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对苏轼性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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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2。
19.0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悶从《前赤壁赋》看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张永务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释道三种思想融合的宗教文化思想,对苏轼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 在他被贬黄州,人生转折时期,更是他精神的支柱,这种思想贯穿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从《前赤壁赋》可以看出 儒释道思想对苏轼人生的影响。
关键词:《前赤壁赋》儒释道苏轼《前赤壁赋》是苏轼辞赋的代表作,作为经典篇目人选高中语文教材。
《前赤壁赋》写于公元1082年,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经四年之久,这是作者人生经历中的转折点,打破了他曾经奉行的“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开始出现由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向佛道超然物外思想的转变。
这一真实的人生转变,体现在他在黄州时期所在的作品中。
这一期间创作的《前赤壁赋》,可以清晰地看出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体系,因为独特的文化影响,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而又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体系,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北宋之初是儒学、道学、佛学三家思想并存融合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
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的苏轼自然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其弟曾经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写过“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既而读《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
这里对苏轼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做了简要的概述,可以看出,释儒道三种思想一直贯穿于苏轼的一生中。
“乌台诗案”使苏轼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莫大的摧残,从差点被处死到遭贬黄州,因祸得福,过上了自由闲适的生活。
这个时候他开始思索起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早年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了佛家的思想,这从与他交往的一些关系密切的释家朋友可以看出,如佛印、大通禅师等。
但是苏轼对佛学的研究应该起于被贬黄州之后,初到黄州之后,就寓居在定惠禅院,生活在黄州的几个和尚自然地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
★文学艺术★儒学思想对苏轼的人生影响探析赵汗青吴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四川成都610000)【摘要】儒学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苏轼作为世界级的文化名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 是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践行者。
本文从苏轼的生活经历入手,探析儒学思想对他个人成长及社会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苏 轼为人为政处世中展现出的儒学思想,反映出他始终秉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道,是儒学精神的担当者,他的人格魅 力值得后世景仰,同时也印证了儒学思想在传统社会中难以撼动的地位。
【关键词】苏轼人生经历儒学【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784 (2019 )01-56-4苏轼的一生,以崇尚儒学、讲究实务为立身 之本,在北宋的政坛和文坛中沉浮多年,秉承儒 家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道。
他经历过年少得志名满 天下的春风得意,也经历过乌台诗案的精神身体 双重摧残,经历过牢狱之灾和死罪威胁,经历过 偏远之地凄风苦雨中的郁郁不得志。
在挫折失意 之际,老庄思想上升,以排解自己的困惑忧虑; 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寄情山水,表现出皈依佛教 的超然豁达。
因此,人们常常被他出世的一面所 吸引,赞美他的通达洒脱,却忽视了苏轼身上儒 家的精神和他作为传统儒学精神担当者的角色。
在传统的儒家社会,士大夫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儒 学。
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儒学也正是苏轼的社 会角色中最重要的面向。
他以超然的出世精神,做孤忠为民的入世事业,虽浸染佛道,却始终以 儒学体系作为人生根本的志向。
无论在何种境地 之下,苏轼从没有舍弃过儒学操守和精神理想。
世人往往从东坡的身上看到乐观、美食、山水、诗词、书画,却没有重视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儒 家的精神意涵。
苏轼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波澜起伏,从意气 风发崭露头角的少年青年时期,到中年时期乌台 诗案的精神炼狱与自我突围,最后晚年流离各地 造福百姓。
每个时期的生活经历都或多或少有着儒学的珞印,不同时期的经历对苏轼的思想也有 不同的影响。
苏轼:儒释道思想交融下的文化巨人摘要: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其一生坎坷,仕途起伏。
本文深入探讨苏轼思想中儒释道的融合,分析其在文学创作、人生态度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体现,揭示他如何在复杂的思想体系下成就非凡的文化贡献,为后世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
一、引言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苏轼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他生活在北宋时期,那个文化繁荣、思想多元碰撞的时代。
苏轼以其卓越的才华、豁达的性格和深邃的思想,在文学、艺术、哲学等诸多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一生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更是儒释道思想在个体身上交融共生的生动写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二、苏轼生平及思想背景(一)生平经历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门第。
自幼聪慧好学,展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
他早年踏上仕途,满怀报国之志。
然而,其仕途之路布满荆棘,多次被贬谪到偏远之地,如黄州、惠州、儋州等。
这些坎坷的经历成为他思想转变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使他在困境中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二)思想渊源苏轼自幼接受儒家经典的熏陶,儒家的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
在他早期的诗作和政治活动中,积极进取、关心民生疾苦的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北宋时期佛教盛行,苏轼与许多高僧交往密切,对佛教教义有深刻的领悟。
