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_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_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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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期的社会适应与社会支持青少年期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社会适应与社会支持起到关键作用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青少年需要适应身体、心理和社会发展上的变化,并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
同时,社会支持的角色也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助于青少年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增强心理健康,克服困难与挑战。
一、身体和心理发展对社会适应的影响青少年期是一个身体和心理发展迅速的阶段。
青少年经历着体格、性征、身高等方面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对社会适应产生影响。
身体的不适应可能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他们与社会的交往。
心理上的变化也增加了对社会适应的挑战,如思维方式的转变、自我认同的形成等。
因此,了解和应对这些身心变化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至关重要。
二、家庭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性家庭是青少年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积极的行为模式和适应能力。
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和理解可以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并提供积极的行为模式。
父母的关爱与支持,兄弟姐妹的友情,以及亲密的家庭关系,都能为青少年提供安全感和信任感,增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
三、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互动青少年与同伴的交往也对社会适应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同伴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积极的社交技能和组织能力。
通过与同龄人的互动,青少年可以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提高表达自己的能力,制定合理的决策。
同时,积极的同伴关系还能为青少年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他们应对压力和困难。
四、学校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性学校是青少年的重要社会环境之一,学校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至关重要。
良好的学校支持体系可以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帮助青少年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和学业压力。
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正面互动,学校的关怀和关注,以及学校提供的资源和支持都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起到重要作用。
五、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支持在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起到着关键的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作者:殷华敏牛小倩董黛牛更枫孙丽君来源:《心理研究》 2018年第5期摘要为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尊、心理韧性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家庭富裕量表、Connor–Davidsonx心理韧性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对467名中学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和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心理韧性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2)自尊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家庭经济地位对抑郁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均受到心理韧性的调节,且随着心理韧性水平的提高,这两种效应均呈下降趋势。
本研究结果对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干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尊;心理韧性;抑郁;青少年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抑郁是一个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它在青少年群体中有着较高的发生率(Cairns,etal.,2014;Hoare,etal.,2014)。
基于中国被试的调查数据显示,抑郁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检出率在5.8%-17.0%之间(R?覿ikk?觟nenetal.,2011;牛更枫等,2015)。
此外,抑郁对青少年个体的身心健康、社会适应、人际交往都有着极大的危害(Fadietal.,2011)。
由于抑郁较高的发生率和巨大危害性,抑郁的影响因素一直颇受研究者关注。
研究表明,诸如遗传因素、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的人格特质、人际交往和认知倾向等因素,都是抑郁发生的显著预测因素(Monroe&Simons,1991;Sunetal.,2017)。
作为家庭环境因素的核心组成部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家庭在教育、财产、社会地位等有价值的资源上的层级排名。
它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对个体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如攻击行为、酗酒、焦虑和失眠等)均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
青少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习投入:父母教育卷入和自我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一、概述在当今社会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学习投入方面。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直接反映了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能够接触到的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
这种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中介和调节。
父母教育卷入和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便是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父母教育卷入,即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和投入,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习投入之间的桥梁。
父母通过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不仅能够有效传递家庭社会经济资源,还能促进青少年学习态度的积极转变。
父母的期望和态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自我教育期望,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投入。
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是他们对自身教育成就的期待和追求,也是学习投入的重要动力来源。
一个对自己教育期望高的青少年,往往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卷入正是影响青少年自我教育期望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卷入、自我教育期望以及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其中的中介作用机制。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学习投入的影响,还能为家庭、学校和社会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以优化青少年的学习环境和提升他们的学习投入度。
