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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影响综述引言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既能反映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能反映出一个家庭在社会地位上的位置。
众所周知，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社会各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本文旨在综述现有研究，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认知发展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能够提供更好的学习资源，如优质教育、文化活动等，从而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
-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在相同的学校教育环境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智力发展也可能具有相对的优势，这可能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面临的挑战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关。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给予儿童更多的语言刺激和交流机会，这有助于促进儿童的语言能力的发展。
-研究还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多数面临语言贫困的问题，可能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缺乏丰富的语言刺激。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社交发展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人际交往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能够提供更多社交资源和机会，使得儿童在交往中更容易取得成功。
-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在交往中更加倾向于表现出亲社会的行为，可能由于他们更强烈地依赖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能够给予儿童更多的赞扬和肯定，这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在面临挑战时表现出更强的意志力和进取心，这可能与他们在生活中面临更多困难的经验有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行为发展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往往能够给予儿童更好的道德教育和榜样，从而促进儿童的道德发展。
社会经济地位对认知共情、情绪共情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认知共情、情绪共情的影响引言：共情作为人类的一种情感体验，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的能力。
在社会交往中，共情不仅能够增进人际关系的质量，还能促进合作、减少冲突。
然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共情能力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文旨在讨论社会经济地位对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的影响，并探讨其中的机制。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共情的关系1.1 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认知能力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往往与受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相关，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通常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研究发现，具备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认知任务上表现更出色，如注意力、记忆力和推理能力等。
这些认知能力的提升可能使他们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情感以及他人背后的思考过程，从而更好地进行认知共情。
1.2 社会经济地位对认知共情的影响一方面，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通常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情境，容易了解不同群体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从而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有利于认知共情。
另一方面，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信息，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更容易关注他人的需求，体现出更多的关心与关怀，促进认知共情。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情绪共情的关系2.1 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情绪共情是指个体能够感受、理解并对他人情感作出回应的能力。
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通常会面临较少的生活压力和挑战，因而更容易保持较好的情绪状态，有助于情绪共情。
2.2 社会经济地位对情绪共情的影响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通常能够更好地掌握情绪管理的技巧，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自我调控情绪，进而能够更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情绪共享。
同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意味着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和社交网络，个体在与他人的情感交流中更容易获取社会支持，有利于情绪共情的发展。
三、社会认知机制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共情的影响3.1 知觉笃信度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在交往中更容易发展出对他人认知的信任感。
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成就，并深入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的差异影响。
我们将首先概述家庭背景包含的主要因素，如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文化环境等，并分析这些因素如何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儿童的学业发展。
随后，我们将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之间的差异，探讨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在学业成就上体现出来。
通过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儿童学业成就。
二、文献综述家庭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众多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显著影响。
本部分将重点回顾和分析相关文献，探讨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并特别关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差异。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其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
一些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如参加课外辅导班、购买学习资料等，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学业发展。
相反，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往往面临更多的教育障碍，如学习资源匮乏、学习环境不佳等，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学业上处于不利地位。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往往更重视孩子的教育，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支持和指导。