佛教的空观、慈悲为怀等思想逐渐融入他的思维方式。
此外,道家思想的自然、逍遥等观念也对他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他遭遇挫折后,道家思想为他提供了一种超脱尘世的精神慰藉。
三、儒释道思想在苏轼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一)儒家思想与文学创作1.积极入世的情怀2.苏轼在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百姓生活的同情。
如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抒发了他渴望驰骋疆场、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担当精神。
3.道德教化的功能4.他的文章常常蕴含着道德教诲,如《范增论》《留侯论》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阐述为人处世的道理,传播儒家的道德观念,希望能对社会风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儒释道对苏轼的影响苏轼啊,那可是中国历史上超有趣的一个大才子。
儒释道这三家思想呢,就像三个特别的朋友,在他的人生里搅和出了好多精彩的事儿。
咱先说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儒家讲究积极入世,苏轼那骨子里就有着儒家的这种精神。
他从小读书,满脑子想的就是能在朝堂上大展身手,为国家做点实事儿。
就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是意气风发啊,写的文章充满了对政治的抱负。
他觉得自己就像古代那些贤臣一样,能够辅佐君主,让国家变得繁荣昌盛。
你看他到地方做官的时候,又是修水利,又是为百姓着想,忙得不亦乐乎。
这就是儒家思想在他身体里起的作用,让他对社会有责任感,想要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再说说佛教。
苏轼的一生起起落落,有风光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
这佛教就像是他在困境中的心灵慰藉。
当他被贬到那些偏远的地方,日子过得苦哈哈的时候,佛教的思想就冒出来了。
佛教让他学会了看开,懂得了世间万物都是无常的。
他会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和和尚们聊天,在寺庙里静思。
就像他在黄州的时候,虽然生活条件差,但是他的心境却慢慢变得豁达。
他可能会想,哎呀,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佛教就像是一阵清风,吹散了他心头的那些烦恼的乌云。
道家思想呢,也在苏轼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道家追求自然,崇尚自由。
苏轼被贬之后,有了更多时间亲近大自然。
他写的那些诗词,好多都是关于山水美景的。
他在山水之间就像是一个洒脱的仙人。
他会去江上泛舟,感受那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惬意。
他也会登山望远,觉得自己和这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道家的思想让他在官场的压力之外,找到了另一个可以让自己灵魂栖息的地方。
他可以不拘泥于官场的那些规矩,在自然里放纵自己的情感,活得那叫一个潇洒。
这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轼的身上就这么融合着。
他没有完全偏向哪一家,而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境遇,让这三家思想在自己的灵魂里对话。
有时候是儒家的积极,有时候是佛教的超脱,有时候是道家的自在。
这才成就了我们看到的那个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苏轼。
从《前赤壁赋》看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赏析《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这时苏轼谪居黄州已近四年。
作者无辜遇害,长期被贬,郁愤之情,实在难免。
但他又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不被颓唐厌世的消沉情绪所压倒。
他在这篇赋中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便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心情。
赋主要抒写作者月夜泛舟赤壁的感受,从泛舟而游写到枕舟而卧,利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提出矛盾、解决矛盾,深微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隐忧,同时也表现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
文中“客人”之悲由三方面的感触产生:一是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二是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
三是要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
赋写“客人”的生悲之因,实为下写苏子的开导之词蓄势。
文中苏子的话针对“客人”的感触而发。
他从宇宙的变化说到人生的哲理。
认为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会不变,人生短暂,自然可悲;但从不变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都会无穷无尽。
况且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如此,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忧乐便不足为念了。
最后他为“客人”指出出路: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
显然,赋中客人和苏子的话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意识。
他所谈的人生哲理,有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佛老思想中随遇而安、惟与自然相适的消极因素。
因而“客人”的话却很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好友钦之时,特地写信叮嘱道:“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赋分三层意思展开,一写夜游之乐,二写乐极悲来,三写因悲生悟。
情感波折,层层深入。
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
景则水月流光,情则哀乐相生,理则物我相适,杂以呜呜箫音,悠悠古事。
体物写志,妙在不离眼前景,而议论、见识又不囿于眼前景。
情因景发,景以情显,两两相触,缥缈多姿,创造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
苏轼与古代⼠⼈儒道互补的⼈格精神(转)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的⽂化巨匠。
然⽽,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
终其⼀⽣,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派和守旧派,⼏次因诗⽂获罪,“乌台诗案”甚⾄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
苏轼在⼀⽣中所经历的⼤喜⼤悲,绝⾮⼀般⼠⼈所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常的苦乐⼈⽣⾯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
在其诗⽂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世哲学与佛⽼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
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世精神始终⼗分强劲。
苏轼在其中年政论⽂章中就曾⼀再阐发《易经》中“天⾏健,君⼦以⾃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变法的流弊⽽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顶撞,⼒⾔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世精神表露⽆遗。
