据)甚至是歪曲的反映(典型的如伪证)。
再从证据量的层面上考察,民事诉讼中通过证据调查所能获取的全部证据,“就像一个花瓶打破后的有限碎片,正如你无法找到所有的碎片,从而重新拼起一个完整的花瓶一样,凭借这些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或多或少的差别总是不可避免的。
证据裁判性原则与法官自由心证之间的关系作者:余瑷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21期摘要众所周知,正确审理判断案件的关键在于最大程度还原案件事实情况,证据则是实现该还原工作的途径,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证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当今法官行为准则之一的证据裁判性原则要求法官必须根据证据对案件做出裁判,而这里就出现了问题症结所在。
法官断案的依据需为案件证据,但证据认可与否、证据所能证明的是怎样的事实情况以及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等断案的前提是否也和法官内心判断相关联、关联性有多强,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看法,进而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曾出不穷。
本文将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些许观点,重点探索证据裁判性原则和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在关系与外在关联。
关键词证据裁判性原则心证判断标准作者简介:余瑷,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2011级,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民商法。
目前,诉讼已经成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当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法官断案的准则是“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
法律是规定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的制度、条文,没有较多的可变动空间;“事实”是适用何种法律、如何适用选择的法律的前提及依据;而事实的认定取决于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小的判断:因此案件的定性的关键在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上,既法官对证据的采信。
一、证据裁判性原则证据裁判性原则是法官断案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诉讼终了时,法官必须根据证据对案件做出裁判,这是由“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原则所决定。
法官裁判的做出有两种前提:一是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已经查明,法官直接适用法律做出裁判;二是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法官适用证明责任的规定做出裁判。
由此可见,该原则的实现是建立在客观理性的证明判断标准之上的。
法官自由心证是其下位概念,与法定证据制度一起,是实现证据裁判性原则的途径方法。
实际操作中法定证据制度一直以“理性、客观”的本质特征为资本,占据主位;法官自由心证则从旁辅助。
论法官的自由心证及其限制演讲稿论法官的自由心证及其限制一、自由心证的含义自由心证原则在国外普遍被称为自由心证主义,指法律不预先规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经验和自己的理性良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1791 年,法国制宪会议采纳了著名法学家杜波尔的建议,提出了以法官内心确信为基本原则的证据法草案。
1808 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42 条规定:“法律不要求审判人员报告他们心证所成立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定规则,使他们必须借此决定证据的充分性和完全性,法律给他们规定,要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深处探求为了反对被告而提出的证据和被告的辩护手段。
”该规定最早赋予了自由心证以法律意义,被认为是自由心证原则的经典表述。
二、自由心证的内容法官的自由心证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对证据的判断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首先,法官要对证据材料进行取舍、判断,从而形成内心对这些证据的信念,称为“心证”。
然后,法官对案件事实做出最终的确认,即法官的“心证”达到了确信不疑的程度,形成“内心确信”。
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内容:(一)对证据方法的使用原则上不作出限制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法律有明文规定,书证的证明力强于认证,法官在认定事实作出判决时必须依据书证。
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却不对证据方法作出严格的限制。
如,法官如果对一起买卖关系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话,既可以以当事人提供的书证(合同书)来证明,也可以以证人证言来证明。
但有些国家基于某种原因,虽然目前实行的是自由心证制度,但依然在其民事诉讼中保留了某些限制性的规定。
如法国《民法典》第1341条就规定了书证优先的规则。
其实,我国的法律中也有关于证据方法的限制性规定,如《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关系的成立必须由法定机关颁发结婚登记证的规定等。
(二)法官依据经验规则和逻辑规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在自由心证制度的情况下,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但对证据证明力具体的评价是由法官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一般知识和对人类行为与动机的了解,按照逻辑推理来向内心探求事实的有无。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介休法院蔡国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制度。
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
