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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当代中国国家形式和国家机构单项选择题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1）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2）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3）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2. 我国审判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是职能分工上的独立”。
1）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中国国家机构由下列国家机关组成：A：全国人大；B：国家主席；C：国务院；D：中央军事委员会；E：地方人大和各级人民政府；F：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G：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2）我国国家机构系统，按其性质和职能分为五部分：A：国家权力机关；B：国家行政机关；C：国家军事机关；D：国家审判机关；E：国家检察机关；3.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指“政体”。
注意：国家形式，主要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
也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即国家政权的区域形式（单一制、复合制）；国家治理形式（集中制、民主制）。
4. 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A：民主共和制；B：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 在我国行使国家权力的是：A：人民代表大会；B：人大常委会；6. 在我国的国家司法机关主要是指各级：A：人民法院；B：人民检察院；7. 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的统治形式是“共和制”。
8. 总统共和制始于“美国”。
9. 国家形式可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
10. 我国的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11. 国家机关设置的依据是“国家权力的划分”。
12. 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
13. 一般国家军事武装力量领导机关属于“行政机关”。
14. 中国国家机关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是“人民代表大会。
”15. 在习惯上，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机关形式是“联邦执行委员会”。
16. 国家政权是“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的工具”。
【论文摘要】中国社会现在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为求得社会治理的稳定需行善治并兴法治，在宪法层面检讨目前宪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意义关乎重大。
本文从宏观的宪法学视角检视中央与地方分权所具有的宪政意义，对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展开制度上的想象与语词上的重构，期待能以宪法保留保障下的法律分权制来涵摄未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并指待日后修宪能够弥补此缺憾。
【论文关键词】中央与地方关系；单一制；民主集中制；地方自治；宪法保留【正文】一问题的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以及地方自治问题是最典型的宪法问题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结构形式直接关系到国家职能的实现，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其是宪法对国家权利进行配置的重要方面，是宪法对公共权力进行纵向配置的形式。
它们涉及如何适当配置权力与资源以实现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的最佳平衡，以及国家如何在激励地方创新的同时确保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不利于国家政令统一的现象。
对此，许多国家的宪法与法律都扮演了核心角色。
而中国实施近代政治制度较晚，在宪法的制定者的理念里，没有意识到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重要性。
而当下中国的宪法学人也稍少顾及这一问题领域的研究。
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缺乏统一和严格的法律规范，这种状况往往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混乱和政府资源的浪费，一方面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问题集中是控制与反控制、放权与收权的矛盾。
从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来看，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着这种客观存在的张力正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巨大的历史契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幅员广阔，不能期待以中央一隅来有效治理全国。
我国一个省的人口与土地，在世界上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国家。
可以想见，中国的治理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仅在2008年的一系列的民族骚乱事件，我们就不得不沉思为何民族关系并不平和，整体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治理更是如此。
第十四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光磊2003年3月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央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省以下的地方政府。
所以，从政权的层次的角度上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政权与省级政权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与一般行政地方的关系中央与自治地方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别行政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一节中央——省政府过程•一、省制沿革•二、省政治权力结构•三、中央和省的政治关系•四、中国省政府过程的主要特点•五、省际关系一、省制沿革•在自元朝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省”（含“行省”）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最高一级，是中央之下分治国土的第一级固定的行政区域。
•元朝设“行中书省”，主要首脑为丞相和平竞；在边疆地区设置有“道”，并在此四化开始对西藏等民族地方行使主权；行省上下，设置有路、州（府）、县。
•省也是明朝的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关，分管行政、司法和军务；省之下设置道、府、县。