1074年,⼊仕不久的苏轼在⾃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的宏⼤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陆初来俱少年。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舍其时,⾏藏在我,袖⼿何妨闲看!⾝长健,但优游卒岁,且⽃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马上寄⼦由》)词中抒发了⾃⼰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志,充满着对⾃⼰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信,并表达出⼀种对⾃主选择进退的⾃豪感。
⼀个才华横溢、英⽓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从儒家的⾼度责任感出发,对⼈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芒刺在肤肌。
平⽣五千卷,⼀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另⼀⽅⾯他⼜以古代豪杰⾃⽐,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odern chinese2009.02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大师,他一生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并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苏轼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把“佛家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融会贯通,在不同的阶段运用不同的“兵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而使得他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
即便在被贬生活中,他也过得很惬意。
苏轼一生毫无悲哀,是十足的乐天派。
苏轼的文化性格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本文试从苏轼的儒、道、佛交融等三方面来剖析苏轼的生存智慧。
一、儒家的积极用世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
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
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
由于苏轼跟王安石在变法的看法上有出入,无奈请外任到杭州,徐州,密州。
在地方从政的苏轼更加为老百姓着想,当新法触及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诗人总会用诗歌来抨击时政。
如《山村五绝》(其三):“七十老翁自腰镰,惭愧春山竹笋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1]诗中写一个古稀老农腰镰爬山寻笋充饥,已经几个月没尝过盐的味道。
难道他也像孔子那样,是听了《韶》乐后陶醉其中而忘了食盐的味道吗?在这里,诗人是用幽默的笔触,刻画出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的真实现○张承启摘 要: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全才,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苏轼在政治生涯中却扮演着失败的角色,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被迫外任,“乌台诗案”的发生,标识着苏轼政治仕途的重大挫折,但这却成全了苏轼在文学上的“功业”。
政治与文学的互动,使得诗人不仅收获了斐然的文学成绩,同时也在文学中释然自己苦闷的心情,从而为后人展现了面对不幸命运的生存智慧。
关键词:苏轼 儒道佛 生存智慧论“儒道佛”思想在苏轼人生中的作用生之平和淡雅。
苏轼的超然自适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一、超然自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会有以下表现:一、殉道。
即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罗江。
二、抱怨。
即在诗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气。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
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
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等。
但到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超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
苏轼从小就有“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济世的志向,即“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十六岁时,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宋史〃苏轼传》中有这样的记述:苏轼少时,母亲程氏教其汉书《范谤传》。
范谤是东汉党争时受迫害的一个忠臣,任命为清诏使的时候,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
后受迫害时,不苟且偷生,宁愿付出生命。
临别辞母时说:“为儿不孝,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范母说:“一个人既想成就名节,又想富贵寿考,岂能两全?母亲愿你去完成理想。
”读到这里时,小苏轼发誓长大了也要做范谤。
而当现实命运是“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的时候,他并不消沉悲观,其诗词显出了黑色幽默的味道,“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30],“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31],“生逢尧舜仁,得作岭海游”[32],他把贬谪岭海这样的不幸当成君恩,使他得以游山玩水,这样飘然旷达的胸襟何尝不是一种适世的智慧呢?二、超然自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苏轼少年时代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
他自幼喜欢《庄子》。
在其诗词中随处可见道家思想的影子。
“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33],“方士三山”,道家语也。
苏轼:儒道佛思想的融合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步入仕途之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然而在其政治受挫、遭遇“乌台诗案”后。
身心疲惫的苏轼又试图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宽慰。
心胸宽广、生性乐观的苏轼在与佛道的结合中自身的文人心态发生了积极转变,他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而是将佛道思想为我所用,进而转化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
儒释道的积极融合标志着苏轼人生哲学观的正式形成,而“超脱旷达、随遇而安”便成为他人生的真谛.一、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他在启蒙学习中受书本的影响:“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
”贾谊是汉文帝时“通诸家之书”的儒士,以儒治国。
陆贽是唐德宗时名臣,以儒学为宗。
苏轼以他们的学习榜样,建构自己的政治蓝图。
所以他曾对朋友这样说道:“我非因农家,安能事耜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
”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