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
然而,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
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或称心证原则,即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
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
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
因此可见,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质是理性和良心。
理性是自由判断的基础,而良心(职业道德)是正确判断的保证。
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缺点:优点:1.解决疑难案件。
2.提高结案效率。
3.更注重实体正义。
缺陷:1.对法官素质要求很高。
2.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大,和成文法的契合。
3.对程序正义的妨碍。
自由心证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及立法的契合度:我国虽然在制度上没有关于自由心证的设计,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的足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
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力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该条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它既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的规定,同时也强调法官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和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自由心证原则与证据裁判原则作者:徐庆来源:《商》2012年第22期摘要:2002年7月以后“大调解”开始铺天盖地的进入人们视野,在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初见成效之时却又强调高度重视包括法院调解在内的调解型纠纷解决方式。
这种矛盾与困惑让许多人开始反思,我们如何来权衡法院调解与判决程序。
本文将结合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对法院调解型程序与判决型程序进行比较整理。
关键词:调解;审判;民事诉讼目的一、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主流观点民事诉讼目的是研究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逻辑起点,制约着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行动过程。
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研究,德国和日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四种典型学说,即私权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护说,纠纷解决说,程序保障说。
关于我国民诉目的的界定学界主要在“民事诉讼目的多元性”和“纠纷解决说”之间形成较大冲突。
“民诉目的多元性”认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追求价值多元化,决定了目的的多样性。
而“纠纷解决说”则认为从我国客观情况出发民诉目的应定位为纠纷解决。
在中国几千年的和合文化下,对于纠纷解决一贯偏重一种柔和而非对抗式的方式,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有相当漫长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化法制建设目标的提出,国家开始确立以一种更为“科学、民主、公正、高效”的方式去解决民间纠纷,审判方式被加以改革,法院判决的方式开始被践行。
我国民事判决方式的兴起是在国家建立现代化法制社会大目标下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新确立,其始终没有脱离纠纷解决这一目的,正基于此才使得“纠纷解决说”成为民诉目的界定的主流观点。
二、我国民事诉讼目的论下存在的问题调解在陕甘宁边区就开始被作为重要的纠纷审理方式,随着法制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出,《民事诉讼法(试行)》于1991年进行修改,从立法上纠正了对于法院调解方式的过分倚重。
然而正是由于“民事诉讼程序设立的目的无非是进行民事纠纷的解决”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方式在采用时的优位性从未被超越,同时经历了短暂的司法改革之后又重回重视调解上,其中法院调解被高度强调。
调解型程序与判决型程序的权衡摘要:自由心证原则与证据裁判原则构成现代证据法的两大基石。
本文分别从二者各自的含义及产生渊源角度加以分析,从而对两者的关系以及在现今实践中的适用问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自由心证原则;证据裁判原则;证据力;证明力一、自由心证原则(一)自由心证原则的含义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构成现代证据法的两大基石。
自由心证制度主要存于大陆法系,指法律对于证据的证明力(证据力)不做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加以自由判断。
这一制度中,法官首先对证据的证据力进行自由裁量从而形成对这些证据的内心信念,称为“心证”,而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最终确认则需“心证”达到确信不疑的程度,即“内心确信”。
(二)自由心证原则的产生在率先确立自由心证原则的法国,其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关于该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律对于陪审员通过何种方法而认定事实并不计较;法律也不为陪审员规定任何规则,使他们判断已否齐备及是否充分;法律仅要求陪审员深思细察,并本诸良心,诚实推求已经提出的对于被告不利或有利的证据在他们理智上产生了何种印象。
法律未曾对陪审员说:‘经若干名证人证明的事实即为真实事实’,法律也未说:‘未经某种记录、某种证据、若干证人、若干凭证证明的事实,即不得视为已有充分证明’;法律仅对陪审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的确信否?’此即陪审员职责之所在。