•清朝光绪年间，省的设置已经达到23个，另有5个将军辖区；西藏和西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以及蒙古地区盟旗等；省设总督或巡抚，或督抚并置，总督掌军事，巡抚掌民政；省之下为府（与直隶州）、县。
•武昌起义之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各省建立了“省军政府”，其下是“军政分府”和传统的县，各地军政体制不一，管理混乱。
•北洋政府时期，地方一般分为省、道、县三级，全国共分22个行省；省设置有省议会，1913年后设置了由总统任免的省“民政长”，设有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作为司法机关。
•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省、县两级制，另有一部分分别为相当于省、县两级的城市；在地方也实行“党治主义”；省政权先后称为“省政府会议”和“省政府委员会”，由各厅厅长所组成，其中省政府主席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宣布实行“宪政”，设置了由选举产生，起咨询作用的省参议会；到1948年，全国共有•新中国成立后，最初设置了华北、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大区设置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首脑一般是各大军区的首长、各大中央局的第一书记。
一、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的基本原则（一）集权与分权相平衡原则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现代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格局。
现代西方国家都在强调建立福利型经济国家，这就需要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权利，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却要求中央集权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福利国家的建设和垄断经济的发展两者间的矛盾并没有使西方国家陷入国家混乱中，反而是两者相互合作，相互协调更好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因为“现时的分权，是以中央集权为前提的分权；以分权为基础的地方自治，并不是一种与中央相隔离的自治，而是一种对中央具有很强依赖性的自治。
”【1】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以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央所拥有的权利过分强大，导致地方权利渺小。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央能够随意的对地方事务进行干涉。
我国宪法第89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但由于目前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划分任务并没有完成，两者的权限仍然处于模糊阶段，中央可假以“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为由干涉地方事务，扩大中央集权，侵犯地方自治权。
因此在今后制定相关处理中央与地方法律规范时应该对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范围进行划分，约束中央的权力，保障地方的自治权，做到二者的相互平衡。
（二）维护中央权威，注重地方民主原则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
在转型的时期，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来保障转型的顺利完成，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差异显著，若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操控全局，则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分崩离析。
这就需要各个地方政府尊重中央的权威，服从中央的正确领导。
同时也要求中央政府根据各个地方发展具体的情况，采纳地方的意见，不能够一味的以中央的政策对地方实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规定就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是重要的宪法问题。
从宪政体制下比较中央与地方关系，并探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及立法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基本模式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是许多西方国家宪法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但在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情形不尽相同，一般可分为立法和行政分权两个方面。
（一）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在联邦制国家，分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邦与各联邦主体的分权；二是各联邦主体与地方的分权。
联邦与各联邦主体的权力，一般由联邦宪法划分。
如《美国宪法》逐项列举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于1804年的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中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或人民保留”。
《美国宪法》并规定联邦应保证各州实行共和政体，在此前提下，各州有权制定自己的州宪法，有权选择和组织任何形式的政府。
各联邦主体与地方的分权则由各联邦主体以宪法、法律规定或由议会批准。
由于地方政府是各联邦主体授权或特许成立的，其职权也是各联邦主体授予或特许的，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权力。
根据狄龙规则，地方政府只能行使由州法律明确授予的那些权力、由这些明示权力所隐含的权力以及为已经宣告的地方政府的宗旨和目标所绝对必要的权力。
当对地方政府的任何一项具体权力发生合理置疑时，法院都要使疑难的解决有利于州。
但狄龙规则并不反对纯属地方性事务由地方自治体管理。
如《加利福尼亚州宪法》规定：“市宪章有权规定该市可以制定并执行的有关地方性事务的一切条例和规章，但应符合该宪章所限定的范围；有关其他事务的立法应符合一般性法律”。
根据加州宪法，市警察的设置和管理、市的全部或部分下属行政机构、市政选举的组织、市公务员的人事管理等事务，可在自治宪章中规定。
[1]（二）单一制国家的分权单一制国家的分权，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西方单一制国家大多实行地方自治原则，其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宪法具体列举中央与地方的职权。
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由于涉及到国家的独立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重大问题, 直接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 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许多国家在这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但至今仍未找到“万全”的良策。