父母的教育水平还可能影响孩子的智力发展、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等方面，从而对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家庭环境也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不可忽视的因素。
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和谐、积极的成长氛围，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等，进而促进学业成就的提升。
相反，家庭环境不佳可能导致孩子面临心理压力、情绪困扰等问题，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表现。
第４期２０１９年４月现代教育科学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 ４Ａｐｒ ２０１９［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２［作者简介］杨娅佟（１９９２－），女，河南南阳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教育公平政策。
父母参与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ＣＥＰＳ数据的分析杨娅佟（北京师范大学，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本文从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对父母参与的分析框架切入，分析内部父母参与和外部父母参与对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基于对ＣＥＰＳ的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１）父母内部参与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其中一起做运动、共同参观博物馆和外出看电影三项亲子互动活动有正向效应；（２）与内部参与相比，父母外部参与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家长会的参与情况更为明显。
［关键词］父母参与；儿童认知能力；ＣＥＰＳ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１１－０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９８０／ｊ ｃｎｋｉ ｘｄｊｙｋｘ ２０１９ ０４ ００３ 一、引言关于学生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发展心理学有系统而全面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经验，但是对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机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认知能力对学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１］，不仅影响学业成绩，还影响未来职业发展和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发展潜力［２］。
认知能力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其中注意力、工作记忆、元认知是不同层次水平的认知能力。
元认知是指关于认知的知识和监控，是高级的认知能力，它们对学生决策、行为、问题解决都有重要作用。
另外，认知能力还可以分为数学能力、空间能力、语言能力、阅读能力等。
国内研究主要是针对问题学生的某一项认知能力进行的。
目前大量研究证明，家庭环境对学生认知能力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的注意力、工作记忆等认知能力都有正相关性，并且处于上层阶级家庭的学生拥有更好的描述思维及解释想法的能力；家庭的结构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互动会对学生的认知产生显著影响［３］。
一、问题提出在个体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是影响个体社会化发展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环境之一。
而衡量家庭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依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的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
［１］已有研究表明，［１］［２］［３］［４］［５］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学业成就、认知能力发展、行为问题等方面都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因此，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为评价和改进教育公平提供理论依据。
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学习的一种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的状态，［７］是直接影响学生学业发展的核心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８］［９］［１０］学习投入对学生学业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即学习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发展越好。
学习投入是衡量学校学习氛围和教学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已被广泛运用于学校评价中。
同时，学习投入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国内外研究表明，［１１］［１２］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显著相关，相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更难投入学习。
家庭投资理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反映了家庭环境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基本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和物质支持，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和学业发展；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为子女发展提供的可利用资本较少，子女缺乏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来自家庭经济的压力也使子女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因此，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比，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会在学习上投入更多精力。
领悟社会支持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投入的重要因素。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主观体验到的支持，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感到被理解、被支持、被尊重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一、概述在当今社会，教育获得已成为个人成长和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努力追求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在这一过程中，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的作用不可忽视。
本文旨在探讨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个体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
家庭背景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起点环境，对个体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产生深远影响。
家庭背景的不同，可能导致个体在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存在不平等现象。
文化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个体教育获得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资本不仅影响着个体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还塑造着个体的价值观和社会交往能力，这些方面的发展对于个体在教育领域的成功至关重要。
