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学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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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文学典型本章提要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它除具有一般文学形象的特征之外,还比一般文学形象更富于艺术魅力,表现出更鲜明的特征性。
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是典型化创造的结果。
与抒情性文学相对应的典范形态是意境,意境是中国古典文论独创的理论范畴,它是华夏抒情文学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
意象则是抒情性文学作品中用以表情达意为主体的形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意象又是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因此,有必要对意象进行研究。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停留在把实际生活的本来面貌具体生动地描绘出来,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
这样的要求不是一般文学形象所能完成,只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形象即典型才能胜任。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一类人物形象或一种情景氛围、一种情绪意念,是作者倾心描绘、集中体现着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美学影响的,如贾宝玉、王熙凤、阿Q、唐·吉诃德、哈姆莱特、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人物;杜甫《春望》所展现的情景氛围,张九龄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等诗句的情绪意蕴。
这些人物、情景、情绪氛围,便是文学形象中的典型,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形象。
因此,要深入地认识文学的特征,还必须认识文学典型。
第一节文学典型的历史发展“典型”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原指规范、模型标准,意谓“型”之“典”者。
据«说文»①曰:“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
”段玉裁②注曰“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之谓典型。
”在西方,“典型”一词源于希腊,原义也是铸造用的“模子”,与中国所用之意相近。
较早将典型一词用于艺术理论中来探讨艺术创作或艺术现象的是柏拉图③。
典型作为艺术概念,在18、19世纪的欧洲已广泛流行。
我国作为艺术概念的典型,是从西方引进的。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概念,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说来,大致经历了“类型化的典型”、“个性化的典型”、“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这样三个主要的阶段。
一、类型化的典型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到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典型理论处在雏形阶段,即类型化阶段。
“类型化的典型”是早期文学艺术实践的一种理论概括,特别是希腊史诗和戏剧中典型人物的概括,注重的是人物形象的共性或普遍性的特点,其理论代表是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
亚里斯多德认为文学艺术之所以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原因在于文学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什么是“普遍性”呢?亚里斯多德说:“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④,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
”⑤又说:“刻划‘性格’,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
某种‘性格’的人说某一句话,作某一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
”⑥总之,性格与人物身分必须适合:“男人要象男人,女人要象女人,奴隶要象奴隶,上层贵族要象上层贵族。
”而且“性格必须相似”,即各类人要与同类人的性格相似⑦。
很显然,这种“典型”,只是一种具有普遍共性的“典型”。
他关于性格“适合”身份、与一般人“相似”以及“一致”与“固定”的要求,是一种静止的、抽象的、定型化的思想,也为后世的类型化理论提供了根据。
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根据人物的身份、年龄、阶层、职业、民族的不同,表现类的性格特征。
由于戏剧主要是通过人物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的。
所以贺拉斯对人物语言也提出了身份、年龄、职业等类的特征,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自相一致”的原则,即所谓“或遵循传统、或则独创;但所创造的东西要自相一致”⑧。
“自相一致”实质上是一种自身封闭的类型化美学原则,它强调一致性、统一性、共性,否定差异性、矛盾性、个性,是贺拉斯的统一、一致或适宜的美学前提的延伸。
贺拉斯不仅提出不同的性格只能体现不同类的特点,而且把这种类的共性抽象化、定型化、甚至不同的年龄也有不同的性格模式。
例如,他认为青年“就象一块蜡,任凭罪恶捏弄,忠言逆耳,不懂得有备无患的道理,一味挥霍,兴致勃勃,欲望无穷,而又喜新厌旧。
”⑨成年人则“一心只追求金钱和朋友,为野心所驱使,作事战战兢兢,生怕作成了又想更改。
”⑩而老年人是“更多的痛苦从四围袭击他:或则因为他贪得,得来的钱又舍不得用,死死地守着;或则因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左右顾虑,缺乏热情,拖延失望,迟钝无能,贪图长生不死,执拗埋怨,感叹今不如昔,批评并责骂青年”⑾。
他对人物性格的这种分析和描写要求因类定型,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肤浅的。
人物性格的始终如一、前后一致,也是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类型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一是古代传统人物,必须“保存其本性”,或高尚,或骄横,或凶暴,都是恒定不变的。