”现行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规定的内容同1808年的规定几乎相同,只稍有简略。
从关于该原则的这一表述,易让人心生质疑,特别是“心”字的用法太易让人怀疑其主观性。
二、证据裁判原则(一)证据裁判原则的含义及运用规则证据裁判原则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须有相应证据,强调通过案发后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各种材料来认定犯罪事实。
该原则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认定案件事实须依靠证据,无证据不得认定事实;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须具证据能力,这意味着即使有证据,但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不能使案件事实得到唯一合理的结论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三,证据须在法庭出示,并经合法质证和认证程序后方可作为裁判依据。
浅谈证据裁判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之关系潘璠内容摘要:证据裁判原则,就是指法官断案,依据证据。
自由心证原则是指法官通过自己的良心、公平正义之观念对证据和理由形成自己独立的印象,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
证据裁判原则可以说是证据法学的灵魂,自由心证原则是现代证据法学最重要的内容。
究竟两者之间具有什么关系?下文说明:关键词:证据裁判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内心确信一,从人类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来分析自神明裁判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证据裁判原则悄然而生,其中体现了人类认识上的科学与进步。
一种新生的制度有着其自我发展、完善的过程。
在诉讼证明历史上,证据裁判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证据对裁判的意义,经历了证据非裁判之必须到无证据不裁判。
第二,根据判断所依据证据的性质,经历了依据非理性证据进行裁判到依据理性证据裁判的过程。
第三,根据证据的价值内涵,经历了片面依据证据的真实性到依据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并重的证据裁判。
“自由心证原则”或“自由心证主义”主要源于并存在于大陆法系的传统。
对于其来源,这里不得不谈到其历史,在神明裁判下,形式证据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所谓的“形式证据制度”就是让诉讼当事人履行一套既成的形式或仪式,如宣誓、水审、火审、决斗等,在根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况或履行后的结果来判断是非曲直、解决诉讼。
可见,在神明裁判下,对审判的结果具有随意性,发现事实并不是诉讼的主要目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的认知水平的提高,由形式证据制度走向了法定证据制度,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交往活动的扩大,国家集权的需要规定了法定证据原则。
1532年的卡罗林纳法典标准着法定证据原则在全德意志各公国中获得的统治地位。
法定证据制度主要是以法定规则的形式在不同证据的信用性和证明力上设定等级,事先规定不同的证据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以及根据不同证据价值而来的法律效果。
对最终的事实认定,尤其是对罪责的认定和刑罚的宣告规定严格的证据条件和对采证方式、证据能力(作为证据使用的法律上的资格)也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要件。
基本概念1.刑事证据:指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材料。
2.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指构建以及实践刑事证据制度时应该遵循的原则,通常包括证据裁判原则、自由心证原则、直接言词原则。
3.证据裁判原则:又称证据裁判主义、证据为本原则,是指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案件事实。
此原则区别于神示裁判、决斗裁判、宣誓裁判。
4.自由心证原则:是指证据的取舍、证据的证明力即关联性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规则等,法律不预先加以明确规定,而由裁判主体按照自己的良心、理性形成内心确信,以此作为对案件事实认定的一项证据原则。
5.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存在位置、物理属性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
物品:指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客观实在物,如作案工具、赃款赃物等;痕迹:指物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印痕和物体运动时所产生的轨迹,如脚印、指纹等。
6.书证:指以文字、符号、图画以及三者组合体等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
7.证人证言: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8.被害人陈述: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就其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工作人员所作的陈述。
9.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称为口供。
10.鉴定意见: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做出的书面意见。
11.勘验笔录: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进行勘查、检验后所作的记录。
12.检查笔录: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和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生进行检验和观察后所作的客观记录。
13.辨认笔录: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按照法定程序对可能与案件相关的人、物或者场所进行辨认时由办案人员所作的记录。
自由心证原则与证据裁判原则
摘要:2002年7月以后“大调解”开始铺天盖地的进入人们视野,在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初见成效之时却又强调高度重视包括法院调解在内的调解型纠纷解决方式。