1. 青少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的关系概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反映家庭资源、经济条件和父母教育背景的综合指标,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往往拥有更多的学习资源、更优质的教育环境和更丰富的社会支持,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学习投入水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通常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学习资料和先进的学习技术,这些资源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更高效的学习方式。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Gratitude Attitud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作者: 李琼瑶[1];辛未[2]
作者机构: [1]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绵阳621010;[2]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绵阳621010
出版物刊名: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2-106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5期
主题词: 中学生;家庭环境;感恩态度;领悟社会支持;中介作用
摘要: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以及中学生感戴量表
对360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中学生的家庭环境、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态度之间的关系,并运用spss21.0软件对实验数据做相关分析以及中介作用的检验。
结果表明,家庭环境对感恩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领悟社会支持在二者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该研究揭示了家庭环境、社会支持和感恩态度的关系,为培养青少年的积极心理品质、优秀的道德品质提供理论借鉴作用。
家庭经济地位低下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与调节作用1.本文概述本研究旨在探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背景下青少年社会适应性的复杂动态关系,特别关注感恩这一积极的心理品质在其中可能发挥的补偿和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往往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问题有关,如学业成绩低、心理健康状况差和社交技能有限。
逆境中表现出的感恩心理特征可能对这些负面影响有一定的缓冲和缓解作用,甚至促进青少年在面对不利环境时更好的社会适应。
本文旨在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具体相关模式,探讨感恩作为一种内在心理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补偿和调节作用。
我们假设感恩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恢复机制,帮助青少年应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压力,提高自我效能,改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整体社会适应水平。
本研究的预期结果不仅将丰富对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发展互动机制的理解,也将为教育实践和社会政策制定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参考依据。
2.文献综述在探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忽视感恩的补偿和调节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往往与一系列心理和社会问题有关,如自尊受损、社交技能不足和学业成绩有限。
这些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限制他们在学术、专业和社会方面的发展。
先前的研究表明,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和心理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或补偿低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
感恩可以增强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增强他们应对逆境的能力,并促进积极的社会互动。
对青少年来说,感恩还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效能,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感恩也有调节作用。
它可以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发挥中介或调节作用。
例如,尽管青少年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但如果他们能够培养感恩的心态,他们可能更有可能获得社会支持,并在社会适应方面表现良好。
这种调节效应强调了感恩作为一种心理资源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青少年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最大的心理和社会利益。
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作者:李大维来源:《学前教育研究》2009年第03期[摘要]国外有关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儿童的健康、认知、学业成就、社会性情感发展产生诸多消极影响。
对这种影响产生的机制进行解释,有中介模式和调节模式两种理论。
国外的相关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经济地位成分及各成分之间,各成分与儿童和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的探索,同时国内相关学者应积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研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减少或防止低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儿童产生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发展;中介模式;调节模式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约有20%的家庭处于贫困之中,这些家庭中的儿童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服务,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受到了影响。
国外相关学者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研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及产生这种影响的内部机制。
一、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使其身体健康受损、认知发展滞后、低学业成就和易出现社会性情感问题等方面。
(一)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美国,这样家庭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常常会经历护理不周、药物滥用、营养不良等,直接导致胎儿发育障碍、神经系统发展不充分。
容易出现早产、低重、出生缺陷、残疾等问题。
出生后,由于没有得到免疫和健康护理,这种新生儿受伤甚至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在童年期。
受营养不足、过多暴露于烟雾等一些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联条件的影响,儿童容易患呼吸疾病、龋齿,血液含铅量较高,身体发育不良,并且他们的感觉系统易损伤。
儿童早期的健康损伤对他们会有长期的影响,早产儿3岁以前生活在贫困家庭会在发育、健康状况、智力和行为上表现出更多的问题。
当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涉及社会经济地位,低收入家庭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其贫困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贫困出现的时间。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未来成长的影响分析作者:蔡禄来源:《读与写·教育教学版》2017年第04期摘要:在现代社会当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相关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一定影响。
无论是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认知、情感及学习状态。
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未来成长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以供参考。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中图分类号:G63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135-01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概述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它与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存在密切联系。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社会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会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对其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