他说:“写阿伽曼侬⑿就该写他骄蹇自私;写伊尼⒀就该写他对天神的畏敬之情。
”⒁二是新创造的人物,其性格处处要符合他自己,保持前后的一致性。
对于某些剧中英雄“开场是黄口小儿,终场是白发老翁”⒂的作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虽然布瓦洛认为时代风俗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往往会形成人物性格的“特殊”⒃;一个作者总按照一个模式、特别是本人的模子塑造形象,也必然产生雷同的弊病。
但他说的“特殊”、“差异”并不是个性的差异或特殊,而是“类”或一般抽象人性的差异和特殊,亦即嫉妒、荒唐、吝啬、老实、放浪等。
所以就人物性格本身讲,仍然是抽象的,平面的,缺乏层次的。
类型说把典型的重点放在普遍性上,忽略人物的个性;而对普遍性又主要理解为事物的平均数和量的统计,理解为年龄、职业、身份等表面的共同特征,并不表现人物的社会本质。
以类型的共性和单一的个性,取代了典型性格的丰富性,必然使人物形象单调、干瘪,导致千人一面的类型化、定型化。
所以,类型化的文学典型是一种雏形的不够完备的典型。
二、个性化的典型十八世纪以后,典型理论打破了类型说,把重点转移到个性特征上来。
代表人物是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和德国文学家歌德。
鲍姆嘉通非常重视审美对象的个别性和具体形象性。
他说:“个别的事物是完全确定的,所以个别事物的观念最能见出诗的性质。
”⒄所谓“完全确定”就是“极端具体”,所有的“定性”都由具体形象呈现出来,这朵花的红就是它所特有的红,而不是抽象的一般性的红。
从这个意义来说,个别事物在内容上要比普泛概念丰富得多。
在鲍姆嘉通看来,一个观念或意象所含的内容愈丰富,愈具体,它也就愈完善,愈美。
因此,“种的观念比总类的观念较富于诗的性质”(即较美),而“最富于诗的性质的是个别事物”。
所以鲍姆嘉通称赞荷马在«伊利亚特»里对各参战国的战船描写,认为贺拉斯用“棕榈”(等于我们的“锦旗”)而不用“胜利的奖品”,是用具体语言代替抽象语言的好例子。
歌德的“个性特征”说的美学、文艺学前提是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正确理解。
这一点突出反映在歌德与爱克曼探讨画家吕邦斯的一幅风景画时,歌德提出艺术家对待“个别细节”应采取“忠实”、“恭顺”摹仿的态度,否则就“无异于消灭自然”,但他的整个艺术追求又不能照搬与临摹自然。
1823年10月29日歌德与爱克曼讨论诗时,提出了“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的重要命题。
他告诫爱克曼说:“对你的那些诗,我只想说两句话。
到你现在已经达到的地步,你就必须闯艺术的真正高大的难关了,这就是对个别事物的掌握。
你必须费大力挣扎,使自己从观念(Idee)中解脱出来。
”⒅挣脱“观念”的束缚,致力于对“个别”的把握,爱克曼对此颇有为难之色,认为“这个课题对于我象是离得很远而且也太难。
”歌德进一步强调道:“我知道这个课题确实很能难,但是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
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有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
”歌德把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视为“艺术的真正高大的难关”,认为当作家真正表现特殊时,才称得上创作:“到了描述个别特殊这个阶段,人们称为‘写作’(Komposition)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说明他已捕捉到文艺典型的精义。
«搜藏家和他的伙伴们»一文,标志着歌德的“个性特征”说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这篇对话中,他批评了古典主义类型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取代古典主义的新的创作模式:个别――理想――“个别”。
亦即始于个别(自然),经过理想化又“回到”个别――新的意蕴生动的形象。
他说:类型概念使我们漠然无动于衷,理想把我们提高到超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还不满足于此;我们要求回到个别的东西进行完满的欣赏。
……因此,一件美的艺术作品走完了一个圈子,又成为一种个别的东西,这才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⒆在歌德的前沿阵地上,类型化理论被彻底清除了。
他所提出的个别――理想――“个别”的模式,也大大超越了鲍姆嘉通。
因为这一“个别”,已不是原始自在、未经加工提炼的个别,而是经过艺术点化、超越了现实“走完了一个圈子”的重建的个别,它展示了典型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但是,个性化典型说中的不足是:由于过于偏爱个别,带来了把艺术实践与理论思辨完全对立起来的倾向,这种反理性倾向对后来的自然主义思潮产生了无庸置疑的影响。
它张扬典型个性的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典型的共性。
个性化文学典型所含的仅是个别性中有限的原生态的共性,因而是个性与共性非平衡的统一体,或曰个性相当充分、共性相对贫乏的统一体,所以个性化文学典型也是一种发展不够充分、不够全面的典型。
三、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个性和共性统一的典型,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俄国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等人为代表。
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既是美的定义和艺术的定义,其实也就是典型的定义。
典型在他的«美学»里一般叫做“理想”,它是理性内容与感性形象的统一。
黑格尔对此曾作如下的说明: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
前一个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
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
这里直接呈现的“外在形状”就是感性形象,“意蕴”是沿用歌德的术语,就是理念或理性内容。
这二者的统一才是“理想”、典型或艺术美。
从人物形象的角度,黑格尔认为,作为典型,应当“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⒇可见,黑格尔既注重了人物的独特的个性,又注重了人物的内在的必然性。
正由于二者统一在一起,人物才栩栩如生,又折射出整个世界的某些本质规律。
但是,黑格尔的典型说,正如他的整个美学体系一样,都错在“为一般而找特殊”,即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不从现实生活出发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