我国在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也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适时地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
早在50年代, 我国就进行了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第一次调整。
1956 年10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 草案)》, 提出了“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
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进行了多次大的调整。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政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央政府在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等方面先后向地方政府下放了一批管理权, 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权、投资审批权、利用外资权、外贸外汇管理权、物价管理权、对外开放权等权限; 下放了一部分部属企业; 发展了区域性横向联合; 注意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对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但是, 总的说来,我国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基础要研究和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就要追根溯源，先要了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基础，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主权”曾经是一个显赫的法学和政治学概念, 但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离当代社会渐行渐远。
和其它一度有用的概念一样, 主权理论也是人类思想作茧自缚的一个典范。
它起源于理论家面对集权专制的现实而自圆其说的虚构, 而后参与并影响了历史发展; 但在这个虚构已经过时的今天, 我们仍不时用它来束缚现实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方面强调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以确保统治的稳定和统一；另一方面也重视地方自治，以满足地方实际情况和人民需求。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一、中央集权的实施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始于秦朝的统一战国之乱。
秦始皇通过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设立郡守来行使中央权力。
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在秦朝被完善并延续至后世，成为中国古代政权的核心。
中央集权的实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央集权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君主被视为神的代表，拥有绝对统治权。
他们通过制定法律、官员任免、军事调度等方式来行使权力。
其次，中央集权通过设立各级官员来管理地方事务。
官员的职责是执行中央政策，并监督地方政府的运作。
这种体系确保了君主的权威直接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最后，中央集权通过设立行宪来确立统治制度。
行宪规定了各级官员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同时也规定了各级官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以确保中央集权能够顺利进行。
二、地方自治的保留尽管中央集权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主要特征，但地方自治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其独特的地位。
地方自治强调地方实际情况和人民需求，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行使权力，并进行自我管理。
地方自治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
中央政府在划分行政区域时，会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管理和决策。
其次，地方政府在一些经济和税收问题上能够自主决策。
他们可以根据本地区的资源和经济状况来制定适合地方发展的政策，并征收适当的税收来满足地方的开支。
最后，地方自治强调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事务时，会注重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特色，保护和传承本地区的文化遗产。
三、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辅相成，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专题：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行政结构问题一、选择题(本题共有15小题，每小题4分，共60分)考查角度——中央集权：汉代解决王国问题1.(2017·湖南永州一模)史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封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贤为泉陵侯，都城在城北二里(《永州府志·城池》)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零陵郡，泉陵侯国属零陵郡管辖。
东汉光武帝刘秀改泉陵国为泉陵县。
材料表明()A.封国是朝廷的主要依靠力量B.封国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C.“推恩令”加强了中央集权D.封国自主权削弱，加强了皇权解析封国是朝廷的依靠力量，但“泉陵侯国属零陵郡管辖”“改泉陵国为泉陵县”，与“是朝廷的主要依靠力量”矛盾，故A项错误；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王国越分越小，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材料表明封国已不是“严重威胁”，故B项错误；“汉武帝元朔五年，封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贤为泉陵侯”“泉陵侯国属零陵郡管辖”，结合所学可知是“推恩令”，故C项正确；“推恩令”加强了中央集权，是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而非“加强了皇权”，故D项错误。
答案 C考查角度——地方势力崛起：刺史制度和门阀制度2.(2017·广西重点中学联考)据《三国志》载：公年190年春正月，豫州刺史孔铀、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等同时起兵，各有数万兵力。
这反映了当时的刺史() A.已经参与地方军政大权 B.已不具备监察地方的权力C.代表朝廷监控反叛势力D.对各郡守已没有控制能力解析自从汉武帝开始设置刺史监察郡国以来，刺史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官员，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刺史起兵说明是造反了，拥兵造反说明其已经参与到地方的军政大权中来了，故A 项正确；刺史应当仍具备监察地方的权力，故B项错误；刺史也不是代表朝廷监控反叛势力，而是自己已经造反了，故C项错误；刺史对朝廷反叛，不是对各郡守没有控制能力，故D项错误。