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产生潜在性的作用。
在以往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将研究重心放在遗传、人格培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但却忽视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
然而,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变得愈来愈显著,这一因素也逐渐受到了关注。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贫富差距很大,社会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
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无论是高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都会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一定的发展风险,应给予重视。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2.1 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大量研究证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认知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让青少年的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功能与认知功能)受到影响。
部分低社会经济家庭为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孩子的执行力要低于双亲家庭[2]。
研究实践 ■□ 沈 悦 张 雪 张 晶〔摘要〕考察小学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亲密度、自尊及学校适应的关系,避免因家庭、个体的消极作用而对流动儿童适应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亲密度、自尊及社会适应量表,对420名小学流动儿童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小学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地位、家庭亲密度、自尊及学校适应均呈正相关;家庭亲密度、自尊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占总中介效应的82%。
这表明小学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家庭亲密度、自尊对学校适应产生影响的。
〔关键词〕小学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亲密度;自尊;学校适应〔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3-0017-0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小学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家庭亲密度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一、引言流动儿童是指跟随父母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学习和生活的儿童[1]。
流动儿童异地就学存在着能否随周围环境的改变而调节自身、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否实现动态平衡的适应问题。
流动儿童多为学龄儿童,适应学校这一社会环境构成了其生活的主要部分。
很多流动儿童表现出诸多学校适应难的问题,如学业成绩较低,产生了自卑感、抑郁情绪等[2]。
流动儿童适应不良的原因有很多。
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会阻碍儿童数学学业水平发展,同时还会影响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质量及家庭亲密度[3],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当流动儿童因自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体验到不公正歧视时,会触发低自尊的自我评价,这种负性的情绪评价是流动儿童出现学校适应个体差异的原因[4]。
本研究旨在为促进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提供一定的心理学依据,从影响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家庭因素、个体因素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两方面揭示具体的中介机制。
二、研究方法(一)研究对象从黑龙江省大庆市选取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抽取3-6年级小学生作为被试,发放问卷420份,最后用于数据分析的问卷390份。
心理学探新2012,Vol.32,No.1,61-66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补偿和调节效应叶婷1,2,吴慧婷3(1.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510631;2.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518060;3.广州市技师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广州510410)摘要:该研究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焦虑抑郁量表、学业成就问卷和感恩问卷对151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补偿和调节效应。
结果发现:1)低家庭SES与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以焦虑抑郁为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2)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补偿效应均显著;3)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各指标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这表明低家庭SES对青少年发展具有跨领域的不利影响,而感恩在其中具有显著“滞后的”补偿作用,但“同步的”风险缓冲作用有限。
关键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社会适应;感恩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12)01-0061-061引言社会经济地位的过大差异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不公正因素。
在青少年发展研究中,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个体人格特质、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
研究表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严重妨碍青少年发展(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
当前,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我国贫富差异逐渐扩大,贫困和低收人口具有相当数量。
因此,避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导致发展不利,发展不利又导致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恶性循环,促进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正是缘于此,考察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我国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一般而言,指根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Matthews&Gallo,2011;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07)。
目前,SES往往从受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和职业等级三个方面进行测量,但由于地域差异,收入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购买力和生活标准,因而,有研究者建议采用直接测量家庭经济困难替代收入评定(Matthews&Gallo,2011;Wadsworth&Compas,2002)。
此外,职业等级评价存在诸多缺陷,它不能用于测量无工作的人,且等级划分过于主观,当前分类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同时,职业等级的划分也主要是依据职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收入的高低等,因而研究者建议仅采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两个指标也能较好地反映社会经济地位(Matthews&Gallo,2011)。