本文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实证研究，揭示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在教育获得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本文还将探讨如何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公平性和促进家庭文化资本的有效传承等途径，减少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差异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为构建更加公平的教育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
1. 阐述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的重要性。
文章的核心章节关于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三者之间的联系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话题。
第一部分阐述的是这三个因素的重要性。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并强调家庭背景的核心地位。
家庭背景是教育的起点，不仅决定了个体初始的受教育环境和资源分配，而且直接影响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种早期形成的家庭环境影响着孩子对未来发展的选择和期待。
我们也不容忽视文化资本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
文化资本涉及个人的知识储备、人文素养、以及教育认知的深度与广度。
教育获得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良好的文化资本可以帮助个体在教育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而缺乏文化资本的个体则可能面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教育获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个人成长和社会流动的关键途径，关系到个体的未来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摘要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教育是每个人赖以生存最基本的资本，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家庭地位的不平等，社会阶层的不可避免性，导致教育也存在诸多不公平。
初中阶段是个体学业获得的重要阶段，该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在这个国家政策之下，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大部分的适龄儿童都是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的，因此，该阶段青少年教育关注重心主要是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而不是是否能接受教育，影响中学生接受教育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
文章以认知能力和教育期望作为中学生学业成效的两个衡量指标，以社会分层为背景，将家庭和学校划分阶层，利用分层线性回归方法从全新的阶层视角分析学业成效的影响因素，这对了解中国家庭阶层和学校阶层的现状、影响以及促进教育公平有重要意义。
结果表明学业成效在性别、地区、阶层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区间，女性的人数占比高于男性，在高学历集中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现代教育氛围下，女性在此教育期望水平的人数明显多余男性；城市的认知能力和教育期望高于农村，表现出了教育的城乡差异；分地区而言，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认知能力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教育期望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的认知能力最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期望最高，中部地区的认知能力和教育期望均是最低水平，这表明中部地区是未来教育界关注的中心，西部地区在国家的政策之下取得的效果显著，现在应该更加关注全国教育的协调发展。
学生个体的基本特征，家庭因素和学校设施也会影响学生学业成效；随着家庭阶层的上升，学生的学业成效会提高，学校阶层对于学生学业成效也是相同的作用，在阶层等级较低时，家庭和学校的影响差异不是很明显，当阶层上升中上阶层时，家庭的影响大于学校。
家庭阶层的作用效果印证了阶层固化的说法，低阶层家庭的子女学业成效低，这对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为解决教育公平受阶层影响的现状，需要从个人、家庭、学校和政府四个方面入手，在政府政策总的领导下，个体，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从根源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减小阶层固化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状况在逐渐改善，儿童成长环境也日益优化。
社会经济发展对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教育、健康和家庭环境等角度，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对儿童成长的积极影响。
1. 教育教育是每个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资源日益充裕，普及率也逐渐提高。
相对于过去的贫困地区，如今的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条件。
他们能够进入优质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培养。
这些教育资源的增加和提高，更好地推动了他们的认知与智力发展。
2. 健康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这对儿童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
卫生设施的普及和改善，保障了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例如，医疗设备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加健康的生活条件，包括清洁的饮用水、健康的饮食和良好的居住环境。
这些改善都使得儿童更容易保持健康，促进了他们全面发展。
3. 家庭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家庭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
随着收入水平和工作机会的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也相应改善。
这使得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
在物质上，孩子能够在舒适、温暖的家庭中度过童年。
而在精神方面，父母的压力减轻，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
这些积极的变化带来了家庭和睦、孩子成长积极向上的氛围。
4. 社交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和社交环境也逐步改善。
这使得儿童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群。
他们有机会与各种不同的人交流，学习和了解不同的观点和信仰。
这种多元化的社交环境对儿童的交往能力和人际关系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对儿童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例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可能会给某些儿童带来心理压力。
此外，家庭经济条件的提高也可能导致儿童的物质欲望增加，从而导致其他问题的产生。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家庭环境因素对于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本文将探讨家庭环境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从家庭背景、亲子互动、心理氛围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家庭背景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文化背景等因素都会对家庭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父母高学历的家庭往往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给予孩子，这间接促进了儿童认知的发展。
父母的知识储备和教育观念也会影响到家庭的教育方式和氛围，间接影响着儿童的认知能力的培养。
其次，亲子互动是影响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互动交流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亲子互动不仅仅是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儿童的注意力和想象力。
研究表明，经常与父母进行富有启发性的互动的儿童，在认知能力方面表现更为优越。