答案 A3.（2017·江西省九江市“十校”第二次联考）东晋时期，社会动荡，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发展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
宪法与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法律制约与协调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许多国家中，中央政府依据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而地方政府则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如何保证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协调与制约，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一、宪法的地位与作用宪法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法规，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它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界和职责分工，保障了地方自治的权利。
同时，宪法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规范，确保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调与制约。
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和履行职责的方式。
例如，宪法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国防、外交等领域的权力，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事务。
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起到了指导和规范的作用，保证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行使。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法律制约在宪法的框架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有着明确的法律制约关系。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依法行政，不能越权或滥权。
首先，中央政府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充分尊重地方的自治权。
宪法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商机制，中央政府在制定关系到地方利益的法律时，要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并保障地方政府的参与和表达权。
这样可以确保地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妥善保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更加平衡。
其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守法律的限制。
宪法规定了规范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法律，例如地方政府组织法、国家行政法等，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限和行使程序。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不能随意滥用权力或侵犯他方的权益。
最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司法制约。
司法机关在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纠纷时，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做出裁决。
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保证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有效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和乱象的产生。
三、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协调机制为了保障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协调，许多国家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机制。
集权与分权中国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集权与分权：中国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
在中央政权集权与地方政权分权两种模式之间，不同的朝代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权力关系。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历史中集权与分权这一政治关系的演进情况。
一、集权与分权的理论基础集权与分权是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
集权指的是政权由中央集中管理、掌控和行使，具有统一的权威和决策权；分权则强调政权权力的下放，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治权和管理权。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中，集权观念占据主导地位。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开始形成了明确的中央集权制度。
而分权的观念在相对较晚的宋朝得到一定的发展，逐渐影响到后来的政治体制。
二、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进1. 先秦时期：初步形成的中央集权先秦时期，中国政权以分封制为主，没有明确的集权体系。
各诸侯国按照封地的大小分别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自行管理本地事务。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崛起使得中央政府逐渐掌握了对地方政权的高度控制，最终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模板。
2. 唐宋时期：政治中心与地方统治的相对平衡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集权的朝代，但由于版图的庞大和统治的难度，唐朝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地方官员一定的权力，以实现地方治理的有效性。
宋朝则在政策和措施上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权的分权倾向，通过设立监察系统和依靠地方士绅的力量，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的有效控制。
3. 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巅峰与瓦解明朝建立时，借鉴了前代的制度，通过设立六部、铁骑、锦衣卫等机构巩固了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掌控。
然而，随着明朝政治衰弱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中央集权体系开始崩溃。