因此,研究采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测量家庭SES。
就社会适应而言,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
积极青年发展理论指出,青少年社会适应不仅仅是指问题的减少,学业、社会能力等积极结果的发展也同样重要(Lerner,Phelps,For-man,&Bowers,2009)。
因此,研究采用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和学业成就来考察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家庭投资理论和家庭压力理论阐释了家庭SES 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Conger&Donnellan,2007;Matthews&Gallo,2011)。
家庭投资理论认为,高家庭SES的青少年拥有较多的发展资本,如财政资本,父母与孩子的相处时间、教养方式等社会资本等,从而促进了积极发展;而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发展资本较少,妨碍了其积极发展。
家庭压力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父母低温暖、严厉惩罚等不良教养行为,从而使得青少年发展不良。
两理论均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Matthews&Gallo,2011;Yoder&Hoyt,2005;张晓,陈会昌,张银娜,孙炳海,2009)。
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1:低家庭SES与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低家庭SES的青少年均发展不良,有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仍然发展良好,甚至比高家庭SES的青少年发展得更好,这可能是由于个体或环境某些保护因子的作用(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个体积极特性对促进积极发展的作用备受关注,感恩就是其中重要一员(Bono&Froh,2009)。
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
大量研究表明,特质/状态感恩均可促进个体压力应对、目标追求、心身健康等积极发展(Wood,Froh,&Geraghty,2010)。
因此,感恩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低家庭SES 的青少年得以发展良好的重要保护因子。
然而,上述研究结论大多数是基于大学生等成人群体以及临床案例而得到的,有待在青少年中进行检验。
此外,当前有关感恩促进风险逆境下个体积极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很少,亟待充实。
明晰感恩起作用的具体机制是科学预防和有效干预的基础,因此,研究拟考察感恩促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
感恩促进低家庭SES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两种模式:补偿效应模式和调节效应模式(Huston&Bentley,2010;Matthews&Gallo,2011)。
补偿效应模式认为在控制了低家庭SES 后,感恩对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感恩可有效抵消低家庭SES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不利影响(见图1)。
调节效应模式考察的是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受调节变量的影响(见图2);研究的被试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面临相对低家庭SES,感恩可能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起风险缓冲作用(Burton,Stice,&Seeley,2004;Matthews&Gallo,2011),即对较低感恩水平个体而言,低家庭SES会妨碍其社会适应,而对较高感恩水平个体而言,低家庭SES的不利影响倾向于没有或相对小的多;研究指出感恩可能是人类的重要韧性因子是该模式的依据(John-son,Gooding,Wood,&Tarrier,2010)。
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应对假说、成就动机理论和道德情感理论等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喻承甫等,2010)。
拓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可启动和拓展认知,扩大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同时,感恩也可建构人际支持等众多个体资源;因而,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丰富的资源提升了青少年在低家庭SES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应对假说认为感恩个体在面临风险(如低家庭SES)时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评价,同时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以及失败后更持久坚持和更少通过问题行为逃避等。
成就动机理论指出感恩有助于激发个体目标奋斗和追求,如学业成就动机,因而可促进学业成就的提升。
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可强有力地促进亲社会动机和行为,从而问题行为较少。
实证研究也表明,感恩与多种消极情绪、消极应对、风险行为等显著负相关,同时又与大量积极情绪、社会支持、亲社会动机和行为、积极应对、学业成就、幸福感等显著正相关(Wood et al.,2010)。
Johnson等人(2010)在分析自身研究和总结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感恩可能是人类的重要韧性因子,但有待实证研究证实。
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2: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补偿效应显著;假设H3:感恩在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显著。
图1感恩的补偿效应模式图2感恩的调节效应模式综上所述,研究拟考察低家庭SES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作用,以期为促进低家庭SES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提供实证性依据和支持。
2研究方法2.1研究对象被试为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东莞市多所普通中学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四个年级的学生1518人。
其中,男生780人,女生726人,12人性别信息缺失;初一至高二各年级的人数分别为348、384、429、357人,平均年龄分别为12.78、13.88、16.04、16.93岁。
26心理学探新2012年2.2研究工具2.2.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测量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困难两个方面。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是在参考师宝国和申继亮(2007)研究基础上,采用两个项目分别测量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研究生”、2表示“大学(专科或本科)”、3表示“高中或中专”、4表示“初中”、5表示“小学及以下”。
家庭经济困难测量采用王建平等人(2010)使用的家庭经济困难量表,共四个项目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进行测量,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计算四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家庭经济困难越大,本次测量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
根据师宝国和申继亮(2007)研究,计算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均分代表家庭SES,分数越高表示家庭SES越低。
2.2.2外化问题行为问卷采用Zhang等人基于以往外化问题行为量表和问卷并结合当前我国青少年实际编制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问卷。
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喻承甫,张卫,曾毅茵,叶婷,李月明,王姝君,2011)。
该问卷共16个项目,如:“喝酒”、“打架斗殴”等,要求被试对最近半年来自己在这些行为上的发生频率进行评定,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经常”。
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外化问题行为越多。
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3焦虑抑郁量表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Achenbach,1991)来测量内化问题行为,共16个项目,如“我感到寂寞”、“我神经过敏,容易激动或紧张”等,要求被试根据最近半年来自己的情绪体验进行评定,采用三级评分,1表示“从不”,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
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内化问题行为越多。
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