苏轼这种早期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由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这三方面共同形成的。
苏轼从儒家那里吸取的是经世致用,维护君国民生的社会利益,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
他从道家那里吸取的是崇尚自然,在个人进退得失、利害荣辱上无欲无争、随遇而安的态度,追求精神自由解放、无往不乐的性格。
他从佛家那里吸取的是抛却名疆利锁的束缚,从内心感悟中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
同时,他又扬弃了儒家绝对忠君的缺陷,他忠君是为了国家人民;为了国家人民就要敢于死谏,不从昏君。
他也扬弃了道家反对一切人为努力的缺陷,他不主张完全顺水推舟地盲目跟随王安石和司马光,不主张在一切问题上绝对无为无欲。
他也扬弃了佛家抛弃尘世,沉醉于四大皆空的寂灭情绪,寄希望于幻想的来世和天堂的缺陷,他始终是积极乐观地拥抱现实,在现实中积极奋斗。
儒释道对苏轼的性格影响苏轼的性格很复杂,有儒家内核,又有道家精神,兼有佛家的境界。
因而在政治上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开放的一面。
表现在变法上的犹豫就可以看出。
2.1 苏轼的儒家内核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
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
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苏轼最早接触的更多的是儒家典籍,因此儒家思想在其人生中占据着深层次的地位。
正如他小的时候问母亲,如果自己是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一样。
还有他关心社会矛盾,体察百姓疾苦。
如“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坐;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岁晚三首•馈岁》)[7]还有在黄州之时,“救治时疫,养育孤女”[10]等等善举,无一不体现他的天下为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文情怀,也就是儒家的真正精髓。
他的政治生涯,本可以顺风顺水的,但是由于心中的执拗,却饱受排挤,处处受制,险些丧命,及时行将就木的人生最后几年,也是在酷热难耐的海南岛度过的,一生虽然总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虽说名满天下,粉丝无数,上至太皇太后,下至普通百姓。
无不吟唱着他的诗词。
可是政治生涯确实艰辛。
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
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
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
”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
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
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
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
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改革。
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
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
《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
”(《给友人陈慥》)。
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
如果说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爱民惠民则是苏轼坎坷一生的
终极目标。
无论是杭州任上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密州灭蝗除害、赈灾救荒,还是徐州任上抗洪抢险、保一方平安,他都能以国事百姓事为先,免除赋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饬军纪,甚至是在最荒远的儋州,也能为黎民传播先进文化,开凿井泉,介绍先进农耕方法,发展当地生产,甚至甘愿“化为黎母民”(《和陶拟古九首》)。
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他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文人士大夫的追随。
反过来,这种拥戴又给他精神的慰藉,使得他心胸开阔,更以天下为己任。
他到杭州的感觉也是“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到密州,“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超然台记》)到黄州,即喜“黄州山水清秀,土风厚善,”说自己“亦黄州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在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即使在海南,他也说“海南万里真吾乡”。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
处厄无怨,积极处世。
这是一种难得的儒家士君子风度。
“士以气为主”“士君子以道事君,以道义为支撑,必然培养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士存高气,则包含宏大,胸节迈伦,有独立不倚之人格。
”
2.2 苏轼的道家精神
庆历五年,八岁的苏轼进入眉州天庆观北极院,随道士张易简读书,直至庆历八年。
苏轼好读《庄子》,一次读后叹息曰:“昔日有见,口不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12]后来在《与刘宜翁书》中回忆道:“某龆龀好道”,倾心《庄子》。
随着苏轼眼界的扩大,阅历的加深,宦海浮沉的遭遇,人情冷暖的体察,他对学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元佑元年,四十九岁的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说:“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
[8]”即是这种心情的流露。
东坡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
但愈到晚年,老庄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由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最终发展到晚年的融合佛老,强调老庄与儒学的一致,力图把道学同儒学结合起来,认为道家的教义合于儒术。
在《上清储祥宫碑记》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仁者静寿之说。
”在《庄子祠堂记》一文中,他驳斥了“庄周诋訾孔子”的说法,提出了“阳挤而阴助”的新颖见解:“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方盖无几。
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
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
苏轼作为一个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对老庄思想有其独到见解,而苏轼本人对于道教神仙之流颇感兴趣,并且坚信自己是某个神仙转世,因而诗中往往带有一种仙缘。
而苏轼本身对养生执着,生活中,经常与道教响应和。
例如在水调歌头中写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有列御寇之遗风。
道家讲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不问世事。
而苏轼究其一生并没有做到归隐田园,始终都是在宦海沉浮,但是苏轼对归隐的向往却很强烈,而苏轼的归隐已经脱离了肉体上的归隐,而是一种心灵的归隐,他在诗词中表现的空灵寂寞之感,较之前人有长足的进步。
更强于田园归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对道家推崇备至,道家讲究的出世,是政治失意之人的一种精神寄托。
政治的残酷也的确需要道家的文化,作为安抚心灵的良药。
仕隐矛盾对于中国文人来说, 既是他们人生道路上常常面临的二难选择, 也是他们情动于衷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一大主题。