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的互动，提供丰富多样的刺激，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
家庭的心理氛围也会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产生影响。
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儿童的认知能力的提升。
家庭氛围中的紧张、争吵、冲突等负面情绪会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研究发现，经常面临家庭冲突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认知发展延迟的问题。
相反，积极的家庭氛围可以激发儿童的积极向上的认知特点，促进他们的认知能力的提高。
此外，儿童在家庭环境中的学习资源和机会也会对他们的认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儿童在家中的学习和游戏环境，以及家长的陪伴与指导都能够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与其他家庭环境因素相比，这一方面的影响是可以直接控制和改变的。
为了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父母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材料和玩具，创造有益于儿童学习的家庭环境。
总之，家庭环境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家庭背景、亲子互动、心理氛围以及学习资源和机会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儿童的认知特点和能力。
一、引言从《科尔曼报告》发布以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持久的关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的学业成绩已经成为共识。
20世纪80年代，怀特综合1918—1975年发表的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习成绩的研究发现，如果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仅仅理解为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父母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习成绩的效应量较小（R=0.22）；而如果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大，包括家庭特征，如家庭氛围，则效应量迅速增大（R=0.73）。
这至少提示了我们两点：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内涵理解和测量方法会明显影响其对儿童学业成绩的效应量；第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家庭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1］二十年以后，研究者不仅复制了怀特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增大了，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儿童个体层面的变量，如就读的年级，民族和学校位置会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他们学习成绩的影响。
［2］然而，怀特所提出的，究竟是家庭中哪些变量会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成绩间的关系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张卫、李董平和谢志杰综合2007年以前的国内外研究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儿童的身体健康、认知、情绪和行为都有影响，并通过儿童的身体和心理条件，家庭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社区和学校的条件等中介路径发生作用。
［3］也有研究描绘了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因素，其中，教育期望和家长参与最受研究者关注。
［4］教育期望方面，威斯康星模型揭示，教育期望与儿童教育获得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5］吴愈晓和黄超的研究证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6］黄超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进一步发现，家庭背景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长教育期望对学生的教育期望产生重要影响。
［7］杨春华的研究则揭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孩子的自我教育期望，从而间接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成就。
与受教育水平低的父母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更有可能使得孩子获得更高的教育期望。
［8］李汪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三轮数据（2010—2014），分析学生个体的教育期望与他们学习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发现，学生的受教育期望提高一年，考试成绩就提高0.063分；教育期望显著地提升了学生四年后的字词水平和数学水平。
［9］这说明儿童对自身的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业成绩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父母参与方面，吴重涵、张俊和王梅雾等对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他们发现，家长参与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活动对孩子的发展有正向影响，其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交流”比“在家学习”和“当好家长”对孩子的积极影响更大。
［10］换句话说，父母多多关心孩子的日常生活，比直接关心他们的学习，对成绩的影响更大。
然而，李佳丽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家长的生活陪伴、家长与教师间的沟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
与吴重涵等结论不同，她发现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文化陪伴对孩子的学业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对孩子的学习督导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
［11］赵延东和洪岩璧的研究就发现，过多干涉孩子的学习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
［12］吴重涵等还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家长参与的主要因素。
他们认为，“父母职业与工作的关联程度越高，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和家庭社会关系越丰富，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程度越高。
”［13］韦唯等验证了吴重涵等的发现，也认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预测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卷入程度。
［14］这些研究至少表明两点：第一，家长参与框架下，父母对孩子学习、生活的关注，以及与孩子之间的日常沟通可能是中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业成绩之间的作用的重要变量；第二，父母的教育参与对孩子的学业成绩究竟是有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还存在一定争议。
父母参与和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也被广泛关注。
丁百仁和王毅杰发现，父母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有显著正向影响。
［15］刘保中、张月云和李建新的研究也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通过父母参与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儿童的教育期望。
［16］上述研究似乎表明，父母参与和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之间可能存在链式中介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发展的内在机制。
