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超然自适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一、超然自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会有以下表现：一、殉道。
即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罗江。
二、抱怨。
即在诗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气。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
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
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等。
但到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超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
苏轼从小就有“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济世的志向，即“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十六岁时，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宋史〃苏轼传》中有这样的记述：苏轼少时，母亲程氏教其汉书《范谤传》。
范谤是东汉党争时受迫害的一个忠臣，任命为清诏使的时候，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
后受迫害时，不苟且偷生，宁愿付出生命。
临别辞母时说：“为儿不孝，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范母说：“一
个人既想成就名节，又想富贵寿考，岂能两全？母亲愿你去完成理想。
”读到这里时，小苏轼发誓长大了也要做范谤。
而当现实命运是“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的时候，他并不消沉悲观，其诗词显出了黑色幽默的味道，“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30]，“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31]，“生逢尧舜仁，得作岭海游”[32]，他把贬谪岭海这样的不幸当成君恩，使他得以游山玩水，这样飘然旷达的胸襟何尝不是一种适世的智慧呢？
二、超然自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苏轼少年时代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
他自幼喜欢《庄子》。
在其诗词中随处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子。
“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33]，“方士三山”，道家语也。
“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34]，“姑射仙人”是《庄子〃逍遥游》中的故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这个故事是比喻一种很高的修养。
说是在藐姑射的山上，有一得道真人，肌肤像冰雪样洁白，姿态像处女样美丽，洪水滔天而不会被淹死，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枯焦而他不会被伤害。
——这实际上表达的是道家在精神上自我保全的一种操守。
此外，《庄子〃养生主》中还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今臣之刀近十九年矣，所解牛数千矣，而刀刃如新发于硎。
”这讲的是修养的问题。
《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这种高远的、不受拘束的、
超远旷达的思想，《庄子》里还讲了很多。
苏轼小时侯读《庄子》，他说：“吾昔有见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35]说明苏子对道家学说精髓早悟。
而“造物本无物，忽然非所难”、“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这种忘情物我、超脱物外、人生如梦的感叹，深受道家的超脱物我的思想影响。
道家的“空无”指的是外物的空无。
“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道家语也。
前者典出《庄子〃齐物论》，“虚舟”出自《庄子〃山木》。
在这里，“虚舟”代表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与淡泊。
道家思想的另一个精髓就是“逍遥”。
在苏轼的诗词里，这种“逍遥”是由“谪仙”李太白所表现的。
李白性不羁而好老、庄，人称“谪仙”。
苏轼词云：“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36] 。
道家的思想里，也有“空”和“无”。
与佛家的“空”和“无”不同的是，道家的“空无”指的是外物的空无，而佛家则是一切皆空无。
在词中，苏轼多次用“狂”字，如“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37] 、“莫道狂夫不解狂。
狂夫老更狂”[38] 、“老夫聊发少年狂”[39]、“美酒一杯谁与共。
尊前舞雪狂歌送”[40] 、“垂杨系马恣轻狂”[41]、“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42]、“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43]，此“狂”，即源自李太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狂。
李白近于癫狂，而苏轼疏狂，二者程度不同，但“逍遥”、“潇洒”之意，二者同源于老、庄。
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说“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他只想“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
百钱游”，这样的仙风道骨正是道家思想对苏轼的渗透，从而成就苏轼豪放超然、飘逸豁达的修行。
三、超然自适与释家思想的关系
苏轼有一诗：“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44]其诗句清丽脱俗，婉如出水莲花，佛家之空灵跃然纸上。
苏轼的超然自适里，有着几分儒家济世之苦心，几分道家“逍遥”，又有着释家的睿智和空灵。
“寓身此世一尘沙”，禅家语也；“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取慧能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45]之意，亦是禅家语。
“人生如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本来就是佛家的思想。
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苏轼妾朝云卒，苏轼作诗悼之，并作墓志，于惠州栖禅寺大圣塔葬处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
“六如”，出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万事万物，于佛家看来，不过是空，以此眼光看世界，则一切忧惧，都是尘土。
苏轼的洒脱里，带着佛家的淡然和空灵，“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他从来就认为“万事从来风耳过，何用不著心里”，“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46]。
他认为，凡事只有“游于自然”“忘情物我”达到“无愁可解”的境界才是最上乘。
所以他虽被贬南荒儋州，却有“三适”——就物质生活讲，苏轼父子在儋州确实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就精神生活讲，苏轼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47]。
组诗《谪居三适》集中表现了他这
种“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一是《旦起理发》：“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
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
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
鞍响珂月，实与竏械同。
”年轻时候，睡眠很好而忙于朝谒，痒未搔足就要衣冠楚楚地朝谒上司，拜会同僚，如服辕之马，如竏械加身，很不自由。
现在好了，每天可以“安眠”到“日出”，才起来梳头，清爽极了：“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
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
”二是《午窗坐睡》，两脚盘在蒲团上，两肘靠着竹几，沉沉入睡，重游“无何有”之乡：“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
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
”三是《夜卧濯脚》：“长安大雪年，束薪抱衾。
云安市无井，斗水宽百忧”，长安柴贵，云安水贵，都不可能舒畅地濯足。
儋州虽然米贵，“得米如得珠”；但柴水不缺，可任情“濯足”：“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
”这里虽然缺药，但洗脚就可疗脚疾：“土无重讲(脚肿)药，独以薪水疗。
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谁还会再次把足裹起来，去做虚有仪表的猕猴呢?以上《三适》，都是在官场中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的人生之趣，所以他说：“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苏轼的这种忘情物我，无愁可解的达观性格是与佛家的“静而达”思想影响有关的。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人生是无常的，充满痛苦，只有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彻底摆脱苦恼，进去涅槃境界。
佛教的基本学说有“四谛”[48]、“八正道”[49]、“五蕴”[50]、“十二因缘”[51]、“三法印”[52]、“三学”[53]等。
而三学是佛教修行的根本之道。
三学即是戒定慧。
而苏轼忘情物我主要受戒定慧之一的“定”
的影响。
定是指精神的安定统一，但心静为方法有种种程度的不同，普通人日常心静的欲境界，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统一；真正的精神统一称为根本静。
修心禅定主要目的是使心统一，从而能以明镜止水般的心，观察诸法实相，获得正确的智慧；使心空明，从而能采取适切的判断，作出迅速确切的处置。
禅定的目的，即在依定得慧。
[54] 由此可见，苏轼之“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
钩帘出乳燕，穴纸出痴蝇。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55]已深悟佛家以慈悲为怀之思想。
他了悟人生实相，“万事从来风耳过，何用不著心里”、“寓身此世一尘沙”，只愿“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56]，只愿挂“累累一串珠”，“遗响下清虚”[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