清朝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恢复了中央集权，但随着时局变迁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清朝最终无法避免地方政权的独立性和权力割据的现象。
4. 近代以来：地方政权的重新分权与中央集权的重建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权关系的演进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
中央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地方自治权力的关系——基于
《美洲三书》所带来的思考
借助这次对柏克诸多作品中所选取的四篇文章的阅读，我对英国政治体制及其主权管辖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倘若要深入地详写英国政体在1770年前后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后的变化，恐怕于我个人而言并无此能力，况且一国之整体实在有太多可描述。
在此，我只将简略地概述一下柏克在《美洲三书》中已阐述的思想，并且将全篇重心放置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体相较于东方古中国在民主制度建立初期如何面对中央与地方管辖权力分割与联系的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接受了具有4000年极权专制传统与讲究君臣伦理纲常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想要去理解英美国家中的政治家们在辩论法律体系漏洞或发表的诸如此类的基于人的自由权为基础的演讲，恐怕多多少少会有些困惑。
对于英国人而言，所谓高贵的自由主义血液流淌于英国人身上的这种说法倒也不是信口开河，毫无根据，但不必追踪至1215年大宪章签署的那一日开始。
英国与欧洲大陆在人民气质与思想行为上总存在差异，抛开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论不谈，单就英国本土所涌现的科学家与哲学家来看，似乎本土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诺曼人更具自由主义基因。
首先是经验主义在英国得以发扬光大，从托马斯霍布斯到约翰洛克，从牛顿到达尔文，他们的成果无一体现了感性经验先于意识而存在并且能够为直觉所感受这一哲学论断。
他们率先建立了以维护个人私有财产与人身安全保障为基础的，具有完整严谨宪法保障的法律制度，同时构建了由国王、贵族和平民三方联合的最高主权机构——议会，这种议会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的元老院，甚至古希腊的公民大会，但其特点相较于后者要更加民主化与普遍化，哪怕最早的下议院议员选举采用的是财产资格选举标准，它也要比以往单一的贵族精英垄断民主得多。
关于英国宪法对国王权力牢牢控制的特点，从中似乎可以看出英国人对他们的王极其不信任。
当然现在不必如此，只是该制度传统伴随着该约束法律的制定精神一并流传了下来，到目前为止，英国人眼中的国王反而是荣耀与名誉的代言人，而绝非权力。
也许当时的民众该感谢贵族们为利益而胁迫约翰签署大宪章法案这件看似与他们毫无关联的事情，因为条文根本上涉及的是贵族与国王间的利益谈判，目的是为映射“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
这种从利益矛盾转移到权力约束甚至是权力转让的事情无论在东西方都大量存在，只是对东方人（古中国人）来说，过度的利益压迫或高额财政税收将导致政权颠覆，而非简单一纸条文的惩罚。
中世纪国王与贵族们的对立主要反映在因战争而强制性地将战争支出财政压力转移到贵族们的头上，转移形式主要以税收体现，这就好比中国古代越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人民起义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其中最主要的差别是，作为国王反抗力量一部分的贵族同国王一样，属于上层统治阶级，为什么他们没能像古代中国那样做到皇帝与官员紧密联合呢？若要从制度上解释，中世纪的不列颠政权体制更像西周分封制，作为皇帝或国王，除了要诸侯与贵族表示名誉与地位上的效忠外，在财政与税收上都要上贡，从经济关系上看，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贵族很大程度上享有经济与军事独立，即除了有独立税收外，贵族们能够自行招兵买马，供养军队，以维持个人领土的防务需要，必要时，可接受国王的应召参展。
可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利义务难题呢？
回归《美洲三书》，柏克在对美洲课税的法案进行反驳时提出很好的解答方案。
“帝国也者，是有别于单个的邦国，或王国的；一个帝国，是众多的邦国在一共同首脑之下的集合体，不论这首脑是一位君主，还是居首席地位的共和国。
在这样的政体中，次一级的政区，每有大量的地方特权与豁免权，只有奴役状态之死气沉沉的整齐划一，才能避免这一点。
在地方
特权与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界限当极端微妙。
争端、甚至激烈的争端和严重的敌意，往往无可避免。
但是，每一项特权，固然都使它（在这一特权使用的范围里）免受最高权威之运行的约束，但这绝不是对最高权威的否定。
一项特权的声明，就该术语的本意来说，似乎正暗示了高一级权力的存在。
···········在一个巨大的政区联盟的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一旦发生这种不幸的争吵，最轻率的做法，我看莫过于帝国的首脑坚持认为：任何违逆它意愿和行为而申明的特权，都是对它整个权威的否定。
”（第107页）从这一段原文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柏克认为地方权力的行使恰好是基于对上一级权力的认可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地方法院或政府坚守自己的特权，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特权是受上一级权力所保护与认可的，而绝非像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英帝国政府及议会所顽固不化地认为美国人享有了过分的自治权利而需要予以约束那样。
地区行政上的自由与最高权利之间并不冲突，原因在于一个巨大政治联合体需要的不是过分紧密的约束，而是权力的自由与分层。
基于自由原则而制定的政治体系保障的是每一公民的合法权益与利益，因此适当的豁免权与特权有利于民众的服从与参与，也便于政府更好地行使其职能。
然而现在凸显的关系是，在美洲战争中，美洲殖民地的地方政府与英国本土议会就税法上产生了不一致的意见。
美洲人民认为“直接课税”违背了宪法（英国）中的“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而英国议会则认为殖民地无权享有和英国本土人民同样的权利。
事实上，美洲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英国的行政领域，准确的说是原材料的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地，因为英国没有在美洲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划与派遣总督，所有的政府与法院都是由当地殖民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从这一角度或许我们就能够理解英国议会对美洲人民权力申诉的拒绝缘由，但相应的，议会本不应该提出的课税法案实质上是对殖民地人民自由权的践踏，尤其是在涉及利益方面，代表美洲人民的美洲政府所申诉的关税平等体现了殖民地对自身利益的重视，当地议会的权力来源于当地人民，自然要代表他们的权力来进行申诉。
如果说英国宪法规定了对人民财产权，人身安全与生命权的保障，那么课税无疑就是对美洲人民自由权（财产权）的侵犯，怎能谈得上是符合宪法精神的行为呢？所以从源头上来说，大英帝国议会并未能处理好地方权力与议会权力之间的制约关系，一味的强调主权，而忽略了殖民地的利益，使双方的矛盾冲突从单纯的利益谈判上升到了主权申诉，并最终酿成了苦果。
综上所述，两种文明价值观的冲突不但体现在洁净观与仪式上，更内涵地表现于其组织架构与政治观念中。
但大体上，尝试了分权统治的政权如果没有确立一套有效的宪法或法律制度来规定不同级别行政单位的权力行使范围，个别地方行政单位有可能逾越权限或者最高管理者滥用自身权力为己谋取利益，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