这种矛盾与困惑让许多人开始反思,我们如何来权衡法院调解与判决程序。
本文将结合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对法院调解型程序与判决型程序进行比较整理。
关键词:调解;审判;民事诉讼目的
一、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主流观点
民事诉讼目的是研究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逻辑起点,制约着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行动过程。
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研究,德国和日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四种典型学说,即私权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护说,纠纷解决说,程序保障说。
关于我国民诉目的的界定学界主要在“民事诉讼目的多元性”和“纠纷解决说”之间形成较大冲突。
“民诉目的多元性”认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追求价值多元化,决定了目的的多样性。
而“纠纷解决说”则认为从我国客观情况出发民诉目的应定位为纠纷解决。
在中国几千年的和合文化下,对于纠纷解决一贯偏重一种柔和而非对抗式的方式,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有相当漫长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化法制建设目标的提出,国家开始确立以一种更为“科学、民主、公正、高效”的方式去解决民间纠纷,审判方式被加以改革,法院判决的方式开始被践行。
我国民事判决
方式的兴起是在国家建立现代化法制社会大目标下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新确立,其始终没有脱离纠纷解决这一目的,正基于此才使得“纠纷解决说”成为民诉目的界定的主流观点。
二、我国民事诉讼目的论下存在的问题
调解在陕甘宁边区就开始被作为重要的纠纷审理方式,随着法制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出,《民事诉讼法(试行)》于1991年进行修改,从立法上纠正了对于法院调解方式的过分倚重。
然而正是由于“民事诉讼程序设立的目的无非是进行民事纠纷的解决”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方式在采用时的优位性从未被超越,同时经历了短暂的司法改革之后又重回重视调解上,其中法院调解被高度强调。
在此我们不禁思考,以一种对程序要求不那么严、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而又省时高效的调解方式去解决纠纷似乎是一种很值得推广的方式。
法院调解看似存在优点,如可缓解案件急剧增多和法院处理案件力量不足间的矛盾,可让法官以更高效的方式解决案件、避免风险等好处,但法院调解却也在更大程度上显示出严重弊端:(一)法院调解与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期待间存在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转向陌生人社会。
在这样的变化之下,“权利应当保护,义务应当履行”的观念逐渐取代“让步息讼”;也不再考虑诉讼对彼此关系的破坏。
人们对于纠纷解决结果的期待是严格依照实体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调解方式显然
在此时与当事人的期待相矛盾。
(二)法院调解与审判方式改革方向相矛盾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确立了“探索和建立科学、民主、公正、高效审判方式”的改革目标,为此对于传统的调审合一方式进行了针对性改革,例如提出了将举证责任导入诉讼程序,使举证不能与败诉结果相联系,使当事人通过举证来说服法官做出利于自己的判决,这种改革实际上就意味着“调解型”向“判决型”的转变。
而调解所具有的程序灵活性、实体法依据的非严格性等必然隐含着审判的不规范和不公正,与当前民事审判方式朝着科学公正改革的方向发展是相背离的。
(三)调解降低了审判质量,削减了法官权威
司法权无疑是当今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权力易滋生腐败,因而需要约束机制,规范的程序是限制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
然而调解是一种较灵活和非程序化的处理方式,对于法官的约束力大大降低。
同时虽然民诉法为法院调解规定了合法原则,包括调解程序的合法及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其对事实的要求远比判决程序下低,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缩小案件事实范围,因而调解在实体合法上具有较大弹性,也从实体法上削弱了对法官的约束。
程序法和实体法两方面对法官约束的弱化导致法官行为不规范和案件审理的无序化,降低审判质量,也严重削减了法官和法院的权威,不利于法治建设的长远发展。
三、结论:纠正对民诉目的的认识,法院回归居中裁判角色。
基于以上问题的反思,我们试图寻找解决办法,即转变对民诉目的的认识,充分肯定民诉程序本身的价值,认识到程序保障的重要性,将法院调解严格限制在民诉程序外。
纠纷解决的方式是多元的,如人民调解、仲裁、行政调解等,若将民诉目的定位为纠纷解决,我们何以将其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相区分,又何以耗费不小的社会资源专门设立这样一种制度。
民诉目的定位为“程序保障”似乎更合理。
民诉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程序的正当运行,使当事人充分参与程序的每一环节中,在被给予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后,即便最终结果不如愿,这种不满也将在其参与了公正的法官居中裁判下的整个程序中得以消减。
这也是诉讼解决纠纷与诉讼外解决纠纷最本质的区别。
基于对民诉目的的这种认识,我们应将严格的程序保障性贯彻到民事审判过程当中,法院调解这样一种程序灵活的方式就不应在民事诉讼中出现。
调解所倡导的“和”与中国文化相符,调解解纷方式也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调解的主角不应由法院来充当,法官应当回归其居中裁判的角色。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目的》,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5期。
[2]吕正洲:《民事诉讼目的多元论的矛盾解析》,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10月(中)。
[3]王清和、陈攀:《论诉讼调解与判决的冲突与平衡》,载《中州学刊》1999年11月第6期。
[4]张丽娥:《谈我国民事审判中调解与判决的衔接与融合》,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