综上，我们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有了较为清晰地认识，但依然存在可供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一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本身就是一个较具争议、内涵广泛的概念，且概念内部存在彼此相关关系，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与家庭收入（经济资本）存在关系，这一性质容易导致在测验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另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之间还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偏误。
例如，我们难以明确究竟是孩子对自己的教育期望高导致了他们的学业成绩不错，还是反过来，孩子因学业成绩不错而有更高的自我教育期望。
因此，在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需要格外小心。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回归分析判断所构建模型的解释度，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多元回归分析中控制多个变量之后，虽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呈统计显著，但我们很难合理地处理好潜在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和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
多层线性模型中，虽然能够分离出儿童、家庭、学校等不同层面的效应，但系统性偏误依然存在。
二是我们已经知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我们还可以在两个层面做进一步拓展：在机制解释上，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中介作用之间是否存在链式中介；在儿童发展方面，过去我们限于数据，主要关注成绩，很少分析儿童认知发展的状况。
据此，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第一，从家庭的角度出发，儿童认知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二，假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影响，其可能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二、研究方法与假设（一）数据与变量编码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数据。
CEPS以随机分层抽样为方法，将来自全国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的112所学校的教师、家长和初中一年级（七年级）、初中三年级（九年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样本具有较高代表性。
CEPS收集了学校数据、教师数据（含班主任）、家长数据和学生数据，其中学生数据除了涉及基本的学生信息、成长经历、身心健康、亲子互动和在校学习等之外，还专门设计了调查初中生认知能力的问卷。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学生认知能力，使用认知能力问卷调查。
它包括3个大维度，11个子维度，分别为：语言（词组类比和语言文字推理），图形（图形规律分析、折纸类题目和几何图形应用），以及计算与逻辑（数学应用、自定义运算规则、数列应用、抽象规律分析、概率和数值大小逆向思维）。
测量方法为计算学生答对题目的数量，七年级学生为0—20个，九年级学生为0—22个。
自变量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本研究采用广为接受的科尔曼的社会经济地位框架来测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本研究以家庭收入测量金融资本，以父母受教育程度表示人力资本，以父母的职业来测量他们的社会资本。
家庭收入从非常困难到非常富裕，分别赋值为1—5分。
父母受教育程度编码步骤为：首先，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6，初中=9，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
其次，将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加总，加总的考虑是一方面将其数值变化幅度提升为0—38，另一方面，根据常识，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都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影响，所以并不能以父母某一方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为代表。
父母职业也重新编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9，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8，教师、工程师、医师、律师=7，技术工人（包括司机）=6，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5，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4，个体户=3，农民=2，无业、失业、下岗=1，其他类=10。
因为难以确定其他类的层次，且数据中并未呈现具体职业名称，个案予以删除。
中介变量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和家长日常关怀。
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编码大体类似，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多了三个指标：一是现在就不要念了=7，二是博士=23，三是无所谓，编码为缺失值。
家长对孩子的日常关怀在问卷中有多重体现，但本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学习关怀和生活关怀两大类。
学习关怀对应的问题是“上个星期，你父母有没有督促过你的学习”，分为“检查你的作业”和“指导你的功课”两类，选项有四种：从未=1，1—2天=2，3—4天=3，几乎每天=4。
经过对这组问题的信度检验，克隆巴赫系数为0.749，内部一致性较好，因此将这组的两个小题相加，合并为一题，并将父母的答案相加，使得刻度变为2—8，以更符合连续性变量的计算要求。
生活关怀对应的问题是“你父母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涉及“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朋友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情和你的心事或烦恼”，刻度为从不=1，偶尔=2，经常=3。
经过信度检验，这组问题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74，表明内部一致性较高，因此叠加为一道题目。
同时，通过将父母双方的回答相加，刻度也变为2—6，以符合连续性变量的要求。
经过上述编码处理，删除有缺失值的个案，最终有效样本容量为9937。
（二）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使用AMOS 21.0统计软件和Mplus 7.4软件，对样本数据做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简称SEM）建模，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揭示其影响的内在机制。
根据巴伦（Baron）和肯尼（Kenny）的建议，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是检验其中介作用的前提。
［17］因此，本研究首先对相关变量做相关分析；其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变量、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Bootstrap 方法检验不同路径的中介效应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4个研究假设。
H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儿童认知能力发展；H2：日常关怀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能力间起中介作用；H3：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能力间起中介作用；H4：日常关怀和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能力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三、结果分析（一）相关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变量、学习关怀和生活关怀，以及与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同时，父母的学习关怀和生活关怀与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因此，本研究中的变量相关变量之间可以进行中介作用的分析。
表1 分析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二）中介效应分析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如图1所示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认知能力之间的直接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